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旅行，也许是恢复青春的一种斗争
　　陈思呈：专栏作家，已出版《我虚度的那部分世界》《神仙太寂寞，妖怪很痴情》《每一眼风景都是愉快的邀请》等著作
　　前阵子，手捧保温瓶的摇滚乐手让我们震惊于中年危机的普遍性。我们意识到，年龄像一个咻咻作响的野兽，一直蹲在生活的某个角落，伺机将我们的活力吞服。
　　2016年秋天我有过一次长途旅行。在年轻的时候，旅游曾是我的主要生活方式，但中间几年因为生育原因而停顿。重新开始旅游的时候，变化多得令自己吃惊。年轻时在旅途中一触即发的激情，已经难以被唤起了。旅途中，我变成了真正的旁观者，真正的过客。风景像立体的明信片，我遇到的人不再与我相关——我无法在他们的脸上看到故事，我无法忘掉我的生活，无法在火车上，在一个陌生的异乡，唤起另一个我。
　　我想，这可能就是中年。
　　有两部电影，都是讲中年的状态。
　　一部是贾木许导演的电影《破碎之花》。电影中，凭空知道自己有个私生子的中年男人唐尼，逐一回访当年的老情人。他看着那些和他一样已经变老，但又还没有老到可以不再掩饰的女人，各种不同的际遇把她们在各自轨道中夯实，曾经亲密的他在她们的生活里出现，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局外人。他这一场历程，仿佛就是去确认：中年人，就是成为彼此生活的局外人。
　　青年时光就像化学元素周期表中最活泼的钾钙钠镁铝，与世界的能量交换如此频繁，随时遇到的一个人都可以让你掉头拐弯，走上计划外的线路。
　　中年，不再如此了。我们与遇到的各种各样的人，都很难深入地嵌入对方的生活。
　　另一部电影叫《远方》，是土耳其导演锡兰的作品。摄影师马姆生活在伊斯坦布尔，他接待了乡下来的表弟尤素夫。尤素夫很想在这个城市立足，举目无亲的他需要表哥的帮助，但是马姆拒绝了他很多的求助，包括做他的担保人。
　　听起来很冷漠，但实际上不过是马姆看到了尽头的一无所有。对于尤素夫来说，伊斯坦布尔是远方，而马姆则在影片最初的闲聊中就说道：所有的地方最后看起来都一样。
　　沙龙上，马姆的朋友对他说：“你记得我们曾经爬到雷科诗山的山顶，就为了能得到白山谷一个更佳的摄影角度吗？你常说，你应该像塔克夫斯基那样拍电影……”马姆讪笑着打断道：“摄影已经完蛋了，伙计。”他的朋友激动地说：“不，它没有，群山也没有。也许是你自己已经完蛋了。在死亡来临之前，你已经宣布了自己的死讯。你没有权利埋葬自己的理想……”
　　马姆的状态是很多中年人的写照。对中年人来说，似乎是没有远方的。他们被巨大的惯性推着前行，很少见到改变的机会。旅游变得乏味——仿佛只不过是换一个地方睡觉，看着更立体的风景。
　　但我想，更艰难的旅游也许可以改变这种感受。比如说，那种连上厕所都困难的、在拖拉机上颠簸一整天的旅游。
　　那样的旅游，它的作用是唤起我们对惯常舒适生活的陌生感。我所习惯的舒适，在僵化我，从生理，乃至心理。让我觉得自己只能适应稳定，让我覺得只有一条路：要活得更优越，更舒适，更便利。
　　在赫拉巴尔的小说《过于喧嚣的孤独》中，废纸打包工古怪地引用黑格尔的教导，“世界上唯一可怕的事情是僵化，是板结、垂死的形态，唯一可喜的是……通过斗争而恢复青春”。
　　这样的旅行，也许是恢复青春的一种斗争。多年前曾听到吾友张晓玲说，她曾与几个同学带着很少的钱骑车出游，整整两个星期，在长江三角洲平原上游荡，从这个乡到那个乡，有时候住在桥洞里，有时候住在堤坝上，有时候住在江边废弃的小屋里。回家时，形同鬼魅，身上全是被蚊虫咬出来的红点，晒伤的皮肤一层层往下蜕皮，非常黑，非常瘦，头发散发出难闻的馊味，但是眼神湛亮。晓玲说，她从那时便已明白人生最坏的可能性，知道人生退让到底，不过是重返自然，赤贫如洗，并无可惧。
　　日子越过越好，但我们对生活的适应性的衰退，对僵化的不自觉，以及略有动荡便随时升起的不安，也许才是真正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