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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诗经》始，花草意象就在文学作品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一意象对《楚辞》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楚辞》中，花草意象形成了一套严密的象征比喻系统并得以深入运用。本文试从“以花草喻人”之手法、花草之“烘托作用”和“寄于花草之情”三个方面来分析《楚辞》对《诗经》花草意象的继承和发展。
关键词：诗经 花草 楚辞
《诗经》作为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很多篇章中出现了纷繁复杂的花草果木，即花草意象，正如王逸所言：“依诗取兴，引类譬喻”，这一意象在《楚辞》中得到了更加系统的整理和运用，形成了一套复杂严密的象征比喻系统——“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现以《离骚》和《九歌》为例，分析《楚辞》在花草意象上对《诗经》的继承和发展。
一、“以花草喻人”之手法
《诗经》中运用“以花草喻人”手法的典型代表是以“花草”喻“女子”，其中最耳熟能详的莫属《周南·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桃之夭夭，有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诗集传》云：“夭夭，少好之貌。灼灼，花之盛也。木少则花盛。”诗歌以桃花在春日盛放之貌起兴，引出对新婚女子的描写。朱熹云：“然则桃之有华，正婚姻之时也。”桃花盛放之时正值女子出嫁之时，诗人用桃花的艳丽比喻新娘的年轻貌美，恰到好处。方玉润《诗经原始》曰：“桃夭不过取其色以喻之子，且春华初茂，即芳龄正盛时耳，故以为此。”可见《桃夭》一诗将桃花比美人，一方面作为女子美貌的喻体，彰显出女子的青春活力，另一方面桃花又给人吉祥欢乐之感，衬托出女子出嫁的喜乐气氛。《召南·何彼矣》中也出现了以花喻女子的描写：“何彼矣？唐棣之华……何彼矣？华如桃李。”用桃李之花比喻贵族女子，彰其美貌。
及至《楚辞》，屈原将“以花草喻人”的手法加以继承，并将其由喻女子扩展到喻君王、贤臣、佞臣等范围，在《离骚》中的贯彻尤为突出。屈原慨叹君王被谗佞蒙蔽时，在“荃不察余之中情兮”一句中，用了“荃”一字。王逸云：“荃，香草，以喻君也。人君被服芬芳，故以香草为喻。恶数指斥尊者，故变言‘荃’也。”王夫之《离骚通释》云：“荃，与荪通，似石上菖蒲，而叶无剑脊，亦香草也，以喻君。”由此可见，屈原用“荃”此种香草喻君王，表达对君王受谗人蒙蔽的哀叹和对自己被君王疏远的痛心之感。
除以花草喻君王之外，《离骚》中还多次出现以花草喻贤臣。“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杂申椒与菌桂兮，岂惟纫夫蕙。”《五臣注文选》中解释道：“椒、菌桂皆香木。”王逸云：“蕙、，皆香草，以喻贤者。言禹、汤、文王虽有盛德，犹杂用众贤，以致于治，非独索蕙，任一人也。”此处用“椒”、“菌桂”、“蕙”、“”等香草香木比喻贤臣，来表现贤君纯粹之美德，善于养贤用贤。此外，屈原在写到自己为君王蓄养贤人时这样写：“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王逸注云：“杜衡、芳芷，皆香草也。言己积累众善，以自洁饰，复植留夷、杜衡，杂以芳芷，芬芳益畅，德行弥盛也。”屈原竭忠尽智，为国家培育人才，希望他们可以枝繁叶茂，为楚国的兴盛出谋献策。“冀枝叶之峻茂兮，愿时乎吾将刈。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芜秽。”可是屈原的苦心孤诣却没有得到君王的认可，正是：“以言己修行忠信，冀君任用，而遂斥弃，则使众贤志士失其所也。”屈原并未伤感自己被君王疏离，真正让他悲伤的是自己辛苦培育的众贤士无用武之地，犹如芳草为霜雪所伤而凋落。此处屈原将贤士贤臣比作香草，在彰显贤士贤臣如香草般芬芳美德的同时，也表现了自己对于贤臣不见用的惋惜和痛心。
与以香草喻贤臣相对，屈原在《离骚》中用恶草比喻奸佞。“以盈室兮，判独离而不服。”对于“”、“”、“”三者，王逸认为“三者皆恶草，以喻谗佞盈滿于侧者也。”屈原此处用盈室恶草比喻自己身边众多的谗佞小人。“户服艾以盈要兮，谓幽兰其不可佩。”“艾”非香草，却被人当作配饰，幽兰反而成了不可佩之物，屈原在此处用艾草来比喻小人。“以言君亲爱谗佞，憎远忠直，而不肯近也。”可见屈原对楚王这种亲谗佞远忠正的做法感到痛心疾首。他用恶草比喻小人和奸臣，与用香草比喻贤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他所营造的香草、恶草的象征系统中，表现出对于贤士和小人的不同态度，用花草作比，既含蓄婉约又能够以其性质寄托态度，一举而两得。
在《离骚》中，屈原除了将“以花草喻女子”的范围扩大以外，随着《离骚》中情感基调的变化，其中花草的性质也随之发生变化，反映出花草所喻之人的变化。“时缤纷其变易兮，又何可以淹留。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岂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王逸注云：“言兰芷之草，变易其体而不复香，荃蕙化而为菅茅，失其本性也。以言君子变更为小人，忠信更为佞伪也。”屈原昔日曾视为同仁者未能守住操守，抛弃志向改为与世俗同流合污。兰芷不芳，荃蕙化茅，昔日的香草不能保持芬芳本性，曾经的贤士忠臣变为小人佞臣，正如洪兴祖云：“当是时，守死而不变者，楚国一人而已，屈子是也。”屈原通过对香草性质变化的描写反映出现实中人性的堕落，揭示了其“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现状，表现了他对现实的失望和死不变节的坚贞。
二、花草之“烘托作用”
在《诗经》中，用花草植物烘托人物形象的艺术手法已经运用得较为娴熟，花草往往作为环境描写的一部分，烘托出诗中主人公的形象。如《陈风·泽陂》：“彼泽之陂，有蒲与荷。有美一人，伤如之何。寤寐无为，涕泗滂沱。彼泽之陂，有蒲与。有美一人，硕大且卷。寤寐无为，中心！彼泽之陂，有蒲菡萏。有美一人，硕大且俨。寤寐无为，辗转伏枕！”此诗描述的场景是在蒲苇茂盛、莲花盛开的时节，一位女子在水泽旁思念自己钦慕的男子，通过用水泽边的植物香蒲、兰草、莲花起兴，引出女子对男子的思念。同时，香蒲、菡萏等既是对环境的描写，又是对女子形象的烘托，作者用环境之美衬托出女子容貌之美。《郑风·野有蔓草》也是如此：“野有蔓草，零露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男女相遇是在清晨的田野，芳草萋萋，露水摇曳，整个场景弥漫着清新气息。在此场景下男女主人公相遇，女主角“清扬婉兮”。朱熹注：“清扬，眉目之间婉然美也”，可见女子的美貌也如同相遇场景一般，清新婉丽，开头对环境的描写正是对女子美好容貌的铺垫和烘托。 在《楚辞》中，屈原继承了这一手法并将其运用到人物描写中，在《九歌》中不乏此类描写。《湘夫人》为《湘君》的姊妹篇，描述了赴约的湘君来到与湘夫人的约会地点，却错过了所约之人的怅惘之情。其中有“沅有兮澧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一句，王逸注云：“言沅水之中有盛茂之，澧水之内有芬芳之兰，异于众草，以兴湘夫人美好亦异于众人也。”由此可见，在写对“公子”的思念之情前先用沅之、澧之兰来表现所思之人的美好品质，以芬芳之物比其品性，烘托出“公子”的完美形象。在此篇中，后有一段湘君幻想与湘夫人如愿相会的场景：“筑室兮水中，葺之兮荷盖。荪壁兮紫坛，播芳椒兮成堂。桂栋兮兰，辛夷楣兮药房。罔薜荔兮为帷，擗蕙兮既张。白玉兮为镇，疏石兰兮为芳。芷葺兮荷屋，缭之兮杜衡。合百草兮实庭，建芳馨兮庑门。”诗人用了荷、荪、椒、桂、兰、辛夷、药、薜荔、蕙、石兰、芷、杜衡等十几种香花异草来极力表现相会处的华美艳丽，就是通过流光溢彩的外部环境来烘托和反映人物内心的欢乐和幸福，同时表现出约会之人亦如外部装饰般浪漫优雅的形象。
除此之外，《楚辞》不仅将花草作为环境的一部分来烘托人物形象，还将其运用到多方面来实现其烘托作用，最典型的是《离骚》中对主人公形象的描写。“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王逸云：“佩，饰也，所以象德。故行清洁者佩芳，德仁明者佩玉，能解结者以为配饰；博采众善，以自约束也。”主人公用香草作随身配饰和服装，是其过人才干的外在表现，其内在的美好品质通过外在的配饰和衣着表现出来，而这些花草也对主人公的高洁品质起着烘托作用。
除了将花草作为衣着和配饰，主人公还终日采摘花草。“朝搴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王夫之《楚辞通释》曰：“搴、取也。木兰、香木。辛夷之白者。宿莽、卷。拔心不死。言上陈善道以辅君，下修训典以治民。晨夕不遑。以靖国有功绩也。以上述己素修之志业……急于效能修职之勤劳无怠如此。”通过终日不辍地采撷花草象征自己精勤不息地修养道德，通过香草来衬托主人公的高贵品德。除此之外，以花草为食也表现出主人公的美好品性：“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五臣云：“取其香洁，以合己之德。”将植物的精华作为自己的食物，从服装配饰到饭食饮水都清洁芬芳，可见主人公从内而外都同样贞洁。通过花草的描写，未直言己之品德高洁，但字里行间都可见其美德懿行。
《楚辞》继承了《诗经》中利用花草烘托人物形象的手法，并且在其基础上通过对于花草多维度的描写扩大了其表现范围。花草不再仅仅作为环境的一部分，它们被更多地用作配饰、服装、饮食等多方面，来多角度地烘托人物形象。通过花草多方面功用的描写，人物形象也在其烘托下进一步地饱满和立体起来。
三、寄于花草之情
《诗经》中有为数不少的爱情诗，其中又有不少篇章中写到男女通过互赠礼物来传递爱情，而花草果木往往成为他们寄托情感的良好载体。如《邶风·静女》：“自牧归荑，洵美且异。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朱熹注：“荑，茅之始生者……言静女又赠我以荑，而其荑亦美且异。然非此荑之为美也，特以美人志所赠，故其物亦美耳。”对诗中男子来说，“荑”已不再是寻常花草，而是自己心仪之人所赠定情之物，“荑”在此诗中作为男女爱情的载体，被赋予了不寻常的意义。在《郑风·溱洧》中，花草也承担了一样的功能。“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兮。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洧之外，洵且乐。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芍药。”郑笺云：“其别则送女以芍药，结恩情也。”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云：“又云‘结恩情’者，以勺与约同声，故假借为结约也。”无论学者对“芍药”作何种解释，有一点是可以确认的，在此处“芍药”是作为男女表达爱意的载体存在的。男女将彼此的爱慕之情寄托在芍药之中，用以相赠，它便成了寄托爱情之物。
《楚辞》对《诗经》“寄情香草”的艺术手法加以继承，并在一定程度上对所寄之“情”的范围加以拓展。《九歌·大司命》一篇是祭祀大司命之神的歌舞辞，据王夫之《楚辞通释》可知“大司命统人之生死”。此诗中写道：“折疏麻兮瑶华，将以遗兮离居。”洪兴祖《楚辞补注》云：“瑶华，麻花也。其色白，故比于瑶。此花香，服食可致长寿，故以为美，将以赠远。”闻一多《九歌解诂》云：“盖疏麻是隐语，借花草中的疏字以暗示行将分散之意。”赵逵夫认同闻一多的观点，但认为折麻主要是因为麻秆折断后皮仍连在一起，故以“折麻”喻藕断丝连之意。可见此处作者是借“疏麻”这一植物折断后皮仍旧相连的特性，来寄托抒情主人公对大司命即将离去的依依不舍之情和思念之情。
少司命是主管人間子嗣之神，因为主管儿童，故称“少司命”。《少司命》一篇开头写道：“秋兰兮糜芜，罗生兮堂下。绿叶兮素枝，芳菲菲兮袭予。夫人自有兮美子，荪何以兮愁苦？”王夫之《楚辞通释》云：“糜芜、当归苗。芳草，生于堂下、喻人之有佳子孙。晋人言芝兰玉树，欲其生于庭砌，语本于此，言人皆有美子。如芳草之生于庭，而翳我独无，荪何使我而愁苦乎。此述祈子者之情。”《九歌解诂》引《尔雅翼》卷二云：“兰为国香，人服媚之古以为生子之详，而蘼芜之根主妇人无子，故《少司命》引之。”作者在此句中用生于堂下之芳草比喻人之有子孙，用“秋兰”、“蘼芜”两种与生子有关的植物巧妙地表明此祭祀是为求得子嗣，将求子之情委婉含蓄地寄托在花草之中。
《楚辞》继承了《诗经》“寄情香草”的艺术手法，并将其所寄托的情感由爱情扩展到“相思离别之情”、“求子之情”等方面。这一发展体现了《楚辞》对花草这一意象运用得更加系统和熟练，而这一手法的运用，也使得花草成为《楚辞》叙事和抒情的重要工具。
花草意象发源于《诗经》，从以花草比喻年轻美貌的女子到作为环境烘托人物形象，再到用花草作为传递男女爱情的重要载体，花草意象在《诗经》中得到了较好的运用。《楚辞》深受《诗经》影响，在以上三方面继承了花草意象并将其进一步发展。首先，《楚辞》不再局限于用花草喻女子，《离骚》中用不同的香草喻君王、喻贤臣、喻佞臣等，都得到了良好的表达效果，使得抒情叙事委婉含蓄。除此之外，随着花草所喻之人行为、情感的变化，花草的性质也随之发生变化，相比于《诗经》显得更加灵活多样。其次，花草在《楚辞》中不再仅作为环境的一部分来烘托人物形象，作者更多地将花草运用到人物的配饰、服装、饮食等多方面，从多个角度来烘托主人公的过人才能和高洁品性。最后，相比于《诗经》借花草寄托男女之情，《楚辞》借花草所寄托的感情扩展到其他领域，如相思离别之情和求子之情，这一发展是对花草意象运用得更加熟练和系统的体现。在《楚辞》中，花草意象得到了系统的整理和运用，形成了一套复杂严密的象征比喻系统，对《楚辞》的叙事和抒情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宋）洪兴祖撰，黄灵庚点校.楚辞补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2] 姜亮夫等撰.先秦诗鉴赏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
[3] （宋）朱熹集注，赵长征点校.诗集传[M].北京：中华书局，2011.
[4] （清）方玉润撰，李先耕点校.诗经原始[M].北京：中华书局，1986.
[5] （清）王夫之.楚辞通释[M].北京：中华书局，1975.
[6] 屈原著，闻一多注.九歌解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作 者：耿英杰，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先秦两汉文学。
编 辑：曹晓花 E-mail：[email protected]
关键词：诗经 花草 楚辞
《诗经》作为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很多篇章中出现了纷繁复杂的花草果木，即花草意象，正如王逸所言：“依诗取兴，引类譬喻”，这一意象在《楚辞》中得到了更加系统的整理和运用，形成了一套复杂严密的象征比喻系统——“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现以《离骚》和《九歌》为例，分析《楚辞》在花草意象上对《诗经》的继承和发展。
一、“以花草喻人”之手法
《诗经》中运用“以花草喻人”手法的典型代表是以“花草”喻“女子”，其中最耳熟能详的莫属《周南·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桃之夭夭，有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诗集传》云：“夭夭，少好之貌。灼灼，花之盛也。木少则花盛。”诗歌以桃花在春日盛放之貌起兴，引出对新婚女子的描写。朱熹云：“然则桃之有华，正婚姻之时也。”桃花盛放之时正值女子出嫁之时，诗人用桃花的艳丽比喻新娘的年轻貌美，恰到好处。方玉润《诗经原始》曰：“桃夭不过取其色以喻之子，且春华初茂，即芳龄正盛时耳，故以为此。”可见《桃夭》一诗将桃花比美人，一方面作为女子美貌的喻体，彰显出女子的青春活力，另一方面桃花又给人吉祥欢乐之感，衬托出女子出嫁的喜乐气氛。《召南·何彼矣》中也出现了以花喻女子的描写：“何彼矣？唐棣之华……何彼矣？华如桃李。”用桃李之花比喻贵族女子，彰其美貌。
及至《楚辞》，屈原将“以花草喻人”的手法加以继承，并将其由喻女子扩展到喻君王、贤臣、佞臣等范围，在《离骚》中的贯彻尤为突出。屈原慨叹君王被谗佞蒙蔽时，在“荃不察余之中情兮”一句中，用了“荃”一字。王逸云：“荃，香草，以喻君也。人君被服芬芳，故以香草为喻。恶数指斥尊者，故变言‘荃’也。”王夫之《离骚通释》云：“荃，与荪通，似石上菖蒲，而叶无剑脊，亦香草也，以喻君。”由此可见，屈原用“荃”此种香草喻君王，表达对君王受谗人蒙蔽的哀叹和对自己被君王疏远的痛心之感。
除以花草喻君王之外，《离骚》中还多次出现以花草喻贤臣。“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杂申椒与菌桂兮，岂惟纫夫蕙。”《五臣注文选》中解释道：“椒、菌桂皆香木。”王逸云：“蕙、，皆香草，以喻贤者。言禹、汤、文王虽有盛德，犹杂用众贤，以致于治，非独索蕙，任一人也。”此处用“椒”、“菌桂”、“蕙”、“”等香草香木比喻贤臣，来表现贤君纯粹之美德，善于养贤用贤。此外，屈原在写到自己为君王蓄养贤人时这样写：“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王逸注云：“杜衡、芳芷，皆香草也。言己积累众善，以自洁饰，复植留夷、杜衡，杂以芳芷，芬芳益畅，德行弥盛也。”屈原竭忠尽智，为国家培育人才，希望他们可以枝繁叶茂，为楚国的兴盛出谋献策。“冀枝叶之峻茂兮，愿时乎吾将刈。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芜秽。”可是屈原的苦心孤诣却没有得到君王的认可，正是：“以言己修行忠信，冀君任用，而遂斥弃，则使众贤志士失其所也。”屈原并未伤感自己被君王疏离，真正让他悲伤的是自己辛苦培育的众贤士无用武之地，犹如芳草为霜雪所伤而凋落。此处屈原将贤士贤臣比作香草，在彰显贤士贤臣如香草般芬芳美德的同时，也表现了自己对于贤臣不见用的惋惜和痛心。
与以香草喻贤臣相对，屈原在《离骚》中用恶草比喻奸佞。“以盈室兮，判独离而不服。”对于“”、“”、“”三者，王逸认为“三者皆恶草，以喻谗佞盈滿于侧者也。”屈原此处用盈室恶草比喻自己身边众多的谗佞小人。“户服艾以盈要兮，谓幽兰其不可佩。”“艾”非香草，却被人当作配饰，幽兰反而成了不可佩之物，屈原在此处用艾草来比喻小人。“以言君亲爱谗佞，憎远忠直，而不肯近也。”可见屈原对楚王这种亲谗佞远忠正的做法感到痛心疾首。他用恶草比喻小人和奸臣，与用香草比喻贤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他所营造的香草、恶草的象征系统中，表现出对于贤士和小人的不同态度，用花草作比，既含蓄婉约又能够以其性质寄托态度，一举而两得。
在《离骚》中，屈原除了将“以花草喻女子”的范围扩大以外，随着《离骚》中情感基调的变化，其中花草的性质也随之发生变化，反映出花草所喻之人的变化。“时缤纷其变易兮，又何可以淹留。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岂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王逸注云：“言兰芷之草，变易其体而不复香，荃蕙化而为菅茅，失其本性也。以言君子变更为小人，忠信更为佞伪也。”屈原昔日曾视为同仁者未能守住操守，抛弃志向改为与世俗同流合污。兰芷不芳，荃蕙化茅，昔日的香草不能保持芬芳本性，曾经的贤士忠臣变为小人佞臣，正如洪兴祖云：“当是时，守死而不变者，楚国一人而已，屈子是也。”屈原通过对香草性质变化的描写反映出现实中人性的堕落，揭示了其“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现状，表现了他对现实的失望和死不变节的坚贞。
二、花草之“烘托作用”
在《诗经》中，用花草植物烘托人物形象的艺术手法已经运用得较为娴熟，花草往往作为环境描写的一部分，烘托出诗中主人公的形象。如《陈风·泽陂》：“彼泽之陂，有蒲与荷。有美一人，伤如之何。寤寐无为，涕泗滂沱。彼泽之陂，有蒲与。有美一人，硕大且卷。寤寐无为，中心！彼泽之陂，有蒲菡萏。有美一人，硕大且俨。寤寐无为，辗转伏枕！”此诗描述的场景是在蒲苇茂盛、莲花盛开的时节，一位女子在水泽旁思念自己钦慕的男子，通过用水泽边的植物香蒲、兰草、莲花起兴，引出女子对男子的思念。同时，香蒲、菡萏等既是对环境的描写，又是对女子形象的烘托，作者用环境之美衬托出女子容貌之美。《郑风·野有蔓草》也是如此：“野有蔓草，零露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男女相遇是在清晨的田野，芳草萋萋，露水摇曳，整个场景弥漫着清新气息。在此场景下男女主人公相遇，女主角“清扬婉兮”。朱熹注：“清扬，眉目之间婉然美也”，可见女子的美貌也如同相遇场景一般，清新婉丽，开头对环境的描写正是对女子美好容貌的铺垫和烘托。 在《楚辞》中，屈原继承了这一手法并将其运用到人物描写中，在《九歌》中不乏此类描写。《湘夫人》为《湘君》的姊妹篇，描述了赴约的湘君来到与湘夫人的约会地点，却错过了所约之人的怅惘之情。其中有“沅有兮澧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一句，王逸注云：“言沅水之中有盛茂之，澧水之内有芬芳之兰，异于众草，以兴湘夫人美好亦异于众人也。”由此可见，在写对“公子”的思念之情前先用沅之、澧之兰来表现所思之人的美好品质，以芬芳之物比其品性，烘托出“公子”的完美形象。在此篇中，后有一段湘君幻想与湘夫人如愿相会的场景：“筑室兮水中，葺之兮荷盖。荪壁兮紫坛，播芳椒兮成堂。桂栋兮兰，辛夷楣兮药房。罔薜荔兮为帷，擗蕙兮既张。白玉兮为镇，疏石兰兮为芳。芷葺兮荷屋，缭之兮杜衡。合百草兮实庭，建芳馨兮庑门。”诗人用了荷、荪、椒、桂、兰、辛夷、药、薜荔、蕙、石兰、芷、杜衡等十几种香花异草来极力表现相会处的华美艳丽，就是通过流光溢彩的外部环境来烘托和反映人物内心的欢乐和幸福，同时表现出约会之人亦如外部装饰般浪漫优雅的形象。
除此之外，《楚辞》不仅将花草作为环境的一部分来烘托人物形象，还将其运用到多方面来实现其烘托作用，最典型的是《离骚》中对主人公形象的描写。“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王逸云：“佩，饰也，所以象德。故行清洁者佩芳，德仁明者佩玉，能解结者以为配饰；博采众善，以自约束也。”主人公用香草作随身配饰和服装，是其过人才干的外在表现，其内在的美好品质通过外在的配饰和衣着表现出来，而这些花草也对主人公的高洁品质起着烘托作用。
除了将花草作为衣着和配饰，主人公还终日采摘花草。“朝搴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王夫之《楚辞通释》曰：“搴、取也。木兰、香木。辛夷之白者。宿莽、卷。拔心不死。言上陈善道以辅君，下修训典以治民。晨夕不遑。以靖国有功绩也。以上述己素修之志业……急于效能修职之勤劳无怠如此。”通过终日不辍地采撷花草象征自己精勤不息地修养道德，通过香草来衬托主人公的高贵品德。除此之外，以花草为食也表现出主人公的美好品性：“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五臣云：“取其香洁，以合己之德。”将植物的精华作为自己的食物，从服装配饰到饭食饮水都清洁芬芳，可见主人公从内而外都同样贞洁。通过花草的描写，未直言己之品德高洁，但字里行间都可见其美德懿行。
《楚辞》继承了《诗经》中利用花草烘托人物形象的手法，并且在其基础上通过对于花草多维度的描写扩大了其表现范围。花草不再仅仅作为环境的一部分，它们被更多地用作配饰、服装、饮食等多方面，来多角度地烘托人物形象。通过花草多方面功用的描写，人物形象也在其烘托下进一步地饱满和立体起来。
三、寄于花草之情
《诗经》中有为数不少的爱情诗，其中又有不少篇章中写到男女通过互赠礼物来传递爱情，而花草果木往往成为他们寄托情感的良好载体。如《邶风·静女》：“自牧归荑，洵美且异。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朱熹注：“荑，茅之始生者……言静女又赠我以荑，而其荑亦美且异。然非此荑之为美也，特以美人志所赠，故其物亦美耳。”对诗中男子来说，“荑”已不再是寻常花草，而是自己心仪之人所赠定情之物，“荑”在此诗中作为男女爱情的载体，被赋予了不寻常的意义。在《郑风·溱洧》中，花草也承担了一样的功能。“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兮。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洧之外，洵且乐。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芍药。”郑笺云：“其别则送女以芍药，结恩情也。”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云：“又云‘结恩情’者，以勺与约同声，故假借为结约也。”无论学者对“芍药”作何种解释，有一点是可以确认的，在此处“芍药”是作为男女表达爱意的载体存在的。男女将彼此的爱慕之情寄托在芍药之中，用以相赠，它便成了寄托爱情之物。
《楚辞》对《诗经》“寄情香草”的艺术手法加以继承，并在一定程度上对所寄之“情”的范围加以拓展。《九歌·大司命》一篇是祭祀大司命之神的歌舞辞，据王夫之《楚辞通释》可知“大司命统人之生死”。此诗中写道：“折疏麻兮瑶华，将以遗兮离居。”洪兴祖《楚辞补注》云：“瑶华，麻花也。其色白，故比于瑶。此花香，服食可致长寿，故以为美，将以赠远。”闻一多《九歌解诂》云：“盖疏麻是隐语，借花草中的疏字以暗示行将分散之意。”赵逵夫认同闻一多的观点，但认为折麻主要是因为麻秆折断后皮仍连在一起，故以“折麻”喻藕断丝连之意。可见此处作者是借“疏麻”这一植物折断后皮仍旧相连的特性，来寄托抒情主人公对大司命即将离去的依依不舍之情和思念之情。
少司命是主管人間子嗣之神，因为主管儿童，故称“少司命”。《少司命》一篇开头写道：“秋兰兮糜芜，罗生兮堂下。绿叶兮素枝，芳菲菲兮袭予。夫人自有兮美子，荪何以兮愁苦？”王夫之《楚辞通释》云：“糜芜、当归苗。芳草，生于堂下、喻人之有佳子孙。晋人言芝兰玉树，欲其生于庭砌，语本于此，言人皆有美子。如芳草之生于庭，而翳我独无，荪何使我而愁苦乎。此述祈子者之情。”《九歌解诂》引《尔雅翼》卷二云：“兰为国香，人服媚之古以为生子之详，而蘼芜之根主妇人无子，故《少司命》引之。”作者在此句中用生于堂下之芳草比喻人之有子孙，用“秋兰”、“蘼芜”两种与生子有关的植物巧妙地表明此祭祀是为求得子嗣，将求子之情委婉含蓄地寄托在花草之中。
《楚辞》继承了《诗经》“寄情香草”的艺术手法，并将其所寄托的情感由爱情扩展到“相思离别之情”、“求子之情”等方面。这一发展体现了《楚辞》对花草这一意象运用得更加系统和熟练，而这一手法的运用，也使得花草成为《楚辞》叙事和抒情的重要工具。
花草意象发源于《诗经》，从以花草比喻年轻美貌的女子到作为环境烘托人物形象，再到用花草作为传递男女爱情的重要载体，花草意象在《诗经》中得到了较好的运用。《楚辞》深受《诗经》影响，在以上三方面继承了花草意象并将其进一步发展。首先，《楚辞》不再局限于用花草喻女子，《离骚》中用不同的香草喻君王、喻贤臣、喻佞臣等，都得到了良好的表达效果，使得抒情叙事委婉含蓄。除此之外，随着花草所喻之人行为、情感的变化，花草的性质也随之发生变化，相比于《诗经》显得更加灵活多样。其次，花草在《楚辞》中不再仅作为环境的一部分来烘托人物形象，作者更多地将花草运用到人物的配饰、服装、饮食等多方面，从多个角度来烘托主人公的过人才能和高洁品性。最后，相比于《诗经》借花草寄托男女之情，《楚辞》借花草所寄托的感情扩展到其他领域，如相思离别之情和求子之情，这一发展是对花草意象运用得更加熟练和系统的体现。在《楚辞》中，花草意象得到了系统的整理和运用，形成了一套复杂严密的象征比喻系统，对《楚辞》的叙事和抒情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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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屈原著，闻一多注.九歌解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作 者：耿英杰，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先秦两汉文学。
编 辑：曹晓花 E-mail：[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