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的内城，鼓楼、前门大栅栏、东四、西四、东单王府井再加上西单，六个商业街区构成了一个不规则的“六边形”。这个六边形并非一夕而就，而是经元、明、清、民国，历六七百年才逐步形成的。
　　六个老商街，岁数最大的，是鼓楼，如果从元代初年算起，至今（2020年）逾700年。岁数最小的，是西单，至今近百年。

元代，三足鼎立

　　元代，大都城内的综合性市场区有三处：
　　一是“朝后市”，也就是元大都市中心的钟鼓楼（今旧鼓楼大街）及积水潭北岸的斜街（ 今鼓楼西大街一带）。
　　二是指顺承门里的羊角市（ 今西四牌楼一带），有米市、面市、羊市、马市、牛市、骆驼市、驴骡市等。
　　三是枢密院角市（ 今东四牌楼南灯市口大街一带） 及十市口（ 今东四牌樓），有杂货市、柴草市、车市等。
　　其中，以钟鼓楼的“朝后市”最为繁盛。
　　元大都的规划与建设，依照周礼 “前朝后市”的规制，钟鼓楼一带的市场区因而称“朝后市”，加之此地是大运河终点码头，水陆交通便利，中外商人云集，故史载“本朝富庶殷实，莫盛于此”。
　　“朝后市”的鼓楼，有鹅鸭市、米市、面市、段子（ 绸缎） 市、皮帽市、靴子市、铁器市、珠子市、沙剌（“沙剌”即“珊瑚”） 市及穷汉市（劳力市场）等。
　　朝后市不但是城市生活必需品及生产资料市场，还是大都城中的国际贸易市场。其商品不仅来自国内各地，还来自高丽、日本、印度、非洲东部及阿拉伯半岛等各国和地区。
　　据《析津志辑佚》中记载：“西斜街临海子，率多歌台酒馆，有望湖亭，昔日皆贵官游赏之地。”元代的海子面积远大于今。当时的西斜街“临海子”，是一条沿湖道路。西斜街“率多歌台酒馆”，当是为上流社会服务的餐饮、娱乐业聚集地，而“望湖亭”就是那时高官贵胄休闲游乐之地。
　　另外，《日下旧闻考》卷五十四“城市”中载，“元时海子岸有万春园，进士登第恩荣宴后，会同年於此。宋显夫诗所云临水亭台似曲江也。今失所在。
　　（ 渌水亭杂识）[臣等谨按]万春园久废，以其地考之，当近火神庙后亭云。”这是说在鼓楼南向的万宁桥（ 后门桥） 旁的火神庙后，曾有“万春园”，园内有临水亭台，是登第的进士在恩荣宴后同年聚会的场所。平时的万春园，“临水亭台似曲江”，或许也是达官贵人们一个“游赏之地”。
　　朝后市、羊角市和枢密院角市这三个点勾勒出的，是一个不规则的三角形。

明代，四边形格局

　　明代，永乐帝建北京城。对商业空间进行布局，是都城规划建设的重要内容。
　　首先是移建钟鼓楼至今中轴线北端，并建朝后市于鼓楼下大街。
　　其次，在今东四、西四营建东、西大市街。
　　鼓楼、东四、西四，这三个城市中心商业区构造出的，几乎是一个等边三角形。明朝把元朝不规则的三角形给规范化了。
　　随后， 营建廊房。据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刻本出版的《宛署杂记》载：“洪武初，北平兵火之后，人民甫定。至永乐，改建都城，犹称行在，商贾未集，市廛尚疏。奉旨，皇城四门、钟鼓楼等处，各盖铺房……召民居住，店房十六间半，召商居货，总谓之廊房云。”
　　又，查慎行【清顺治八年（1651年） 至清雍正六年（1728年）】所撰《人海记》中“北京廊房”条云：“永乐初，北京四门钟鼓楼等处各盖铺房，召民居住，召商居货，谓之廊房……今正阳门外廊房胡同，犹仍此名。”今天前门外有廊房头条、二条、三条，廊房四条今名大栅栏，这四个以廊房为名的胡同，就是那时问世的。
　　京城的正门正阳门外，建四个廊房胡同（廊房头条至四条），以促成“国门”前商业街区的形成与发展。此举使商业街的三角形格局变化为四边形。
　　附带提及，据《燕都丛考》，“正阳门之北，中华门（明称大明门，清称大清门，民国称中华门）之南，为棋盘街。昔时四围列肆，百货云集，又名千步廊。朝会时为护卫驻足之地。今则石阑周遭，空旷清廓，两旁为入东、西城孔道，中间仅为行人散步之所。”这个棋盘街还被称为“天街”。要特别指出的是，这段文字中所说的天街和千步廊，都是民间的说法。
　　侯仁之先生在所著《北京城的生命印记》一书中，说到明代天安门前的宫廷广场时写道：“在承天门外开辟了T 字形的宫廷广场，名曰‘天街’，外建宫墙。天街东西两端各建‘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自天街向南凸出的部分，止于‘大明门’。大明门内东西两侧，沿宫墙之内，修建千步廊。这样，大明门也就被看作是皇城南面的正门。”明代的“承天门”，清改称“天安门”。有的著述中将大清门和长安左门及长安右门称为天安门的“罩门”或“外门”。
　　这就是说，真的天街，是在天安门前;真的千步廊则是自天街向南至大明门，T 字形广场的那一竖。
　　而大明门前的所谓天街、千步廊，或所谓棋盘天街，不过是民间的“别称”或“俗称”。还有将这里的市场称为“朝前市”的。据余棨昌先生在所著《故都变迁记略》中说得明白：“棋盘街在正阳门内，中华门之前。昔日周回绕以石栏，四围列肆长廊，百货云集，名千步廊。民国初，开两侧洞子门时，石栏已易为洋灰质，且东西开通，非复旧形，千步廊亦撤废。”

清末，商业新贵点画五边

　　就大的背景而言，是清末新政加上列强入侵，使“东单·王府井”在19世纪末叶成为京城商业街的耀眼新贵。
　　继《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之后，1901年清政府与列强签订的《辛丑条约》，进一步明确列强“在北京东交民巷设立‘使馆界’，界内不许中国人居住，各国驻兵保护”。接踵而来的，是外国银行、保险公司、饭店、洋行等在东交民巷以及东单、王府井的出现。特别是涉外饭店和各国洋行沿东单至王府井涌现。
　　在1923年出版的《增订实用北京指南》中，记载了北京百余家洋行，东单·王府井（包括崇文门大街）一带，就占70% 以上。
　　据北京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王府井》一书记载，王府井一带的洋行，不但是在石油、机械、棉纱棉布等方面，更有化妆品、首饰、钟表、服装、呢绒、地毯、皮鞋、陶瓷、自行车、缝纫机及各种西式用品，以致王府井成了当时北京的洋货大市。
　　1903年，清政府推行新政，东安市场就在那年问世。
　　内城里开市场，还占用了神机营的操场，破了清政府多少年的例禁。1906年，东安市场北门建起了“吉祥茶园”。“茶园”就是戏园子。据说是一个人称湘王的太监集资开办的，内城“永行禁止开设戏馆”的禁令，让宫里的太监给破了。
　　逮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据《增订实用北京指南》记述：“东安市场为京师市场之冠，开辟最先，在王府井大街路东，地址宽广，街衢纵横，商肆栉比，百货杂陈 。”市场集洋广百货、珠宝首饰、古玩玉器、中外书刊、美食餐饮乃至戏剧杂耍、茶室球社等休闲娱乐、体育健身于一体，既有集贸市场的传统，又有近代商场的模样。二者“混搭”出的，是俗谚所说━━旱香瓜儿，别个味儿。
　　除了东安市场外，王府井街上，还有北平国货售品所、中原公司、利生体育用品商店、盛锡福帽店、同陞和鞋店、新记西服行等店铺名家。即便是路西小小的梯子胡同，也曾经有7家宁波红帮师傅的西服店。从东单到王府井南口路北，侧身外国人办的饭店之间，还有宁波人投资兴建的饭店。如1912年兴建的长安饭店（后更名为长安春饭店），1915年开办的东安饭店，王府井南口东1922年建立的中央饭店，等等。
　　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被拆除的东单头条胡同东端空地，云集了一些蔬菜摊贩，其中以卖鱼的摊位多，时称东单鱼市场。市场除鱼摊外，还有洋酒、罐头、饼干等专供东交民巷里洋人的商品。1916年由官方投资建成铁棚式菜市，名为东安菜市场，1928年改称东单菜市场。市场经营品种有蔬菜、果品、鸡鸭、肉、杂货、鱼等六类，百余摊位。因为邻近使馆界，东单菜市场主要消费群体是住在周围的外国使馆人员和官僚政客等。在当时，它堪称京城独树一帜的“高档食品购物中心”。
　　及至新中国诞生，那些洋行转眼间消失，无影无踪了。王府井却发展成为北京著名的商业“金街”。
　　到20世纪30年代，“东单·王府井”已形成以王府井为中心，包括王府井至东单的东长安街路北侧，并及东单北大街，乃至更北的灯市口大街在内的商业街区。至此，北京内城的商业中心区，由原来的四边形，演进为五边形。

民国，西单收官完美第六边

　　西单商业街的形成与发展，是晚近至20世纪30年代的事了（参见《北京纪事》2021年第一期《说故西单商业街》一文）。其时由西单商场的出现和基本格局的定型为标志，西单商业街发展成为有北京全市影响的商业街区。与此同时，西单商业街就把鼓楼、东四、西四、前门大栅栏、东单王府井所勾勒的五边形，变化为一个完整的六边形。
　　有趣的是，西单商场在西单北大街的位置，正与王府井东安市场大致遥相对应。

六边形里的“最大”与“最小”

　　1933年，德国城市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创立“中心地理论”。20世纪50年代起开始流行于英语国家，之后传播到其他国家，被认为是20 世纪人文地理学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它已经成为城市地理学中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
　　简单而言，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是指向居住在它周围地域（尤其指农村地域）的居民提供各种货物和服务的地方。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商业网点”。中心地有大有小，是分等级的，向下兼容。高一级的中心地涵盖低一级中心地的商品和服务，并提供其没有的商品和服务。任何中心地的生存都靠着两个“距离”：一个是“最大销售距离”，即消费者愿意去一个中心地购买商品和服务的最大出行距离，超过这个距离消费者就会到另一个较近的中心地。一个是“门槛距离”，商家生存的底线决定于最小顾客数量，要维持这个数量的顾客所需的最小腹地的半径称“门槛距离”，即最低必须销售距离。小于这个距离，商家就要倒闭。
　　以“最大销售距离”画出一个大圆，是商家最希望得到的，可以获得最大的利润;以“门槛距离”画出的是一个小圆，是商家的生命圈，决定着商家的生存。
　　20世纪80年代初，有人曾对北京的商业服务业空间布局作专门课题研究。他们得出的结论是：“虽然历史和地理因素有一定干扰，北京市区的中心地结构还是十分典型的。”换言之，即北京市区的商业空间布局，切合德国城市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1933年创立的“中心地理论”。
　　在旧城圈里，鼓楼、西四、东四、前门大栅栏、东单王府井和西单所组成的六边形，简直可以称之为北京“中心地”的基准。其他的商业热点街区基本上是在这个基准六边形的基础上，随着北京城市发展，逐渐生长起来。而这个基准六边形又是以中轴线为依据，且对称于中轴线。
　　北京那个“中心地”的基准六边形的形成过程中，鼓楼、东四、西四和前门大栅栏等四个传统商业街区是规划建设出来的，只东单王府井和西单是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促成。但这六个商业街区就都仿佛按照某种规律，最后走出六边形的格局。

　　平面几何老师在讲圆周率时，说到“π”就是靠着无限细分的正N 边形计算出来的。老师说，一个平面中，如果用相同的圆形去覆盖，圆与圆之间，总会有空隙，而不能将平面全部填满。只有正三角形、正四边形、正六边形三种图形可以完全填满平面，既不互相重叠，也不留下空隙。三种图形中，如果同样的周长，正六边形的面积最大。也就是说，六边形具有“完全充填”和“最具效率”的双重优势。这就是空间填充原理。没想到生活中，北京老商街居然有这种原理的应用——商圈不是圆的。它们早就有对“最大销售距离”（居民步行去离自己最近的商业街区的最大出行距离）和“门槛距离”（商家最低必须销售距离）的考虑。
　　上中学时，物理老师说，在均匀介质中，光沿着尽可能短的路径行进。“自然界总是使作用量减到最小”，这就是最小作用量原理。中轴对称，不就是最小作用量原理在城市中的应用！它让在中轴线两侧的人们，只要位置对等，就能以同样的距离、时间到达中轴线。
　　由此回想北京城的“朝后市”鼓楼和东西两大市（东四、西四），莫非明代作城市规划时，就从京城的“方圆”和三个市级商业中心的位置，考虑过人们往返其间的“时间成本”，也要在其中给居民一个普遍的“对等”和“公平”？
　　其实，“中轴突出，两翼对称”就解答了这个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