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者收入的提高以及由此带来的消费增长前景,将为中国经济带来结构性巨变。
　　从近一段国内频发的劳资对峙事件的解决方案来看,劳动力市场的力量均衡正在无可避免地向劳动者倾斜。作为例证的是,中华总工会日前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建设充分发挥企业工会作用的紧急通知》,要求各级工会要全力推动在外商投资企业、港澳台商投资等非公有制企业组建工会,把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广大职工组织到工会中来。
　　以往在中国这个世界工厂中,工人是最没有话语权的阶层,这是由于大部分工人都是来自不同地区的农民,他们将自己视为城市的过客,打工赚钱之后最终将回到农村生活,他们形成了一个相互竞争的松散群体。在廉价劳动力被视为重要竞争优势的背景下,在政府、资本、劳动力三方的博弈中,由于劳动力的充足供给和缺乏组织,使得劳动者常常缺位于三方博弈,这也就使得政府、资方并没有动机提高劳动者收入,而劳动者本身则缺乏表达的意愿和渠道,形成了劳动力价格被人为压低——这也是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居民劳动收入占比持续下降的原因所在。
　　但是,目前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两点本质变化:首先,“用工荒”频发昭示,刘易斯拐点已经来临,中国开始进入劳动力短缺时代,供求规律的变化将导致劳动者收入的提高;其次,随着第二代农民工成为中国制造业的主体劳动者,工人意识正在觉醒,他们开始强烈地表达自身诉求——本田的大罢工事件即可视为例证。在这种情况下,以低工资创造就业、维护社会稳定的逻辑基础被打破,如果收入分配不合理、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再不解决,可能会导致一些严重的社会问题、影响社会稳定。值得注意的是,对劳动者利益的重视已经提升至更高的层面,例如人保部相关人士日前就透露,中国现在基本具备效仿日本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条件,“十二五”规划或者政府的工作计划中,或酌情考虑类似的做法。
　　总之,可以认为,当前劳动力与资本所发生的结构性失衡已经逼近临界点,中国制造业成本加速抬升的时间窗口已经来临。劳动者收入的提高、以及由此带来的消费增长前景,将为中国经济带来结构性巨变,同时也会带来更多的挑战。
　　首先,长期通胀压力不断提升。这的确是最令人担忧的问题。资本密集型及附加值较高的企业一般具有足够的利润消化成本上升。但在低端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中,工资与企业利润是一个跷跷板游戏,工资上涨必然导致企业利润的相对下降。若工资的上涨最终完全体现为产品价格上升,那么被通胀预期催化了的真是通胀水平,足以吞噬任何工资涨幅。当然,当前中国过剩的产能,能够在一段时期内消化工资的上涨,但在更长期来看,低端消费品价格与服务价格出现较快上涨的风险较大,势必将对低收入人群产生打击。
　　其次,低利率环境面临终结。随着土地、资源、劳动力价格的不断走高,中国制造业的低成本优势只剩下低利率一项。而随着工资的上涨,消费比重亦会出现提升,经济的投资依赖度将有所降低,在长期通胀压力下,保持低利率已经不再成为必要,这将为资产价格及投资的畸形繁荣画上句号。
　　再次,外资流入持续放缓。制造业的低成本优势的逐步消失,低附加值加工业的利润空间被进一步挤压,这将会降低中国对外资的吸引力。对于那些试图开发中国市场的外资来说,能否提供公平的经营环境是更为重要的因素,但显然这方面还有所欠缺——在前不久召开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美国财长盖特纳为首的美方官员一致为帮助美国在华企业获得平等的发展机会而奔走呐喊。
　　最后,对内资的吸引力同样出现下降。对于国内的民营资本来说,无法进入享有高利润的垄断性行业,对房地产的调控亦打压了其对民间资本的吸引力,价格领域的控制使其难以再对农副产品等进行炒作,如果人工成本上升再次冲击民间资本的另一聚集地——低附加值加工业,那么民间资本将不得不面临无处可投的境地。有研究机构认为,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移民输出国,相伴与此的是大量财富的外迁。如果不能为民间资金找到正常的投资路径,国内资本外逃的风险将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