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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物”的研究是藏羌彝走廊研究中近年来受到关注的领域。“盐”与“茶”作为传统上的手作物，是“总体呈现”走廊的重要物资。对以西南民族大学为中心的研究进行梳理发现，在民族走廊中“物”“社会”“个人”交融又独立的存在，使“心性”的实现成为可能。
关 键 词： 藏彝走廊;物的研究;茶;盐
“藏羌彝走廊”是我国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区域。手作之“物”的研究是走廊研究中近年来受到关注的领域。“盐”与“茶”是总体呈现藏羌彝走廊的重要物资，围绕“盐”“茶”的一系列历史事件深刻影响了走廊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的样貌，走廊上的各族群也在能动地利用“盐”“茶”塑造生活。西南民族大学自办学以来，一直是我国西南民族研究的重地，在“藏羌彝走廊”的文化研究方面多有建树。对以西南民族大学为主的有关研究进行梳理，发掘“盐”“茶”研究的社会文化启示，可以针对当前乡村振兴的重大现实问题作出回应。
一、区域視角：藏羌彝走廊研究的现况回顾
“藏彝走廊”作为我国西南地区交通、交流、交融的重要孔道，历史上众多民族在此生产、生活，后来以该地聚居的藏羌彝等主要民族命名为“藏彝走廊”。在千百年的漫长社会发展进程中，身处“藏彝走廊”的各民族共同生存、共同发展，并逐渐孕育出了多元性的区域文化，使得“藏彝走廊”成为一块特色鲜明、色彩斑斓的历史文化区域，吸引了自然、社会、人文科学界的各路学者，尤其是吸引了历史学、文化学、社会学、人类（民族）学、语言学、文学、宗教学、民俗学等多方面的国内外诸多人文学科专家学者的关注研究，该领域成为了学术界研究的“富矿”。1978年9月，费孝通在全国政协民族组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的专题发言，率先提出了“藏彝走廊”这一个名词[1]。
到了21世纪，随着学术界对于“藏彝走廊”综合研究的深化，以及对于羌族文化的理解进入新阶段，没有羌人的民族走廊是不全面的。因此，走廊的历史是在这一地区活动的众多民族共同创造的，其中，起到主导作用的是藏羌彝，所以，民族学概念“藏彝走廊”在学界的多方讨论研究之后，深化为“藏羌彝走廊”，拓宽了我国的文化历史与民族志，为学术研究等的发展，开启了新篇章。“民族走廊”的概念由费孝通先生提出，时至今日学界走廊研究总体非常丰富，经典的如：费孝通：“关于我国民族识别的问题”;李绍明“六江流域民族考察述评”; 王铭铭：《中间圈：藏彝走廊与人类学的再构思》等[2-3]。周大鸣等（2018）提出，将藏彝走廊、西北走廊、南岭走廊看成是中国传统的边缘模式，民族走廊研究的意义将指向一个较为基础的问题：如何理解中国。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以民族国家的确立为分界点，分两个阶段展开，第一阶段研究致力于以走廊为思考起点来建构中国;第二阶段研究则是以走廊为出发点来理解中国[4]。石硕（2018）认为藏彝走廊多民族交往的这些特点，对于我国多民族国家正确处理民族关系具有重要借鉴和启示意义[5]。赵旭东等（2017）认为藏彝走廊带动了中国走廊学研究的全面拓展，而伴随着全球化对于中国社会与文化的深度影响，如何从具有民族意义的走廊研究拓展并提升至世界意义的 “一带一路”，必然是中国人类学最为急迫的一个研究主题[6]。
综上，笔者认为藏彝走廊的提出是破解长期以来西南研究中区隔视角、对称性视角、小群体视角的关键钥匙，是费孝通先生最宝贵的遗产之一，而当下对走廊概念的讨论，也确实承担起这个概念应该具备的学术使命。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藏彝走廊”的研究已呈百花齐放之势，相当数量的研究成果甚至超越学术成为公共话语，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有关该研究学术共同体的研究、有关该研究中某一向度的成果的研究则非常缺乏。
二、流动之物：西南民族大学藏羌彝走廊茶盐的研究
西南民族大学自1951年成立以来，一直是我国西南研究的重要智库。藏彝走廊研究提出以后，西南民族大学作为较早开启“藏彝走廊”研究并将其置于教研核心领域的高校，在走廊研究方面取得丰富成果且具有代表性，自2003年开始西南民族大学与中国藏学中心共建民族学博士点，又培养了“藏羌彝走廊”研究的大批人才。“四川省2011协同创新中心”的“藏羌彝走廊民族问题与社会治理协同创新中心”设立在西南民族大学，进一步推动该走廊民族文化的建设和发展。
可以说，自改革开放以来，西南民族大学在“藏彝走廊”及“藏羌彝走廊”研究，以及与此相关的民族学、社会学、文化学等方面的建设研究都作出了重大贡献，梳理其研究成果对进一步认识走廊研究的现状而言必不可少。肖坤冰（2015）认为，茶在中国历史上经历了自然之物、人造之物、药物、食蔬、饮品等复杂的角色演变过程，以及各种历史事件对人们的品味与消费的社会性建构，“人们在消费茶的使用价值的同时，也将其编织进了社会的价值系统和文化实践当中。”[7]田茂旺（2019）从宋、元、明、清、民国历代边茶入手，发现茶叶消费人群称谓变化的历史信息。[8]赵心愚（2008）关注到宣统《盐井乡土志》中关于盐田与么些人、藏人等族群互动的记载，在关于《格萨尔之保卫盐海》的研究中（2005），他指出姜国萨丹王艺术形象来源进行了辨析。[9-10]喇明清（2008）认为，对盐源有关南方丝路和盐茶马古道历史印记进行研究，有利于促进当地对外开放和民族文化的交流以及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11]卢征良等（2016）从市场垄断理论视角，梳理了近代藏区边茶贸易变迁的过程：古代茶马贸易体系瓦解到边茶、印茶、滇茶自由竞争。
总的来看，茶的研究较多关注到了物的流动、文化变迁等问题，盐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史籍分析方面。[12]西南民族大学对藏羌彝走廊研究的开展，尤其关注到走廊中的物，这点对走廊学研究的开拓极具贡献，但同时有关研究对“物”的讨论仍多以族群性、社会性为落脚点，对诸如以“手作”“持用”“物性”等人与物同时在场的中间层面视角尚有很大开垦的余地。 三、交融到心性：对走廊茶盐研究的再认识
以上方面的成果对我们都有一定的启发，但以往对藏羌彝走廊的研究主要从民族史的角度关注族群互动，忽略了“物”作为客体对人的历史限定，一些研究关注到了物的流动性，却将人在这种流动中的主体性遗忘在角落。阿帕杜莱（1986）提出结构式化的权力和理性化的考量导致作为商品之物竞赛式流动的线索，如圣物流通、库拉圈以及夸富宴等案例，都有各自竞赛的表达形式。[13]基于以上梳理，我们可以建立起一个“人、物互动与心性实现”的讨论框架，并由走廊研究的学术成果出发试探讨回应重大现实问题的可能。我们发现，在民族走廊中“物”“社会”“个人”交融又独立的存在，使“心性”的实现成为可能，这种情感的驱动超越了“人与物”的二元互动，“心性”在社会生活中成为有价值的支配性力量。茶、盐是生计之物，也是象征之物。从生计来讲，此类手作之物与走廊的自然生态共生，走廊人群的环境资源和环境制约制造了作为生计之物的“茶”和“盐”;从象征来讲，“制作人之手”与“使用人之手”都带有不同身份的标示，是走廊之秩序得以确立的基础。可以说，走廊中的日常手作之物正体现了“心性”，也为“心性”所驱使，物的“心性”讨论提醒我们，人在将物进行区分的同时，作为主体之物也在区分着人。
基金项目：本文得到西南民族大学研究生创新型科研项目“西南民族大学藏羌彝走廊茶盐研究的现状与反思”（CX2020SP89）的资助。
参考文献：
[1]费孝通.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J].中国社会科学，1980（1）.
[2]李绍明.六江流域民族考察述评[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 （7）.
[3]王铭铭.中间圈：“藏彝走廊”与人类学的再构思[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4]周大鸣.民族走廊与族群互动[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6）.
[5]石硕.藏彝走廊：历史与文化[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
[6]赵旭东，单慧玲.中国走廊学发凡——从民族的“藏彝走廊”到世界的“一带一路”[J].思想战线，2017（2）.
[7]肖坤冰.文化遗产关键词：茶[J].民族艺术，2015（4）.
[8]田茂旺.销藏川茶称谓流变与藏族族称变化内在关联的历史考察[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9（2）.
[9]赵心愚.《格萨尔王传·保卫盐海》中的姜国萨丹王”与丽江木氏土司[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2）.
[10]赵心愚.台北故宫藏乾隆《盐源县志》著者考[J].民族学刊，2015（2）.
[11]喇明清.南方絲路盐茶马古道重要驿站的历史印记——南丝路上的千年古县盐源拾遗[J].中华文化论坛，2008（2）.
[12]卢征良，李滨.从垄断到竞争：近代藏区边茶贸易市场体系变迁研究[J].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2）.
[13]A. Appadurai （Ed.）. 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 Commodities in cultural perspective[M].Cambridg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Press，1986.
关 键 词： 藏彝走廊;物的研究;茶;盐
“藏羌彝走廊”是我国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区域。手作之“物”的研究是走廊研究中近年来受到关注的领域。“盐”与“茶”是总体呈现藏羌彝走廊的重要物资，围绕“盐”“茶”的一系列历史事件深刻影响了走廊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的样貌，走廊上的各族群也在能动地利用“盐”“茶”塑造生活。西南民族大学自办学以来，一直是我国西南民族研究的重地，在“藏羌彝走廊”的文化研究方面多有建树。对以西南民族大学为主的有关研究进行梳理，发掘“盐”“茶”研究的社会文化启示，可以针对当前乡村振兴的重大现实问题作出回应。
一、区域視角：藏羌彝走廊研究的现况回顾
“藏彝走廊”作为我国西南地区交通、交流、交融的重要孔道，历史上众多民族在此生产、生活，后来以该地聚居的藏羌彝等主要民族命名为“藏彝走廊”。在千百年的漫长社会发展进程中，身处“藏彝走廊”的各民族共同生存、共同发展，并逐渐孕育出了多元性的区域文化，使得“藏彝走廊”成为一块特色鲜明、色彩斑斓的历史文化区域，吸引了自然、社会、人文科学界的各路学者，尤其是吸引了历史学、文化学、社会学、人类（民族）学、语言学、文学、宗教学、民俗学等多方面的国内外诸多人文学科专家学者的关注研究，该领域成为了学术界研究的“富矿”。1978年9月，费孝通在全国政协民族组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的专题发言，率先提出了“藏彝走廊”这一个名词[1]。
到了21世纪，随着学术界对于“藏彝走廊”综合研究的深化，以及对于羌族文化的理解进入新阶段，没有羌人的民族走廊是不全面的。因此，走廊的历史是在这一地区活动的众多民族共同创造的，其中，起到主导作用的是藏羌彝，所以，民族学概念“藏彝走廊”在学界的多方讨论研究之后，深化为“藏羌彝走廊”，拓宽了我国的文化历史与民族志，为学术研究等的发展，开启了新篇章。“民族走廊”的概念由费孝通先生提出，时至今日学界走廊研究总体非常丰富，经典的如：费孝通：“关于我国民族识别的问题”;李绍明“六江流域民族考察述评”; 王铭铭：《中间圈：藏彝走廊与人类学的再构思》等[2-3]。周大鸣等（2018）提出，将藏彝走廊、西北走廊、南岭走廊看成是中国传统的边缘模式，民族走廊研究的意义将指向一个较为基础的问题：如何理解中国。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以民族国家的确立为分界点，分两个阶段展开，第一阶段研究致力于以走廊为思考起点来建构中国;第二阶段研究则是以走廊为出发点来理解中国[4]。石硕（2018）认为藏彝走廊多民族交往的这些特点，对于我国多民族国家正确处理民族关系具有重要借鉴和启示意义[5]。赵旭东等（2017）认为藏彝走廊带动了中国走廊学研究的全面拓展，而伴随着全球化对于中国社会与文化的深度影响，如何从具有民族意义的走廊研究拓展并提升至世界意义的 “一带一路”，必然是中国人类学最为急迫的一个研究主题[6]。
综上，笔者认为藏彝走廊的提出是破解长期以来西南研究中区隔视角、对称性视角、小群体视角的关键钥匙，是费孝通先生最宝贵的遗产之一，而当下对走廊概念的讨论，也确实承担起这个概念应该具备的学术使命。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藏彝走廊”的研究已呈百花齐放之势，相当数量的研究成果甚至超越学术成为公共话语，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有关该研究学术共同体的研究、有关该研究中某一向度的成果的研究则非常缺乏。
二、流动之物：西南民族大学藏羌彝走廊茶盐的研究
西南民族大学自1951年成立以来，一直是我国西南研究的重要智库。藏彝走廊研究提出以后，西南民族大学作为较早开启“藏彝走廊”研究并将其置于教研核心领域的高校，在走廊研究方面取得丰富成果且具有代表性，自2003年开始西南民族大学与中国藏学中心共建民族学博士点，又培养了“藏羌彝走廊”研究的大批人才。“四川省2011协同创新中心”的“藏羌彝走廊民族问题与社会治理协同创新中心”设立在西南民族大学，进一步推动该走廊民族文化的建设和发展。
可以说，自改革开放以来，西南民族大学在“藏彝走廊”及“藏羌彝走廊”研究，以及与此相关的民族学、社会学、文化学等方面的建设研究都作出了重大贡献，梳理其研究成果对进一步认识走廊研究的现状而言必不可少。肖坤冰（2015）认为，茶在中国历史上经历了自然之物、人造之物、药物、食蔬、饮品等复杂的角色演变过程，以及各种历史事件对人们的品味与消费的社会性建构，“人们在消费茶的使用价值的同时，也将其编织进了社会的价值系统和文化实践当中。”[7]田茂旺（2019）从宋、元、明、清、民国历代边茶入手，发现茶叶消费人群称谓变化的历史信息。[8]赵心愚（2008）关注到宣统《盐井乡土志》中关于盐田与么些人、藏人等族群互动的记载，在关于《格萨尔之保卫盐海》的研究中（2005），他指出姜国萨丹王艺术形象来源进行了辨析。[9-10]喇明清（2008）认为，对盐源有关南方丝路和盐茶马古道历史印记进行研究，有利于促进当地对外开放和民族文化的交流以及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11]卢征良等（2016）从市场垄断理论视角，梳理了近代藏区边茶贸易变迁的过程：古代茶马贸易体系瓦解到边茶、印茶、滇茶自由竞争。
总的来看，茶的研究较多关注到了物的流动、文化变迁等问题，盐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史籍分析方面。[12]西南民族大学对藏羌彝走廊研究的开展，尤其关注到走廊中的物，这点对走廊学研究的开拓极具贡献，但同时有关研究对“物”的讨论仍多以族群性、社会性为落脚点，对诸如以“手作”“持用”“物性”等人与物同时在场的中间层面视角尚有很大开垦的余地。 三、交融到心性：对走廊茶盐研究的再认识
以上方面的成果对我们都有一定的启发，但以往对藏羌彝走廊的研究主要从民族史的角度关注族群互动，忽略了“物”作为客体对人的历史限定，一些研究关注到了物的流动性，却将人在这种流动中的主体性遗忘在角落。阿帕杜莱（1986）提出结构式化的权力和理性化的考量导致作为商品之物竞赛式流动的线索，如圣物流通、库拉圈以及夸富宴等案例，都有各自竞赛的表达形式。[13]基于以上梳理，我们可以建立起一个“人、物互动与心性实现”的讨论框架，并由走廊研究的学术成果出发试探讨回应重大现实问题的可能。我们发现，在民族走廊中“物”“社会”“个人”交融又独立的存在，使“心性”的实现成为可能，这种情感的驱动超越了“人与物”的二元互动，“心性”在社会生活中成为有价值的支配性力量。茶、盐是生计之物，也是象征之物。从生计来讲，此类手作之物与走廊的自然生态共生，走廊人群的环境资源和环境制约制造了作为生计之物的“茶”和“盐”;从象征来讲，“制作人之手”与“使用人之手”都带有不同身份的标示，是走廊之秩序得以确立的基础。可以说，走廊中的日常手作之物正体现了“心性”，也为“心性”所驱使，物的“心性”讨论提醒我们，人在将物进行区分的同时，作为主体之物也在区分着人。
基金项目：本文得到西南民族大学研究生创新型科研项目“西南民族大学藏羌彝走廊茶盐研究的现状与反思”（CX2020SP89）的资助。
参考文献：
[1]费孝通.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J].中国社会科学，1980（1）.
[2]李绍明.六江流域民族考察述评[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 （7）.
[3]王铭铭.中间圈：“藏彝走廊”与人类学的再构思[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4]周大鸣.民族走廊与族群互动[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6）.
[5]石硕.藏彝走廊：历史与文化[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
[6]赵旭东，单慧玲.中国走廊学发凡——从民族的“藏彝走廊”到世界的“一带一路”[J].思想战线，2017（2）.
[7]肖坤冰.文化遗产关键词：茶[J].民族艺术，2015（4）.
[8]田茂旺.销藏川茶称谓流变与藏族族称变化内在关联的历史考察[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9（2）.
[9]赵心愚.《格萨尔王传·保卫盐海》中的姜国萨丹王”与丽江木氏土司[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2）.
[10]赵心愚.台北故宫藏乾隆《盐源县志》著者考[J].民族学刊，2015（2）.
[11]喇明清.南方絲路盐茶马古道重要驿站的历史印记——南丝路上的千年古县盐源拾遗[J].中华文化论坛，2008（2）.
[12]卢征良，李滨.从垄断到竞争：近代藏区边茶贸易市场体系变迁研究[J].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2）.
[13]A. Appadurai （Ed.）. 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 Commodities in cultural perspective[M].Cambridg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Press，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