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打酱油曾是我们的常规工作。
　　八十年代的每个孩子都干过。家里做菜要用到酱油，下面条要用到芝麻酱，早餐要用到下粥菜——都要派遣孩子到杂咸铺走一趟。
　　打酱油有两种规格。一是用瓶，一是用碟。用碟的，几分钱就够了。用瓶的可能要两毛钱。两毛钱里，一毛八分钱用于打酱油，剩下两分钱买颗糖，神不知鬼不觉地吃掉——这属于儿童打酱油业的潜规则。
　　杂咸铺的前台，用几个脸盆装着橄榄、乌榄、腐乳、南姜……各种小菜，后面几个瓮，装着鱼露、酱油、醋……各种蘸料。酱油就在后面某个瓮中，上面盖有木板。量酱油的器具是竹做的筒状物，大小不同的竹筒对应不同的价格容量。
　　打芝麻酱又不同。装芝麻酱的不是瓮，而是玻璃缸。上面盖着的也不是木板，而是大玻璃片。通体透明的玻璃设施，是店家对芝麻酱本身存有信心。芝麻酱姿色和形态确实值得展露，膏油柔腻的样子总能让人通感。
　　所以打芝麻酱的小孩，碟子里买了五分钱的芝麻酱，回到家里，一般只剩下三分。有两分在路上舔进了肚子。这也是打芝麻酱行业的潜规则。
　　这些都是我和小夏，在这个人到中年的秋天里，共同回忆起来的。但小夏记得比我更多，她早慧，五官开放程度更充分，听到看到感到的比普通的小孩多。
　　我们分头居于那条街的南北两端。南北两端各有一个杂咸铺。小夏打交道的杂咸铺，店长是一个热情而瘦的女人，大家都喊她“三姨”。早慧的小夏还能记得她招呼时慈眉善眼的微笑和声音：“妹啊，来啊！”而我打交道的那个杂咸铺，店长却是一个脸色阴沉、面目模糊的老头，记忆中他从来没开口说话，听家里长辈叫他“铜锣伯”，但以我们几分钱酱油的交情，也没有到需要开口互相称呼的程度。

二

　　我们去打酱油的路上，经过的店子也各自不同。小夏要经过一个打面店。打面店，是附近居民把一小盆面粉拿到店子里，师傅负责把它们变成宽的窄的面条、方的圆的饺子皮。轰轰作响的机器我们都难以描述，但是一说起，彼此都拍着桌子说：“对，对，就是那样。”小夏记得的比我多的是一个滑稽的细节：热天里，去打面的小孩被要求帮汗流浃背的师傅摇扇子。
　　我们都会经过各自的“干果铺”，其实就是卖零食的小摊子。整个小城的孩子都有同一个胃口，他们都爱同样一些零食：芋头酥、虾酥、风吹饼、桔子汽水、“老鼠屎”、猪油糖、桔子水。桔子水是汽水的前身（要用搪瓷杯去装），加香精加色素，它作为一个伪造者，一个赝品，远比真正的桔子更虏获人心。
　　猪油糖是我和表妹的最爱，外婆给我们一毛钱能买十颗，我和表妹一人五颗。但如果卖糖的心情好给了我们十一颗，这下完了，我们陷入“第十一颗怎么分配”的哲学问题，长久无法安宁。
　　不兴烤地瓜。地瓜是蒸煮的。在路边的小摊子上，小煤球炉子上支了一口大铁锅，蒸煮的除了地瓜还有芋头。吾乡有种地瓜的瓤是白色的，与传统红薯那绵糯不同，这种地瓜的瓤吃起来干躁，膨松，松散，沙质，越沙越好，吾乡人形容这种地瓜沙的程度——要躲在蚊帐里面吃，要不风一吹就到处飞。
　　白地瓜在夏天里蘸着蜜吃，最为相宜。而蒸煮的芋头呢？最相宜的吃法则是，蘸着鱼露、拌着猪油，吃起来有肉类美感。各种食物在味蕾上的相逢，催生一场像爱情一样神奇的化学反应。
　　小夏要经过一家肉丸子店。吾乡的牛肉丸子十分著名，著名在于其弹牙筋道，据称正宗手捶肉丸掉在地上之后还会弹跳多少下。路过的小夏记住了卖肉丸的大姐，她在店子口叫卖，她的的父兄在店子后面手捶制作，梆梆作响，仿佛为生意擂响战鼓。
　　而我经过的是一家卖肉冻的。肉冻的店面形象比肉丸子优雅，也更为静态。透明的颤微微的肉冻被切下来之后，总会搭配两根芜荽。肉冻凄楚，芫荽更加凄楚。

三

　　如果我和小夏走出各自的巷子，我们可能会在大街上遇到。我们很可能会在大街上义井巷口的饼干厂门口遇到。因为，彼时有些孩子，打酱油时会特意绕远点，到餅干厂旁边的杂咸铺——为了尽情地呼吸饼干厂送出来的芬芳。
　　饼干厂华丽的芬芳与咸杂铺酸涩清寒的气质，对比宛如唐肥宋瘦。饼干厂像交响乐，咸杂店像二泉映月，唉，不，饼干厂的芬芳不能形容也不需形容，体会太深，比喻反是玄虚。饼干厂三个字不是名词，而是形容词。所谓“流淌着奶和蜜之地”，也许就是传说中的饼干厂。
　　和饼干厂一样华丽的地方，是冰室。冰室的芬芳与饼干厂又有不同，除了它们适合的季节有区别之外，香味也稍带区别。饼干厂的芬芳更娇憨，冰室的芬芳更浪漫。如果用年龄来形容，当我们站在饼干厂前面使劲吸溜着鼻子时，我们还是儿童;当我们坐在冰室里看着雪糕从小窗口里送出来时，我们已经是少女了。
　　雪糕一般有三个颜色，粉红、鹅黄和奶白。冰花则是透明的。有时候是一个雪糕加一个冰花，搭配效果十分丰富。为什么食物那么美呢？这个世界对馋嘴的小孩太好了。
　　如果我和小夏都再绕远一点，我们也许会在电影院门口相遇。但电影是晚上才会播放，那时候会涌现一些卖零食的人，自行车后面绑着两个筐子，把神秘的布打开，里面很可能是刚炒香的葵花子。葵花子的盛量工具是几个大小不同的杯子，几分钱用哪一个杯子固定的，方法跟打酱油一样。
　　电影院门口还有卖竹蔗的，跟瓜子一样，都是一场电影结束后地板上丰富垃圾的来源。“乌腊蔗”是竹蔗的一种，粗而黑皮。平时想吃的时候，也可以去祖母或外祖母那里，深情叫唤一声，便能获得几分钱，足够买上一大截吮吸良久。但去母亲那里叫唤是没作用的，母亲认为馋嘴是家教不严。

四

　　彼时买东西，都不说店名，多数也没店名。一般是用店长的名字代指，而且多是外号。比如，去铜锣伯那里打酱油。去三姨那里打酱油。多数店主的名字很奇怪，叫熟了也不求究竟。例如，卖火碳的中年女人叫花弟，卖咸水粿的叫老秀才——不知道他跟秀才有什么关系，看起来分明更像个兵。卖蒸芋头的后生仔叫竹桶，其实原名叫德广，吾乡方言里两者音近，也就这么流传了。卖猪肉的叫德国兵，他早年腿受了什么伤，走路无法弯曲。群众认定德国兵走路就是这个姿势。便赐名于他，他也只能接受。 　　德国兵的老婆，是一个非常凶悍的女人。有次路过，看到她对一个买肉的女子出言相讥。买肉的说：给我切块好看的，今天十五要拜神。她冷笑了一声说：给你切块好看的？为啥？你长得很好看吗？
　　街坊吵架，是民间语文的活化石。只是无法穿越回去听那顾客如何应对，弱的在这逻辑下只好羞愧地退下，悍的必有一场言语鏖战。

五

　　在那条打酱油的路上我们还能遇到什么呢？能遇到沿街叫卖的小贩——补伞的，补锅的，绑牙刷的，卖菜的，收尿的，撬尿桶垫的，还有用篮子提着各种粿穿街走巷卖的。神奇的是，如果买方没钱还，卖方也不强求，只拿块瓦片在墙上记一下欠多少分多少毛，留待以后对证。
　　所以彼时很多小摊贩，随身还携带块小瓦片。
　　小夏说她们的巷子有人在叫卖爆米花，叫卖声响起时，最好父母还没下班，则可以从米缸里捞一小杯米去等物替换。
　　卖冰棍。一根冰棍两分钱，加了红豆的贵一点。装冰棍的是一个类似热水壶的东西，跟冰室租的。放暑假的小孩会兼职卖冰棍，但热水壶里装的冰棍不见得都能平安地卖掉。有的悲哀地溶成一摊水和一根根棍子，有的简直是晴天霹雳，整个热水壶打翻了。失手的小孩像个中年破产者，沧桑地看着一地玻璃。
　　某年祖父过生日，姑姑在巷子口叫住一个卖冰棍的小孩，把一整壶冰棍买了下来。彼时那一壶冰棍，等于现在一箱酒。人手一根冰棍边舔边聊的老少们，就是如今沙龙上举着红酒杯边啜边聊的来宾——那应该是祖父很难忘的生日。
　　卖草粿。小夏很喜欢吃而我一点也不。她甚至觉得卖草粿的声音很诗意——小贩用空碗叩出急管繁弦般的节奏，待到叩碗声变得低暗缓慢，节奏凌乱，她就知道有人正在买，小贩正忙于拌切搅和。她的食虫应声而生。
　　连散装花露水都有得卖。一个国字脸男人骑着单车，车身后牵挂两个竹筐。竹筐里就是大瓶的自制花露水。他的测量工具远比打酱油的高级，是一个大针筒，上面有刻度。有人买时，他就停下单车，像科学家一样地拿出他的针筒。小孩神圣地仰望，看着针筒从大瓶里抽出相应剂量。浓绿的液体抽出来之后变成浅绿，更美了。如期扩散的，当然是夏天才有的香气。
　　吾乡乡谚：个钱橄榄个钱姜，个钱银锭个钱香——儼然就是那个走在打酱油路上的小孩，拿着几分钱买这买那左顾右盼之情态。

六

　　我们那条街区似乎热闹一点。小夏的那条巷子更为安静。她说如今常常梦见那里，梦里总要奔跑，因为梦里总是夜晚，从外祖母家回来，没有路灯的巷子，那长长的寂静里，总是她一个人在拔足狂奔。她家在巷子最里端，巷子里有个并无攻击性的疯女人，白天时经过她家的门口，总是觉得诡异不安。但对小夏而言，这个疯女人在夜晚产生的感觉则完全不同。
　　小夏害怕半夜醒来，极端的安静让她产生时空的不确切感。但假如疯女人也在半夜醒来，那就太好了。——疯女人确实经常在半夜醒来，搬一张凳子，坐在家门口的巷子中间，大声地和一个不存在的人说话。
　　她时而痛声咒骂，时而婉言相劝，时而语带哭腔，时而亢奋唱歌。她在说什么？年幼的小夏丝毫听不懂。也许确实是无义的。然而有疯女人的声音，小夏就不再觉得半夜深巷的寂静令人害怕，她听着疯女人在夜空中情状各异的倾诉，带着一种莫名的安慰，又踏实地重新入睡。
　　然后，也许是一觉醒来吧，就四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