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台球来到小镇那年，我十六岁。如果我没记错，那是夏天，一个和往常一样的清晨。小镇上下过一场雨，泥土的湿腥气息与水气交杂着，弥漫在小镇上空，几条杂乱的街道被雨水冲洗过后，显得更加杂乱了。马路两边的门陆续打开，在湿漉漉的清晨里，小镇人开始了一天的生活。这是小镇初醒时的模样。我坐在门口，等母亲回家。她是小镇上最好的裁缝，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去省城里进批布料。
　　我心里想着，母亲也许该到了。几声嘈杂的喇叭声过后，母亲果然就到了。一辆东风汽车拐个弯，颠簸着从小镇的南边过来。不用看我也知道，那是母亲常坐的顺风车。司机把车开到我家门口，熄掉马达，让汽车安静下来。他斜着身子，两只脚架到方向盘上，脑袋伸到车窗外抽烟。
　　母亲挎着个包，从驾驶室里跳下来，拢拢头发，绕到车尾，踩着挡板爬上了车厢。我站起身，走过去问母亲要不要帮忙。她让我从隔壁叫了两个帮手，将两张台球桌卸了下来。接着，她跳下车厢，向司机道谢，递上车钱。司机接过去，顺手扔在挡风玻璃前，猛吸口烟，两只脚从方向盘上撤下来，脑袋缩回驾驶室里，发动车子，油门一踩，货车怕冷似的抖两下，拖着黑烟绝尘而去。
　　母亲松了口气，拍去手上的尘土，从门口拖过一张凳子，一屁股坐下来。她满脸是汗，胸膛起伏着。经过这一路奔波，她已经很累了，疲惫和汗水一起胡乱地挂在脸上。我心里又想，这时该起点风。风果然也来了，像块看不见的抹布，将汽车留在空气中的灰尘和尾气一点点擦掉。我们这座小镇背山临河，山风顺着山势斜转，落入河道，再随水流一起徐徐来到小镇上，十分舒适宜人。待气息喘平之后，母亲脸上的汗珠也被微风抚干了，额头和两个鬓角处，结出一层细密的白色盐晶。母亲用衣袖擦了把脸，问我：高松呢？死哪儿去了？
　　我知道，母亲又得忙上一会儿了。一般来说，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她才会想到高松。我指着八万家，说：在下棋。
　　母亲转过脸，对着八万家大喊一声：高松。她的声音就像只手，将一条矮小的人影从八万家里拽了出来。高松一路跑着，朝我们飞奔过来，气喘吁吁地停在母亲面前，站着不动。母亲从门后拿了把铁铲，扔给他，让他把门前的地面铲平。高松接过铁铲，一声不哼就忙上了。高松年龄不大，但干起活儿来，已经和母亲一样利索了，两个小时不到，我家门前的那块地面就被整理出来了。紧接着，他又从家里拿了把扫帚，将这二十几平方米的地方，细细扫了好几遍。
　　下午的时候，做门窗生意的师傅来了，操着工具，叮叮当当敲打一阵子之后，就像变魔术一样，在这块空地上支起一张天蓝色的雨棚。母亲搬来一架梯子，架在雨棚底下，又从隔壁五金店买来两根灯管，让高松挂上去。高松拎着灯管，踩着梯子爬上顶端，两手高举着灯管往上挂，但是没能掛上，他太矮了，两只手够不着。母亲叹了口气，让高松下来，自己拎着灯管，爬上梯子，轻松地挂了上去。母亲从梯子上下来，瞟了高松一眼，说：饭没少吃，都用来长脑壳了。
　　高松低着头，手垂在身体两边，像个囚犯似的，以一副恭谨谦卑的态度，聆听母亲的训斥。汗水从他额头滚下来，落进眼里，也不敢伸手去擦一下，只是用力眨着眼睛，似乎想把那种刺痒的感觉挤出来。我觉得母亲对高松过于严厉了，他还只是个少年。况且，他已经忙了大半天，满身尘土，就像个刚从洞穴里爬出来的矿工。但母亲对他的工作仍不满意，说他干活儿马虎，就像那个短命鬼一样。
　　母亲这话一石二鸟，短命鬼指的是我父亲。事实上，父亲已从我们生活中消失多年，可母亲却让他无处不在，只要心情不好，就会把这个劣迹斑斑的男人搬出来，跟高松密切地联系在一起。
　　高松一声不哼，又扫上了。等扫帚声停下时，小镇已进入黄昏，一层淡蓝色的薄雾从大地上升起来，像层细纱，笼罩着小镇以及远处转为深黛色的山峦。
　　母亲把灯打开，雨棚下霎时一片通明，她让我和高松协助，将两张球桌摆好，然后拿出一只方形盒子，撕开包装，哗啦一声，一盘台球散落在了深绿色的台面上。母亲将球一颗颗拢到一起，用一个三角形的框固定住，反复查看了几遍，确认没有摆错，就把框拿起来。灯光，十五颗颜色各异的球子突显出来，呈三角形，规规矩矩地排列在台球桌上，闪着洁净而艳丽的光泽。
　　随后，母亲又让高松回屋，搬了几张塑料椅子出来，摆在球桌旁边。她是位强迫症患者，家里的家具，隔几天就会挪一下位置，就好像天天都在搬新家。对待这几张椅子，也是如此，她看了又看，指使着高松挪来挪去，不断调整着摆放位置，直至完全符合她的心意，高松的工作才算彻底结束。
　　就这样，一个简易的台球厅在小镇上诞生了。母亲满足地打量着，就像看到了一条光明之路。这也确实是条路，是母亲为我铺下的。那年中考，七门课程，我没有一门及格。如此糟糕的成绩，书自然是读不下去了。留在我面前的出路，只有两条：要么出去打工;要么学门手艺，在小镇上讨口饭吃。我当然想留在小镇上，外面的世界再怎么好，那也是别人的地方，只要一想起那种遥远的距离，我就会觉得，远方跟小镇不在同一个地球上。还好，在小镇上，可学的手艺很多，理发、装修、家电修理、摩托车修理，等等。学好了，哪一行都可以混口饭吃。遗憾的是，这些我都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开车，我喜欢握住方向盘，在路上飞奔的感觉。可我刚将这想法说出来，就被母亲强硬地否决了。她说我学什么都行，想开车，门儿都没有。
　　我当然知道，母亲担心我。司机能赚钱，但也是高危职业。小镇上有种说法，开车的人，一脚踏油门，一脚踏牢门。这是一碗路上的饭，并不好吃，脑袋别在方向盘上过日子，方向盘要是失控，脑袋也就没有了。再加上父亲在她心里留下的阴影，母亲对司机这份职业成见极深。可除此之外，我对其他手艺没什么兴趣。母亲也不想我出去打工，便给我找了第三条路，在小镇上做点小本生意，不指望赚多少钱，有件事情捆绑着，我就不至于跟小镇上那些无业青年一样，整天无所事事，游手好闲。所以她买了两张台球桌回来，给我铺了这条路。
　　这个露天的台球厅虽然简陋，但母亲信心满满。在她眼里，这两张球桌，将会像她在省城里看到的一样，成为两棵摇钱树。我看了看天，夜晚已经到来了。从天象来看，明天应该是个好日子，小镇隐入纯净的夜色中，天上布满星火，这是雨后放晴的迹象。灯光下，两张台球桌安静地摆在那里，桌面上的那层绒布绿得耀眼，对衬着小镇上纯净的黑夜。高松站在球桌旁边，头仍然低着，就仿佛被一股无形的力量压住了，他的人也愈发显得瘦小，只有两只眼睛，格外明亮。

二

　　高松是我弟弟。母亲讨厌他，这事在小镇上众所周知，母亲自己也从不否认。从他出生那天起，这种讨厌就已经存在了。怀胎十月，他吸收的营养都长在脑袋上，全身都瘦小，脑袋却格外大，分娩那天，被盆腔骨卡住，没法顺利出来，在母亲肚子里多待了十几个小时，确切一点讲，是难产。母亲躺在床上，被持续的巨痛折磨着，差点没挺过来。危急之中，我父亲表现出了难得一见的理智。他开着一辆货车，将母亲送到了县人民医院。在我们对父亲的记忆里，这大概是他干过的唯一一件值得称道的事。他的当机立断，将母亲和高松从鬼门关捞了出来。
　　然而，两条命是保住了，但也留下了后遗症——母亲腹部剖了一刀，留下一条蜈蚣状的疤痕。这道疤痕，在母亲心理上永远也愈合不了。母亲总觉得，有了这条疤痕，她整个人生都失去了完整。而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无疑就是高松。每忆及此事，母亲便难掩愤恨之情。她叫高松时，从来都是直呼其名，并且往往包含着强硬的指令：高松，快去把碗洗了;高松，把垃圾倒掉;高松……这还算是温和的，遇到母亲心情不好，恶语相向也是常有的事。
　　有时我想，若是父亲在家，情况也许会好点。当然，这只是假设。生活中没有假设。父亲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就离家了。他曾经是名司机，这也是母亲为什么不肯让我学开车的原因。但是，我不得不坦白地说，在我们这座小镇上，司机算是一份不错的职业。父亲年轻时，也有过风光。那时小镇上让人羡慕的男人有两种，一是穿军装的，二是摸方向盘的。这两样父亲都占据了，可谓得天独厚。他进过部队，当了几年汽车兵，退伍之后，买了辆解放牌货车，成为小镇上第一名跑货运的司机，省内省外地跑，见多识广。当年相亲时，母亲一眼就看中他了。
　　刚结婚的那几年，父亲也确实不错，能吃苦，能赚钱，跟母亲相处也十分融洽。可是有了高松之后，他们的关系便急转直下。我不知这种转变，是否跟母亲肚子上的那一道刀疤相关。总之，对父亲来说，高松的出生是条分水岭，这条分水岭的一边，是一个忠于家庭、严于律己的男人，另一边，则是一个放浪形骸的赌棍。父亲常常夜不归宿，据说是在外面找了女人。再后来，他又慢慢喜欢上了赌博，让自己成为一个嫖赌齐全的男人。说实话，那些女人对我们并未造成什么影响，毕竟谁也没有见过，但是赌博这件事，却让我们全家深受其害。小镇上有句俗话：十赌九输。这句话简直就是为我父亲量身定做的，自从染上赌瘾之后，他开车赚到的钱，就从来没在口袋里停留过了，往往是钱一到手，还没来得及焐热，就从牌桌上进了别人的口袋。
　　这样的男人，母亲自然是无法容忍的。从我记事开始，父母之间就很少说话了，他们唯一的沟通方式，就是吵架。如果吵架解决不了问题，就开始动手。父亲虽然五大三粗，但吵架与打架，都不是母亲对手，每次都被母亲指着鼻子，骂得哑口无言。他只涨红着脸，站在那里，半天才憋出一句话：你再骂，老子揍死你。他两手攥成拳头，一副随时要把母亲打翻在地的样子。可我却从未见他真正动过手，每次的结果是，他还没来得及动手，母亲已经扑了上去，又抓又咬，跟他激烈地缠斗在一起。等两团人影分开时，母亲安然无恙，父亲脸上却伤痕累累。
　　在母亲面前，父亲的弱势一览无遗。他的口头禅是：惹不起，我躲不起吗？因此，每次吵完架，父亲都会从家里消失几天，跑到外面去喝酒、赌钱，等身上的钱输得精光之后，再两手空空回到家里。他不回家还好，在外面的那几天，至少可以让家里保持短暂的平静，他一回来，母亲的怒火转眼间又重燃起来。于是俩人又接着吵，吵着吵着再动手，如此反复，就像一个永远也没有终点的死循环。
　　有一天，父亲跟母亲大吵一架，带着一脸抓痕，开着货车就出去了。车子发动时，他望了我一眼，说：以后有谁欺负你，打过得就打，打不过就跑。那时我根本想象不到，在父亲这句类似于遗言的叮嘱后面，竟是永别。等我明白了这句话的含义，以及父亲当初看我的眼神时，我已经有八年没见过他。父亲此后再也没有回来，就像个谜，毫无预兆地，就从我们生活中消失了。
　　后来有人告诉我们，那天出去之后，父亲看到有人在开牌九，立马将车停在路边，参与进去，他输光了身上所有的钱之后，孤掷一注，赌了辆车，然后跑路了。
　　母亲的愤恨可想而知。不久之后，她把父亲留在家中的衣物，以及生活用具，全部翻找出来，卷成一团，扔进一只盆里，倒上汽油。母亲一边痛骂，一边划燃一根火柴，投入盆中。转眼之间，火光升腾起来，青烟缭绕中，父亲留在家中的一切，轉眼间化为一堆灰烬。母亲坐在火光中，脸色沉郁，就仿佛被她付之一炬的，不是衣物，而是那个活生生的男人。
　　烧完之后，母亲仍不解恨，从那张全家福上，用剪刀将父亲裁掉了。此后的父亲，便成为一个空洞的轮廓，在相框里面，荒凉地注视着我们。当我们慢慢长大时，父亲也跟着这张全家福一起掉色，他在我们记忆里，一点点失去印象，渐渐淡化成一个模糊的影子。
　　高松也是个影子，他是父亲的影子。父亲沉默寡言，高松也沉默寡言;父亲怕母亲，高松也怕母亲。有很多次，他受到母亲的责骂之后，我问他：为什么不顶嘴？他微微一笑说：顶什么嘴，她是我妈。我记得父亲当年被母亲打骂时，旁人也常怂恿他，说他真是白长了条鸡巴，一个娘们儿，怕她做什么，动手揍她就是了。父亲的回答和高松如出一辙：我跟一个娘们儿计较什么？
　　高松太像父亲了，除了身高矮一截，其他方面都很像——五官像、神态像、走路像、说话像，就连吃饭时握筷子的姿势，都是那么惊人的相似。有时我看着高松，会觉得自己是看到了一个站在远处、被视线缩小之后的父亲。我想，也许这才是母亲讨厌高松的真实原因。
　　父亲离家之后，母亲自然难以适应。没有了那个吵架的对象，她的生活中也出现了一块空白。而高松就像个补丁，及时补了上去，成为母亲发泄的对象。只要母亲心情不顺畅，就会对他加以责骂。高松身上背着的，不仅仅是让母亲耿耿于怀的那道疤痕，还背负着母亲对父亲的怨恨。
　　似乎是顺应了母亲的厌憎，高松的发育不是很顺利，个子长到一米四左右，整个人就跟石化了似的，果断地停止了生长。母亲常说，他浪费这个姓了。在母亲眼里，姓高的人，似乎都应该长得牛高马大。这话听上去毫无道理，但她完全有理由这么认为，因为我爷爷、伯伯、父亲、叔叔、堂哥、堂弟，包括我，个个身材高大，就像一棵棵树，挺拔地长在小镇上。唯有高松是个例外，从家族特性中偏离出来，长成了灌木。 　　高松只比我小一岁，然而我们并肩站在一起时，就像是一位父亲带着儿子。他太矮了，看上去，只比侏儒好一点点。可这么多年以来，小镇上从未有过侏儒，因此，人们看他的眼光，跟看一个侏儒实际上是没什么分别的。他也确实长得滑稽，小孩的身体上，支着一颗比成年人还要大的脑袋，显得十分怪异。那副头重脚轻的樣子，让人时刻担忧，他的脖子会被脑袋压断。从小到大，他走到哪里，都是众人取笑的对象。他就像个笑话一样，在小镇人的歧视里荒凉地活着。
　　从情理上来讲，高松需要更多的呵护。可事实上，母亲却对他保持着一贯的冷漠。母亲和这个儿子之间，似乎只是一种主从关系，看不到多少血缘。

三

　　对于小镇来说，台球是样新奇事物，很夺人眼球。第二天一早，小镇上的一群青少年，被吸引到了我家门前，他们聚拢在两张球桌旁边，驻足围观，七嘴八舌地议论着，就像看着一样天外来物。
　　如我所料，这天是个好日子。太阳升起来了，阳光毫不吝啬地洒下来，给小镇铺上一层明媚的金色。远处是连绵不绝的雪峰山脉，横跨小镇，往辽阔的天边延展，满山的绿色抖动着，向小镇上输送着舒适的凉风。
　　母亲的笑容也像阳光一样，灿烂明媚。为了让生意顺利开张，她以前所未有的友善，对待着这群小镇上的青少年。她将球杆递过去，笑眯眯地说：来，试一试，新开张，头几天免费。
　　这样的邀请似乎让人很难拒绝。要知道，我母亲并不是个平易近人的人，十步之外，便能让人觉察到她身上的锐气。当这个暴躁的女人一改常态，变得和蔼可亲时，这群青少年难免有点受宠若惊。
　　可是，母亲盛情邀请了一圈，也没一个人敢伸手接她的球杆。小镇上的人就是这样，对陌生事物充满兴趣，但同时也保持着距离。他们只敢站在一边，保持观望。这样的结果，大概是母亲没有预料到的。她有些尴尬，沉默着站了一会儿，看了看我，把球杆按在了我手里，说：你来试试。
　　她希望我作个示范，以起到抛砖引玉的效果。但我让她失望了。台球这东西，我连见都没见过，又哪里会打？面对着那些五颜六色的球子，我手足无措，就跟一个白痴没什么两样。我拿起球杆，随意击了一下，十几颗球子骨碌碌地响着，在那层绿色绒布上四散开来，毫无规则地滚动。我硬着头皮打了一会儿，球杆又沉又滑，不听使唤，很难击中白球，就算是偶尔打中了，滚出去的球也是歪歪斜斜，无法按着我的意愿行进，将另外的彩球撞入洞中。我觉得索然无味，就把球杆放下了。
　　如此一来，围观的人也失去了兴趣，热闹的场面迅速冷了下来。这时高松不知从哪里闪了出来，就像根刺，蓦然扎进一堆目光里。他从墙边拿起一根球杆，说：这叫台球，不是这么打的，我来教你。他的话还没说完，四下已是一片哄笑。他的样子的确相当滑稽，双手拿着球杆，站在那里，一颗硕大的脑袋被纤细的脖子顶着，从球桌的边缘冒出来。他看上去比球桌高不了多少。
　　母亲瞪他一眼，粗暴地制止了他：你教什么教？人还没桌子高，碗洗好了吗？
　　高松浑身一颤，赶紧把球杆放在一边，战战兢兢地从球桌前退开了。他缩着脖子，进了屋。过了一会儿，厨房里传来哗哗的水声。我想，母亲未免也太武断了，既然高松说会打，也许他真的就会打。事实上，他能把好些事情干得相当不错，比如下棋，他就比小镇上所有人都下得好，让我半边棋子，我也下不过他。可母亲从不给他展示的机会。在母亲眼里，这个形似侏儒的人，在任何方面的能力，都只能匹配他的身高。
　　台球厅开张不利，母亲的计划落了空。小镇人的好奇心过后，这两张球桌自然也受到了冷落。接下来的好些天，都没有人来玩，连看都没人看。我对这两张球桌的兴趣也降至了冰点。没人来玩，我索性不管不顾，就让它们空荡荡地摆在那里，台面落了灰尘，也懒得动手去擦一下。
　　母亲倒是不着急，她说这东西在省城里能火，在小镇上照样也能火起来，迟早的事。她让我不要气馁，万里长城也不是一天修起来的，任何事情都有个过程。
　　话虽这么说，可母亲从来都不是个很有耐心的人。台球桌空置了两个星期之后，她就按捺不住了，开始四处托人，联系买家，打算将两张球桌以半价转让的方式处理掉。钱花出去了，能挽回一点是一点。那个雨棚自然也得拆掉，退回给做门窗的师傅。母亲让高松去门窗店一趟，把门窗师傅找来。
　　高松出去了半天，门窗师傅没带回来，只带回了八万。看这名字，不用我介绍，相信你们已经猜到了。是的，他是个牌鬼，小镇上曾经的赌王，以打麻将为生，听牌时，喜欢听八万。每次他手腕一抖，从袖子里将一张八万带出来拍在桌上，牌就和了。慢慢的，小镇人都知道他出千，没人再跟他打。他就打到邻镇，再打到县城，就像一个江湖游侠，辗转于各地的牌局之间。有次他出老千，被人发觉了，几个人把牌一扔，越过桌子来堵他。他不慌不忙地把钱揣好，从袖里抽出一把水果刀，对着一个肚子就捅了进去。冲在最前面的那个人应声倒下，后面的人也被镇住了。八万扔下刀子，拔腿就跑。可是，天网恢恢，他又能跑到哪里去？在火车上就被扭住了，两名警察把他按在卫生间里，从他袖子里搜出十几张八万，还以为他是个魔术师。还好，那一刀没捅中要害，没出人命，判了个故意伤害罪，被送进去关了几年，也不知什么时候放出来的。出来以后，与之前的那个八万判若两人。这个脾气暴躁的男人，被改造得老实巴交，连跟人说句话，都不敢大声。老实也没人理他，小镇上的人，可以接纳一个赌鬼、一个老千，甚至是种种品行不端的人，但是对待劳改犯，却是敬而远之。小镇有小镇的底线，小镇的底线就是你可以犯浑，但不能犯法。八万犯过法，所以他被小镇边缘化了，成为孤家寡人，就像团空气，悲凉地活在小镇上。高松也是个孤独的人。这两个孤独的人走到一起，就像一面镜子遇见了另一面镜子，从对方身上照出了彼此的不幸。他们很快就成为忘年交，有点相依为命的意思。高松经常去八万家里，聊天，下象棋。母亲对此倒也还算宽容，在她眼里，高松与八万本来就是同类，换句话说，就是小镇上的废人，无可救药。
　　就是这么个劣迹斑斑的人，居然会打台球。他对母亲说，这东西他打过，他以前待过的那座监狱里有。说着他做起了示范。他拿过一根球杆，弯下腰去，伏在球桌上，让自己变成一张弓。他左手张开，四指撑住台面，大拇指翘起来，架住球杆顶端。右手持住球杆末端，瞄准眼前的白球，球杆从腰后往前一送。叮当一声，白球蹿出去，将一颗彩球准确地击入了洞中。 　　母亲的眼睛马上亮了起来。从动作来看，八万确实会打。他出杆的力度，击球的声音，以及球在台面上行进的轨迹，都可圈可点。球杆在他手里，稳稳当当，不像个生手。他让这两张冷落多时的球桌顿时生色，那些球也变得生动起来。
　　母亲立马对他刮目相看了，热情地将他请进了家里。这个在母親眼里臭名昭著，甚至与父亲沦为同类的男人，因为会打台球，摇身一变，成为母亲的座上贵客。那天下午，他堂而皇之地坐上了我家的饭桌。我记得那顿饭格外丰盛，母亲买了条鱼，杀了只鸡，就连为过年准备的腊肉也摆上了桌。
　　这顿饭吃过之后，那个风风光光的八万，仿佛又复活了。他成为小镇上第一个会打台球的人，带着台球赋予的光环，从劳改犯的阴影中，走到了阳光下面。与此同时，他的牢狱经历也开始闪闪发光。他在里面学过的技能、做过的体操、穿过的衣服、交过的朋友，甚至连吃喝拉撒，都成为我们愿意倾听的内容，就好像我们这座小镇上的生活，远远没有那座监狱里的丰富多彩。

四

　　那天以后，八万天天来我家玩，教人打台球，有时还帮着高松干点活儿，当然，也会跟着我们吃饭。他似乎了我们家中的一员。但是，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在那个简陋的台球厅里，他教会了我们打球。准确地说，是教给了我们一套打台球的规则——两人对战，从1号球开始，按着顺序，打到15号。球的号码代表着分数，打完之后，将双方各自击入洞中的球子相加，谁的总分数多，谁就赢。
　　这套规则十分简单，每个人一听就明白。然而，虽然简单，对我们来说，却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它的出现，让这项竞技运动有章可循，同时也有了区分胜负的依据。
　　其实，只要稍一琢磨就能发现，这套规则，存在着严重的不合理性——十五颗球子，打进的难度是一样的，分值却不一样，如此一来，前面的小球，就成了鸡肋。一局球要想获胜，除技术之外，还得凭运气，因为哪怕有一方在前面打进了十颗球，也仍旧胜负未分，只要落后一方将后面的五颗大球打进，就可以反败为胜。很明显，这套不合理的规则，让这项竞技失去了公平性，变成了一项实力加运气的运动。奇怪的是，尽管我们心里清楚，但八万所教的这套规则却保留下来，一直被沿用，无人更改。小镇就是这样，某种规则一旦形成，便焊死在我们生活里了。并不是我们缺乏推陈出新的勇气，而是小镇上的人更乐意于依赖既有的经验活着。那样的话，日子会过得轻松些。这是小镇人的生活逻辑。所以，无论如何，我们都很佩服八万。
　　有了规则，就像一层神秘的外衣被揭掉，小镇上的人对台球不再敬畏。雨棚下的那两张台球桌，再度成为小镇人的焦点。有人开始玩球了，先是一两个人，再是三五个人，最后扩展到一群人，就像病毒传染。那一年，在小镇上，台球就这样流行开了。如母亲所愿，生意的确很好。这也证明了，在生意上，母亲有着准确的预判。那时小镇上的娱乐十分匮乏，劳作之余，小镇人的休闲无非就是喝喝酒、打打牌。每天都是如此。如果你也生活在我们那座小镇上，你一定会发现，那是一个让你觉得安稳，但同时也会让你产生绝望的地方，因为从一天的生活里，你就可以把自己在小镇上的一生都看到了。小镇生活就是如此，单调乏味，缺少变化。台球的出现，为小镇注入了全新的内容，想不火都不行。那群被生活闷得发霉的青少年，很难不爱上这项没有门槛的新鲜娱乐活动。每天从早到晚，我家门庭若市。玩台球的人、排队等候的人以及围观的人，把雨棚里里外外都挤满了。台球的影响，就像当年的麻将一样，在小镇上迅速蔓延，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不久之后，两张球桌已满足不了小镇人的需求。母亲又去了趟省城，买了两张球桌回来。门前地方不够，她就侵占了马路的一部分，把台球厅扩大至一倍。好在小镇上车辆稀少，母亲私自占道的行为，让左邻右舍心里很不舒服，却并未影响到交通。那时小镇上没有交警，也不需要交警。小镇的交通秩序，自有一套约定俗成的规则来维持，虽然十分随意，可却又恰如其分——有车过来了，玩球的人就停下来，拄着球杆闪到一边，手捂嘴巴，遮挡车轮扬起的尘土，等车子过去了，尘土还未落尽，他们又持着球杆，迫不及待地弓下腰来开始击球了。
　　母亲是个精明的人，不会放过任何赚钱的机会。扩大了台球厅之后，她又腾出半间堂屋，用一块布帘隔开，后面依旧摆着缝纫机，当裁缝铺，前面则摆上了冰柜和一个货架，用于出售冷饮、啤酒、香烟、方面便、零食等杂货。如此一来，我家门前就成了比小镇录像厅还要热闹的地方，台球的生意越来越火。
　　这个室外台球厅，让家里的经济状况得到了改观，与此同时，高松在家中的处境也得到了改观。打台球的人越来越多，我忙不过来，需要帮手，便向母亲提议，让高松帮着我看看桌子。母亲答应了。也许是念在他找来八万，挽救了这桩濒临破产的生意，母亲对他的态度似乎好了许多，责骂少了，使唤他的频率也低了。这个像影子一样的人，总算从父亲留在母亲心中的那块阴影里移了出来，有了自己的一小片空间。

五

　　作为一门生意，台球跟所有行当一样，刮风减半，下雨全无。遇到天气不好，玩球的人会大幅减少。雨天的小镇十分安静、慵懒，就像被扔进了一段电影的慢镜头中。台球厅里没有人来，冷冷清清，只有雨点的声音，清晰而凌乱地敲击在雨棚上。这时我就把球摆好，一个人随意打上一阵子，练练手，借此打发无聊的时光。我打台球的技术，就是那样零碎积累起来的。
　　在台球上面，我确实是有些天赋，球技进步之快，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在台球流行初期，我们视八万为老师，因为是他的那套规则，让台球留在了小镇上。从客观来说，他的球也确实打得好，凭着在监狱里积累的球技，在小镇上一骑绝尘，与人对战，从未输过，很长一段时间，小镇上都没有能与之匹敌的对手。他是小镇上当之无愧的第一杆。可是有一次，他出乎意料地输给了我。当时他十分震惊，我将台面上最后一颗球轻松推入中洞之后，他似乎还没反应过来。他数了数自己的球，一脸疑虑地望着我，说：碰鬼了，你运气怎么这么好？我们再来一局。
　　接下来，他和我又打了一局，这次更让他意外，他以大比分告败。他脸上的表情一下子凝重了，赶紧找了块布，沾上粉，将球杆从头到尾细致地擦拭了一遍，然后像个木匠一样，将球杆平举到眼前，目测了一下球杆是否足够直。他说：再来。 　　他把球又摆上了。我们又接着打。这一局他打得十分专注，伏在桌上，就像个狙击手，小心翼翼地判断、瞄准、出杆，似乎全身所有的力量，都集聚到了眼睛和两只手上。可是，不管他怎样努力，在我面前，他就像撞邪了一样，怎么也发挥不出来。我越打越顺，球一颗接着一颗，被收入了洞中。
　　这局打完，我一身轻松，八万却像刚卸下一副重担似的，满头大汗。他沮丧地站在一旁，那张脸看上去十分疲惫和虚弱。他靠在桌边，歇了一会儿，哆嗦着摸出火机，点了支烟，深吸一口，懊恼地将球杆扔在桌上，说：丢人啊，后生可畏，我以后再也不打这玩意了。
　　说完就从球厅里离开了。此后他真的就再也没有摸过球杆。这个带着一身传奇色彩的男人，曾经得意过，也失意过，但无论处境如何，他身上的那种骄傲始终像血液一样，保持在骨子里。作为小镇上的赌王，他曾经跟我们说过，他可以输得起自己的命，但是输不起一场牌。因此，他同样也输不起一局球。
　　打败八万之后，我有了些名声，取八万而代之，成为小镇上的第一杆。开始有人叫我球王，虽然有些夸张，但还是让我感到高兴。作为在小镇上生长的人，在我们成长中，最缺乏的，也许就是赞美。因此，我非常乐意接受这样的虚荣。这个称号通过传递，逐渐扩散到了小镇之外。不久之后，就有些台球爱好者，从邻近的县里，或者更远的地方赶来，跟我切磋球技。
　　我十分乐意跟他们交手。通过与他们切磋，我才知道，我们这座小镇就是口井，而我们则是井底之蛙。就拿台球来说，在小镇之外，强手如云。八万与他们相比，充其量是初级水平。我自然也是输多赢少。但我不在乎胜败。我在意的是，与他们切磋时，能否从中领悟到点什么。
　　通过不断的交流，我的球技突飞猛进，球越打越好。那根球杆，就像一个朋友，相处的时间越长，就越熟知它的秉性。与球技一道成长的，是我对台球的认知。接触台球的时间越长，我就越发现，这是一项具有美感的竞技运动，每打出一杆，看似稀疏平常，实则包含着力度、角度、侧旋、上下旋等无穷无尽的变化。在那张绿色绒布上，击球声、撞球声、台球滚动的轨迹，都有着妙不可言的节奏和韵律，台球的精妙之处，体现的不仅仅是一个“打”字，而是控制。当我明白了这些道理之后，与人交手，我就再也没有输过了。

六

　　高松也喜欢台球，可是没有打球的机会，母亲就像堵墙，将他与这项热门的娱乐活动隔离开。他每次只要拿起球杆，就会被母亲毫不客气地制止。因此，他只能站在一旁，看着别人在球桌边玩出一片欢乐声，眼里流露出痴迷之色。
　　虽不能打球，但高松也没有让自己闲着。碰到水平不对等的玩家对战时，比分差距拉得大了，他就站出来，指点落后的那个人两句，告诉别人怎么架杆，瞄准哪个点，该以多大的力度往前推送。他的指点有时准，但大多数时候不准。小镇上的人对他带有歧视，很少有人会相信，一个连球杆都没摸过的人，说出来的话具有多少可信度，更何况他还是个矮子。小镇上的人都这样说他：长得还没有三泡牛屎高，你能翻天？
　　然而，尽管没人信他，他却依旧乐在其中，仿佛站在一旁，凭着一张嘴巴，就已经把球打了。
　　有天晚上，我半夜醒来，隐隐听到门外有击球声，像把刀子，将小镇寂静的夜晚划开一线。我爬起来，从窗口往外看。月亮很大，干干净净地挂在小镇上空，将雨棚照出一层幽冷的蓝色。一条瘦小的人影扑在桌边，是高松，像做贼似的，用极轻微的动作，小心翼翼地在打球。他盯着前方的一颗球，瞄准许久，才慢慢推出一杆。每打完一杆之后，立即警觉地扭头四顾，确认无人发觉，才再次瞄准。这副藏头缩尾的样子，看得我有点心酸。台球在小镇上流行起来之后，成为小镇人共有的欢乐，只有高松，就像棋局中的一颗弃子，被隔离在这份欢乐之外。
　　我决定陪他打打。我穿好衣服，走到门外。夜晚十分清凉，下半夜的小镇，正起着风。他太专注了，瘦小的身体被风吹着，像张纸一样，紧贴在球桌边。我站到他身后，他浑然不觉，专注地握住球杆，瞄准前方的白球。我拍拍他的肩膀。他吓了一跳，猛地转身，仰起脸来看着我，目光里有些诧异，但更多的是不安。他从球桌旁退开了，把球杆放在一边，两只手在裤腿上擦了擦，没说话。我把灯打开，拿根球杆，把球拢过来用三角框摆上。我说：我陪你打两局。
　　他慌乱地抬起一只手，遮挡在眼前。他显然是在黑暗中待了太久，突然而至的强光，让眼睛感到不适。他看看我，又惶恐不安地往屋子里看了一眼，不敢接受我的邀请。我知道他在担心什么。我说：她已经睡着了。
　　他又往屋子里看了一眼，目光里仍满是惧意。他确实很怕母亲，并且这种畏惧无时不在，即便是母亲已经睡着了，也像个幽灵一样，片刻不离地附在他身上。但他终究没能抵挡住对台球的渴望。他犹豫了一阵子，拿起球杆，走到桌边。
　　我把球击散了。我们开始打。这是我第一次和高松对战。天黑着，小镇早已处于沉睡状态，唯有我家门前醒着一块。在没有杂色的夜空下，雨棚中的灯光显得格外明亮，将他的滑稽十分清晰地放大出来。这项运动确实不适合他，他太矮了，球桌挡住了他三分之二的身体，只露出肩膀和一个头。他的姿势看上去十分怪异——击球时，不得不吃力地踮起两只脚尖，就像是被球杆挑起来了似的。他的手也短，拳头瘦小，那根球杆到他手中，瞬间被放大了，仿佛不是持着球杆，而是在吃力地抱着球杆。别人出杆击球，都是俯身趴在桌上，手握球杆末端，轻松地从腰间往前推送，他则只能横抓住球杆，侧身站着，将球杆从胸口平推出去。
　　令我惊讶的是，他的动作虽然笨拙，可一局球打下来，比分并不落后我多少。他的球风十分怪异，虽然动作极不规范，丑态百出，却总是不可思议地将球一颗颗击入洞中，讓比分紧紧咬着，就仿佛有股诡异的力量，在暗中相助于他。直至最后一两球，他才出现失误，手腕一抖，将球击偏。由于他的动作极不协调，出现的一两次失误，看起来不像是失误，反倒像是他的真实水平。
　　我们又打了几局，每局都是如此。我一局接一局地赢着，奇怪的是，球杆在手中也一点点变得沉重起来，就仿佛无形之中，有种力量在压迫着我。我有些怀疑，他掩藏了自己的真实水平，故意让着我。我让他认真点打。他微微一笑，说：这就是我的真实水平。说着他把球杆放下了。紧接着，街上响起卷闸门被拉起的声音，黎明在小镇上缓缓升起来，小镇开始苏醒。这时我才发现，我们竟打了整整一个晚上。 　　此后的每个夜晚，我都能听到他打球，动作谨小慎微，那种稀疏的击球声，就像梦呓，飘游在小镇寂静的夜里。睡不着时，我也会爬起来，陪他打几局。他始终保持着让人难以捉摸的状态，不按常规进球，紧咬住比分，却从不取胜，一次次站在胜利的边缘，看着我将最后一两颗球收入洞中。他打球的状态，既像在球局之中，又仿佛在球局之外，看上去若即若离。
　　我始终摸不清他的真实水平。但我心里清楚，不动声色地输掉一盘球，比赢下一盘球的难度要大得多，这需要极强的控制能力，做到收放自如。当然，我不相信高松有这个能力。我像小镇上的所有人一样，难以消除对他的歧视。但无论如何，他是在我打败八万之后，小镇上唯一能让我有兴趣与之交手的对手。
　　高松打球的事，最终还是被母亲发现了。有天半夜里，我正陪他打着，母亲不知什么时候起了床，来到门外，头发蓬着，衣服披在肩上。她揉揉眼睛，看了高松一眼，咳嗽一声。高松怕冷似的抖了一下，回过头，撞到母亲的目光，就像撞到堵墙。他拿着球杆，从球桌边慌乱地跳开，缩进了屋檐下的一团黑暗中，就仿佛黑暗是层甲壳，披上之后，可以为他增加安全感。
　　让我们感到诧异的是，对于此事，母亲并未说什么，只是示意我们，动静小点，别吵着别人睡觉，说完便转身回了屋里，继续睡觉。对高松偷偷打球的行为，母亲竟然默许了。随着家里经济状况的好转，母亲的脾气也好了很多，这一点，从她对高松的态度上看得出来。
　　从那以后，高松白天帮我看球桌，晚上便一个人待在雨棚下，默默练球。他從来都只是晚上练，白天则恪守着那份来之不易的职责。他就像个荧光体，白天隐没于阳光之下，只有在孤寂的夜晚中，才散发着属于自己的那点微弱的幽光。他对台球的热爱近乎成痴。与台球有关的一切，比如球桌、球杆，甚至是每一颗球，都呵护备至。在他的打理下，球杆总是擦得干干净净，每一颗球的颜色都鲜艳如新，球桌上连一粒灰尘也没有，这个台球厅虽然简陋，却显得异常整洁。
　　我越来越觉得，母亲为我准备的这门生意，其实更适合高松。说实话，对母亲为我做的安排，我并不喜欢，作为一个立志于当司机、跑遍天下的青年，我怎么可能愿意守着几张球桌，把最好的时光消耗掉？但命运就是这样，阴差阳错，我不喜欢的事情，母亲偏要强加给我，高松倒是喜欢，却没有这个机会。母亲常说，人各有命。也许，她说的是对的，至少在我们这座小镇上如此。如果不出意外，我将守着这个台球厅，即使没有台球厅，也会是守着一门别的什么生意，娶妻生子，把一生的时光消磨过去。这就是我的命，也是所有小镇青年的命。尽管我们也想着要改变，却无力改变。

七

　　小镇人好赌，劳作之余，都喜欢围在牌桌边，将那些缓慢到近乎静止的时间打发掉。在小镇人看来，赌是不会输钱的。今天你输给我，明天我再输给你，只不过是一碗米饭从锅里倒入碗里，再从碗里倒入锅里，输来输去，钱都在小镇上流动，长久以往，谁也不可能输给谁。这样的想法确实也合乎情理，小镇人活得简单，在他们眼里，所有的生活，都是一道简单的算术题。
　　在小镇上，赌的方式也是各式各样，就连吃个饭，也能赌上。母亲曾给我们讲过一个故事：在一场酒席上，有两个人，吃着吃着，酒喝到五分，赌兴也跟着上来了。俩人指着一锅肉就开始赌，谁吃得多谁赢，赌注是输了的那个人得叫赢家一声爹。为了这声爹，这两个人坐在一口锅前，拼命往嘴巴里塞肉。结果赌赢的那人吃下去半锅，差点活活撑死。在他的后半生里，见到肉就想吐。这赌打得很荒唐，却没人笑话他们，因为在小镇上，与之类似的荒诞赌局还有很多。
　　没办法，小镇人就是这样，世代相传的习性，撼动不了。任何一样东西，进入小镇之后，不带个赌字，是无法长久生存下去的，带了赌字，便能长盛不衰。比如麻将、字牌、纸牌、牌九这些，进入小镇之后，便稳稳地扎下了根。
　　台球也是如此，进入小镇初期，只是纯粹的娱乐。两人一桌，打着玩，输的一方出五毛钱开台费，玩者之间，笑脸相迎。可是时间一长，玩球的人天赋各异，球技也就慢慢有了高下，但谁也不肯服谁，于是就有人开始挂彩，也就是加上赌注。先是一瓶水、两包烟，慢慢地就变成了钱，十块二十块，大一点的，五十一百的也有。随着赌注的加入，这项原本轻松的娱乐活动，也变得沉重起来。玩家在对战中，就像怒目相向的拳击手，为了点鸡毛蒜皮的小事，经常争得面红耳赤。赌注大时，气氛更为凝重，那一颗颗彩球，似乎变成了一些沉重的砝码，从那块绿色绒布上跳出来，压在对战者心上。当然，加入了赌注之后，小镇人玩球的热情也更高了，球技好的，一天能赢上几十上百块。这样的诱惑，足以让他们将台球当成生财之道。
　　说实话，我也有些心动，对自己的球技，我还是很自信的，小镇上没有人能打过我。但球技再好，我也只能忍住。这是母亲给我们立下的规矩，平时抽根烟、打个架什么的，她可以不管，但绝不能沾赌。在这方面，父亲是最有说服力的负面参照，母亲时不时将他赌成丧家之犬的形象搬出来，镇住我们，让我们不敢跨越雷池半步。
　　然而，母亲虽然很恨赌，但对于台球厅里的赌，却暗自欢喜。因为与赌博挂上钩之后，台球带来的收入明显提高了，赢了的一方会抽水，一块两块，聚少成多，加起来，竟比靠收开台费带来的收入还要多。那两年，因为这家台球厅，我家里的经济状况得到了很大改观。母亲将黑白电视机换成了彩电，此外还添置了洗衣机、冰箱，她甚至还买了辆交通工具——摩托车。尽管对于母亲来说，这些物件并无多大用处，买来之后，她依然保持着一贯的生活习性，衣服手洗，冰箱里很少存放东西，至于那辆摩托车，她更是从未骑过。但是，作为家里的摆设，在小镇上，这些东西就像面镜子，可以直观地反映出我们一家的经济状况。母亲要的，无非也就是这个。人活着就是为了张脸。
　　该有的都有了，我们这个简陋的家，慢慢变得殷实起来，生活展颜一笑，向我们一家人露出了温和的笑脸。我明显感觉到，小镇人看我们的目光变了，比之前和蔼了许多，也敬重了许多。就连高松，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尊重，小镇人对他不再取笑，即便是笑，也是善意的笑。那时我就明白了，钱这东西，除了解决一日三餐之外，还可以让人把腰杆挺起来。就像件华丽的外衣，穿上之后，让人变得体面的同时，也获得尊严。 　　可是，家境改观之后，母亲反倒比以往更加忧虑了。她时常提醒我们，人有旦夕祸福，做人要居安思危。她也确实是这么做的，在为人处事上，母亲比以往谨慎了许多，也圆润了许多，她身上的暴戾之气尽数褪去，变得越来越和颜悦色，就好像是，小镇给了她富足，她就必须以慈祥的面目来回馈小镇。
　　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尽管母亲如此谨小慎微，噩运还是找上了她。她常挂在嘴边的那句话，很不幸地在她自己身上验证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就如同一块石头，猛然砸进我们的生活，让我们这个家变得万分沉重起来，以至于那段短暂的富足，在我记忆中就像是一种错觉。
　　那天我们一家人正吃着饭。母亲夹了块肉送到嘴边，还未入口，筷子突然僵住，就像电影中的画面定格，她的脸被冻结住了，一种异常复杂的表情凝结在上面。饭桌上的气氛也随之凝固住。母亲微张着嘴巴，“啊呀”一声，筷子在半空悬停了片刻，便连同那块肉一起掉落到桌上。
　　我叫了声妈。母亲身子一歪，从桌边滚下去，摔在地上。我赶紧放下碗筷，跑过去将她扶起。高松也绕过饭桌跑过来，从另一侧将她托住。母亲的样子把我们吓坏了。她所有的表情都在面部肌肉里挣扎着，扭曲成一堆惊悚的问号。整个人僵硬地蜷成一团，无法展开，就好像全身的力气都被堵死在了骨头里。她身上所有的特质——坚忍、锐利，在这一刻里消失殆尽。
　　我赶紧叫了辆车，将母亲架上去。邻居也赶来帮忙，其中有些是母亲的好友，也有些与母亲结过怨，素无往来，可是当母亲遭遇变故时，他们瞬间就放弃了昔日的成见，化成一股让我们感到温暖的力量。这也是小镇人可爱的地方，虽然生活中斤斤计较，甚至钩心斗角，但他们会坚守着最后的善良。
　　邻居帮着我们，将母亲送到了县人民医院。医生根本来不及细诊，只翻开母亲的眼皮看了一下，便让人将她推进了急救室。整整一个晚上，我和高松坐在过道上，被幽冷的灯光照着。那时虽是夏天，县城被层层热气包裹着，我却时不时打着冷战，心里异常的无助和慌乱。高松倒是十分镇定，蜷在一条长椅上，没多久就睡着了。我盯着急救室的门，一宿未能闭眼。
　　第二天一早，医生从急救室里出来，走到我们跟前。他脱去手套，拿张纸巾，擦干额头上的汗水，然后摘下口罩告诉我们，母亲得的是脑出血，还算来得及时，命保住了。
　　我紧绷着的心稍稍松弛了些。可是他看了看我，紧接着又补充了一句：不过也跟死了差不多，如果不动手术，也就是个活死人。他整了整身上的白大褂，将口罩对折一下，放进右侧的口袋里。
　　我一下子如坠冰窖。这种状况我知道，医学上叫植物人，在电视里看到过，总以为那是为剧情设定的一种病，离我们很遥远，绝无可能跟母亲发生什么联系。可它却突然如其来，就像一颗陨石，从天而降，出其不意地砸在了母亲身上。
　　我问医生，手术得多少钱？
　　医生把眼镜往鼻梁上推了推，目光从镜片后穿过来，从我脸上滑过，在我简陋的着装上略微停留了一会儿。他说：不低于二十万。说完他看了下表，将白大褂脱下来，卷成一团夹在腋下，匆匆闪进了楼道里。
　　我顿时绝望。二十万是什么概念？在小镇上，谁也没见过这么多的钱，甚至连听都没听说过。事实上，对于我们这样的家庭，当医生说出这个数目时，就相当于已经宣布了对母亲的判决——要想康复到以前的状态，那是绝无可能了。
　　好人就怕病来磨。母亲很快便成为一个空壳，被一身病服空荡荡地罩住，看上去一阵风就能将她吹跑。她就像个纸人似的，成天躺在病床上，脸色苍白，手腕上插着一根管子，无法动弹，也无法言语，当吊瓶里的水源源不断地滴入血管里时，她体内的生机似乎也被一丝丝洗刷掉了。
　　與母亲一道消瘦下去的，是家里的经济状况，存折上的数字越变越小，不到半个月，母亲半生所攒积蓄，就已经花掉大半。医生建议我们，最好将母亲带回家里调养，这样可以节省住院费用。
　　我同意了。我能有什么办法？在贫穷面前，小镇人对待疾病的态度向来消极，小病靠拖，大病等死。我草草收拾了一下，叫了辆车，将母亲带回了家里。

八

　　母亲中风之后，我们这个家也像是跟着中了风，每一天都过得磕磕绊绊，举步维艰。裁缝店停业了，生活的担子一下子从母亲肩上卸下来，落在了那几张台球桌上。每天几十百八块钱的收入，在母亲的医疗费用面前，简直就是杯水车薪，微小到让人绝望。这时我才体会到，在父亲离去的这些年里，母亲提供给我们的平静生活，是多么来之不易。
　　我就是那时学会赌博的。倒不是因为失去了母亲的管束，事实上，她那副痴痴呆呆的模样，比一切责骂更加有效。只是在困境面前，我顾不了那么多。人穷志短，这句话大概就是这么来的。有人提出要跟我赌点钱时，我毫不犹豫地就赌上了。开始是三块五块，很小的赌注，我从未输过，艺高人胆大，赌注也就慢慢大了起来。这时我终于理解了父亲当年为何会沉迷此道。赌博确实有着巨大的诱惑力。我很快就步了父亲的后尘，成为一名狂热的赌徒，跟人打球，必定加码，并且希望赌注越大越好。我总想着能在一夜之间，将母亲的那笔手术费赢出来。我也知道，这种希望实在太过渺茫，因为在小镇上，绝无可能再找到一个像我父亲那样，能一下子赌辆车的人了。但是，有希望总比没希望好，何更况，在四面楚歌之际，这也是我所能抓住的唯一一根救命草。
　　除了赌球，我无心再干别的事情。大多数时间里，母亲由八万照顾着。逆境之中，方知人情冷暖。母亲一病不起之后，刚开始，还有些邻居帮着照应一下，可是时间一长，邻居也就不来了。家里的那些亲戚，更是避之不及。反倒是八万，这个被母亲歧视过的人，成为我家最忠实的朋友，他所给予我们的帮助和温暖，远胜过母亲的那些亲朋好友。除八万之外，高松也让我刮目相看。在我心灰意冷之际，他成了家中的顶梁柱，兢兢业业地打理着台球厅。他的注意力，几乎全扑在了那几张台球桌上，对母亲的病，倒似乎并不怎么关心。虽然让人觉得有点冷血，但我可以理解，毕竟从小到大，他从母亲身上得到的亲情也十分淡薄，淡薄到他无须回馈。 　　有一天，小镇上来了个广东人，据说是在那边犯了事，出来躲避的。说来有些奇怪，我们这座小镇，本地人之间，喜欢斤斤计较，往往为了极小的事，便争得面红耳赤，有时甚至不惜大打出手。可是对异乡人，却有着让人难以理解的宽容。也许是因为他们的外地口音，为小镇人提供了新奇和乐趣。他们一来到小镇，便被奉为贵客。尽管曾经出现过有外乡人骗走小镇姑娘的事，但丝毫也不影响小镇人对他们的偏爱。因此，不管广东人的背景如何，我们这座小镇都温和地接纳了他。
　　广东人也喜欢小镇。小镇的杂乱、随意，以及慢悠悠的生活节奏，都让他觉得舒适。他是个十分随和的人，脸上始终带着笑意，说话时，声音在嘴巴里转着弯，听上去，比小镇上的方言远要文明和优雅。他就连打台球的态度，也是十分随和，你跟他打着玩，他就陪你打着玩，你若是想跟他赌，他也就陪着你赌，赌注的大小也随对手来定。他的球技并不好，从持杆的姿势和击球力度就可以看出来。与人打球，自然是输多赢少，可是无论输赢，他脸上总挂着温和的微笑。
　　每次来台球厅，广东人都会输点钱给大家，少则二三十块，多则百八十块，看起来不多，但在小镇上，这已经不算少了。对广东那个地方，我们曾经有过无限的想象，可是广东人来了之后，这种想象就变得十分单一了，那个地方在我们脑子里只剩下一个钱字。因此，我们一致认定，他是钱多人傻的那类人。
　　这样的财神爷，我自然不会放过。有一天，我找个机会，跟他赌上了。他问我，想打多大？我说，一百吧？他微微一笑，说，好。就俯下身去开球。这一局，我自然没费什么劲就赢了。以球技而论，他明显不是我的对手，我有以大欺小的嫌疑。但他毫不在意，我也就不去管是否胜之不武了。这个财大气粗的家伙，让我心中燃起一线希望，似乎有了他，母亲那笔手术费就不再遥远。赌博的魅力，就是让你觉得，在悬而未决的结局后面，有你想要的整个世界。
　　于是我慢慢加码，从一百到两百，到三百，然后是五百。无论我怎么往上加，他都保持着平静的表情。如此下来，不到半天时间，我已经赢了好几千块钱。厚厚的一沓钞票，在口袋里撑着，就像压在我胸口一样，让呼吸变得困难。旁边有人劝我：差不多了，见好就收吧。我也想过收手，可是作为赌徒，我的意志力根本控制不了自己的行为。我心想，大不了把赢到的钱输出去。于是我一咬牙，把赌注加到了一千。
　　这时，广东人脸上的表情才凝重起来，不再那么随意。他把身上的夹克衫脱下来，对折两次，抚平整了放在椅子上，抽了支烟，开始打球。接下来，我感觉就没那么顺利了。他看起来蹩脚的球技，突然有如神助，每击出一杆，白球总是慢慢悠悠的，停在让我最难受的地方。几次障碍之后，我的手感就差了，击球失去了准星，球路也越来越乱，怎么打都顺畅不起来。我们之间的局面，从我独赢，变成互有输赢。要命的是，他每赢到一局，看起来都有很大的运气成分，总是在最后几个大球时，磕磕绊绊地将球撞进。
　　这样的败局，让我很不甘心，总觉得球技高他太多，他的运气不可能一直好下去，我赢他完全十拿九稳。这么一想，我又把赌注往上加。可事实上，当我加到两千一局之后，他已经赢多输少了。不过也差距也不大，他总是在赢一两局之后，再上输一局，与我大致保持着一种拉锯状态。
　　我们就这样打着，也不知打了多少局，我只记得期间让高松去信用社取过几次钱。到了晚上，高松走过来，拉拉我的衣袖，说，别打了。他告诉我，已经输了快一万块。我脸上的汗水瞬间就下来了。母亲重病之后，家里早已入不敷出，这一万块钱，无异于釜底抽薪。但我已经输红了眼。
　　我说：一局定输赢吧。
　　广东人从台边拿了块布，擦拭着手里的球杆，问我：打多大？
　　我说：你想打多大，就打多大。
　　他把球桿摆在一边，转过身，从椅子上把衣服拿起来抖开，从口袋里拿出两沓钱来，拍在台边，说：这里有两万。
　　我算了算，母亲积攒的钱，看病花掉一大半，我输掉一万，存折上大概还剩下两万，刚好够一注。我一咬牙：那就两万。
　　这时我才明白，其实我更像父亲。高松只是外表像，我则是从骨子里像。我继承了父亲身上那种嗜赌的天性，一旦赌起来，根本不留后路。可我却不是个合格的赌徒，没有过硬的心理素质。球摆上之后，我就开始后悔。两万块钱，加上对手两万，就是四万，这个庞大的数目，在小镇上够买下半栋楼了。这么一想，我就感觉这栋楼压到了我身上。我开始发抖，无论如何也无法镇住内心的慌乱。
　　广东人让我先开球。我俯下身，瞄了半天，始终无法将眼前的白球送出去。我的手抖得厉害。高松走过来，按住我的球杆，说：我来吧。
　　我说：你疯了吗？
　　他没说话，夺过球杆，深吸一口气，踮起脚尖，身子贴在球桌边，砰的一声就把球击散了。我的一颗心立马提到了嗓子眼。高松从未打赢过我，又怎么可能赢得了广东人？但我已经无法制止他了。在小镇上，赌有赌的规矩，就像下棋，落子无悔，开了球，就无法回头了。他将球击散的同时，也就把四万块钱的赌局背在了身上，等待他的只有结局。他自己倒是一点也不紧张，依然是那个奇怪的姿势，不按常规出杆，击球，就像只马戏团的猴子，围着球桌，蹿来蹿去，每打出一杆，就引来一片嘲笑。可是打着打着，旁人的嘲笑渐渐凝固了，变成了惊叹。高松看似滑稽的动作，到了球上，却一点也不滑稽，他击出来的球又稳又准，力度和角度都恰到好处。我渐渐发现，在他奇异的姿势里，似乎隐藏着一种诡谲的魅力，通过击球之后，体现出来。
　　广东人面色一凛，开始沉着应战，他已经完全打开了。这时我才明白，此前他拙劣的技术，只是一种假象，全是伪装出来的。当桌上的筹码变成两万时，他也拿出了足以跟赌注匹配的球技，变成了一位十分专业的台球手，每击出一杆，都显示出一种沉着、稳定，以及精准的力度和角度。
　　这让我十分羞愧，看上去，他比我强太多了，比高松，强得更多。但奇怪的是，这局球还不到五分钟，胜负已分。广东人只进了六颗球，高松便抓住一次机会，一杆清台。广东人不相信似的看着他，又拿起抹布，把球杆擦了又擦，脸上的表情开始亢奋起来，他说：没想到啊，高手在民间，再来一局？钱我有的是。 　　他又掏了两沓钱出来，拍在球桌边。在灯光下，这两叠崭新的钞票呈现出一种艳丽的颜色，让人怦然心动，也让我失去理智。我极力怂恿高松，继续打下去，再打几局，母亲的医药费差不多也就解决了。
　　让我失望的是，高松丝毫不为所动，无论如何不肯再打了。他低着头，把球杆竖在桌边，转身从球桌前离开，坐到了椅子上，闭着眼睛休息，很长时间不说话，就像是睡着了。广东人只好把钱收起来，靠在球桌边，吸了两根烟后，一脸遗憾地离去。此后的好些天，他都没有再来台球厅，他似乎从小镇上消失了。
　　那天晚上，所有人散去之后，高松才从椅子上站起来，去收拾凌乱的球桌。他瘦小的身躯被灯光照着，摇摇晃晃，脚底下飘着，好像是虚脱了。他走了几步，果然一下子歪在地上。我赶紧跑过去，将他扶起。我发现他身上被汗水浸着，衣服早就湿透了。这时我才知道，那局球他赢得并不轻松。

九

　　赢了广东人的两万块钱之后，高松一战成名，成为小镇上的焦点人物。小镇人谈论起那场胜局时，无不交口称赞，说他绝对是个天才，在娘胎里就已经练就了超凡的台球技术。对这些称赞，高松并不在意，他置之一笑，依旧如往常一样，谦卑地活着。有人找他打球，他一律拒绝。他仍然只是在半夜里起床，趁着夜色，一个人默默打上一会儿。过了一阵子，那场胜利带给他的光环，也就逐渐黯淡下去。小镇上的事就是这样，热得快，冷得也快。回想起来，那场球也确实赢得诡异，于是小镇上的人认为，高松之所以能打赢那场球，纯属运气使然。我也是这么想的。
　　大约一个月之后，广东人又来了。这一次，他身上完全没有逃亡的迹象，就像一个来到小镇考察的商人，穿着打扮焕然一新。他腋下夹着个包，另一只手提着一袋水果，就像走亲戚一样，进了我家里。他没有提要跟高松赌球的事，只是把我和高松叫进了屋。他看了看我们，坐下来，把水果放在桌子上，开门见山地说：你们需要钱吧？
　　我看了一眼母亲的床，没说话。需不需要钱，这太明显了。母亲病后，家里的每一个角落里都写着贫穷。
　　广东人说：需要多少。
　　我说：二十万。
　　他说：不算多。
　　他从包里掏出几沓钱来，拍在我面前。崭新的钞票，花花绿绿，十分扎眼。我看了看，还真不少。广东人说，这只是定金，后面会更多。当然，钱不可能白给，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他的要求很简单，就是让高松跟他去广东，打一段时间的球，赢了钱二八分成，输了算他的。
　　对于我们这些没见过什么世面的小镇人来说，他开出的条件的确十分诱惑，无异于天上掉馅饼。但我内心挣扎了好一阵子，还是觉得应该拒绝。虽然我是一名赌徒，但在赌局之外，我还有着基本的理智。在我眼里，高松只是个长不大的小孩，他的生活自理能力，就像他瘦小的身体一样，永远停留在那条一米四的水平线上了。广东那地方，我听打工回来的人提起过，他们指着从小镇边上穿过的那条铁路告诉我，火车开到终点，就是广东了。那么遥远的地方，鱼龙混杂，高松孤身在外，万一出点事怎么办？我不敢想象。这个家已经风雨飘摇，母亲重病在身，生死未卜，我不想让高松也发生什么意外。
　　我说：这不行。
　　我一边说，一边把钱往广东人身前推。这时高松走了过来，按住我的手，横在我面前把钱捞了起来。他说：我去。
　　广东人说：真去？
　　高松点点头，把钱塞到我手里。广东人如获至宝，十分满意地又掏出一沓钱，从中数了一把出来，扔在桌上，说：这是路费。
　　当高松将这笔路费揣进口袋里时，我知道我已经无法阻止他了。我这个弟弟，平时看上去软弱可欺，一旦执拗起来，比牛还犟。上小学时，有次我们一起逃课，被母亲抓到。母亲打我几下，我就开始检讨。高松却拒不认错，把他吊在横梁上好几个小时，他一声不哼地坚持着，直到母亲放弃。
　　走的那天，我去送他。跟他一起的，还有八万，这让我放心了很多。八万是个老江湖，在里面也待过，吃过的盐比我们吃过的米还多。有他照应着，高松不至于出什么大事。他们坐的是深夜的火车。出门时，母亲正处于昏睡之中，对高松的这趟远行，她毫无知晓，但我总感觉到，有双眼睛在我们身后，凝视着高松离去。
　　我们从小镇坐车，到县城里转火车。到火车站时，已是深更半夜，出门远行的人仍然很多，车站从里到外，晃动着各种各样的面孔。许多高低不一的肩膀上，扛着各式各样的箱子和包。我不明白为什么一夜之间，县城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些千百年来都在这块土地上生长的人，纷纷离开故土，成群结队地往南方涌去。高松把包頂在头上，和八万一前一后，进了站。当他混进人群时，我就只能看到那个包了。

十

　　高松走后，母亲的情况似乎好了一些，有时会清醒一阵子，时间不长，就像从梦中惊醒一样，望着我，再环顾这个家。她有时能说话，有时不能说话，沉思片刻之后，又陷入昏迷。能说话时，她会发觉家里少了个人，就问我：高松呢？
　　我胡乱应付着：在外面呢。好在母亲没有向我追问的能力，每次她说上一两句话后，嘴巴咧了咧，闭上眼睛，又陷入了痴呆之中。很奇怪，有时她甚至会记不住我，却从未忘记过高松。
　　当然，我也时刻记挂着高松。我不知道他在外面的情况，去了广东之后，一直联系不上。只是每隔一段时间，他就会寄笔钱回来，一次比一次多。没过多久，母亲的那笔手术费就凑足了。我把她送进了县人民医院。
　　手术之前，母亲又出现了短暂的清醒，暴躁地与护士僵持着，无论如何不肯进手术室。让我吃惊的是，她放弃治疗的理由是，不能动存折上的钱，那是为高松存下来的，得为他成个家。母亲的心思很明显，在小镇上，娶不到老婆的男人，往往只能花笔钱，找个同等条件的，凑合着过一辈子。这时我才发现，在我和高松之间，母亲的爱其实并不像小镇人所看到的那样倾斜。甚至，她在高松身上倾注得更多，只是她对高松的关爱，用一层严厉的外衣包裹着，让人无法洞悉。重病之际，这种关爱才显露出来，在自己的生命与儿子后半生的幸福之间，母亲选择的是后者，她宁可不动手术，也要留住那笔钱。 　　我只好敷衍母亲，让她放心，说那些钱我一分也不会动。趁她挂吊针不注意时，我让护士加了针麻药。她很快就像个小孩一样，安静地睡着了。醒来后，手术已经完成。这时的母亲已经明白了，家中早已一贫如洗。但她也没说什么，毕竟人命大于天，她又怎么可能没有求生之望呢？
　　住了一段时间的院，母亲回到了家里。虽然不如以前那么利索，但基本的行動和言语已经无碍。对我来说，母亲的康复就像一根定海神针，让我内心不再慌乱。这意味着，家中又有主了。那台缝纫机的声音又响了起来，家里恢复了往日的生机。只是，母亲康复这件事，丝毫也没引起小镇人的关注，因为高松的光芒实在太耀眼了。二十万啊，如此巨大的天文数字，也不知他是怎么赢回来的。对小镇上的人来说，一个能人，显然比一个病者更能引起他们的兴趣。
　　高松的形象，连同这二十万一起，被小镇人无限放大，他俨然已经不再是那个身高不足一米四的侏儒。关于高松的各种传说，在小镇上迅速传开。有人说他赢遍了整个广东，还有人说他把世界一流的职业球手都打得毫无还手之力。小镇上的人就是这样，喜欢造神，只要不是亲眼所见的事情，就会被无限放大，经过众多张嘴巴的传递，连一头猪，也有可能被传唱为神。
　　对于这些过于神乎其神的传说，我自然不会相信。高松是我弟弟，十几年来，一个屋檐下生活，一口锅里吃饭，他有多大能耐，我很清楚。但不可否认的是，母亲的手术费的确是他从广东寄回来的，他靠着打球，挽回了母亲的半条命，让母亲从半植物状态，重新回到了清醒的世界里。
　　康复之后，母亲又开始忙碌不休，且比以前更加操劳。面对贫穷，她整天忧心忡忡，满头青丝很快就白了大半。我有时会想，与其这样，还真不如让她索性昏迷着。失去意识的时候，尽管她的身体并不健康，可心中却无忧虑。我甚至觉得，也许，那才是她一生中最好的时光。
　　不久之后，高松和八万从广东回来了。那天的场面十分热闹，与他离开小镇时的情景截然不同。离开时，只有我一人送他，回想起来，十分冷清和悲凉。这次回来，他俨然已经成为英雄，小镇上的人赶集一般，聚拢到我家门口，很自觉地排成两队，夹道相迎。我和母亲也站在人群里，被他身上的光芒照亮着。
　　球王啊，小镇上的人高声呼喊着，将高松团团围住。有些人迫不及待地想要跟他切磋，以便从他身上学点球技。高松一只手拎着包，另一只手插在口袋里，微笑着拒绝他们。他穿过人群，径直回到了屋里，对那几张台球桌，连看也没看一眼。这些狂热的崇拜者不甘心，又追到了屋里，纠缠不休，非要高松露两手不可。这时，高松才把插在口袋里的那只手拿了出来，向着众人亮了亮。屋中顿时安静下来，所有人噤若寒蝉。我们惊恐地看到，高松左手的手掌边缘，十分刺眼地空着一块。那根大拇指，沿着手掌边缘，齐刷刷地不见了。鲜红色的肉还没长拢，像菜花一样翻卷着，针线缝合的间隙里，隐隐露出一线白色的骨头，就像个惊叹号。
　　母亲的身子晃了晃，就像被人打了一拳，然后瞬间就暴怒起来，拿着一把扫帚，把围观的人群驱散开了。
　　放下扫帚之后，母亲就像魔怔一般，站在那里，茫然不知所措。我也像母亲一样，不知所措。对于高松的这根断指，我和母亲保持了一致的默契，都没有过问。高松自己也没做任何解释，他只是淡淡地告诉我们，一根手指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与身高相比，这点小小的残疾又算得了什么？
　　的确，对高松来说，断去一指，与他因身高而在小镇上受过的歧视和冷遇相比，丝毫算不了什么。更何况，这小小的残缺，不但换回了母亲的健康，并且让他摇身一变，成为小镇人眼中的球王，在小镇上，他获得了有生以来最高的荣光。只是，自那以后，他却再也没有碰过台球。
　　【责任编辑】  邹 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