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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精准扶贫工作的逐步推进,脱贫攻坚已经到了“啃硬骨头”、攻城拔寨的冲刺期。绝对贫困人口已经逐渐减少,扶贫工作也在不断细化,对于贫困人口识别的瞄准度要求也在逐渐提高。
精准扶贫,重在“精准”。但在实际操作中,基层干部常常会面临一个难题:如果严格执行国定贫困线标准,就需要测算农户家庭人均纯收入。但农民生产经营活动复杂,收入来源多样,具体收支很难准确计算。
而且很多基层干部发现,有时准确计算农户收入的意义并不大,因为村庄真正低于贫困线的农户只占极小比例。这种绝对贫困户易于识别,村民对此的争议也比较小。真正难于识别的是相对贫困户,也被称为“临界户”。这些农户收入已经超过贫困线,只是在住房、医疗或教育方面还有一些困难。
此时,如何精准识别帮扶对象就成为对基层干部的考验。一位有经验的扶贫干部表示:“农村每家每户情况都不一样,精准识别没有简单方案,很多时候要多方面地参照,让‘简单问题复杂化’。”
正如很多基层干部所说,农村扶贫工作中的精准识别难题,最主要的还不是程序与态度问题,而是识别精准要求与乡土社会的复杂性之间的矛盾。有基层干部反映,有的贫困户是因为懒惰、不思进取而致贫,为求“全面脱贫”,政府只能选择硬着头皮为这些贫困户“兜底”,对不能享受扶贫政策的其他村民来说,又常常有一种“懒人偏有懒福,勤人累断肋骨”的不甘。村民之间产生“争当贫困户”的歪风,勤劳致富这一正确价值观反而被漠视。
不少干部认为,部分地区扶贫政策仍存在“吊高胃口”的情况,因“福利陷阱”激化的贫困户—非贫困户—干部之间的“三角矛盾”,值得重视。
贫困户的精准识别,被认为是脱贫攻坚工作的“第一粒纽扣”,扣好这枚扣子至关重要。如果将扶贫“泛福利化”,那么越是扶贫,就越是会出现反效果,贫困户越会滋生“懒汉”心态。
因此,精准识别固然要按政策办事,还应加强村民评议、政策公开,并引入多元识别参考机制,综合多项指标予以判断。比如采取排除法,如陕西省的“九条红线”、云南省的“四有标准”,目标都是将那些购买了商品房、家中有财政供养人员、有实体经济的农户排除在外。还有投票法,让村民小组内部开会投票,票高者当选。有基层干部表示,一旦采取选举办法,家族、人情等社会性因素就会起作用。有的农户生活困难,村民卻认为他四体不勤或不会做人,就是不选他。评比结果为大多数村民接受,一定程度上表达了村民共识,而后针对个别贫困户落选的问题,干部再去做工作。这样因地因人施策、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精准扶贫才能实现真正脱贫。
精准扶贫,重在“精准”。但在实际操作中,基层干部常常会面临一个难题:如果严格执行国定贫困线标准,就需要测算农户家庭人均纯收入。但农民生产经营活动复杂,收入来源多样,具体收支很难准确计算。
而且很多基层干部发现,有时准确计算农户收入的意义并不大,因为村庄真正低于贫困线的农户只占极小比例。这种绝对贫困户易于识别,村民对此的争议也比较小。真正难于识别的是相对贫困户,也被称为“临界户”。这些农户收入已经超过贫困线,只是在住房、医疗或教育方面还有一些困难。
此时,如何精准识别帮扶对象就成为对基层干部的考验。一位有经验的扶贫干部表示:“农村每家每户情况都不一样,精准识别没有简单方案,很多时候要多方面地参照,让‘简单问题复杂化’。”
正如很多基层干部所说,农村扶贫工作中的精准识别难题,最主要的还不是程序与态度问题,而是识别精准要求与乡土社会的复杂性之间的矛盾。有基层干部反映,有的贫困户是因为懒惰、不思进取而致贫,为求“全面脱贫”,政府只能选择硬着头皮为这些贫困户“兜底”,对不能享受扶贫政策的其他村民来说,又常常有一种“懒人偏有懒福,勤人累断肋骨”的不甘。村民之间产生“争当贫困户”的歪风,勤劳致富这一正确价值观反而被漠视。
不少干部认为,部分地区扶贫政策仍存在“吊高胃口”的情况,因“福利陷阱”激化的贫困户—非贫困户—干部之间的“三角矛盾”,值得重视。
贫困户的精准识别,被认为是脱贫攻坚工作的“第一粒纽扣”,扣好这枚扣子至关重要。如果将扶贫“泛福利化”,那么越是扶贫,就越是会出现反效果,贫困户越会滋生“懒汉”心态。
因此,精准识别固然要按政策办事,还应加强村民评议、政策公开,并引入多元识别参考机制,综合多项指标予以判断。比如采取排除法,如陕西省的“九条红线”、云南省的“四有标准”,目标都是将那些购买了商品房、家中有财政供养人员、有实体经济的农户排除在外。还有投票法,让村民小组内部开会投票,票高者当选。有基层干部表示,一旦采取选举办法,家族、人情等社会性因素就会起作用。有的农户生活困难,村民卻认为他四体不勤或不会做人,就是不选他。评比结果为大多数村民接受,一定程度上表达了村民共识,而后针对个别贫困户落选的问题,干部再去做工作。这样因地因人施策、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精准扶贫才能实现真正脱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