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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曾以其丰富、独特的发现震惊世人。二0一九年岁末，三星堆遗址再度引发关注。因遗址发现九十周年，学界在四川广汉隆重召开了“纪念三星堆发现九十周年大会暨学术研讨会”。正值大会期间，新华社二0一九年十二月二十日以一则《三星堆第三号祭祀坑崭露头角》的简要消息，披露出在三星堆遗址发现了三号坑。九十年历程属于“过去”，新披露的重要发现属于“将来”，这两个时间维度足以让我们在这个时间点上因一个遗址的发现重新反思考古学的价值和意义。
“过去”的九十年历程始于一九二九年。当年在三星堆的真武村燕家院子偶然发现一个土坑，出土了三四百件玉石器。因这些玉石器的流散，华西大学博物馆于一九三四年对玉石器坑进行清理，并开掘探沟。这是在三星堆的首次发掘，结果表明那里是一个古遗址。更多的考古工作从五十年代开始：一九五一年、一九五八年，四川省博物馆和四川大学历史系分别开展考古调查;一九六三年，冯汉骥主持发掘，断言三星堆是古蜀文明一个重要的政治经济中心;一九八0至一九八六年，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和四川大学历史系等共进行五次大规模发掘;一九八六年偶然发现了两个埋藏丰富的祭祀器物坑，展现出一个前所未知的文明;从一九八八年至今，在遗址上开展的调查、勘探、发掘始终不曾中断。近年来对三星堆城址结构的探索和对城西北青关山大型建筑的发掘等，进一步揭示出三星堆城址在一个区域性文明中所处的中心地位和这个文明所达到的高度。
今天，我们可以从很多方面来衡量这些发现的意义和这个遗址的价值。比如从一九三四年持续至今的考古工作，使三星堆遗址具有差不多和安阳殷墟同样长的发掘历史，殷墟于一九二八年的首次发掘，被视为中国考古学的开端。又比如，三星堆的考古发现，改变了我们对中国青铜时代文明图景的认识，改变了我们对“中心”“边缘”“区域”等一系列观念的理解，甚至于改变了人们传统的历史观。
一个遗址何以能改变人们的历史观？在考古学产生之前，人们通过各类文献对三星堆遗址所处的成都平原的历史已有认识。殷墟甲骨文中有十多种关于蜀的信息，卜辞中的蜀是殷商遥远而又有联系的方国，还是重要的农业区，在武丁后与商关系密切。卜辞中的蜀位于何处曾有不同意见，其中就有在四川境内或在成都平原的观点。古代文献里还记有与蜀相关的传说。比如《帝系》《史记·五帝本纪》《帝王世纪》《水经·若水注》等中都有昌意娶蜀山氏女生颛顼的传说。对蜀记载较多的文献是晋代的《华阳国志》，其中的《蜀志》开篇也是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的内容。该书对蜀的世系有更多记载，如在周失纲纪后有纵目的蜀侯蚕从首先称王，其后的蜀王或帝有柏灌、鱼凫、杜宇、开明。开明时期蜀与秦多有交往，直至公元前三一六年蜀为秦所灭。作为较为完整的关于四川等西南地区的地方志，《华阳国志》对战国汉晋时期的蜀地的历史、地理、人物等有比较详细的记载，但对于更早的历史仍限于突出帝王世系的传说。直至二十世纪上半叶，现代史学仍主要在各类文献材料中探索古蜀的历史。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考古学发展迅速，但在获得三星堆的重要考古发现之前，人们依旧秉持传统的历史观，认为四川地区没有发达的文明，或者四川地区无论是在地理上还是在文化上，都属于中原或中原文明的“边缘”。
考古发现不断更新着我们的认识。如今我们得知三星堆遗址的年代大约为距今四千八百年至距今两千六百年，跨越了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分属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其中，新石器时代的遗存属于宝墩文化，有夯土台基、房屋和墓地。遗址上最主要和最重要的遗存属于青铜时代的三星堆文化，出现了面积约四平方公里的大城，并形成在大城内分隔出三座小城的格局。城内有大型建筑、普通居址、手工业作坊、墓葬和各种埋藏坑。特别是一九八六年发现两个祭祀器物坑，埋藏千余件前所未见的青铜器、金器、玉石器等，以及大量的象牙和海贝等。这些发现揭示出在成都平原存在过发达的区域文明，在青铜时代可能还形成了早期国家。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遗存如此丰富但却没有文字，在各类文献中也缺乏对它们的相关记载。在已有的研究中，当然也不乏将考古材料与文献材料相结合的努力。三星堆遗址在发现后即被指认为是文献中的“蜀”的遗存，两个器物坑的出土又使更多研究尝试将考古遗存与文献中的蜀王世系相联系。尽管如此，三星堆遗址出土的考古材料始终独立存在而并不附属于文献。那些结合大多只是将考古发现习惯性地与文献记载简单对应，而非在文献背景指引之下的研究，既缺乏对文献本身的分析，也不是对考古资料的进一步解释。
三星堆考古发现是有其独立意义的。在一九二九年玉石器发现以前，人们甚至不知道在三星堆存在一个古代遗址;在六十年代的考古发掘以前，人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遗址的重要性;而在一九八六年两个祭祀器物坑出土以前，人们还完全不能设想在成都平原存在过一种足以和同时代的其他任何文明相媲美的文明，甚至出现过一个形态特别的早期国家。如今，我们已知道三星堆文明最终汇聚为中国古代文明，也成为世界文明的一部分。三星堆这段三四千年前的历史，是由考古学建构的。在这样的建构中，三星堆的考古发现并不能和原有的文献材料相互补充、印证，也难以在文献提供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去理解和认识。其原因不仅仅在于三星堆的考古发现过于独特，从而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我们原有的知识范围;更是因为考古学是用“实物”来“建构—书写”历史。“实物”包括了过去一切与人的活动相关的物质遗存，零散但却无所不包，最重要的是它们没有像文字材料那样经过观念的梳理。因此，实物“建构”的历史不同于用文字书写的单一的“线性历史”，而是一种多元化、多层面的“复线历史”，让历史显示出其复杂性与多样性。考古学绝不是用三星堆的考古发现去印证、增补一段已有记录的“观念史”，而是用物质遗存去“创造”一段未知的历史。如此“创造”的历史，改变了中国古代文明的图景，也改变了我们的历史观。
考古学对历史的“创造”是没有终结的，考古学的“建构”永远需要留待“将来”去增补和修正。三星堆遗址上的新发現更凸显了这一点。 自三星堆遗址发现，特别是一九八六年两个器物坑出土后，三星堆成为一个学术热点，甚至拓展为一个具有持久吸引力的研究领域。学术界对三星堆的考古发现进行了多层面、多维度的研究和阐释，仅就两个器物坑，就涉及坑和遗物的年代、特点、性质、成因，由此扩展到更加广泛的文化面貌、社会形态、宗教信仰、文化交流等诸多方面，形成了丰富的理论和解释体系。以器物坑的年代为例，存在两个坑同时和一早一晚两种认识，在同一认识之下对具体年代的判定又各不相同。对于两个坑的性质，认识上的分歧更多，主要的观点大致有祭祀坑、宗庙与神庙祭祀器物埋藏坑、“厌胜”性埋藏坑、不祥宝器埋藏坑、灭国器物坑、火葬墓、盟誓遗存、封禅遗存等。影响最大的祭祀坑说中，又有自然神祇祭祀、百神祭祀、综合祭祀、祖先祭祀、农业祭祀、迎敌祭祀、迁都祭祀、开国祭祀、亡国祭祀、生殖崇拜等多种观点，同一观点下的具体解释又因人而异。至于对坑内出土遗物的各种解释更是不计其数。
解释的多样性皆因缺乏认识和理解考古发现的背景。对于不同的解释，我们只能追求最大程度的合理性和解释体系的自洽性，即使是看上去最合理、解释性最强的理论也并不意味着达到了历史的真实。要不断接近历史的真实，就必须让考古学的建构保持开放。这种开放既要不断面向过去已有的考古发现，更要面向“未来”。我们今天获得的考古材料不过是历史遗存的极少部分，所有由考古学建构的理论体系和历史，都要面对“未来”新发现的检验和挑战。
二0二0年二月八日，常年主持三星堆遗址发掘的雷雨在中央电视台进一步透露了三号坑的信息。三号坑位于一号和二号坑之间，形制、大小、方向、出土遗物的深度，均与二号坑几乎完全相同，已经知晓的埋藏物有青铜大口尊。鉴于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器物坑在学界和公众中的影响力，三号坑毫无疑问将再次引起震动。目前对三号坑的正式发掘尚未开始，埋藏的内容以及它们会对过去的认识带来怎样的冲击，现在都还难以估计。但仅仅是出现了第三个坑，挑战便已经来临。
首当其冲的是对器物坑数目有着明确解释的理论。我在《三星堆器物坑的再审视》（《考古学报》二00四年第二期）中曾提出一、二号坑出土的遗物存在着明显区别：一号坑的遗物以青铜人头像、龙柱形器和金杖为主，它们可能是部族首领的形象和王权的象征物，因此一号坑埋藏的是宗庙内的器物;二号坑以青铜太阳形器、神树、神鸟、雄鸡、眼睛形器和表现祭祀场景的器物为主，其主题是太阳崇拜，它们出自神庙;在三星堆的早期国家中，王权与神权并存。还有其他建立在“两个”坑的解释上的理论。如认为两个坑分别属于两个部族，反映了王权的交替;其中一号坑表现祭祖，青铜人像的形象是殷人;二号坑反映的是树崇拜、山崇拜等，青铜戴冠立人像为蜀人（李安民：《广汉三星堆一号、二号祭祀坑所反映的祭祀内容、祭祀习俗研究》，载《四川文物》一九九四年第四期）。或者认为来自川西高原崇拜鱼的氐人和来自东方崇拜凫的部落曾组成联盟，两个年代相同的器物坑反映了鱼凫王朝的灭亡和杜宇王朝的建立（胡昌钰、蔡革：《鱼凫考──也谈三星堆遗址》，载《四川文物》一九九二年专辑）。又如认为两个坑分别是鱼凫氏和开明一世称王时的祭祀遗存（王燕芳、王家祐、李复华：《论广汉三星堆两座窖藏坑的性质及相关问题》，载《四川文物》一九九六年增刊）。还有观点认为两个坑的形成是因为某个重要的带有宗教意义的周期，或者与两个国王兼巫师的死亡或替换有关（孙华：《三星堆器物坑的年代及性质分析》，载《文物》一九九三年第十一期）。如今出现第三个坑，显然就会冲击对两个坑的解释。在三号坑的埋藏物出土后，三号坑或可纳入上述理论体系，或者会将上述体系全部推翻。其他并不突出器物坑数目的解释，同样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检验，新的解释体系又将形成。
但事情不会止于此。三号坑或许只是三星堆遗址上激动人心的新发现的开始。在成都平原、四川盆地，甚至更为广阔的区域内，也都有可能出现与三星堆遗址有关的考古发现，它们将不断修正和完善我们的认识。所有考古研究的结论的“正确性”都是相对的。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能坚持科学获取和解释材料、形成理论认识，再接受新材料的检验和修正。反之，因担心认识被修正、推翻而有意模糊甚至放弃明确的观点并不足取，这实则是放弃了科学的研究，丧失了探索的勇气。有考古学家说，考古学的理论会轮番出现与消失，考古学是一种终生的探索而没有真正的终点，一切都是尝试性的而没有什么是最终的定论（保罗·巴恩：《考古学的过去与未来》，覃方明译，译林出版社二0一三年版，7页）。正是在这种循环往复的认识过程中，我们才有可能不断接近历史的真实，我们的探索和求知欲望也因此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这也是考古学的魅力所在。
考古学面对和建构的是“历史”，但其建构又永远向“未來”开放。
一
“过去”的九十年历程始于一九二九年。当年在三星堆的真武村燕家院子偶然发现一个土坑，出土了三四百件玉石器。因这些玉石器的流散，华西大学博物馆于一九三四年对玉石器坑进行清理，并开掘探沟。这是在三星堆的首次发掘，结果表明那里是一个古遗址。更多的考古工作从五十年代开始：一九五一年、一九五八年，四川省博物馆和四川大学历史系分别开展考古调查;一九六三年，冯汉骥主持发掘，断言三星堆是古蜀文明一个重要的政治经济中心;一九八0至一九八六年，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和四川大学历史系等共进行五次大规模发掘;一九八六年偶然发现了两个埋藏丰富的祭祀器物坑，展现出一个前所未知的文明;从一九八八年至今，在遗址上开展的调查、勘探、发掘始终不曾中断。近年来对三星堆城址结构的探索和对城西北青关山大型建筑的发掘等，进一步揭示出三星堆城址在一个区域性文明中所处的中心地位和这个文明所达到的高度。
今天，我们可以从很多方面来衡量这些发现的意义和这个遗址的价值。比如从一九三四年持续至今的考古工作，使三星堆遗址具有差不多和安阳殷墟同样长的发掘历史，殷墟于一九二八年的首次发掘，被视为中国考古学的开端。又比如，三星堆的考古发现，改变了我们对中国青铜时代文明图景的认识，改变了我们对“中心”“边缘”“区域”等一系列观念的理解，甚至于改变了人们传统的历史观。
一个遗址何以能改变人们的历史观？在考古学产生之前，人们通过各类文献对三星堆遗址所处的成都平原的历史已有认识。殷墟甲骨文中有十多种关于蜀的信息，卜辞中的蜀是殷商遥远而又有联系的方国，还是重要的农业区，在武丁后与商关系密切。卜辞中的蜀位于何处曾有不同意见，其中就有在四川境内或在成都平原的观点。古代文献里还记有与蜀相关的传说。比如《帝系》《史记·五帝本纪》《帝王世纪》《水经·若水注》等中都有昌意娶蜀山氏女生颛顼的传说。对蜀记载较多的文献是晋代的《华阳国志》，其中的《蜀志》开篇也是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的内容。该书对蜀的世系有更多记载，如在周失纲纪后有纵目的蜀侯蚕从首先称王，其后的蜀王或帝有柏灌、鱼凫、杜宇、开明。开明时期蜀与秦多有交往，直至公元前三一六年蜀为秦所灭。作为较为完整的关于四川等西南地区的地方志，《华阳国志》对战国汉晋时期的蜀地的历史、地理、人物等有比较详细的记载，但对于更早的历史仍限于突出帝王世系的传说。直至二十世纪上半叶，现代史学仍主要在各类文献材料中探索古蜀的历史。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考古学发展迅速，但在获得三星堆的重要考古发现之前，人们依旧秉持传统的历史观，认为四川地区没有发达的文明，或者四川地区无论是在地理上还是在文化上，都属于中原或中原文明的“边缘”。
考古发现不断更新着我们的认识。如今我们得知三星堆遗址的年代大约为距今四千八百年至距今两千六百年，跨越了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分属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其中，新石器时代的遗存属于宝墩文化，有夯土台基、房屋和墓地。遗址上最主要和最重要的遗存属于青铜时代的三星堆文化，出现了面积约四平方公里的大城，并形成在大城内分隔出三座小城的格局。城内有大型建筑、普通居址、手工业作坊、墓葬和各种埋藏坑。特别是一九八六年发现两个祭祀器物坑，埋藏千余件前所未见的青铜器、金器、玉石器等，以及大量的象牙和海贝等。这些发现揭示出在成都平原存在过发达的区域文明，在青铜时代可能还形成了早期国家。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遗存如此丰富但却没有文字，在各类文献中也缺乏对它们的相关记载。在已有的研究中，当然也不乏将考古材料与文献材料相结合的努力。三星堆遗址在发现后即被指认为是文献中的“蜀”的遗存，两个器物坑的出土又使更多研究尝试将考古遗存与文献中的蜀王世系相联系。尽管如此，三星堆遗址出土的考古材料始终独立存在而并不附属于文献。那些结合大多只是将考古发现习惯性地与文献记载简单对应，而非在文献背景指引之下的研究，既缺乏对文献本身的分析，也不是对考古资料的进一步解释。
三星堆考古发现是有其独立意义的。在一九二九年玉石器发现以前，人们甚至不知道在三星堆存在一个古代遗址;在六十年代的考古发掘以前，人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遗址的重要性;而在一九八六年两个祭祀器物坑出土以前，人们还完全不能设想在成都平原存在过一种足以和同时代的其他任何文明相媲美的文明，甚至出现过一个形态特别的早期国家。如今，我们已知道三星堆文明最终汇聚为中国古代文明，也成为世界文明的一部分。三星堆这段三四千年前的历史，是由考古学建构的。在这样的建构中，三星堆的考古发现并不能和原有的文献材料相互补充、印证，也难以在文献提供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去理解和认识。其原因不仅仅在于三星堆的考古发现过于独特，从而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我们原有的知识范围;更是因为考古学是用“实物”来“建构—书写”历史。“实物”包括了过去一切与人的活动相关的物质遗存，零散但却无所不包，最重要的是它们没有像文字材料那样经过观念的梳理。因此，实物“建构”的历史不同于用文字书写的单一的“线性历史”，而是一种多元化、多层面的“复线历史”，让历史显示出其复杂性与多样性。考古学绝不是用三星堆的考古发现去印证、增补一段已有记录的“观念史”，而是用物质遗存去“创造”一段未知的历史。如此“创造”的历史，改变了中国古代文明的图景，也改变了我们的历史观。
二
考古学对历史的“创造”是没有终结的，考古学的“建构”永远需要留待“将来”去增补和修正。三星堆遗址上的新发現更凸显了这一点。 自三星堆遗址发现，特别是一九八六年两个器物坑出土后，三星堆成为一个学术热点，甚至拓展为一个具有持久吸引力的研究领域。学术界对三星堆的考古发现进行了多层面、多维度的研究和阐释，仅就两个器物坑，就涉及坑和遗物的年代、特点、性质、成因，由此扩展到更加广泛的文化面貌、社会形态、宗教信仰、文化交流等诸多方面，形成了丰富的理论和解释体系。以器物坑的年代为例，存在两个坑同时和一早一晚两种认识，在同一认识之下对具体年代的判定又各不相同。对于两个坑的性质，认识上的分歧更多，主要的观点大致有祭祀坑、宗庙与神庙祭祀器物埋藏坑、“厌胜”性埋藏坑、不祥宝器埋藏坑、灭国器物坑、火葬墓、盟誓遗存、封禅遗存等。影响最大的祭祀坑说中，又有自然神祇祭祀、百神祭祀、综合祭祀、祖先祭祀、农业祭祀、迎敌祭祀、迁都祭祀、开国祭祀、亡国祭祀、生殖崇拜等多种观点，同一观点下的具体解释又因人而异。至于对坑内出土遗物的各种解释更是不计其数。
解释的多样性皆因缺乏认识和理解考古发现的背景。对于不同的解释，我们只能追求最大程度的合理性和解释体系的自洽性，即使是看上去最合理、解释性最强的理论也并不意味着达到了历史的真实。要不断接近历史的真实，就必须让考古学的建构保持开放。这种开放既要不断面向过去已有的考古发现，更要面向“未来”。我们今天获得的考古材料不过是历史遗存的极少部分，所有由考古学建构的理论体系和历史，都要面对“未来”新发现的检验和挑战。
二0二0年二月八日，常年主持三星堆遗址发掘的雷雨在中央电视台进一步透露了三号坑的信息。三号坑位于一号和二号坑之间，形制、大小、方向、出土遗物的深度，均与二号坑几乎完全相同，已经知晓的埋藏物有青铜大口尊。鉴于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器物坑在学界和公众中的影响力，三号坑毫无疑问将再次引起震动。目前对三号坑的正式发掘尚未开始，埋藏的内容以及它们会对过去的认识带来怎样的冲击，现在都还难以估计。但仅仅是出现了第三个坑，挑战便已经来临。
首当其冲的是对器物坑数目有着明确解释的理论。我在《三星堆器物坑的再审视》（《考古学报》二00四年第二期）中曾提出一、二号坑出土的遗物存在着明显区别：一号坑的遗物以青铜人头像、龙柱形器和金杖为主，它们可能是部族首领的形象和王权的象征物，因此一号坑埋藏的是宗庙内的器物;二号坑以青铜太阳形器、神树、神鸟、雄鸡、眼睛形器和表现祭祀场景的器物为主，其主题是太阳崇拜，它们出自神庙;在三星堆的早期国家中，王权与神权并存。还有其他建立在“两个”坑的解释上的理论。如认为两个坑分别属于两个部族，反映了王权的交替;其中一号坑表现祭祖，青铜人像的形象是殷人;二号坑反映的是树崇拜、山崇拜等，青铜戴冠立人像为蜀人（李安民：《广汉三星堆一号、二号祭祀坑所反映的祭祀内容、祭祀习俗研究》，载《四川文物》一九九四年第四期）。或者认为来自川西高原崇拜鱼的氐人和来自东方崇拜凫的部落曾组成联盟，两个年代相同的器物坑反映了鱼凫王朝的灭亡和杜宇王朝的建立（胡昌钰、蔡革：《鱼凫考──也谈三星堆遗址》，载《四川文物》一九九二年专辑）。又如认为两个坑分别是鱼凫氏和开明一世称王时的祭祀遗存（王燕芳、王家祐、李复华：《论广汉三星堆两座窖藏坑的性质及相关问题》，载《四川文物》一九九六年增刊）。还有观点认为两个坑的形成是因为某个重要的带有宗教意义的周期，或者与两个国王兼巫师的死亡或替换有关（孙华：《三星堆器物坑的年代及性质分析》，载《文物》一九九三年第十一期）。如今出现第三个坑，显然就会冲击对两个坑的解释。在三号坑的埋藏物出土后，三号坑或可纳入上述理论体系，或者会将上述体系全部推翻。其他并不突出器物坑数目的解释，同样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检验，新的解释体系又将形成。
但事情不会止于此。三号坑或许只是三星堆遗址上激动人心的新发现的开始。在成都平原、四川盆地，甚至更为广阔的区域内，也都有可能出现与三星堆遗址有关的考古发现，它们将不断修正和完善我们的认识。所有考古研究的结论的“正确性”都是相对的。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能坚持科学获取和解释材料、形成理论认识，再接受新材料的检验和修正。反之，因担心认识被修正、推翻而有意模糊甚至放弃明确的观点并不足取，这实则是放弃了科学的研究，丧失了探索的勇气。有考古学家说，考古学的理论会轮番出现与消失，考古学是一种终生的探索而没有真正的终点，一切都是尝试性的而没有什么是最终的定论（保罗·巴恩：《考古学的过去与未来》，覃方明译，译林出版社二0一三年版，7页）。正是在这种循环往复的认识过程中，我们才有可能不断接近历史的真实，我们的探索和求知欲望也因此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这也是考古学的魅力所在。
考古学面对和建构的是“历史”，但其建构又永远向“未來”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