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应中国社会科学院之邀，日本著名作家、199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先生将于9月8日至15日对我国进行友好访问。作为一位富于正义感和人道主义精神的作家，在半个多世纪的创作生涯中，大江先生一直呼吁日本国民不要忘记当年发动侵略战争给亚洲各国人民带来的痛苦，防止日本重蹈右翼国家主义的覆辙。与此同时，他对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化一直怀有深厚的情谊，对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尤其寄予厚望。在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即将访华之际，本刊特约请许金龙、陈众议、姜楠三位学者撰文，从不同角度展示大江先生精深华妙的文学世界。
　　大约七十年前，准确地说，是在1937年，“流亡的蝴蝶”弗拉季米尔·纳博科夫运用“无所束缚，无比灵活”的俄语，创作了他认为在自己的八部俄语小说中当属“最好的一部”的长篇小说《天赋》。在这部以回忆体叙事方式书写的小说结尾处，纳博科夫在主人公费奥多尔完成自己的作品后感叹地说出“别了，我的书!犹若必死之人的眼睛那样，/想象之眼迟早也必将闭合。／拒绝了爱恋的男人，会站起来吧。／‘可是，他的创造之手已经远去’”。在大江健三郎的解读中，这是因为“一旦笔下的人物得以存活，写出那本书的作者就必须离去……作者普希金被如此对比于其缔造出来的奥涅金”。这里之所以提到普希金，是因为普希金在其诗体长篇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中一再提及这个观点，而这个观点又被非常景仰普希金，为《叶甫盖尼·奥涅金》写下长度超出原文本两倍的《叶甫盖尼·奥涅金注解》的纳博科夫所引用，并将该观点表现在了《天赋》的结尾处。
　　不过，在《被偷换的孩子》《愁容童子》和《别了我的书！》(许金龙译，百花文艺出版社即将出版)这三部曲中，大江健三郎将其引用为第三部作品的书名时，显然赋予了“别了，我的书!”这句话以更为深刻的内涵。细心的读者应该发现，在《别了，我的书!》日文版封面红色腰带上，作家意味深长地用醒目白色大字为我们表明的主旨——始自于绝望的希望!这句话立刻就让我们联想到了鲁迅在八十多年前写下的“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等表述，这就出现了几个无法轻松略过的问题：作者想要与之告别的，仅仅是刚完成的这部小说以及小说中的主人公吗?身处绝望状态中的作家打算如何寻找希望?促使其做出如此痛苦决定的原因又是什么?
　　在进入《别了，我的书!》这个照例难以解读的文本之前，我们有必要先行了解作品中几个主要人物的大致背景。
　　毫无疑问，主角长江古义人只能是作者大江健三郎本人在文本内的分身，这个分身将有助于我们借以了解主人公(你当然可以由此联想到文本外的作者本人)在当下所深切感受到的孤独和绝望，以及在这种孤独和绝望中所面临的两难选择——或坚守自己的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理想，坚持与恩师六隅以及少年时代以来的好友、后成为电影导演的吾良等亲友的灵魂进行对话，并在这一过程中尝试修复“破碎的世界”和“历史的废墟”；或听凭体内那个“有着怪异之处的年轻家伙”鼓动自己参与椿繁的“大决战”计划，借助“以个人为单位的暴力装置”来对抗“国家级别的巨大暴力”，当然，参与的前提是不造成任何人员伤亡。
　　战争期间出生在上海的椿繁应该是作者在文本内的另一个分身，这个身份可以方便地表现出古义人的一个不同侧面——当日本保守势力复活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达到临界点时，这位建筑专家将进行“Unbuil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