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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西美尔的“大都会与现代精神”思想为参照系,进行美学意义上的“大都会”文化研究。大都会的精神气质源于“货币经济”,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喧哗、繁闹、碎片、瞬息万变的现代都市生活片段。由此,大都会更类似于一个巨大的“迷宫”。但“迷宫”之“网”,在实际意义上是美学的而非政治的。作为现代生存和体验空间的大都会,其间应运而生的是都市人的两种极端的精神状态:理性至上和自我隐退。
关键词:审美现代性 大都会 精神生活 西美尔
中图分类号:B83-05 文献标识码:A
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美学家格奥尔格·西美尔,作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理论的三大经典思想家之一,被誉为“第一位审美现代性思想家”。他通过对现代日常生活片段的独到解剖和透视,赢得了西方学术界的首肯,也使人们对现代性理论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从而形成他别具特色的“现代性诊断”。
饶有意味的是,西美尔被公认为“城市型智慧的代表”。受到个人生活经历和境遇的影响,西美尔对现代性的研究,始终弥漫着一种挥之不去的“大都会气息”。在滕尼斯看来,柏林这座现代大都会的生活体验,为西美尔所有的作品都注入了“大都会的气息”,那是一种有别于田园风格的“暧昧”气质。因此,西美尔的作品“与柏林完全联系在一起,虽然是在其内部一个非常世界主义的圈子中。”如果说波德莱尔是吟咏都市的第一位现代诗人,西美尔则是研究都市精神的第一位现代学者。
都市作为一个相对于乡村的理论话语空间,随着现代城市的发展而膨胀,而大都会的成熟,往往是文明发展史上明确的现代时期开始的标志。毕竟,“城市的发展和世界的城市化是现代时期最令人难忘的事实之一。”
正如波德莱尔所言,“每个时代都有它的仪态、目光和举止。”现代的仪态、目光、举止和全部韵致,都在“大都会”这个舞台上集中上演。波德莱尔的审美现代性是在19世纪的巴黎寻找到的,西美尔的审美现代性,则显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同样繁华喧闹并斑驳陆离的柏林。柏林之于西美尔,绝不亚于巴黎之于波德莱尔的意义。
严格来讲,对于西美尔,“大都市”,不是一个有关疆域的概念,也不仅仅是一个社会空间的问题,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城市还提供了展示这些彼此之间有着紧密交往,却冷漠异常的都市人生存现状的社会空间。
一 大都会中的货币经济与货币经济下的大都会
西美尔认为大都会的形成、发展以及精神生活的深层根源,都可以发掘到货币经济。在西美尔看来,“现代性史前史存在于货币经济的发展之中。他认为是货币经济,而不是资本主义引起了社会关系的转化,并造就了都市生活主要特征的根源。”都市往往是金融的中心,是货币经济开展的主要场所。大都会经济交易的多样性、集中性和复杂性,赋予了货币这一交换媒介在乡村贸易中所不可能有的重要性。西美尔明确地指出,货币经济确实主宰着大都会。“在奔流不息的金钱溪流中,所有事物都以相等的重力漂荡。”都市人从未表现出如此的务实。而这种务实的态度,将交换形式上的平等与实际上的冷酷无情结合起来。
具体而言,货币夷平了事物的独特性,不同的事物在货币面前整齐划一。“务实态度与货币经济的关系如此密切,以至于无人能够说清楚是理性的心理状态促进了货币经济还是后者决定着前者。大都会的生活方式无疑是这种相互作用的沃土。”
对于货币这一手段的盲目追求,使现代人产生了空虚和无聊的感觉。现代人为了无限制地追求快乐,其神经长时间地处于最强烈的反应之中,再也感觉不到对象的意义和价值的差别。个体在现代都市中的生存,成为一种毫无激情可言的自动化体验和反应,一切变得陈旧、平庸、千篇一律和没有新鲜感。因此,货币也在结构着都市人的情绪:“货币对主体的人激起了两种相反的情绪:最深的悲哀和最大的幸福。”
二 “都市美学”与现代性
英国已故著名马克思主义批判家雷蒙德·威廉斯在《大都市概念与现代主义的出现》一文中,提出了一个影响广泛的观点:
“由于许多社会和历史的原因,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上半叶的大都市变成了一个个全新的文化维度。它现在远远超过了非常巨大的城市,甚至超过了一个重要国家的首都城市。它是新的社会关系、经济关系和文化关系开始形成的场所,超出了城市国家较老的意义。一个事实上要在20世纪下半叶得到扩展的独特历史阶段,至少有可能扩展到全世界。”
威廉斯将大都市的出现和扩展与现代性紧密联系起来。换言之,现代主义转移的关键文化因素,呈现为现代都市的特性。19世纪活力充沛的大都会,生动地展现了其现代性的面貌:纷繁复杂的商品、纵横交错的街道、摩天大楼、随时擦肩而过的陌生人群,大都会可以看作现代性这一范畴在哲学意义上的生活空间。
然而,西美尔与前两者都不同,他所理解的大都会生活是现代生活的重要表征,或言西美尔将都市生活作为一个重要的“干预楔子”嵌入世界精神历史之中。如鲍曼所说:“不是所有的城市生活都是现代生活,但是所有的现代生活都是城市生活。就生活而言,成为现代的就意味着变得更像城市里的生活。”现代性与根植于乡村生活和宗教生活的前现代性相比,“将其全部的实践力量,部署在世俗化的都市中——现代生活,既是世俗化的,也是都市化的。”现代生活被瞬间性和易逝性所主宰,分裂成偶然的碎片,构成一个缤纷的永不枯竭的“印象之流”,“从一个地区到另一个地区,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城市恰似一幅浮华世态的镶嵌画。”现代都市生活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变动不居的断裂性。这印证了伯曼的看法,现代生活是一个“不断崩溃与更新、斗争与冲突、模棱两可与痛苦的大漩涡。”现代性的碎片散落在现代都市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西美尔曾将大都会类比成一个巨大的“迷宫”。但“迷宫”之“网”在西美尔看来,是美学的,而非政治的。
由此,我们认为,西美尔与波德莱尔所见的现代都市生活,都呈现出类似的品质:碎片化、感官刺激、丰富多彩、机械化、瞬间性和易逝性,但两者的区别也是显著的。波德莱尔在现代生活和现代性中发现艺术之美,从中获取巨大的激情和乐趣,他是一个现代都市的观看者和赞美者,热情洋溢地迎接属于现代的一切。因此,现代生活在不同的观看者眼中的景象是不同的,在波德莱尔那里,现代生活的两面是永恒的和瞬间的、是幸福的和凄惨的、是富有的和贫穷的;在西美尔那里,现代生活的两面是兴奋过度的和麻木不仁的、理性至上的和隐退自保的、创造个性和消灭个性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西美尔更客观、更深层地接近现代性的危机所在。
三 现代精神生活
作为现代生存和体验空间的大都会,其间应运而生的是都市人的两种极端的精神状态:理性至上(精于算计)和消极避世(自我隐退)。
1 理性至上与世故麻木
西美尔、波德莱尔和本雅明,都不约而同地将“碎片化”与“瞬间性”作为现代大都会生活的重要特征。波德莱尔在现代生活中捡拾到令人充满激情的“碎片”,而西美尔却在其中发现了令人乏味的、反激情的算计心理和理性至上。
现代人们用以对付世界,用以调整其内在的——个人的和社会的关系的精神功能,大部分可称作为算计(rechnende/calculative)功能。并非只有物质世界才必须由计量和盘算的思想方式来把握,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一样希望用乐与悲相互抵消来确立生活价值,其理想就是计算欢乐与痛苦的数量。
理智至上使得都市人用脑、而不是用心来思维,更不是用情感对外部世界作出反应,理智成为都市人心灵的主宰。情感被处于都市智慧主导地位的理智挤压到心灵的最深处。“可以说,现代人以理智的精神强权对心理体验进行调整,现代生活的感官刺激就较少对人的心灵产生什么作用了。”
同时,都市群体规模的变化,也直接影响了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城市人之间的接触可能是实际的面对面的接触,但是归根到底这些接触是非个人的、表现的、短暂的,因此也是部分的。因此,可将都市人在交往中表现出的不坦诚、冷漠和腻烦,理解为提高抵制他人的要求和期待这种能力的手段。”都市规模的增长,在实际意义上,扩大了都市人的精神距离。在密密麻麻的人群中,单子化的个体找不到“回家”的方向,被遗弃在了“归家”的路上。
心理和情绪的孤寂与紧张,并非现代生活独属的生命体验,但现代都市体验特别之处在于,心理和情绪紧张的程度与波及范围,都到达了一定的高峰。“换句话说,紧张已经成为现代人心理感受和精神体验的底色。”厌世者在大都会到处游荡却对任何事情都提不起兴趣,他们索然无趣、无动于衷,无意进入世界,也无意改变世界,冷眼人间,事物、价值、情绪和意义皆以同等的重力或毫无重力地随意飘荡。乐极生厌的心理品格,呈现出都市人由紧张、刺激到麻木冷漠的心理结构变化。
2 自我隐退与现代“畏触症”
与“理性至上”相对应的都市人的另外一种极端的精神体验,则表现为“自我隐退”(reserve)和“畏触症”。
如果说“世故麻木”是都市人对外部世界的整体看法,那么,所谓“自我隐退”、“矜持保守”则显示了现代都市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生活于现代都市中,人们为了保留最后的个体性和自由,往往采取“自我隐退”的保护机制。动荡不安的都市与安适恬静的乡村,在精神生活方面形成鲜明的对比。随着经济货币化进程的加剧,大都会的生活状态发生了根本性的改观。都市人却越发感觉孤独地生活在大都会这个巨大的现代化机器当中,形单影只,宁愿“退回到自己的壳”。这种避免与他人接触,谨慎交往,最终产生一种现代感觉特征,在病理学上被称为“畏触症”(agoraphobia)的行为表现,也就是怕极了接触物体,它是触觉过敏(hyperasthesie)的症状,每一次不经意地直接接触,都会感到疼痛不已。
“畏触症”,不仅表现为对物的畏触,也表现为对人的畏触。大都会的精神生活异常丰富,而个人只是“孤独地走在人群中”(路易·沃思语)。
都市文化,对个体自由的需求,导致个体最终选择“向内转”,即所谓的“审美隐退主义”,退回到内心深处,保护个体不受外界纷扰的影响。但这种自由和个性的保存在西美尔看来,也是“消极意义”层面上的,对主观文化的发展并无多大益处,因此现代社会注定“难以是一个英雄或精英的时代,只有外在气质和精神面相都恍惚相似的大众人群充斥其间。”
参考文献:
[1] [日]北川东子,赵玉婷译:《齐美尔——生存形式》,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2] [美]路易·沃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都市主义》,汪民安、陈永国、张云鹏:《现代性基本读本》,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3] [法]波德莱尔,郭宏安译:《现代生活的画家》,《1846年的沙龙: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4] David Frisby,Fragments of Modernity.Ibid.p.87.
[5] Georg Simmel,The Philosophy of Money.trans.by Tom Bottomore & David Frisby. London:Routledge & Kagan Paul,1978.p.279.
[6] [英]雷蒙德·威廉斯,阎嘉译:《现代主义的政治》,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7] [英]齐格蒙·鲍曼,郁建兴等译:《生活在碎片之中
——论后现代道德》,学林出版社,2002年版。
[8] 汪民安:《大都市与现代生活》,《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
[9] [美]马歇尔·伯曼,徐大建、张辑译:《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性体验》,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10]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版。
[11] Georg Simmel,The Philosophy of Money.Ibid.p.444.
[12] 陈戎女:《西美尔与现代性》,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
作者简介:赵岚,女,1977—,江苏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文艺、美学、电影美学,工作单位:成都理工大学传播科学与艺术学院。
关键词:审美现代性 大都会 精神生活 西美尔
中图分类号:B83-05 文献标识码:A
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美学家格奥尔格·西美尔,作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理论的三大经典思想家之一,被誉为“第一位审美现代性思想家”。他通过对现代日常生活片段的独到解剖和透视,赢得了西方学术界的首肯,也使人们对现代性理论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从而形成他别具特色的“现代性诊断”。
饶有意味的是,西美尔被公认为“城市型智慧的代表”。受到个人生活经历和境遇的影响,西美尔对现代性的研究,始终弥漫着一种挥之不去的“大都会气息”。在滕尼斯看来,柏林这座现代大都会的生活体验,为西美尔所有的作品都注入了“大都会的气息”,那是一种有别于田园风格的“暧昧”气质。因此,西美尔的作品“与柏林完全联系在一起,虽然是在其内部一个非常世界主义的圈子中。”如果说波德莱尔是吟咏都市的第一位现代诗人,西美尔则是研究都市精神的第一位现代学者。
都市作为一个相对于乡村的理论话语空间,随着现代城市的发展而膨胀,而大都会的成熟,往往是文明发展史上明确的现代时期开始的标志。毕竟,“城市的发展和世界的城市化是现代时期最令人难忘的事实之一。”
正如波德莱尔所言,“每个时代都有它的仪态、目光和举止。”现代的仪态、目光、举止和全部韵致,都在“大都会”这个舞台上集中上演。波德莱尔的审美现代性是在19世纪的巴黎寻找到的,西美尔的审美现代性,则显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同样繁华喧闹并斑驳陆离的柏林。柏林之于西美尔,绝不亚于巴黎之于波德莱尔的意义。
严格来讲,对于西美尔,“大都市”,不是一个有关疆域的概念,也不仅仅是一个社会空间的问题,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城市还提供了展示这些彼此之间有着紧密交往,却冷漠异常的都市人生存现状的社会空间。
一 大都会中的货币经济与货币经济下的大都会
西美尔认为大都会的形成、发展以及精神生活的深层根源,都可以发掘到货币经济。在西美尔看来,“现代性史前史存在于货币经济的发展之中。他认为是货币经济,而不是资本主义引起了社会关系的转化,并造就了都市生活主要特征的根源。”都市往往是金融的中心,是货币经济开展的主要场所。大都会经济交易的多样性、集中性和复杂性,赋予了货币这一交换媒介在乡村贸易中所不可能有的重要性。西美尔明确地指出,货币经济确实主宰着大都会。“在奔流不息的金钱溪流中,所有事物都以相等的重力漂荡。”都市人从未表现出如此的务实。而这种务实的态度,将交换形式上的平等与实际上的冷酷无情结合起来。
具体而言,货币夷平了事物的独特性,不同的事物在货币面前整齐划一。“务实态度与货币经济的关系如此密切,以至于无人能够说清楚是理性的心理状态促进了货币经济还是后者决定着前者。大都会的生活方式无疑是这种相互作用的沃土。”
对于货币这一手段的盲目追求,使现代人产生了空虚和无聊的感觉。现代人为了无限制地追求快乐,其神经长时间地处于最强烈的反应之中,再也感觉不到对象的意义和价值的差别。个体在现代都市中的生存,成为一种毫无激情可言的自动化体验和反应,一切变得陈旧、平庸、千篇一律和没有新鲜感。因此,货币也在结构着都市人的情绪:“货币对主体的人激起了两种相反的情绪:最深的悲哀和最大的幸福。”
二 “都市美学”与现代性
英国已故著名马克思主义批判家雷蒙德·威廉斯在《大都市概念与现代主义的出现》一文中,提出了一个影响广泛的观点:
“由于许多社会和历史的原因,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上半叶的大都市变成了一个个全新的文化维度。它现在远远超过了非常巨大的城市,甚至超过了一个重要国家的首都城市。它是新的社会关系、经济关系和文化关系开始形成的场所,超出了城市国家较老的意义。一个事实上要在20世纪下半叶得到扩展的独特历史阶段,至少有可能扩展到全世界。”
威廉斯将大都市的出现和扩展与现代性紧密联系起来。换言之,现代主义转移的关键文化因素,呈现为现代都市的特性。19世纪活力充沛的大都会,生动地展现了其现代性的面貌:纷繁复杂的商品、纵横交错的街道、摩天大楼、随时擦肩而过的陌生人群,大都会可以看作现代性这一范畴在哲学意义上的生活空间。
然而,西美尔与前两者都不同,他所理解的大都会生活是现代生活的重要表征,或言西美尔将都市生活作为一个重要的“干预楔子”嵌入世界精神历史之中。如鲍曼所说:“不是所有的城市生活都是现代生活,但是所有的现代生活都是城市生活。就生活而言,成为现代的就意味着变得更像城市里的生活。”现代性与根植于乡村生活和宗教生活的前现代性相比,“将其全部的实践力量,部署在世俗化的都市中——现代生活,既是世俗化的,也是都市化的。”现代生活被瞬间性和易逝性所主宰,分裂成偶然的碎片,构成一个缤纷的永不枯竭的“印象之流”,“从一个地区到另一个地区,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城市恰似一幅浮华世态的镶嵌画。”现代都市生活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变动不居的断裂性。这印证了伯曼的看法,现代生活是一个“不断崩溃与更新、斗争与冲突、模棱两可与痛苦的大漩涡。”现代性的碎片散落在现代都市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西美尔曾将大都会类比成一个巨大的“迷宫”。但“迷宫”之“网”在西美尔看来,是美学的,而非政治的。
由此,我们认为,西美尔与波德莱尔所见的现代都市生活,都呈现出类似的品质:碎片化、感官刺激、丰富多彩、机械化、瞬间性和易逝性,但两者的区别也是显著的。波德莱尔在现代生活和现代性中发现艺术之美,从中获取巨大的激情和乐趣,他是一个现代都市的观看者和赞美者,热情洋溢地迎接属于现代的一切。因此,现代生活在不同的观看者眼中的景象是不同的,在波德莱尔那里,现代生活的两面是永恒的和瞬间的、是幸福的和凄惨的、是富有的和贫穷的;在西美尔那里,现代生活的两面是兴奋过度的和麻木不仁的、理性至上的和隐退自保的、创造个性和消灭个性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西美尔更客观、更深层地接近现代性的危机所在。
三 现代精神生活
作为现代生存和体验空间的大都会,其间应运而生的是都市人的两种极端的精神状态:理性至上(精于算计)和消极避世(自我隐退)。
1 理性至上与世故麻木
西美尔、波德莱尔和本雅明,都不约而同地将“碎片化”与“瞬间性”作为现代大都会生活的重要特征。波德莱尔在现代生活中捡拾到令人充满激情的“碎片”,而西美尔却在其中发现了令人乏味的、反激情的算计心理和理性至上。
现代人们用以对付世界,用以调整其内在的——个人的和社会的关系的精神功能,大部分可称作为算计(rechnende/calculative)功能。并非只有物质世界才必须由计量和盘算的思想方式来把握,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一样希望用乐与悲相互抵消来确立生活价值,其理想就是计算欢乐与痛苦的数量。
理智至上使得都市人用脑、而不是用心来思维,更不是用情感对外部世界作出反应,理智成为都市人心灵的主宰。情感被处于都市智慧主导地位的理智挤压到心灵的最深处。“可以说,现代人以理智的精神强权对心理体验进行调整,现代生活的感官刺激就较少对人的心灵产生什么作用了。”
同时,都市群体规模的变化,也直接影响了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城市人之间的接触可能是实际的面对面的接触,但是归根到底这些接触是非个人的、表现的、短暂的,因此也是部分的。因此,可将都市人在交往中表现出的不坦诚、冷漠和腻烦,理解为提高抵制他人的要求和期待这种能力的手段。”都市规模的增长,在实际意义上,扩大了都市人的精神距离。在密密麻麻的人群中,单子化的个体找不到“回家”的方向,被遗弃在了“归家”的路上。
心理和情绪的孤寂与紧张,并非现代生活独属的生命体验,但现代都市体验特别之处在于,心理和情绪紧张的程度与波及范围,都到达了一定的高峰。“换句话说,紧张已经成为现代人心理感受和精神体验的底色。”厌世者在大都会到处游荡却对任何事情都提不起兴趣,他们索然无趣、无动于衷,无意进入世界,也无意改变世界,冷眼人间,事物、价值、情绪和意义皆以同等的重力或毫无重力地随意飘荡。乐极生厌的心理品格,呈现出都市人由紧张、刺激到麻木冷漠的心理结构变化。
2 自我隐退与现代“畏触症”
与“理性至上”相对应的都市人的另外一种极端的精神体验,则表现为“自我隐退”(reserve)和“畏触症”。
如果说“世故麻木”是都市人对外部世界的整体看法,那么,所谓“自我隐退”、“矜持保守”则显示了现代都市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生活于现代都市中,人们为了保留最后的个体性和自由,往往采取“自我隐退”的保护机制。动荡不安的都市与安适恬静的乡村,在精神生活方面形成鲜明的对比。随着经济货币化进程的加剧,大都会的生活状态发生了根本性的改观。都市人却越发感觉孤独地生活在大都会这个巨大的现代化机器当中,形单影只,宁愿“退回到自己的壳”。这种避免与他人接触,谨慎交往,最终产生一种现代感觉特征,在病理学上被称为“畏触症”(agoraphobia)的行为表现,也就是怕极了接触物体,它是触觉过敏(hyperasthesie)的症状,每一次不经意地直接接触,都会感到疼痛不已。
“畏触症”,不仅表现为对物的畏触,也表现为对人的畏触。大都会的精神生活异常丰富,而个人只是“孤独地走在人群中”(路易·沃思语)。
都市文化,对个体自由的需求,导致个体最终选择“向内转”,即所谓的“审美隐退主义”,退回到内心深处,保护个体不受外界纷扰的影响。但这种自由和个性的保存在西美尔看来,也是“消极意义”层面上的,对主观文化的发展并无多大益处,因此现代社会注定“难以是一个英雄或精英的时代,只有外在气质和精神面相都恍惚相似的大众人群充斥其间。”
参考文献:
[1] [日]北川东子,赵玉婷译:《齐美尔——生存形式》,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2] [美]路易·沃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都市主义》,汪民安、陈永国、张云鹏:《现代性基本读本》,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3] [法]波德莱尔,郭宏安译:《现代生活的画家》,《1846年的沙龙: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4] David Frisby,Fragments of Modernity.Ibid.p.87.
[5] Georg Simmel,The Philosophy of Money.trans.by Tom Bottomore & David Frisby. London:Routledge & Kagan Paul,1978.p.279.
[6] [英]雷蒙德·威廉斯,阎嘉译:《现代主义的政治》,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7] [英]齐格蒙·鲍曼,郁建兴等译:《生活在碎片之中
——论后现代道德》,学林出版社,2002年版。
[8] 汪民安:《大都市与现代生活》,《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
[9] [美]马歇尔·伯曼,徐大建、张辑译:《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性体验》,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10]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版。
[11] Georg Simmel,The Philosophy of Money.Ibid.p.444.
[12] 陈戎女:《西美尔与现代性》,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
作者简介:赵岚,女,1977—,江苏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文艺、美学、电影美学,工作单位:成都理工大学传播科学与艺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