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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19年12月14至15日，鲁迅研究院成立典礼暨“鲁迅与孔子”高端论坛于鲁迅故乡浙江绍兴成功举办。本次论坛围绕“鲁迅的‘立人’思想与儒家文化”“鲁迅的文学创作与新文学”等多项议题，与会专家展开了真诚而热烈的讨论，收获丰硕。本文对此会议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综述：“仁者爱人”：孔子与鲁迅的跨时空对话;“道不远人”：“人间”鲁迅镜像的再发现;走向“通化”之境：鲁迅作为新的人文传统。
关键词：仁者爱人 道不远人“通化”之境
2019年12月14至15日，江南冬曰暖阳中，绍兴文理学院鲁迅研究院成立典礼暨“鲁迅与孔子”高端论坛于鲁迅故乡浙江绍兴成功举办。本次论坛由浙江省鲁迅研究会和绍兴文理学院联合主办，绍兴文理学院鲁迅研究院、社科处、人文学院、越文化研究院等單位共同承办。绍兴文理学院副校长寿永明主持开幕式，绍兴文理学院党委书记汪俊昌、吉林大学教授张福贵为鲁迅研究院揭牌。研究院成立典礼上，中国鲁迅研究会常务副会长董炳月宣读了研究会发来的热情洋溢的贺信。典礼后，来自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吉林大学、北京鲁迅博物馆、孔子研究院等五十多所国内高校及科研机构的一百余位专家学者以及媒体记者等参加了本次论坛。围绕“鲁迅的‘立人’思想与儒家文化”“鲁迅的文学创作与新文学”等多项议题，与会专家展开了真诚而热烈的讨论，收获丰硕。
“仁者爱人”：孔子与鲁迅的跨时空对话
中国现代文学的核心特质是“人的文学”，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灵魂。“人”之观念的剧烈转变引起的深刻反响贯穿现当代文学始终，是了解和反思该时期中国文学进程的一个基本点，不仅反映了该时期文学与世界文学的互动关系，更牵动了对于中国文化传统尤其是儒家学说的重新理解和整合。人们逐渐认识到，尽管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界对“人”的找寻最初并非从回到传统文化元点开始，而是很大程度上诉诸对西方价值观和文化观的借鉴和引进，其内涵和意义都带有明显的“舶来品”色彩，其实也与传统文化存在深刻暗合。因为中国文化是以“人学”为核心的。儒家学说创造了自己的人道体系，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源远流长的人道学说。孔子学说就以“仁”为核心，“仁者，爱人也”，关注人的修养品质及人与人的关系。经由“鲁迅与孔子”视角，可以有效审视近代以来几代有识之士之于传统文化的承传、转化与再创造，为民族文化的当代重构提供有益启发。
与会专家打破“传统/现代二元对立的观念模式”，紧密结合本次论坛主题，把鲁迅和孔子放在更长时段的历史视野里重新评价，高度肯定了他们相似的“圣人”文化地位。陕西师大李继凯教授认为孔子是“古代中华民族魂”，对维系古代社会及文化居功至伟;鲁迅则是当之无愧、影响巨大的“现代中华民族魂”，对建构现代社会及文化居功至伟。具体而言，如浙江大学黄健教授所说，孔子所建立的以“仁”为核心、以“忠孝礼义廉耻”为纲常的思想体系，在农耕文明相对封闭的时代很好地维系了中国人的心灵秩序和社会秩序，提供了生命价值和意义支持;鲁迅则在传统农耕文明日渐衰微而面临转型的时代，将中华文化的现代转型诉求，寄托于现代人的人格独立，从而构建起“立人”的思想体系。
在此基础上，学者们深入发掘了鲁迅与孔子间的精神暗合，论述了鲁迅对孔于思想的承传，更深入阐释了二人“人学”思想的区別。河北省社科院张永泉教授提出鲁迅要重新确立中国人的人性，同时尊重人的心理原则，与孔子对人际情感的关注相类似。他对待孔子的基本态度是“思想批判，心理承传”——批判其文化思想，承传其文化心理。中国社科院张梦阳研究员提出鲁迅与孔子虽都把人与人的灵魂和精神视为首位，不过鲁迅要立的“人”有其新的时代内涵，他更关注弱势群体，且坚持开民智，呼唤拥有独立思考且沉着、勇猛、大胆借鉴的“精神界之战士”。运城学院袁少冲教授认为鲁迅与孔子在发展的眼光与理性意识、实践性品格及以人为核心的人文精神上体现出根底上的相通。林伟教授认为鲁迅重视思想启蒙，致力于以文艺运动对国民劣根性的揭示和疗治，与孔丘提倡以文艺和政治道德结合起来进行思想启蒙的方法一致。绍兴文理学院曹禧修教授将能否直面现实视为关涉“立人”乃至“立国”等重大问题的思想前提，认为鲁迅正是在这一点上与传统文化立场截然，彰显出其正视苦难、“站在坟墓前的哲学家”之现代气质。中国传媒大学刘春勇教授认为鲁迅与儒家都是“圣之时者”，都发扬了中国的“道”与“易”的传统，体现为其“变易”的思想及其指导下对当下现实生活的执着与行从心出。鲁迅杂文中的担当意识体现了儒家的行动性;鲁迅与儒家最大的不同则在于其开阔的世界视野。
专家们进而阐发了鲁迅与孔子作为民族文化现代性重构的资源性意义。北京鲁迅纪念馆黄乔生提出，当今文化复兴背景下提出的文化自信和文化主体表明，我们要发展的新文化是以中国文化而非外国文化为主体。鲁迅和孔子其实是“两位圣人一条道路”，鲁迅是传统文化发展路上的后辈，孔子由鲁迅延续的道路，现在又由我们继续走下去。我们应着重处理好西方马克思主义和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矛盾，找到其合适的结合点，予以双向借鉴。武汉大学陈国恩教授梳理和阐发了鲁迅批孔的历史逻辑及其学理启示。他认为孔子思想作为体系，从孔子本人的思想到后来的理学其内容发生了重要变化，特別警惕个人对整体的冒犯，一度有利于维持自然经济条件下的社会安定，但到“五四”时期已对社会进步造成了严重阻碍。“五四”时期的批孔是出于特定时代因素，采取了矫枉过正的手段，但更符合当时的复杂环境。我们应保护“五四”现代化的传统，不能因为研究孔子而否定新文化的方向。应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把鲁迅的批孔纳入历史的逻辑来阐释其现代意义，并以现代思想为指导，来发掘包括孔于思想及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中适合中国现代社会发展、有助于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内容。
鲁迅研究院首任院长张福贵教授提出，鲁迅研究更重在追求当下意义，是为了塑造中国文化转型的价值观，应把孔子和鲁迅思想放到当下思想文化建构之中思考。五四新文化是中国文化发展质的转变点，体现了新的、属于人类人格精神共有的本质性特质，所以鲁迅和孔于思想之“异”更重要。他们都“爱人”，但存在“立人”与“立法”的本质差异。鲁迅更关注本体、个体的人，思想更多来自墨子的“兼爱”，越是低级的人越是给予其更多人类关爱;孔子的立人是立法，强调宗法秩序，法在人先，人在法下，强调的是群体。面对当下文化转型时期价值尺度、人格标准如何确立的问题，张教授愿意相信鲁迅所说并在实践中建构的“第三样文明”，而鲁迅自己就是这种文明架构的尺度，所以他认为今天我们真的需要鲁迅。 “道不远人”：“人间”鲁迅镜像的再发现
循着从“仁”到“人”的历史发展轨迹，现代中国文学着力于突破群体的、伦理的、政治的入之想象，而重在凸显个体的感性之“人”。与此呼应，新时期以来，凸显其作为特定语境中的个体生命之人性侧面的丰富性，营建走下神坛的“人间鲁迅”镜像，逐渐引起研究者们的共识。本次论坛也鲜明体现出这一趋向，呈现为对鲁迅丰富立体之人间情怀的揭示，对鲁迅经典文本的再解读，“鲁迅”形象及其文本的多样化、普及化传播方式探究等方面，作为鲜明的时代精神镜像，体现出鲁迅研究视野的不断推进。
作为世俗生命个体的鲁迅，深谙“无穷的远方，无穷的人们，都与我有关。我存在着，我在生活，我将生活下去……”學者们因此既着眼于其精神格局的宏阔与哲思深度、生命气韵的卓异冷峻等，也瞩目于其温煦灵动的人间情怀。温州大学文学院孙良好教授从林语堂所作《子见南子》话剧事件中探寻鲁迅与孔子之间的思想联系。他认为该剧话题具有较大的敏感性，而鲁迅十分关注相关事件，对该剧作持同情与支持态度，将与其有关的十几种文本进行收集整理。可见鲁迅对孔子的态度不是简单的“打倒孔家店”，而是反对孔子的“神圣化”，因为《子见南子》恰好就是将孔子由“神”转化为“人”，所以一味尊古复礼的孔子形象是片面的，而鲁迅所肯定的也是有着七情六欲正常喜好、整合了礼与乐的丰满的孔子形象。首都师范大学王家平教授则聚焦于鲁迅的生态忧思。他认为鲁迅与大地的关系不仅体现在他对一些动植物的书写和对古代生态的关注上，更是与故土及生长于斯的生命建立了深度的“交往”关系，并对荒野、土地和水资源的利用和保护等问题进行了富于前瞻的生态学思考。因着人文主义的观照，鲁迅的生态学思想具备了“大地诗学”的旨趣和风味。
与此同时，学者们也秉持“同情之理解”态度，去探究鲁迅在“走异乡，逃异地，寻别样人们”之上下求索路途上予以多维度尝试的个性化生命体验，抚触他作为“历史中间物”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精神困境。学者们就鲁迅与中西方文化的内在衔接之旅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究，从诸多侧面揭示他精神世界的广袤驳杂。比如发现鲁迅既与创造了自己人学体系的儒家学说声气相应，也对其予以发自现代视野的创造性“误读”。袁少冲教授令人信服地阐释了鲁迅“误读”孔子的类型、原因与启示，指出鲁迅论孔在基点与目的上的实践性、鲁迅驳孔在表述上的策略性。特别是提出研究鲁迅应从“学理”的、“具体”的、“宏观”的、“实践”的等角度予以多重因素的综合考量，乃至要面临“反复的变向曲折”，从而尽可能接近研究对象的精神实相。有学者致力于发掘儒家文化内部的丰饶性及其对鲁迅的相应影响，绍兴文理学院卓光平和孙海军副教授聚焦于儒家文化中的“狂狷”思想和儒家学派中的狂者人物。卓光平从地缘视角切人，认为阳明心学开启的越地晚明至近代的启蒙文化氛围为“醒之狂者”鲁迅的生成提供了“内源性”的文化精神。孙海军则通过细致阐释揭示出鲁迅的“立人”方案从习惯用语到运思逻辑都从传统心学中获益良多，传统心学推崇的狂狷人格更是由此启发了他对于理想人格类型的特定想象。
学者们注意到，鲁迅思想深处与根植于自然之道的老子学说、生发了艺术之道的庄子学说也存在呼应。吉林大学王学谦教授认为尽管鲁迅思想丰富、复杂，但其基本特征却是自律自为的个人主义。道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个人主义，与鲁迅的尼采式生命意志相互兼容，从而铸就了充满疏狂精神的《狂人日记》等的“疯狂”叙事。绍兴文理学院王传习、苏州职业大学宋桂友探究鲁迅与中国游士传统的关联，认为鲁迅“走”的背景有士人出行的风气，是晚清时代转型的选择，但有其独特个性。行路的寂寞和困境中，鲁迅发生了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对话并产生内心挣扎，最终既扬弃儒士传统，也看到了宦游和老庄墨子的局限性，开辟了反对豢养而到城市中寻求啖饭之道的独特道路。鲁迅从西方明哲和摩罗诗人身上获得启示，找到了“抗”与“求”两种伟力，为沉滞的中国文化引入了源头活水。浙江工商大学杨艳教授则结合《野草》中的具体情境，探究鲁迅在中国古代“复”思想和源自西方的进化论思想之间的两难性选择，呈现出两种思想分別铸就的回旋叙事和进化叙事共生所造成的鲁迅精神困境。她认为表面上鲁迅将尼采“超人”学说纳入进化叙事，使回旋叙事处于相对弱势地位;而从深处挖掘，则可见回旋叙事其实深藏于鲁迅作品中，既穿梭于现实与梦境之间，揭示了知识分子的内心创伤，又以回旋的结构演绎了进化的失败。进化叙事的龟裂与回旋叙事的显现，铸就了鲁迅迷惘矛盾的精神困境。
针对鲁迅研究存在的过分理念化、圈子化弊端，学者们也努力寻求突破途径。浙江工商大学范家进教授呼吁增强从审美角度对鲁迅作品的文学形式探究。他通过细读来辨析鲁迅乡土小说中的“新”与“旧”。认为鲁迅小说总主题在于揭示“上层社会的望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其乡土小说中集中表现的是“老中国的儿女们”，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未经现代革命彻底涤荡的乡土中国。鲁迅小说中的各种意象及风物民俗洋溢着传统之韵，又流溢着所谓的新气息、新观念，小说中的“新”“旧”并举体现了鲁迅对于“思想革命”时代主题认同、质疑和超越兼有的复杂心境。浙师大潘正文教授本着尊重文本内在逻辑的态度，通过细读鲁迅自认为写得最满意的《孔乙己》，通过分析其中出现最多的“酒”和“笑”意象，来探究鲁迅小说中普遍存在的写实性与象征性叠合的现象，进而突破将鲁迅定位于现实主义作家的固有研究和教学思维，认为隐含的象征性文本更能体现鲁迅思想的深度与广度。北京三里屯中学特级教师毕于阳教授长期致力于鲁迅作品与中学语文教育的深度、有效衔接，他谈及自己在中学开设的鲁迅作品选修课上，学生以自主阅读、比较阅读、专题阅读等多种方式直面文本。以《祝福》为例，学生从质疑、评点、感悟和探究等多角度予以深入阅读。毕教授从多年教学经验中总结出三点感想：鲁迅的心与中学生的心相通;中学生研究鲁迅作品的主要价值在于提高语文的核心素养;语文老师要发挥主动性，在学生充分阅读文本之后进行必要的指导和有效点拨，引领学生在鲁迅作品中多“走”几个来回。 此外，从代际影响上，陈树萍教授围绕“青春梦呓”“乡土书写”和“女性叙事”三种倾向，阐发了鲁迅创作对《莽原》青年同人的示范性启发，揭示了鲁迅风气质和手法在接近心灵世界之丰富性、细腻感与绵延度上的诸多可能。从地域视野上，越秀外国语学院朱文斌教授阐发了鲁迅精神与东南亚华文文学发展之关联，揭示了鲁迅精神的诸多侧面如现实和启蒙主义情怀、独立和彻底的反封建精神及忧患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等在这些地区的影响之深刻及阶段性和与时俱进的特点。这些研究或从深度，或致力于广度，不同程度地推进了“人间鲁迅”形象的发现和再塑。
走向“通化”之境：鲁迅作为新的人文传统
作为站在世纪转折点上的文化巨人，鲁迅的文化视野一贯跨越时空而勇毅“拿来”，古今中外兼收，从而创立了影响深远的人文新传统。鲁迅精神世界的博大精深或曰“通化”气息亟待研究者以融通的思维、跨学科和跨文化的视野与素养来与之接应，呼唤着研究路径的不断开拓，与会专家在这方面做出了多种角度的有益尝试。
思想传统上，鲁迅创造陸融汇多种文化资源而构建起的精神世界之深邃宏阔获得充分阐释。温州大学彭小燕教授从哲学视野出发，认为鲁迅世界存在一个纵贯“人性社会一哲学”的三重意义结构体包括作为动物之一的本能性习性亦即人性;作为高于动物群落的社会化生命的社会性、历史性;作为一种精神生命的纯粹精神求索，往往涉及世界的本质抑或生命的本质的哲学性。鲁迅的文学世界、主体精神世界非常经典地对20世纪中国做着“人性
社会
哲学”的追问，而且，他的追问符合现代人的生命权利，鲁迅是现代的、完整的，是人道的，也是个性的，他的“文学精神”世界自觉地在“人性社会哲学”的三重意义领域通间、求索，从人出发，为人而苦、而深，确是种伟大的存在。四川大学周维东教授以《故乡》为例揭示鲁迅与传统间的复杂关联，指出其批判传统的思想起点是“人”，相比于宏大的“传统”，鲁迅更关注个体命运。“五四”是面临传统和道德危机而被迫“反传统”，应借由对其再叙事来重构传统。周教授经由重新认识鲁迅的反传统思想进而深入探究现代以来“反传统”禁忌的形成及存在问题，希望在重构“五四”叙事的基础上，超越“反传统”的意义重建鲁迅和传统的深刻关联，从而推进健康的文化生态之建设以及对鲁迅及整个现代文化的遗产继承，对重新认识新文化与传统文化的辩证关系提供了诸多启发。
鲁迅文学观的基本特质，如以立人为本，以个性化的生命情怀为文艺创作的內在动力，以介入和存在意识的凸显为文学的价值，都建构于他的跨文化视域之中。他的文学创作和批评视野也融贯中外古今且彼此声气相通，堪称纵横捭阖。浙江财经大学赵顺宏教授认为鲁迅文学业绩也包括其文学史方面创造性的工作。鲁迅虽然最终没有完成其中国文学史著述心愿，文学史元素实则渗透在他的创作中，尤其是杂文写作之中：融入大量历史文献资料;潜含着文学史和精神史的脉络;文学史考据方法的自觉运用使其作品體现出无可辩驳的逻辑与实证力量。青岛大学吕周聚教授发掘出鲁迅的小说史研究与其小说创作间相得益彰的互动关系：其小说创作促成了小说史的写作，小说家的创作经验与艺术敏感赋予其小说史以重审美、重艺术形式分析的独特个性;小说史研究与写作又反过来促进其小说创作。鲁迅创作的“拿来主义”融合了中国传统和西方小说，摆脱了全盘西化的尴尬局面。浙江外国语学院樊宝英教授认为鲁迅对儒家文论经典《文心雕龙》可谓“心有戚戚”，将其观点渗透到他著作的各种文体之中，更对《文心雕龙》中的文学观点进行了“活古华今”的创造性转换：或立足于“文学的自觉”，从中西比较视野出发，将其提升为世界文论史上的经典名著;或承继和改造刘勰“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和“文律运周，曰新其业”的文学史观;承继和改造其概念范畴。鲁迅最钟情“神思”，认为它不仅是孕育滋生神话和诗歌等的思维方式，也是催生“科学”的一种精神与态度。佛山科技学院巫小黎教授指出鲁迅的文学批评有別于常，包含了文化批评、社会批评、政治批评，是广义的文学批评。由鲁迅提出的界定“真的知识阶级”的几条准则，即平民化立场、社会批判者的自我定位、不与强权并立、不计个人得失利害，可以看出，他把写文章当成济世救人之药，从而启发我们对文学批评形态和功能的再认识。
鲁迅兴趣广泛，触类旁通。董炳月研究员通过翔实丰富的资料，证明了1905年在仙台促成青年鲁迅“弃医从文”重大转折的，并非“文学”而是“美术”。绍兴文理学院杨福泉教授提出，与鲁迅思想和各体文学研究相比，鲁迅作品语言研究则相对不足，其中古代文献语言研究更加薄弱。目前，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鲁迅全集》注释方面。从现有注释情况看，许多词条的解读亟待补正，有关语词的来源及其与作品文本之间的关系，尤其需细致考察和厘定，因为这关系到对鲁迅作品文本的准确理解。杨教授选择了《鲁迅全集》第一卷《坟·人之历史》中的若干词条加以订补，并做出解释如“殼”是饲养的意思，从语言文字的角度对文本重新进行了考察。类似努力和呼吁也为鲁迅研究再出发暗示了努力方向。
正因鲁迅在对中外古今文化资源创造性转化后营建起了“通化”之人文境界，作为现代以来的新传统，其精神结晶相应地产生了深远影响，足以与世界大师们比肩对话和争鸣。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李先国教授提出应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重审鲁迅启蒙文论的现代性。绍兴鲁迅纪念馆杨晔城研究员介绍了纪念馆以鲁迅为桥梁开展促进东西文化交流的实践。从2014年鲁迅文化基金会发起“大师对话”交流项目以来，纪念馆已先后作为主要合作单位之一，以鲁迅符号链接世界文化符号，先后和但丁、托尔斯泰、雨果、泰戈尔、海涅和夏目漱石六位大师进行了六年、六届跨时空的“对话”活动，2020年第七届大师对话将是“鲁迅与马克·吐温”。这样一年一度、一年一国常态化、多国化的馆方外交活动，用鲁迅文化基金会会长周令飞的话说是“如同一列专列，一站一站地驶向未来，把中国文化与友情播种到世界各地”。“大师对话”还以鲁迅故乡与世界其他文豪的故乡对接，通过彼此间的对话交流，积极宣传鲁迅与绍兴，以期扩大鲁迅及其故乡绍兴在世界范围的影响，最终实现友好交流和共同发展的目的。
关键词：仁者爱人 道不远人“通化”之境
2019年12月14至15日，江南冬曰暖阳中，绍兴文理学院鲁迅研究院成立典礼暨“鲁迅与孔子”高端论坛于鲁迅故乡浙江绍兴成功举办。本次论坛由浙江省鲁迅研究会和绍兴文理学院联合主办，绍兴文理学院鲁迅研究院、社科处、人文学院、越文化研究院等單位共同承办。绍兴文理学院副校长寿永明主持开幕式，绍兴文理学院党委书记汪俊昌、吉林大学教授张福贵为鲁迅研究院揭牌。研究院成立典礼上，中国鲁迅研究会常务副会长董炳月宣读了研究会发来的热情洋溢的贺信。典礼后，来自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吉林大学、北京鲁迅博物馆、孔子研究院等五十多所国内高校及科研机构的一百余位专家学者以及媒体记者等参加了本次论坛。围绕“鲁迅的‘立人’思想与儒家文化”“鲁迅的文学创作与新文学”等多项议题，与会专家展开了真诚而热烈的讨论，收获丰硕。
“仁者爱人”：孔子与鲁迅的跨时空对话
中国现代文学的核心特质是“人的文学”，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灵魂。“人”之观念的剧烈转变引起的深刻反响贯穿现当代文学始终，是了解和反思该时期中国文学进程的一个基本点，不仅反映了该时期文学与世界文学的互动关系，更牵动了对于中国文化传统尤其是儒家学说的重新理解和整合。人们逐渐认识到，尽管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界对“人”的找寻最初并非从回到传统文化元点开始，而是很大程度上诉诸对西方价值观和文化观的借鉴和引进，其内涵和意义都带有明显的“舶来品”色彩，其实也与传统文化存在深刻暗合。因为中国文化是以“人学”为核心的。儒家学说创造了自己的人道体系，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源远流长的人道学说。孔子学说就以“仁”为核心，“仁者，爱人也”，关注人的修养品质及人与人的关系。经由“鲁迅与孔子”视角，可以有效审视近代以来几代有识之士之于传统文化的承传、转化与再创造，为民族文化的当代重构提供有益启发。
与会专家打破“传统/现代二元对立的观念模式”，紧密结合本次论坛主题，把鲁迅和孔子放在更长时段的历史视野里重新评价，高度肯定了他们相似的“圣人”文化地位。陕西师大李继凯教授认为孔子是“古代中华民族魂”，对维系古代社会及文化居功至伟;鲁迅则是当之无愧、影响巨大的“现代中华民族魂”，对建构现代社会及文化居功至伟。具体而言，如浙江大学黄健教授所说，孔子所建立的以“仁”为核心、以“忠孝礼义廉耻”为纲常的思想体系，在农耕文明相对封闭的时代很好地维系了中国人的心灵秩序和社会秩序，提供了生命价值和意义支持;鲁迅则在传统农耕文明日渐衰微而面临转型的时代，将中华文化的现代转型诉求，寄托于现代人的人格独立，从而构建起“立人”的思想体系。
在此基础上，学者们深入发掘了鲁迅与孔子间的精神暗合，论述了鲁迅对孔于思想的承传，更深入阐释了二人“人学”思想的区別。河北省社科院张永泉教授提出鲁迅要重新确立中国人的人性，同时尊重人的心理原则，与孔子对人际情感的关注相类似。他对待孔子的基本态度是“思想批判，心理承传”——批判其文化思想，承传其文化心理。中国社科院张梦阳研究员提出鲁迅与孔子虽都把人与人的灵魂和精神视为首位，不过鲁迅要立的“人”有其新的时代内涵，他更关注弱势群体，且坚持开民智，呼唤拥有独立思考且沉着、勇猛、大胆借鉴的“精神界之战士”。运城学院袁少冲教授认为鲁迅与孔子在发展的眼光与理性意识、实践性品格及以人为核心的人文精神上体现出根底上的相通。林伟教授认为鲁迅重视思想启蒙，致力于以文艺运动对国民劣根性的揭示和疗治，与孔丘提倡以文艺和政治道德结合起来进行思想启蒙的方法一致。绍兴文理学院曹禧修教授将能否直面现实视为关涉“立人”乃至“立国”等重大问题的思想前提，认为鲁迅正是在这一点上与传统文化立场截然，彰显出其正视苦难、“站在坟墓前的哲学家”之现代气质。中国传媒大学刘春勇教授认为鲁迅与儒家都是“圣之时者”，都发扬了中国的“道”与“易”的传统，体现为其“变易”的思想及其指导下对当下现实生活的执着与行从心出。鲁迅杂文中的担当意识体现了儒家的行动性;鲁迅与儒家最大的不同则在于其开阔的世界视野。
专家们进而阐发了鲁迅与孔子作为民族文化现代性重构的资源性意义。北京鲁迅纪念馆黄乔生提出，当今文化复兴背景下提出的文化自信和文化主体表明，我们要发展的新文化是以中国文化而非外国文化为主体。鲁迅和孔子其实是“两位圣人一条道路”，鲁迅是传统文化发展路上的后辈，孔子由鲁迅延续的道路，现在又由我们继续走下去。我们应着重处理好西方马克思主义和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矛盾，找到其合适的结合点，予以双向借鉴。武汉大学陈国恩教授梳理和阐发了鲁迅批孔的历史逻辑及其学理启示。他认为孔子思想作为体系，从孔子本人的思想到后来的理学其内容发生了重要变化，特別警惕个人对整体的冒犯，一度有利于维持自然经济条件下的社会安定，但到“五四”时期已对社会进步造成了严重阻碍。“五四”时期的批孔是出于特定时代因素，采取了矫枉过正的手段，但更符合当时的复杂环境。我们应保护“五四”现代化的传统，不能因为研究孔子而否定新文化的方向。应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把鲁迅的批孔纳入历史的逻辑来阐释其现代意义，并以现代思想为指导，来发掘包括孔于思想及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中适合中国现代社会发展、有助于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内容。
鲁迅研究院首任院长张福贵教授提出，鲁迅研究更重在追求当下意义，是为了塑造中国文化转型的价值观，应把孔子和鲁迅思想放到当下思想文化建构之中思考。五四新文化是中国文化发展质的转变点，体现了新的、属于人类人格精神共有的本质性特质，所以鲁迅和孔于思想之“异”更重要。他们都“爱人”，但存在“立人”与“立法”的本质差异。鲁迅更关注本体、个体的人，思想更多来自墨子的“兼爱”，越是低级的人越是给予其更多人类关爱;孔子的立人是立法，强调宗法秩序，法在人先，人在法下，强调的是群体。面对当下文化转型时期价值尺度、人格标准如何确立的问题，张教授愿意相信鲁迅所说并在实践中建构的“第三样文明”，而鲁迅自己就是这种文明架构的尺度，所以他认为今天我们真的需要鲁迅。 “道不远人”：“人间”鲁迅镜像的再发现
循着从“仁”到“人”的历史发展轨迹，现代中国文学着力于突破群体的、伦理的、政治的入之想象，而重在凸显个体的感性之“人”。与此呼应，新时期以来，凸显其作为特定语境中的个体生命之人性侧面的丰富性，营建走下神坛的“人间鲁迅”镜像，逐渐引起研究者们的共识。本次论坛也鲜明体现出这一趋向，呈现为对鲁迅丰富立体之人间情怀的揭示，对鲁迅经典文本的再解读，“鲁迅”形象及其文本的多样化、普及化传播方式探究等方面，作为鲜明的时代精神镜像，体现出鲁迅研究视野的不断推进。
作为世俗生命个体的鲁迅，深谙“无穷的远方，无穷的人们，都与我有关。我存在着，我在生活，我将生活下去……”學者们因此既着眼于其精神格局的宏阔与哲思深度、生命气韵的卓异冷峻等，也瞩目于其温煦灵动的人间情怀。温州大学文学院孙良好教授从林语堂所作《子见南子》话剧事件中探寻鲁迅与孔子之间的思想联系。他认为该剧话题具有较大的敏感性，而鲁迅十分关注相关事件，对该剧作持同情与支持态度，将与其有关的十几种文本进行收集整理。可见鲁迅对孔子的态度不是简单的“打倒孔家店”，而是反对孔子的“神圣化”，因为《子见南子》恰好就是将孔子由“神”转化为“人”，所以一味尊古复礼的孔子形象是片面的，而鲁迅所肯定的也是有着七情六欲正常喜好、整合了礼与乐的丰满的孔子形象。首都师范大学王家平教授则聚焦于鲁迅的生态忧思。他认为鲁迅与大地的关系不仅体现在他对一些动植物的书写和对古代生态的关注上，更是与故土及生长于斯的生命建立了深度的“交往”关系，并对荒野、土地和水资源的利用和保护等问题进行了富于前瞻的生态学思考。因着人文主义的观照，鲁迅的生态学思想具备了“大地诗学”的旨趣和风味。
与此同时，学者们也秉持“同情之理解”态度，去探究鲁迅在“走异乡，逃异地，寻别样人们”之上下求索路途上予以多维度尝试的个性化生命体验，抚触他作为“历史中间物”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精神困境。学者们就鲁迅与中西方文化的内在衔接之旅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究，从诸多侧面揭示他精神世界的广袤驳杂。比如发现鲁迅既与创造了自己人学体系的儒家学说声气相应，也对其予以发自现代视野的创造性“误读”。袁少冲教授令人信服地阐释了鲁迅“误读”孔子的类型、原因与启示，指出鲁迅论孔在基点与目的上的实践性、鲁迅驳孔在表述上的策略性。特别是提出研究鲁迅应从“学理”的、“具体”的、“宏观”的、“实践”的等角度予以多重因素的综合考量，乃至要面临“反复的变向曲折”，从而尽可能接近研究对象的精神实相。有学者致力于发掘儒家文化内部的丰饶性及其对鲁迅的相应影响，绍兴文理学院卓光平和孙海军副教授聚焦于儒家文化中的“狂狷”思想和儒家学派中的狂者人物。卓光平从地缘视角切人，认为阳明心学开启的越地晚明至近代的启蒙文化氛围为“醒之狂者”鲁迅的生成提供了“内源性”的文化精神。孙海军则通过细致阐释揭示出鲁迅的“立人”方案从习惯用语到运思逻辑都从传统心学中获益良多，传统心学推崇的狂狷人格更是由此启发了他对于理想人格类型的特定想象。
学者们注意到，鲁迅思想深处与根植于自然之道的老子学说、生发了艺术之道的庄子学说也存在呼应。吉林大学王学谦教授认为尽管鲁迅思想丰富、复杂，但其基本特征却是自律自为的个人主义。道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个人主义，与鲁迅的尼采式生命意志相互兼容，从而铸就了充满疏狂精神的《狂人日记》等的“疯狂”叙事。绍兴文理学院王传习、苏州职业大学宋桂友探究鲁迅与中国游士传统的关联，认为鲁迅“走”的背景有士人出行的风气，是晚清时代转型的选择，但有其独特个性。行路的寂寞和困境中，鲁迅发生了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对话并产生内心挣扎，最终既扬弃儒士传统，也看到了宦游和老庄墨子的局限性，开辟了反对豢养而到城市中寻求啖饭之道的独特道路。鲁迅从西方明哲和摩罗诗人身上获得启示，找到了“抗”与“求”两种伟力，为沉滞的中国文化引入了源头活水。浙江工商大学杨艳教授则结合《野草》中的具体情境，探究鲁迅在中国古代“复”思想和源自西方的进化论思想之间的两难性选择，呈现出两种思想分別铸就的回旋叙事和进化叙事共生所造成的鲁迅精神困境。她认为表面上鲁迅将尼采“超人”学说纳入进化叙事，使回旋叙事处于相对弱势地位;而从深处挖掘，则可见回旋叙事其实深藏于鲁迅作品中，既穿梭于现实与梦境之间，揭示了知识分子的内心创伤，又以回旋的结构演绎了进化的失败。进化叙事的龟裂与回旋叙事的显现，铸就了鲁迅迷惘矛盾的精神困境。
针对鲁迅研究存在的过分理念化、圈子化弊端，学者们也努力寻求突破途径。浙江工商大学范家进教授呼吁增强从审美角度对鲁迅作品的文学形式探究。他通过细读来辨析鲁迅乡土小说中的“新”与“旧”。认为鲁迅小说总主题在于揭示“上层社会的望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其乡土小说中集中表现的是“老中国的儿女们”，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未经现代革命彻底涤荡的乡土中国。鲁迅小说中的各种意象及风物民俗洋溢着传统之韵，又流溢着所谓的新气息、新观念，小说中的“新”“旧”并举体现了鲁迅对于“思想革命”时代主题认同、质疑和超越兼有的复杂心境。浙师大潘正文教授本着尊重文本内在逻辑的态度，通过细读鲁迅自认为写得最满意的《孔乙己》，通过分析其中出现最多的“酒”和“笑”意象，来探究鲁迅小说中普遍存在的写实性与象征性叠合的现象，进而突破将鲁迅定位于现实主义作家的固有研究和教学思维，认为隐含的象征性文本更能体现鲁迅思想的深度与广度。北京三里屯中学特级教师毕于阳教授长期致力于鲁迅作品与中学语文教育的深度、有效衔接，他谈及自己在中学开设的鲁迅作品选修课上，学生以自主阅读、比较阅读、专题阅读等多种方式直面文本。以《祝福》为例，学生从质疑、评点、感悟和探究等多角度予以深入阅读。毕教授从多年教学经验中总结出三点感想：鲁迅的心与中学生的心相通;中学生研究鲁迅作品的主要价值在于提高语文的核心素养;语文老师要发挥主动性，在学生充分阅读文本之后进行必要的指导和有效点拨，引领学生在鲁迅作品中多“走”几个来回。 此外，从代际影响上，陈树萍教授围绕“青春梦呓”“乡土书写”和“女性叙事”三种倾向，阐发了鲁迅创作对《莽原》青年同人的示范性启发，揭示了鲁迅风气质和手法在接近心灵世界之丰富性、细腻感与绵延度上的诸多可能。从地域视野上，越秀外国语学院朱文斌教授阐发了鲁迅精神与东南亚华文文学发展之关联，揭示了鲁迅精神的诸多侧面如现实和启蒙主义情怀、独立和彻底的反封建精神及忧患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等在这些地区的影响之深刻及阶段性和与时俱进的特点。这些研究或从深度，或致力于广度，不同程度地推进了“人间鲁迅”形象的发现和再塑。
走向“通化”之境：鲁迅作为新的人文传统
作为站在世纪转折点上的文化巨人，鲁迅的文化视野一贯跨越时空而勇毅“拿来”，古今中外兼收，从而创立了影响深远的人文新传统。鲁迅精神世界的博大精深或曰“通化”气息亟待研究者以融通的思维、跨学科和跨文化的视野与素养来与之接应，呼唤着研究路径的不断开拓，与会专家在这方面做出了多种角度的有益尝试。
思想传统上，鲁迅创造陸融汇多种文化资源而构建起的精神世界之深邃宏阔获得充分阐释。温州大学彭小燕教授从哲学视野出发，认为鲁迅世界存在一个纵贯“人性社会一哲学”的三重意义结构体包括作为动物之一的本能性习性亦即人性;作为高于动物群落的社会化生命的社会性、历史性;作为一种精神生命的纯粹精神求索，往往涉及世界的本质抑或生命的本质的哲学性。鲁迅的文学世界、主体精神世界非常经典地对20世纪中国做着“人性
社会
哲学”的追问，而且，他的追问符合现代人的生命权利，鲁迅是现代的、完整的，是人道的，也是个性的，他的“文学精神”世界自觉地在“人性社会哲学”的三重意义领域通间、求索，从人出发，为人而苦、而深，确是种伟大的存在。四川大学周维东教授以《故乡》为例揭示鲁迅与传统间的复杂关联，指出其批判传统的思想起点是“人”，相比于宏大的“传统”，鲁迅更关注个体命运。“五四”是面临传统和道德危机而被迫“反传统”，应借由对其再叙事来重构传统。周教授经由重新认识鲁迅的反传统思想进而深入探究现代以来“反传统”禁忌的形成及存在问题，希望在重构“五四”叙事的基础上，超越“反传统”的意义重建鲁迅和传统的深刻关联，从而推进健康的文化生态之建设以及对鲁迅及整个现代文化的遗产继承，对重新认识新文化与传统文化的辩证关系提供了诸多启发。
鲁迅文学观的基本特质，如以立人为本，以个性化的生命情怀为文艺创作的內在动力，以介入和存在意识的凸显为文学的价值，都建构于他的跨文化视域之中。他的文学创作和批评视野也融贯中外古今且彼此声气相通，堪称纵横捭阖。浙江财经大学赵顺宏教授认为鲁迅文学业绩也包括其文学史方面创造性的工作。鲁迅虽然最终没有完成其中国文学史著述心愿，文学史元素实则渗透在他的创作中，尤其是杂文写作之中：融入大量历史文献资料;潜含着文学史和精神史的脉络;文学史考据方法的自觉运用使其作品體现出无可辩驳的逻辑与实证力量。青岛大学吕周聚教授发掘出鲁迅的小说史研究与其小说创作间相得益彰的互动关系：其小说创作促成了小说史的写作，小说家的创作经验与艺术敏感赋予其小说史以重审美、重艺术形式分析的独特个性;小说史研究与写作又反过来促进其小说创作。鲁迅创作的“拿来主义”融合了中国传统和西方小说，摆脱了全盘西化的尴尬局面。浙江外国语学院樊宝英教授认为鲁迅对儒家文论经典《文心雕龙》可谓“心有戚戚”，将其观点渗透到他著作的各种文体之中，更对《文心雕龙》中的文学观点进行了“活古华今”的创造性转换：或立足于“文学的自觉”，从中西比较视野出发，将其提升为世界文论史上的经典名著;或承继和改造刘勰“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和“文律运周，曰新其业”的文学史观;承继和改造其概念范畴。鲁迅最钟情“神思”，认为它不仅是孕育滋生神话和诗歌等的思维方式，也是催生“科学”的一种精神与态度。佛山科技学院巫小黎教授指出鲁迅的文学批评有別于常，包含了文化批评、社会批评、政治批评，是广义的文学批评。由鲁迅提出的界定“真的知识阶级”的几条准则，即平民化立场、社会批判者的自我定位、不与强权并立、不计个人得失利害，可以看出，他把写文章当成济世救人之药，从而启发我们对文学批评形态和功能的再认识。
鲁迅兴趣广泛，触类旁通。董炳月研究员通过翔实丰富的资料，证明了1905年在仙台促成青年鲁迅“弃医从文”重大转折的，并非“文学”而是“美术”。绍兴文理学院杨福泉教授提出，与鲁迅思想和各体文学研究相比，鲁迅作品语言研究则相对不足，其中古代文献语言研究更加薄弱。目前，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鲁迅全集》注释方面。从现有注释情况看，许多词条的解读亟待补正，有关语词的来源及其与作品文本之间的关系，尤其需细致考察和厘定，因为这关系到对鲁迅作品文本的准确理解。杨教授选择了《鲁迅全集》第一卷《坟·人之历史》中的若干词条加以订补，并做出解释如“殼”是饲养的意思，从语言文字的角度对文本重新进行了考察。类似努力和呼吁也为鲁迅研究再出发暗示了努力方向。
正因鲁迅在对中外古今文化资源创造性转化后营建起了“通化”之人文境界，作为现代以来的新传统，其精神结晶相应地产生了深远影响，足以与世界大师们比肩对话和争鸣。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李先国教授提出应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重审鲁迅启蒙文论的现代性。绍兴鲁迅纪念馆杨晔城研究员介绍了纪念馆以鲁迅为桥梁开展促进东西文化交流的实践。从2014年鲁迅文化基金会发起“大师对话”交流项目以来，纪念馆已先后作为主要合作单位之一，以鲁迅符号链接世界文化符号，先后和但丁、托尔斯泰、雨果、泰戈尔、海涅和夏目漱石六位大师进行了六年、六届跨时空的“对话”活动，2020年第七届大师对话将是“鲁迅与马克·吐温”。这样一年一度、一年一国常态化、多国化的馆方外交活动，用鲁迅文化基金会会长周令飞的话说是“如同一列专列，一站一站地驶向未来，把中国文化与友情播种到世界各地”。“大师对话”还以鲁迅故乡与世界其他文豪的故乡对接，通过彼此间的对话交流，积极宣传鲁迅与绍兴，以期扩大鲁迅及其故乡绍兴在世界范围的影响，最终实现友好交流和共同发展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