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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2月7日，日寇偷袭美国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那是北平时间12月8日清晨。驻扎在西苑的日本宪兵队迅速开来，校园断绝出入，燕京大学被封。日军首先侵入贝公楼，在校长办公室门上贴“大日本宪兵队”封条。随后驱赶学生集中在贝公楼礼堂，中国教职员集中在女体育馆，外籍教职员集中在临湖轩。大约十一点，宪兵队大佐荒木宣布占领燕京大学，若有反对行动，必军法从事。
同学们在忙乱中焚烧销毁书籍笔记，空气中充满灰烬味，未名湖冰水上漂浮着撕碎的信件纸张。当晚日本宪兵在各宿舍楼门口贴出“禁止出入”的告示，十点多日本宪兵和伪警察按照黑名单开始捕人。张东荪教授、研究院陆志韦院长、法学院陈其田院长、宗教学院赵紫宸院长、社会系主任赵承信、新闻系主任刘豁轩、教务处林嘉通教务长等行政领导被捕，关押在贝公楼。从男生宿舍逮捕的十一名学生也被押到了贝公楼。同学们一宿未眠，天亮时趁着甬道里的看守稍有松懈，他们互相介绍，按年龄结拜了兄弟。
9日上午，日本宪兵队发布命令：限定学生下午三点前一律离校。全校陷入混乱，一千余学生拖着行李集中在贝公楼前的草坪，由日本宪兵和伪警察逐个盘查后被赶出西校门。因为此前的8日清晨，住在临湖轩的林迈可夫妇从电台中听到了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消息后，立即和班维廉夫妇驾驶司徒校长的汽车直奔海淀阳台山贝家花园。他们离校十分钟后日军才赶到。因此日寇加强了对燕大外籍教职员的监视。其中受到冲击的就有夏仁德教授。8日上午，当日寇宣布占领燕京大学时，他正在亲手销毁学生藏在他家里的近二百本“禁书”。9日他气喘吁吁地往返于女生宿舍和贝公楼之间，帮助女生搬运行李时，即被日军抓去，后软禁在北平东交民巷原英国使馆。
9日下午四点钟，被捕的七位先生和十一名学生被押出贝公楼，上了囚车，先至西苑日本兵营，再长驱直入北平城内沙滩红楼。原北大文学院所在地红楼已被日军占据为宪兵队本部。师生们受到搜身核查，除衣裤外不留一物，分批经黑暗的地下室甬道走进囚房，再从像狗洞似的小门钻进木笼子。
我的父母亲当时住在燕园南校门外海淀军机处10号。12月8日是星期一，父亲早上第一、二节有课。当他骑车去上课，看到南校门已被日本兵把守，想必有重大事情发生，便立刻返身回家。但是他远远看见保姆老于妈频频向他示意别回来，遂就近躲了一会才回家，得知日本宪兵和伪警察已经来过，说日本和美国交战了，赶来问父亲有什么想法。联想到西苑日本宪兵队专门监视燕大的小头目花田两次到家中暗查、家门外又出现终日求乞的瘸腿人等可疑迹象，父亲判断他已经落入日寇监视中。他第一个反应就是找到陈絜，商量怎么办。父亲也曾想逃往西山解放区，可是母亲身重，不能同行。若母亲留下，难免被日寇捉去当人质，逼他回来。再三考虑后，他决定立即安排母亲回天津老家，自己留下以观动静。
第二天，父亲绕道到西校门混进校内，这时同事王钟翰从人群中挤过来说：“你怎么还站在这里，日本宪兵已经开始捕人，有人说你也被捕了，还不赶快离开！”父亲原以为日本宪兵在校内捕人后就会上门的，等了几天并无动静，决定也去天津。他自料送学生去解放区行事十分机密，不会外泄，如果日军来找麻烦，一定是为了送学生离开沦陷区南下的事，那是可以應付的。走前父亲留下在天津的住址，意思是：要想捕我，我在明处。
燕大师生二十余人被捕后，洪业、邓之诚、蔡一谔等也陆续被捕，都关在沙滩红楼。12月28日上午，父亲在天津法租界的岳父家被捕，在花园街日本宪兵队部押了一夜，第二天解送到北平日本宪兵队本部。那时天色已晚，进了红楼，未经审讯，父亲就被押到地下室投进了牢房。他这样回忆：
钻进木栏下部的小门，看到已有一人躺在那里，但看见押进来的是我，就立刻坐起来，显示出又惊又喜的样子，原来是燕大的学生孙以亮——孙以宽的弟弟。我也觉得心里忽然热乎起来。他帮我在地上铺好毯子，使两人躺下后，头部尽可能靠得近一些，而腿脚各自伸向不同的方向，这样我们就便于彼此讲话了。他还要我把一块手巾蒙在脸上，做出遮掩灯光的样子，实际上是为了避免日本宪兵窥见我们讲话时嘴巴动。以亮说囚在牢里的人是不准讲话的，一旦发现，要遭毒打。即使在夜间，日本宪兵也是蹑手蹑脚在过道巡视，通过木栅栏窥视室内动静。我们躺下后都兴奋得不能入睡。我先告诉以亮被捕的经过，以亮也把在押的燕大师生分囚的牢房以及他们被押解到宪兵队的情况讲给我听。
孙以亮，1938级哲学系学生，是燕大话剧团的主要成员，因演出有抗日色彩的话剧被捕。他便是日后人们熟悉的著名电影艺术表演家、导演孙道临。在父亲被关进牢房的第三天一早，一个打扫过道的人在扫过父亲牢房的木栏时，忽然把一个小纸团投到他坐着的地方。打开一看，父亲认出是关在另一牢房的刘子健的字迹：已经过堂，和洪业师同押一室。过堂时“先侦查思想，后侦查行为，务要避实就虚，避重就轻，学生西游之事，似无所闻”。当是洪师口授、子健执笔。最后一句显然是指，送学生翻越西山去解放区的事看来日寇不知道。
历史系学生刘子健后来回忆：
有一次，我乘宪兵在笔录口供时，将桌上一支铅笔，偷偷拨入袖中。又举手打呵气，使铅笔滑到上臂部分的袖筒里。接着，便和洪先生在半夜商议最有问题的是侯仁之先生！《燕京新闻》曾披露南下学生名单。大家又都知道侯先生负责，这是铁证，自己留下的。应当怎样应付呢？听宪兵的口气，知道他们除此以外，别无所知。最好是说司徒先生自己负责，侯先生是雇员，奉行命令而已。……司徒先生抗日事迹甚多，这本也是他主张的事，多加一项，无足轻重！侯先生在押而尚未被审，最好先告诉他做一种准备。于是用牙齿把铅笔木杆咬去，留下铅条，藏在板缝中，半夜在手纸上写信。……（打扫过道的人）遵命而行，便把这小条从我们屋中“扫”到侯先生屋中。下午倒便桶时，从侯先生的点头中，知道信“扫”到了！
出狱后父亲才知道，是和子健同牢房的地下抗日活动的重要人物杜超杰教他如何在过堂时取得纸和铅笔备用，并指使打扫过道的人投递纸条的。 日寇对燕大蓄集仇恨已久，乘逮捕燕大师生的机会，拟出《燕京大学抗日容疑取调询问》，逐项追查、严加清算：个人思想，学校援蒋抗日活动，学校抗日教育，学校亲美教育，师长活动，与重庆、与八路军的联络，学校内抗日团体等。对学生的审讯问题集中在两方面：燕京大学送学生到大后方和边区的情况，以及学校内部的组织活动——日寇认为基督教团契、读书会都是抗日活动的伪装。十一名同学在结拜兄弟时已经约定，审问时只说去了南方的、绝不说出留在北平的任何同学。他们有的被拳打脚踢、扇耳光、大棒击头，血迹斑斑甚至昏倒在地，但始终坚持共同的对敌之策，只谈思想，不承认有任何行动。
日寇对燕大教师的审讯则是软硬兼施，一方面威逼恫吓，另一方面又妄图利用他们的学术地位和威望，让他们为敌伪政权做事。然而燕大人不畏强暴，以各自的方式与日寇周旋，绝不屈膝事敌。邓之诚先生被提审前，已是抱定决不哀以苟全之心，至于福祸，凭之于天而已。当日本军官黑泽宽一以学校中何人抗日问邓先生，邓答无之。黑泽狞视大怒，斥其无诚意。邓答：“吾名诚，诚者不欺之谓，生平为不欺之学，不欺天，不欺地，不欺人，不欺万物，何谓不诚？……九·一八事变以后，北京各大学教员学生，皆有抗日会组织，不独燕校，但燕校自二十六年以后，所有抗日教员学生，悉已相率南去，留此者皆专心研究学术之人，决无抗日会组织，但却无一人亲日者，即鄙人亦然。”
洪业先生的被审经过，在1996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陈毓贤著《洪业传》中有如下记述：
关了一个星期后洪业先生被提审。一个日本军官坐那儿读文件，见洪业进来便挺腰坐直，做翻译的韩国人对洪业说：“请向太君鞠躬。”洪业觉得他快要50岁的人要向一个20多岁的大兵行礼是个耻辱，便说：“我对武力鞠躬。”军官问话半小时后，突然发问：“你是不是抗日分子？”洪业：“我是。”“你为什么抗日？”洪业正在等待机会发表演讲，回答说：“我是研究历史的，我得到了一个结论，就是用武力来占领别的国家，把别国人民当奴隶，镇压别国人民的意志，只能暂时收效，因为一定会有反应的，而最后一定得报应，报应来时，压迫者有时比受害者更惨。”
父亲受审前已按“避实就虚，避重就轻”的对策做好准备。审问时果然是先侦查思想，给纸笔写交代。父亲便着重写家庭出身，基督教以博爱和服务为宗旨的教义，燕大是外国教会创办的大学，兼任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的工作是帮助学生解决生活的困难等。提审的军官看后大发雷霆，把写的几页纸撕得粉碎。面对面的审讯开始了，焦点是燕大的办学目的。于是父亲说自己只是年轻教员，无权过问学校的大政方针。他以自己从本科到研究院都在燕大、毕业后留校教书的经历，说明燕大的目的是培养乐于为社会服务的人才，并引征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提审官反复追问，斥责威吓持续了很长时间。父亲想这样拖延下去很不利，而学生南下已是尽人皆知，不如把问题引向实处，于是说学校只培育人才，不干预学生毕业后的出路和去向，选择留在原地或回家乡都是情理之常。当父亲被命令写出南下学生的名字和途径时，父亲写了家在南方的学生，有的是坐火车经上海，有的经河南商丘，但是再往下怎么走就不知道了……最后在翻译记录的口供上按手印时，父亲看到“罪名”是“以心传心，抗日反日”，提审军官是司法警察主任黑泽宽一。父亲最为担心提审中被追查送学生去西山一事，但正如子健所写，“学生西游之事，似无所闻”，看来主管“燕大教授案”的黑泽宽一虽然依靠密探汉奸，也没有掌握这个秘密。
在押的燕大师生二十余人，都关在同一地下室过道的两侧。牢内片纸全无，木板上刻纹以当日历。下午每个牢房各出两人，腰间系绳索，铁链锒铛，由宪兵押着，抬起恭桶到红楼后院厕所倾倒粪便。他们走上地面，仰望一眼青天，借机做表情、打手势，在过道的转弯处小声传递消息。日寇多次拷问十一名同学均无果，最终不得不做结论：思想不良，抗日无据。在关押了33天后，1月10日学生被开释。
1942年2月10日，拘押在宪兵队本部的燕大教师十一人被转至日本军事法庭受审。离开宪兵队本部时，每人要在写有自己名字的纸上按手印。父亲的那页纸上只有四个字：“抗日容疑”。到铁狮子胡同日本军事法庭，由一个少将衔的法官匆匆过堂后，他们被转押到炮局三条日本陆军监狱候审。父亲说之后被囚车拉到军事法庭受审只有两次，虽偶尔有衣服送来，却得不到家中任何消息。父亲猜想，我或已出生，不知是男是女。一次审问“家中几口人”，父亲答：“可能两口，也可能三口。”审讯的军官勃然大怒，一拳打下来，父亲辩说：“我妻要生孩子。没有生，是两口；生了，就是三口。”
被囚的燕大十一人中有父亲亲受教益的洪师和邓师、哲学家张东荪教授、研究院陆志韦院长、法学院陈其田院长、宗教学院赵紫宸院长、社会系赵承信教授、新闻系刘豁轩主任、教务处林嘉通教务长、总务处蔡一谔总务长。父亲年纪最轻、职务最低。最初十一人关在西大牢，别无其他囚犯，自成一体。按每人号码排铺位，编号自五百零三号至五百一十三号，父亲是五百一十号。牢内地上藉一苇席，分南北两列。昼则面壁而坐，夜则抵足而眠。铁窗禁锢，无纸无笔，父亲的深度近视眼镜被没收，但他虽面壁席地静坐，却心绪飞扬，构思着写作北平地理背景的腹稿。时值寒冬，其苦不堪。每至冷不可耐，陆志韦先生即坐行柔软体操，还低声对父亲说：“这是爱国训练的第一步。”最冷是在夜间，邓师年老体弱，深夜苦寒。每到夜晚就寝，父亲私自移动铺位靠近邓先生，就近照顾。把衣服加盖在他身上，还紧靠在他的身边，为的是把自己身体的热气传给他。日寇虽然慑于影响，对几位国内外著名教授学者未敢用刑，却是百般虐待欺辱。邓师回忆，有一次张东荪先生与他谈话，被看守发现后，携桶水至，倾水泼下，衣袂被褥尽湿。张先生不堪凌辱，与看守廝打，数次自杀以示抗议。幸亏难友营救及时，得以不死。
他们患难与共，肺腑相倾，团结一致，互助互励。囚犯粮粗不可咽，砂石之多，不可合齿。蔡一谔先生愤然而起，欲领导绝食。林嘉通先生暗藏窝头一块，紫硬如石，狱吏来时径送其口：请你尝尝！一次开来小米饭，饭中细砂之多，不可胜计。他们把细砂拣出，对狱吏大声说：“小小的yama，大大的有，吃的不行！”他们因不谙日语，但听日本人称富士山为Fujiyama，故知yama为山，不知砂子在日语为何字，故以“小小的‘山’”代之。吃食稍微改善了几天，十一人就被赶出西大牢，分别关进小牢房，后又两三人并在一室。 父亲和赵承信先生同囚一室，在学校时虽然相识却并无来往，可是难友生活使他们成为推心置腹的好朋友。赵先生是社会学家，为父亲讲解了都市社会学和人文区位学的原理，甚至想利用身在囹圄的特殊环境来研究人的社会行为。父亲则讲北京历史地理、京绥铁路沿线地理以及黄河、运河水利开发史。他们有问有答有讨论，有时会高兴得忘记身在狱中。赵先生说：“我们在这里决不以犯人自居！”这样的信念把监狱中阴森森的气氛扫荡了不少。后来赵先生得了伤寒病狱外就医，父亲和陆志韦先生被关在一起，可是不久陆先生患了痢疾，移养于道济医院。
5月16日，洪师、邓师和刘豁轩先生在拘于日本宪兵队本部四十五天、移拘日本陆军监狱九十六天后无罪开释。陆志韦先生经过医生悉心医治渐渐康复。日寇又逼他出山替日伪政权服务，遭到陆先生断然拒绝。日寇恼羞成怒，竟以“违反军令”的罪名判处陆先生一年半徒刑，缓刑两年。最后燕京大学只有六人在押。6月9日上午，六人各戴手镣，背缚以绳，被提至军法委员会军事法庭会审。1942年6月18日，日本军事法庭对张东荪、赵紫宸、陈其田、林嘉通、蔡一谔和侯仁之最后宣判。判词是：“燕京大学是抗日的大学。你们向学生灌注抗日思想，并选拔学生，资送他们到重庆治下，增加抗日力量，你们的罪非常大……”
父亲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三年，取保开释，无迁居旅行自由。正是由燕大校醫院吴继文大夫自愿以他在东城开的“光明诊所”做铺保，父亲得以开释。出狱时父亲长发蓬首、面容憔悴，领回了眼镜、棉衣、棉鞋，连夜坐火车赶回天津岳父母家，在那里与母亲相聚，也第一次见到了出生几个月的我。
父亲与家人团聚了，却有一块“心病”压在心头：保存在穆楼办公室里的那份在辅导委员会工作期间送走学生的记录如果落入敌手，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听说有燕大教工曾被允许回校取个人物品时，父亲立刻决定要利用这个机会弄清名单的下落。他到了北平燕大东门外成府槐树街李荣芳老师家，又约了王钟翰，三人一同进校取物品。在燕南园51号日本宪兵队部，父亲以取图书、钟表、钢笔为由填表后，被一个佩戴手枪的日本兵押解到穆楼。进了二楼西头的历史系系主任办公室，小兵被一台油印机吸引，父亲趁机进了北边套间他的办公室，立刻找到了那个装有名单的封套，塞进紧扎的裤腰，再罩好外面的蓝布大褂。这时外屋的小兵在催，父亲顺手捡了几本线装书连同一个椅垫，用带来的绳子捆成一包急忙出来。父亲本想把名单撕碎，出校门途中路过图书馆南边的半壁桥时，顺手把撕碎的纸片丢下去，薄薄的纸屑就会顺水流入暗沟。可是不料，他们三人被两个日本兵一前一后押着，父亲排在第一个，一直不能得手。接近南校门了，只见两扇黑铁门半掩着，父亲心情越发紧张，担心一旦捜身，后果不堪设想。这时门房中出来一个面目凶恶的日本宪兵，横在父亲面前目不转睛地瞪着他。真是急中生智——父亲把那包举到宪兵眼前，一边说：“太君，钟表、钢笔统统的没有了，只有这些书和这个椅垫。”一边上前一步把取物单递过去。那个宪兵恶狠狠地一把抓过那包东西摔在地上，动手把父亲推到一旁。父亲急忙拣起地上的书和椅垫，顺势走出了校门。脱险后，转过冰窖处的拐角，父亲就沿着燕南园和农园之间的大车道飞跑起来，一口气跑到槐树街李老师家。看见老陈妈正在烧柴锅，他忙说，我帮你烧火，把那份名单塞进了灶膛。父亲曾经很惋惜地对我说：当时感到无比轻松，可是现在回想起来，又多么可惜。一份胜利之后可以公之于世的历史资料，没能保留下来。
父亲出狱后寄居岳父母家，时有汉奸便衣登门盘查、软硬兼施。洪师托了琉璃厂旧书业的可靠朋友郭纪森给父亲带来口信：一是北平汉奸政府要赠送被释放的燕大教员度饥荒的粮食，以示“慰问”。洪师自己不要，还代表父亲拒绝了。洪师嘱咐父亲绝不接受敌伪的东西。二是敌伪筹划在中山公园办研究所，以罗致人才为名，企图拖人下水。洪师提醒父亲不要上圈套。果然不久有个燕大的败类来天津游说父亲，遭到了断然拒绝。
1943年8月，洪师传来的消息使父亲震惊：出狱后仍然保持着联系的孙以宽、刘子健相继被捕。父亲自料是送学生去解放区之事被日寇觉察了，追查下去他必难免被捕，当即买好夜车票，准备经徐州穿过封锁线，投奔燕大成都分校。在动身那天的早上，母亲独自赶火车去北平向洪师禀告一切，并代父亲辞行。中午过后父亲已等得十分焦急，在家里坐不住了，于是抱着一岁多的我徘徊在街头，直到下午近四点，才看到母亲从人群中奔跑过来。赶快回到家中，母亲果断地说：“你不要走了，老师有话。第一，你不能走。万一事情牵连到你，却抓不到你，必然要抓你的铺保吴继文大夫和其他燕京有关的人。第二，你不走，如果再次被捕，甚至被判死刑，燕京人也会知道侯仁之是为什么而死的。”洪师这句话分量很重。父亲决定不走了，准备应对更严峻的考验。月余后消息传来，以宽、子健相继被释。他们在狱中备受酷刑，坚贞不屈，父亲亲眼看到子健因严刑拷打留下的斑斑伤痕。
1945年8月15日，终于等到了期待已久的胜利结局，日寇投降，举国欢庆。8月23日，日寇投降后的第八天，在陆志韦先生的带领下，燕京人重回蒙耻受辱近四年的燕园。10月10日，钟亭里重新传出沉寂多年的洪亮钟声。上午10时整，燕京大学复校后的第一次开学典礼在贝公楼举行。陆志韦校长主持了开学典礼，洪业教授主讲。燕京大学从患难里锻炼了出来。
回望1941年——那一年父亲30岁，国家危亡时刻，经颠危骇浪，三十而立。
（摘自2017年11月15日《中华读书报》）
同学们在忙乱中焚烧销毁书籍笔记，空气中充满灰烬味，未名湖冰水上漂浮着撕碎的信件纸张。当晚日本宪兵在各宿舍楼门口贴出“禁止出入”的告示，十点多日本宪兵和伪警察按照黑名单开始捕人。张东荪教授、研究院陆志韦院长、法学院陈其田院长、宗教学院赵紫宸院长、社会系主任赵承信、新闻系主任刘豁轩、教务处林嘉通教务长等行政领导被捕，关押在贝公楼。从男生宿舍逮捕的十一名学生也被押到了贝公楼。同学们一宿未眠，天亮时趁着甬道里的看守稍有松懈，他们互相介绍，按年龄结拜了兄弟。
9日上午，日本宪兵队发布命令：限定学生下午三点前一律离校。全校陷入混乱，一千余学生拖着行李集中在贝公楼前的草坪，由日本宪兵和伪警察逐个盘查后被赶出西校门。因为此前的8日清晨，住在临湖轩的林迈可夫妇从电台中听到了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消息后，立即和班维廉夫妇驾驶司徒校长的汽车直奔海淀阳台山贝家花园。他们离校十分钟后日军才赶到。因此日寇加强了对燕大外籍教职员的监视。其中受到冲击的就有夏仁德教授。8日上午，当日寇宣布占领燕京大学时，他正在亲手销毁学生藏在他家里的近二百本“禁书”。9日他气喘吁吁地往返于女生宿舍和贝公楼之间，帮助女生搬运行李时，即被日军抓去，后软禁在北平东交民巷原英国使馆。
9日下午四点钟，被捕的七位先生和十一名学生被押出贝公楼，上了囚车，先至西苑日本兵营，再长驱直入北平城内沙滩红楼。原北大文学院所在地红楼已被日军占据为宪兵队本部。师生们受到搜身核查，除衣裤外不留一物，分批经黑暗的地下室甬道走进囚房，再从像狗洞似的小门钻进木笼子。
我的父母亲当时住在燕园南校门外海淀军机处10号。12月8日是星期一，父亲早上第一、二节有课。当他骑车去上课，看到南校门已被日本兵把守，想必有重大事情发生，便立刻返身回家。但是他远远看见保姆老于妈频频向他示意别回来，遂就近躲了一会才回家，得知日本宪兵和伪警察已经来过，说日本和美国交战了，赶来问父亲有什么想法。联想到西苑日本宪兵队专门监视燕大的小头目花田两次到家中暗查、家门外又出现终日求乞的瘸腿人等可疑迹象，父亲判断他已经落入日寇监视中。他第一个反应就是找到陈絜，商量怎么办。父亲也曾想逃往西山解放区，可是母亲身重，不能同行。若母亲留下，难免被日寇捉去当人质，逼他回来。再三考虑后，他决定立即安排母亲回天津老家，自己留下以观动静。
第二天，父亲绕道到西校门混进校内，这时同事王钟翰从人群中挤过来说：“你怎么还站在这里，日本宪兵已经开始捕人，有人说你也被捕了，还不赶快离开！”父亲原以为日本宪兵在校内捕人后就会上门的，等了几天并无动静，决定也去天津。他自料送学生去解放区行事十分机密，不会外泄，如果日军来找麻烦，一定是为了送学生离开沦陷区南下的事，那是可以應付的。走前父亲留下在天津的住址，意思是：要想捕我，我在明处。
燕大师生二十余人被捕后，洪业、邓之诚、蔡一谔等也陆续被捕，都关在沙滩红楼。12月28日上午，父亲在天津法租界的岳父家被捕，在花园街日本宪兵队部押了一夜，第二天解送到北平日本宪兵队本部。那时天色已晚，进了红楼，未经审讯，父亲就被押到地下室投进了牢房。他这样回忆：
钻进木栏下部的小门，看到已有一人躺在那里，但看见押进来的是我，就立刻坐起来，显示出又惊又喜的样子，原来是燕大的学生孙以亮——孙以宽的弟弟。我也觉得心里忽然热乎起来。他帮我在地上铺好毯子，使两人躺下后，头部尽可能靠得近一些，而腿脚各自伸向不同的方向，这样我们就便于彼此讲话了。他还要我把一块手巾蒙在脸上，做出遮掩灯光的样子，实际上是为了避免日本宪兵窥见我们讲话时嘴巴动。以亮说囚在牢里的人是不准讲话的，一旦发现，要遭毒打。即使在夜间，日本宪兵也是蹑手蹑脚在过道巡视，通过木栅栏窥视室内动静。我们躺下后都兴奋得不能入睡。我先告诉以亮被捕的经过，以亮也把在押的燕大师生分囚的牢房以及他们被押解到宪兵队的情况讲给我听。
孙以亮，1938级哲学系学生，是燕大话剧团的主要成员，因演出有抗日色彩的话剧被捕。他便是日后人们熟悉的著名电影艺术表演家、导演孙道临。在父亲被关进牢房的第三天一早，一个打扫过道的人在扫过父亲牢房的木栏时，忽然把一个小纸团投到他坐着的地方。打开一看，父亲认出是关在另一牢房的刘子健的字迹：已经过堂，和洪业师同押一室。过堂时“先侦查思想，后侦查行为，务要避实就虚，避重就轻，学生西游之事，似无所闻”。当是洪师口授、子健执笔。最后一句显然是指，送学生翻越西山去解放区的事看来日寇不知道。
历史系学生刘子健后来回忆：
有一次，我乘宪兵在笔录口供时，将桌上一支铅笔，偷偷拨入袖中。又举手打呵气，使铅笔滑到上臂部分的袖筒里。接着，便和洪先生在半夜商议最有问题的是侯仁之先生！《燕京新闻》曾披露南下学生名单。大家又都知道侯先生负责，这是铁证，自己留下的。应当怎样应付呢？听宪兵的口气，知道他们除此以外，别无所知。最好是说司徒先生自己负责，侯先生是雇员，奉行命令而已。……司徒先生抗日事迹甚多，这本也是他主张的事，多加一项，无足轻重！侯先生在押而尚未被审，最好先告诉他做一种准备。于是用牙齿把铅笔木杆咬去，留下铅条，藏在板缝中，半夜在手纸上写信。……（打扫过道的人）遵命而行，便把这小条从我们屋中“扫”到侯先生屋中。下午倒便桶时，从侯先生的点头中，知道信“扫”到了！
出狱后父亲才知道，是和子健同牢房的地下抗日活动的重要人物杜超杰教他如何在过堂时取得纸和铅笔备用，并指使打扫过道的人投递纸条的。 日寇对燕大蓄集仇恨已久，乘逮捕燕大师生的机会，拟出《燕京大学抗日容疑取调询问》，逐项追查、严加清算：个人思想，学校援蒋抗日活动，学校抗日教育，学校亲美教育，师长活动，与重庆、与八路军的联络，学校内抗日团体等。对学生的审讯问题集中在两方面：燕京大学送学生到大后方和边区的情况，以及学校内部的组织活动——日寇认为基督教团契、读书会都是抗日活动的伪装。十一名同学在结拜兄弟时已经约定，审问时只说去了南方的、绝不说出留在北平的任何同学。他们有的被拳打脚踢、扇耳光、大棒击头，血迹斑斑甚至昏倒在地，但始终坚持共同的对敌之策，只谈思想，不承认有任何行动。
日寇对燕大教师的审讯则是软硬兼施，一方面威逼恫吓，另一方面又妄图利用他们的学术地位和威望，让他们为敌伪政权做事。然而燕大人不畏强暴，以各自的方式与日寇周旋，绝不屈膝事敌。邓之诚先生被提审前，已是抱定决不哀以苟全之心，至于福祸，凭之于天而已。当日本军官黑泽宽一以学校中何人抗日问邓先生，邓答无之。黑泽狞视大怒，斥其无诚意。邓答：“吾名诚，诚者不欺之谓，生平为不欺之学，不欺天，不欺地，不欺人，不欺万物，何谓不诚？……九·一八事变以后，北京各大学教员学生，皆有抗日会组织，不独燕校，但燕校自二十六年以后，所有抗日教员学生，悉已相率南去，留此者皆专心研究学术之人，决无抗日会组织，但却无一人亲日者，即鄙人亦然。”
洪业先生的被审经过，在1996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陈毓贤著《洪业传》中有如下记述：
关了一个星期后洪业先生被提审。一个日本军官坐那儿读文件，见洪业进来便挺腰坐直，做翻译的韩国人对洪业说：“请向太君鞠躬。”洪业觉得他快要50岁的人要向一个20多岁的大兵行礼是个耻辱，便说：“我对武力鞠躬。”军官问话半小时后，突然发问：“你是不是抗日分子？”洪业：“我是。”“你为什么抗日？”洪业正在等待机会发表演讲，回答说：“我是研究历史的，我得到了一个结论，就是用武力来占领别的国家，把别国人民当奴隶，镇压别国人民的意志，只能暂时收效，因为一定会有反应的，而最后一定得报应，报应来时，压迫者有时比受害者更惨。”
父亲受审前已按“避实就虚，避重就轻”的对策做好准备。审问时果然是先侦查思想，给纸笔写交代。父亲便着重写家庭出身，基督教以博爱和服务为宗旨的教义，燕大是外国教会创办的大学，兼任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的工作是帮助学生解决生活的困难等。提审的军官看后大发雷霆，把写的几页纸撕得粉碎。面对面的审讯开始了，焦点是燕大的办学目的。于是父亲说自己只是年轻教员，无权过问学校的大政方针。他以自己从本科到研究院都在燕大、毕业后留校教书的经历，说明燕大的目的是培养乐于为社会服务的人才，并引征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提审官反复追问，斥责威吓持续了很长时间。父亲想这样拖延下去很不利，而学生南下已是尽人皆知，不如把问题引向实处，于是说学校只培育人才，不干预学生毕业后的出路和去向，选择留在原地或回家乡都是情理之常。当父亲被命令写出南下学生的名字和途径时，父亲写了家在南方的学生，有的是坐火车经上海，有的经河南商丘，但是再往下怎么走就不知道了……最后在翻译记录的口供上按手印时，父亲看到“罪名”是“以心传心，抗日反日”，提审军官是司法警察主任黑泽宽一。父亲最为担心提审中被追查送学生去西山一事，但正如子健所写，“学生西游之事，似无所闻”，看来主管“燕大教授案”的黑泽宽一虽然依靠密探汉奸，也没有掌握这个秘密。
在押的燕大师生二十余人，都关在同一地下室过道的两侧。牢内片纸全无，木板上刻纹以当日历。下午每个牢房各出两人，腰间系绳索，铁链锒铛，由宪兵押着，抬起恭桶到红楼后院厕所倾倒粪便。他们走上地面，仰望一眼青天，借机做表情、打手势，在过道的转弯处小声传递消息。日寇多次拷问十一名同学均无果，最终不得不做结论：思想不良，抗日无据。在关押了33天后，1月10日学生被开释。
1942年2月10日，拘押在宪兵队本部的燕大教师十一人被转至日本军事法庭受审。离开宪兵队本部时，每人要在写有自己名字的纸上按手印。父亲的那页纸上只有四个字：“抗日容疑”。到铁狮子胡同日本军事法庭，由一个少将衔的法官匆匆过堂后，他们被转押到炮局三条日本陆军监狱候审。父亲说之后被囚车拉到军事法庭受审只有两次，虽偶尔有衣服送来，却得不到家中任何消息。父亲猜想，我或已出生，不知是男是女。一次审问“家中几口人”，父亲答：“可能两口，也可能三口。”审讯的军官勃然大怒，一拳打下来，父亲辩说：“我妻要生孩子。没有生，是两口；生了，就是三口。”
被囚的燕大十一人中有父亲亲受教益的洪师和邓师、哲学家张东荪教授、研究院陆志韦院长、法学院陈其田院长、宗教学院赵紫宸院长、社会系赵承信教授、新闻系刘豁轩主任、教务处林嘉通教务长、总务处蔡一谔总务长。父亲年纪最轻、职务最低。最初十一人关在西大牢，别无其他囚犯，自成一体。按每人号码排铺位，编号自五百零三号至五百一十三号，父亲是五百一十号。牢内地上藉一苇席，分南北两列。昼则面壁而坐，夜则抵足而眠。铁窗禁锢，无纸无笔，父亲的深度近视眼镜被没收，但他虽面壁席地静坐，却心绪飞扬，构思着写作北平地理背景的腹稿。时值寒冬，其苦不堪。每至冷不可耐，陆志韦先生即坐行柔软体操，还低声对父亲说：“这是爱国训练的第一步。”最冷是在夜间，邓师年老体弱，深夜苦寒。每到夜晚就寝，父亲私自移动铺位靠近邓先生，就近照顾。把衣服加盖在他身上，还紧靠在他的身边，为的是把自己身体的热气传给他。日寇虽然慑于影响，对几位国内外著名教授学者未敢用刑，却是百般虐待欺辱。邓师回忆，有一次张东荪先生与他谈话，被看守发现后，携桶水至，倾水泼下，衣袂被褥尽湿。张先生不堪凌辱，与看守廝打，数次自杀以示抗议。幸亏难友营救及时，得以不死。
他们患难与共，肺腑相倾，团结一致，互助互励。囚犯粮粗不可咽，砂石之多，不可合齿。蔡一谔先生愤然而起，欲领导绝食。林嘉通先生暗藏窝头一块，紫硬如石，狱吏来时径送其口：请你尝尝！一次开来小米饭，饭中细砂之多，不可胜计。他们把细砂拣出，对狱吏大声说：“小小的yama，大大的有，吃的不行！”他们因不谙日语，但听日本人称富士山为Fujiyama，故知yama为山，不知砂子在日语为何字，故以“小小的‘山’”代之。吃食稍微改善了几天，十一人就被赶出西大牢，分别关进小牢房，后又两三人并在一室。 父亲和赵承信先生同囚一室，在学校时虽然相识却并无来往，可是难友生活使他们成为推心置腹的好朋友。赵先生是社会学家，为父亲讲解了都市社会学和人文区位学的原理，甚至想利用身在囹圄的特殊环境来研究人的社会行为。父亲则讲北京历史地理、京绥铁路沿线地理以及黄河、运河水利开发史。他们有问有答有讨论，有时会高兴得忘记身在狱中。赵先生说：“我们在这里决不以犯人自居！”这样的信念把监狱中阴森森的气氛扫荡了不少。后来赵先生得了伤寒病狱外就医，父亲和陆志韦先生被关在一起，可是不久陆先生患了痢疾，移养于道济医院。
5月16日，洪师、邓师和刘豁轩先生在拘于日本宪兵队本部四十五天、移拘日本陆军监狱九十六天后无罪开释。陆志韦先生经过医生悉心医治渐渐康复。日寇又逼他出山替日伪政权服务，遭到陆先生断然拒绝。日寇恼羞成怒，竟以“违反军令”的罪名判处陆先生一年半徒刑，缓刑两年。最后燕京大学只有六人在押。6月9日上午，六人各戴手镣，背缚以绳，被提至军法委员会军事法庭会审。1942年6月18日，日本军事法庭对张东荪、赵紫宸、陈其田、林嘉通、蔡一谔和侯仁之最后宣判。判词是：“燕京大学是抗日的大学。你们向学生灌注抗日思想，并选拔学生，资送他们到重庆治下，增加抗日力量，你们的罪非常大……”
父亲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三年，取保开释，无迁居旅行自由。正是由燕大校醫院吴继文大夫自愿以他在东城开的“光明诊所”做铺保，父亲得以开释。出狱时父亲长发蓬首、面容憔悴，领回了眼镜、棉衣、棉鞋，连夜坐火车赶回天津岳父母家，在那里与母亲相聚，也第一次见到了出生几个月的我。
父亲与家人团聚了，却有一块“心病”压在心头：保存在穆楼办公室里的那份在辅导委员会工作期间送走学生的记录如果落入敌手，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听说有燕大教工曾被允许回校取个人物品时，父亲立刻决定要利用这个机会弄清名单的下落。他到了北平燕大东门外成府槐树街李荣芳老师家，又约了王钟翰，三人一同进校取物品。在燕南园51号日本宪兵队部，父亲以取图书、钟表、钢笔为由填表后，被一个佩戴手枪的日本兵押解到穆楼。进了二楼西头的历史系系主任办公室，小兵被一台油印机吸引，父亲趁机进了北边套间他的办公室，立刻找到了那个装有名单的封套，塞进紧扎的裤腰，再罩好外面的蓝布大褂。这时外屋的小兵在催，父亲顺手捡了几本线装书连同一个椅垫，用带来的绳子捆成一包急忙出来。父亲本想把名单撕碎，出校门途中路过图书馆南边的半壁桥时，顺手把撕碎的纸片丢下去，薄薄的纸屑就会顺水流入暗沟。可是不料，他们三人被两个日本兵一前一后押着，父亲排在第一个，一直不能得手。接近南校门了，只见两扇黑铁门半掩着，父亲心情越发紧张，担心一旦捜身，后果不堪设想。这时门房中出来一个面目凶恶的日本宪兵，横在父亲面前目不转睛地瞪着他。真是急中生智——父亲把那包举到宪兵眼前，一边说：“太君，钟表、钢笔统统的没有了，只有这些书和这个椅垫。”一边上前一步把取物单递过去。那个宪兵恶狠狠地一把抓过那包东西摔在地上，动手把父亲推到一旁。父亲急忙拣起地上的书和椅垫，顺势走出了校门。脱险后，转过冰窖处的拐角，父亲就沿着燕南园和农园之间的大车道飞跑起来，一口气跑到槐树街李老师家。看见老陈妈正在烧柴锅，他忙说，我帮你烧火，把那份名单塞进了灶膛。父亲曾经很惋惜地对我说：当时感到无比轻松，可是现在回想起来，又多么可惜。一份胜利之后可以公之于世的历史资料，没能保留下来。
父亲出狱后寄居岳父母家，时有汉奸便衣登门盘查、软硬兼施。洪师托了琉璃厂旧书业的可靠朋友郭纪森给父亲带来口信：一是北平汉奸政府要赠送被释放的燕大教员度饥荒的粮食，以示“慰问”。洪师自己不要，还代表父亲拒绝了。洪师嘱咐父亲绝不接受敌伪的东西。二是敌伪筹划在中山公园办研究所，以罗致人才为名，企图拖人下水。洪师提醒父亲不要上圈套。果然不久有个燕大的败类来天津游说父亲，遭到了断然拒绝。
1943年8月，洪师传来的消息使父亲震惊：出狱后仍然保持着联系的孙以宽、刘子健相继被捕。父亲自料是送学生去解放区之事被日寇觉察了，追查下去他必难免被捕，当即买好夜车票，准备经徐州穿过封锁线，投奔燕大成都分校。在动身那天的早上，母亲独自赶火车去北平向洪师禀告一切，并代父亲辞行。中午过后父亲已等得十分焦急，在家里坐不住了，于是抱着一岁多的我徘徊在街头，直到下午近四点，才看到母亲从人群中奔跑过来。赶快回到家中，母亲果断地说：“你不要走了，老师有话。第一，你不能走。万一事情牵连到你，却抓不到你，必然要抓你的铺保吴继文大夫和其他燕京有关的人。第二，你不走，如果再次被捕，甚至被判死刑，燕京人也会知道侯仁之是为什么而死的。”洪师这句话分量很重。父亲决定不走了，准备应对更严峻的考验。月余后消息传来，以宽、子健相继被释。他们在狱中备受酷刑，坚贞不屈，父亲亲眼看到子健因严刑拷打留下的斑斑伤痕。
1945年8月15日，终于等到了期待已久的胜利结局，日寇投降，举国欢庆。8月23日，日寇投降后的第八天，在陆志韦先生的带领下，燕京人重回蒙耻受辱近四年的燕园。10月10日，钟亭里重新传出沉寂多年的洪亮钟声。上午10时整，燕京大学复校后的第一次开学典礼在贝公楼举行。陆志韦校长主持了开学典礼，洪业教授主讲。燕京大学从患难里锻炼了出来。
回望1941年——那一年父亲30岁，国家危亡时刻，经颠危骇浪，三十而立。
（摘自2017年11月15日《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