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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元月5日,湖北咸宁市咸安普通又不寻常的一天。两年前咸安区委选派外出打工的第一批干部期满,带着辛酸、自豪,带着思考陆续回到了家乡。而新一批干部与他们的前任一样,踏上外出打工看世界的征程。至此,共429名干部分3批在全国24个经济发达地区经历了和正在经历着被赶下海的生存考验。
打工就是要脱胎换骨
2001年初,咸安区委决定选派一批40岁以下、大专以上学历的优秀干部到沿海发达地区自谋职业,锻炼两年。在此期间,职位、组织关系不变,社会保险由所在单位交付,每月150元基本工资,在外的劳动报酬归个人。回来后区里对表现突出者委以重任。
决定一出台立即引起轰动。
“好生生的,又没犯错误,何必要干部受这份罪,”“锻炼途径多的是,哪个不比打工强,”面对众人的不理解,咸安区委书记宋亚平,这位曾在海南摸爬滚打的”打工书记”并非心血来潮,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宋亚平对脚下的这块土地太熟悉了,咸安具有区位优势和丰富的山水资源,但经济却一直上不去,财政长期捉襟见肘,寅吃卯粮,还有基金会等债务压头。但更可怕的还不是这些。
有一件事让宋亚平感触颇深 区里从广州招聘了一个建委主任,把咸安城建搞得有声有色,但仍有人说风凉话”咸安没人才了, ”喊了多少年走向市场、调整结构.不少干部的工作内容还只是催种催收,再加上自认是”老爷”的人不少,干群关系紧张。区里倒也花了不少心思,派干部去沿海地区挂职吧,人家把你当客待,吃得多、干得少,组织干部去外地考察吧,走马观花,浅尝辄止……没有刻骨铭心、脱胎换骨的改造,怎么才能真正转变观念呢?
于是,一次残酷的生存大考验计划酝酿出台了。被赶下”海”的”鱼”首先是年轻有为的干部。第一批187人,其中54人是副局级以上干部,其中区委书记、区长的秘书也被”赶”下了海。临行前,他们找书记要”救生圈” ”你是从海南回来的,给我们介绍好单位再去。”
”介绍工作等于害你们,还是自己去闯, ”这就是宋亚平的回答。
一座没有围墙的学校
第一批打工干部在这座不见围墙、没有桌椅的学校里,学到的东西让他们终生难忘,他们的老师是经济发达地区的每一个人。
在这场生存大考验中,大多数人担心四处碰壁。区委一班人告诉他们一个普通农民都能找到饭碗,你是干部,年富力强.如果找不到工作,说明你不如农民,不配当干部,万一找不到适合的工作,就做力气活,放下干部的架子和面子。
这些在家习惯了指挥别人的人,猛然把自己抛到繁华城市四处找工作,在深圳、广州的人才市场、劳务市场、职业介绍中心,面对一张张招聘广告,不知“路在何方”。
27岁的杨海军做梦都没想到自己会有这样的经历在繁华的深圳,仰着脑袋数着一根根电线杆寻觅街头广告,60元的中介费换来一次应试保安员的机会。可到了应试现场,因为不是退伍军人压根没戏。考官见他长得帅气,倒建议他做公关先生,他气得半天说不出话,要回材料,头也不回地”逃”走了。
出来前是麻塘乡宣传委员的他在求职材料上写着任过乡团委书记、办公室主任、乡办企业副总,还是区优秀青年干部。按他的想法,怎么也得当个管理者。在深圳人才市场的招聘栏前,他愣住了 会电脑,英语四级以上,本科以上学历,相关工作经验……
杨海军一把扔掉了写满自己辉煌历史的求职材料。因为求职的遭遇已让他明白过去做过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现在能干什么。
杨海军从深圳到广州,再回深圳,后到武汉,最后在武汉一家公司工程部副经理。他睡过10元通铺,过过一天吃两餐饭的日子,谈起两年的打工经历,他自豪地说 ”不经痛苦磨练不会有蜕变,收获无法估量,虽有所失.永不后悔。”
”在发达地区感受最大的就是干好干坏不一样。”原农机局干部方光常感触很深。他现就职于深圳一家五金公司,”公司制度很严,开始觉得有点不近情理,一件事没搞好就走人,错了没有第二次。当干部时,干好干坏一个样,干坏了最多挨领导一顿批评,仍然有班上,有工资拿。深圳的老板很现实,不养闲人,你干不好,人家就会抢你的饭碗。”
”跳槽”、”炒鱿鱼”,坐了多年办公室的干部们,原只是在报纸、电视上看到和听到这些字眼,轮到他们亲身体验时,都愣了,放飞回来以后
原古田乡乡长镇权在深圳找工作处处受阻,曾经感叹”三个文凭抵不上一个真本事“、“,干部‘两字好沉重”。此后,他几经“被老板炒”和“炒老板”,回乡之前已经成为网通深圳分公司的代理商。
去年年中回来后镇权首先做的一件事就是想到如何发挥全乡7000多名打工者的作用。他的经历告诉他,能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待下来就不简单,打工者中有人才,有资金,他们又了解市场,借村官换届时机,他极力动员、推荐打工者回乡竞选,领导大伙奔富路。
“过去在基层工作有心做事苦于无钱.眼睛只盯着上面拨款,有时上,政绩,工程还拉一堆债。打工把自己逼到了市场的第一线,学会了招商引资.理解了政府如何为企业服务。这不是口头说的,都是亲身经历和琢磨出来的。”
镇权回来后升任桂花镇党委书记,工作思路放开了。去年桂花镇共引资200万元,税收过百万元,从海南引来一公司,盘活了茶砖场,城镇建设引入市场机制.政府不仅没投一分钱,还赚了10多万元。这些都是过去想干而一直没法干成的事,如今成了。
伍朝红,也是在外出打工后经历了一次洗脑,现在是区农业局局长,他们组建农产品集约化加工集团,从日本引回资金,开发无公害的绿色食品,如今红红火火。他讲了一件事,引进日本专项资金后,有人建议乘此机会以建新产品实验室名义再扩大点规模盖办公楼,被他坚决抵制。他说 这就是观念和诚信问题,过去可能这么做,如今做事就是做事,不讲诚信一次,可能永远不再有人跟你合作,这也是我打工最大的收获。
咸安区委书记宋亚平说,他们还是他们,只是到发达地区体验了市场无情,体验了竞争的压力,体验了现代企业的选人用人之道,他们就变了,他们思路开阔了,视野宽广了,工作的招数也多了,而这些正是过去咸安所缺的。
放飞的干部回来了,他们中的不少人被区委委以重任,与此同时,记者元月7日在咸安区委组织部看到一份干部处理决定。原区农业局干部彭易佳、桂花镇干部唐海燕和区市政工程管理处干部周卫东,因选派后一直在家或到本市私人企业打工,受到”不享受选派干部待遇,两年内不安排工作,5年内不得提拔使用”的处理。此外还有s名干部以多种理由未到经济发达地区自谋职业,在家”蹬三轮”。”做小生意”,也不享受打工干部待遇。
干部外出打工,对在职干部也是一个强烈;中击。区委不断摇动”橄榄枝” ”两年后将从打工干部中选拔一批优秀者挑大粱。”这无疑给在职干部形成巨大压力 ”不好好干,当心别人抢你的位子”。留下,回去,是个问题
两年真快,一下子回乡,是去是留,打工干部不少人矛盾得很。
两年拼搏,他们在经济特区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也找回了自信,每月还能挣上比家乡高几倍的工资,其实不想走。但说起家乡建设,说起区委派他们出来的初衷,他们又都表示出把才智献给家乡的强烈愿望,他们是矛盾的。
张艳玲在深圳友邦胶袋印刷有限公司,两年内从统计文员到审计部主管,到总经理助理,用她的话说 ”所走的每一步,包含的是时间、执着、努力与认真。我在这里真正体会到了竞争的内涵,同样的岗位,付出的时间与努力不同,得到的也完全不一样,和咸安工作环境和机制截然不同。”她最大的愿望是回到家乡后把所学的管理理念发挥出来,报效父老乡亲。
郑祥盛没有张艳玲那么”专一”,先后在深圳多家单位、公司就职,”刚到特区,那怎么也听不懂的白话方言、那常常见到却从未摸过的电脑、那不成文的35岁以下的年龄规定,相互构置成一堵高高的围墙,把我无情地阻隔在一个个公司大门之外。是深圳将我人生价值又一次得到升华。”
张艳玲和郑盛祥,在咸安原单位都是小干部,小人物。他们怕回来后又再次回到过去的按步就班.再回到那干好干坏一个样,做多做少一个样的环境中。
咸安区委有关负责人说”也许咸安会因为这次尝试而失去一批人才。但我们想,1日7个人才,即使只有20个回来了,也是了不起的成就。而那另外留下的160个,也是我们招商引资的据点与窗口啊。至于还在咸安原地不动的干部们,这对他们也是一次灵魂深处的触动吧。 ”(责编/邹晓艳)
打工就是要脱胎换骨
2001年初,咸安区委决定选派一批40岁以下、大专以上学历的优秀干部到沿海发达地区自谋职业,锻炼两年。在此期间,职位、组织关系不变,社会保险由所在单位交付,每月150元基本工资,在外的劳动报酬归个人。回来后区里对表现突出者委以重任。
决定一出台立即引起轰动。
“好生生的,又没犯错误,何必要干部受这份罪,”“锻炼途径多的是,哪个不比打工强,”面对众人的不理解,咸安区委书记宋亚平,这位曾在海南摸爬滚打的”打工书记”并非心血来潮,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宋亚平对脚下的这块土地太熟悉了,咸安具有区位优势和丰富的山水资源,但经济却一直上不去,财政长期捉襟见肘,寅吃卯粮,还有基金会等债务压头。但更可怕的还不是这些。
有一件事让宋亚平感触颇深 区里从广州招聘了一个建委主任,把咸安城建搞得有声有色,但仍有人说风凉话”咸安没人才了, ”喊了多少年走向市场、调整结构.不少干部的工作内容还只是催种催收,再加上自认是”老爷”的人不少,干群关系紧张。区里倒也花了不少心思,派干部去沿海地区挂职吧,人家把你当客待,吃得多、干得少,组织干部去外地考察吧,走马观花,浅尝辄止……没有刻骨铭心、脱胎换骨的改造,怎么才能真正转变观念呢?
于是,一次残酷的生存大考验计划酝酿出台了。被赶下”海”的”鱼”首先是年轻有为的干部。第一批187人,其中54人是副局级以上干部,其中区委书记、区长的秘书也被”赶”下了海。临行前,他们找书记要”救生圈” ”你是从海南回来的,给我们介绍好单位再去。”
”介绍工作等于害你们,还是自己去闯, ”这就是宋亚平的回答。
一座没有围墙的学校
第一批打工干部在这座不见围墙、没有桌椅的学校里,学到的东西让他们终生难忘,他们的老师是经济发达地区的每一个人。
在这场生存大考验中,大多数人担心四处碰壁。区委一班人告诉他们一个普通农民都能找到饭碗,你是干部,年富力强.如果找不到工作,说明你不如农民,不配当干部,万一找不到适合的工作,就做力气活,放下干部的架子和面子。
这些在家习惯了指挥别人的人,猛然把自己抛到繁华城市四处找工作,在深圳、广州的人才市场、劳务市场、职业介绍中心,面对一张张招聘广告,不知“路在何方”。
27岁的杨海军做梦都没想到自己会有这样的经历在繁华的深圳,仰着脑袋数着一根根电线杆寻觅街头广告,60元的中介费换来一次应试保安员的机会。可到了应试现场,因为不是退伍军人压根没戏。考官见他长得帅气,倒建议他做公关先生,他气得半天说不出话,要回材料,头也不回地”逃”走了。
出来前是麻塘乡宣传委员的他在求职材料上写着任过乡团委书记、办公室主任、乡办企业副总,还是区优秀青年干部。按他的想法,怎么也得当个管理者。在深圳人才市场的招聘栏前,他愣住了 会电脑,英语四级以上,本科以上学历,相关工作经验……
杨海军一把扔掉了写满自己辉煌历史的求职材料。因为求职的遭遇已让他明白过去做过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现在能干什么。
杨海军从深圳到广州,再回深圳,后到武汉,最后在武汉一家公司工程部副经理。他睡过10元通铺,过过一天吃两餐饭的日子,谈起两年的打工经历,他自豪地说 ”不经痛苦磨练不会有蜕变,收获无法估量,虽有所失.永不后悔。”
”在发达地区感受最大的就是干好干坏不一样。”原农机局干部方光常感触很深。他现就职于深圳一家五金公司,”公司制度很严,开始觉得有点不近情理,一件事没搞好就走人,错了没有第二次。当干部时,干好干坏一个样,干坏了最多挨领导一顿批评,仍然有班上,有工资拿。深圳的老板很现实,不养闲人,你干不好,人家就会抢你的饭碗。”
”跳槽”、”炒鱿鱼”,坐了多年办公室的干部们,原只是在报纸、电视上看到和听到这些字眼,轮到他们亲身体验时,都愣了,放飞回来以后
原古田乡乡长镇权在深圳找工作处处受阻,曾经感叹”三个文凭抵不上一个真本事“、“,干部‘两字好沉重”。此后,他几经“被老板炒”和“炒老板”,回乡之前已经成为网通深圳分公司的代理商。
去年年中回来后镇权首先做的一件事就是想到如何发挥全乡7000多名打工者的作用。他的经历告诉他,能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待下来就不简单,打工者中有人才,有资金,他们又了解市场,借村官换届时机,他极力动员、推荐打工者回乡竞选,领导大伙奔富路。
“过去在基层工作有心做事苦于无钱.眼睛只盯着上面拨款,有时上,政绩,工程还拉一堆债。打工把自己逼到了市场的第一线,学会了招商引资.理解了政府如何为企业服务。这不是口头说的,都是亲身经历和琢磨出来的。”
镇权回来后升任桂花镇党委书记,工作思路放开了。去年桂花镇共引资200万元,税收过百万元,从海南引来一公司,盘活了茶砖场,城镇建设引入市场机制.政府不仅没投一分钱,还赚了10多万元。这些都是过去想干而一直没法干成的事,如今成了。
伍朝红,也是在外出打工后经历了一次洗脑,现在是区农业局局长,他们组建农产品集约化加工集团,从日本引回资金,开发无公害的绿色食品,如今红红火火。他讲了一件事,引进日本专项资金后,有人建议乘此机会以建新产品实验室名义再扩大点规模盖办公楼,被他坚决抵制。他说 这就是观念和诚信问题,过去可能这么做,如今做事就是做事,不讲诚信一次,可能永远不再有人跟你合作,这也是我打工最大的收获。
咸安区委书记宋亚平说,他们还是他们,只是到发达地区体验了市场无情,体验了竞争的压力,体验了现代企业的选人用人之道,他们就变了,他们思路开阔了,视野宽广了,工作的招数也多了,而这些正是过去咸安所缺的。
放飞的干部回来了,他们中的不少人被区委委以重任,与此同时,记者元月7日在咸安区委组织部看到一份干部处理决定。原区农业局干部彭易佳、桂花镇干部唐海燕和区市政工程管理处干部周卫东,因选派后一直在家或到本市私人企业打工,受到”不享受选派干部待遇,两年内不安排工作,5年内不得提拔使用”的处理。此外还有s名干部以多种理由未到经济发达地区自谋职业,在家”蹬三轮”。”做小生意”,也不享受打工干部待遇。
干部外出打工,对在职干部也是一个强烈;中击。区委不断摇动”橄榄枝” ”两年后将从打工干部中选拔一批优秀者挑大粱。”这无疑给在职干部形成巨大压力 ”不好好干,当心别人抢你的位子”。留下,回去,是个问题
两年真快,一下子回乡,是去是留,打工干部不少人矛盾得很。
两年拼搏,他们在经济特区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也找回了自信,每月还能挣上比家乡高几倍的工资,其实不想走。但说起家乡建设,说起区委派他们出来的初衷,他们又都表示出把才智献给家乡的强烈愿望,他们是矛盾的。
张艳玲在深圳友邦胶袋印刷有限公司,两年内从统计文员到审计部主管,到总经理助理,用她的话说 ”所走的每一步,包含的是时间、执着、努力与认真。我在这里真正体会到了竞争的内涵,同样的岗位,付出的时间与努力不同,得到的也完全不一样,和咸安工作环境和机制截然不同。”她最大的愿望是回到家乡后把所学的管理理念发挥出来,报效父老乡亲。
郑祥盛没有张艳玲那么”专一”,先后在深圳多家单位、公司就职,”刚到特区,那怎么也听不懂的白话方言、那常常见到却从未摸过的电脑、那不成文的35岁以下的年龄规定,相互构置成一堵高高的围墙,把我无情地阻隔在一个个公司大门之外。是深圳将我人生价值又一次得到升华。”
张艳玲和郑盛祥,在咸安原单位都是小干部,小人物。他们怕回来后又再次回到过去的按步就班.再回到那干好干坏一个样,做多做少一个样的环境中。
咸安区委有关负责人说”也许咸安会因为这次尝试而失去一批人才。但我们想,1日7个人才,即使只有20个回来了,也是了不起的成就。而那另外留下的160个,也是我们招商引资的据点与窗口啊。至于还在咸安原地不动的干部们,这对他们也是一次灵魂深处的触动吧。 ”(责编/邹晓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