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了20多年的敌视与对抗之后，中美两国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打破坚冰，实现关系正常化，并于1979年建交，一度走入“蜜月期”。但哪怕是“蜜月期”，中美也在跨越连串障碍。
　　三角格局下的缓和
　　 1969年，在中国有意调整对美政策之际，共和党候选人尼克松在大选中获胜，当选美国总统。在就职演说中，尼克松提到美国要谋求“建立一个开放的世界”，暗含对华缓和的主张。
　　 这一年的珍宝岛战役，加快了美国对华政策调整的步伐。基辛格后来写道：“在苏联和中国军队于一条默默无闻的江上在冰封的西伯利亚冻土地带爆发冲突时……一切朦胧不清都消失了，我们毫不犹豫地走向世界外交的重大变化。”
　　 在尼克松任上，美国政府对华摆出较为务实和友好的姿态。
　　 1970年6月4日，美国众议院从援外拨款法案中取消反对中国进入联合国的决定，为中国加入联合国和入常扫除了障碍。之后，美军从柬埔寨撤军，同时，进一步减少了在越南的军力投入，并减少了在韩国的驻军。另外，尼克松批准了通用汽车公司向中国出口汽车零件的申请，并宣布美国取消在国外的美国石油公司给装载非战略物资运往或运出中国的船只加油的禁令。
　　 与之呼应，中国也释放了对美善意，提前释放了关押11年之久的美国间谍，并向寓居瑞士的美国著名记者、在延安时期已和毛泽东结下深厚友谊的埃德加·斯诺发出访华邀请。
　　抗议与变数
　　 1972年的“世纪握手”和联合公报，是中美关系中的重要转折。此前一年，尼克松宣布基辛格访华的消息和公告，震惊了世界。“台湾当局”无法相信，痛苦地指责尼克松进行了“不光彩的交易”，背叛了美国在亚洲“最坚定的反共盟友”，并向华盛顿提出“强烈的抗议”。
　　 中国台湾的抗议是一个较小的插曲，与之相比，苏联却是中美关系中最大的变数。
　　 1973年5月5日，基辛格在白宫会见中国联络处副主任韩叙，向他通报最近访问苏联准备美苏首脑会谈的情况时，提到一个情节。
　　 一天，勃列日涅夫请基辛格打猎。野餐时，勃列日涅夫问：“你们把中国当盟友吗？”基辛格答：“不，我们不把他们当盟友，我们把他们当朋友。”
　　 勃列日涅夫说：“你们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朋友，但我们（美苏）应当是伙伴。”“我们有共同的责任防止中国成为一个核大国。”
　　 基辛格答：“我并不认为有这种责任。”
　　 后来，勃列日涅夫正式向基辛格提出“美苏联手制止中国发展核武器，交换中国军事情报”的建议。
　　 而中国，也在向美国表达着对苏联的批评和对美苏关系缓和的不满。1974年，复出后的邓小平担任副总理，批评基辛格搞缓和，责备美国对苏联太软弱，太被动，以至于苏联填补了美国在东南亚撤军留下的空白。中方还警告，美国对苏联在德国、在巴尔干，甚至在西欧的不断让步，会使自己退无可退。
　　 1979年访美期间，邓小平与卡特交换双边重大战略问题时还特别表示：世界不安宁的主要危险来自苏联，同时表示中国愿与美国一起抗苏。
　　以灵活外交跨越障碍
　　 上世纪80年代，中美进入了一段难得的“蜜月期”。
　　 之前，在中美关系正常化后的头两年，两国各方面的关系都取得了巨大进展，仅政府间先后达成的条约和协定就有27项之多，涵盖在农业、能源、空间、卫生、环境、地学、工程、科学技术等各个方面。
　　 在軍事领域，美国政府对中国解禁了近30种军事设备，包括防空雷达、无线电通讯设备、对流层通讯设备、运输直升飞机、卡车、电子干扰设备等。
　　 1980年，两国国防部长布朗和耿飚实现互访。1985年6月，国防部长张爱萍访美，其间同美国签署军事合作协议，中国获得包括“陶”式反坦克导弹、“霍克”防空导弹等武器的生产技术。美国为了构建成建制的假想敌部队，也从中国购买了15架歼-7Ⅱ和一架歼-7M。
　　 军事互信的达成，以政治互信的搭建为基础，对于中美来说，政治互信的突破，首先不得不面对中国台湾问题。
　　 为了实现同美国建交这个目标，邓小平准备在很多问题上采取灵活的立场。然而在一个问题——台湾问题上，就像毛泽东和周恩来一样，他有着不可动摇的“原则”。除非美国与中国台湾“断交”，终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撤出全部驻台美军，他不会和美国建交。
　　 中美缓和中的突破性进展，得益于美国在中国台湾问题上的逐步后退，也成就于中国在坚守底线基础上保持灵活的外交手段。
　　 不难发现，从尼克松到福特、卡特乃至里根，几任美国总统，即使对华强硬或曾对华强硬，但在任上都保持克制、转变态度，总体上也都在推进中美关系。
　　 （摘自《南风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