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车伊始，先看到聊城的饥荒
　　1961年炎夏即将过去，胡耀邦决定到灾情严重的山东、安徽、河南调查。他点名秘书李彦、团中央办公厅干部冯若赐，还有《中国青年报》记者唐非随同南下。
　　9月4日，一行人坐火车从北京到达德州，换乘吉普车，先去鲁西南的聊城、金乡县。到聊城后，吉普车直接向农村开去，随意地进了一个村子，走向一户人家。灾后农村的贫困一览无遗地袒露在胡耀邦面前：土坯墙干裂了，难庇风雨。
　　这个农户是真正的家徒四壁，墙上连一个纸片也没有。一个饿得皮包骨头的女人在炕边坐着，向来客有气无力地打招呼。屋角的灶边有几个破碗，炕上有一个权当饭桌的小木架子。炕上还躺着两个男孩，身上长满疥疮。胡耀邦问了几句，才知道这家的男主人去安徽扛活去了，或许是讨饭也未可知。见此情景，胡耀邦低下头，默然无语地退了出来。
　　离开这个村庄回县城的路上，开车的司机告诉北京来的“中央首长”，聊城遭了大灾！他说，距离这儿不远的水库边上，饿死者的尸骨还没有收呢！
　　听到这句话，胡耀邦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在聊城农村看到的情景使胡耀邦心情沉重，他不在聊城县城停留，直接驱车去了金乡县，专程看望正在金乡下放劳动、帮助工作的20余名团中央干部，其中有几人在“反右倾”运动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批评”，用后来话说，是挨了整的。胡耀邦要去看望他们，传递十分重要的信息。
　　原来，在几个月前的5月21日至6月12日，中央召开了工作会议，会议最后一天，毛泽东承认对农村工作有考虑不周之处，他还说1959年庐山会议后不该把“反右倾”斗争搞到县以下的基层去。他还提出，要对庐山会议后几年来批判和处分错了的人进行甄别平反。由于毛泽东提出对“反右倾”要进行甄别，党内出现了为1957年“反右”运动中搞错了的人进行改正的呼声。
　　胡耀邦参加了中央工作会议，得风气之先，他要把新的精神告诉在金乡县农村的团中央系统干部们。来到金乡，胡耀邦住进金乡县委大院东边第二排的平房。当晚，县委为胡耀邦组织了部分县里干部參加的座谈会。
　　9月5日上午，听县委书记王德光介绍情况后，胡耀邦会见来到这里的团中央工作人员。在他们中，《中国青年》杂志副总编辑董易任金乡县委副书记，《中国青年报》印刷厂人事科长张华任鸡黍公社副书记（不久即任司马公社书记）。其他人住到几个村庄劳动。董易通知所有团中央干部前来县委，与胡耀邦会面。
　　这些年轻人中有几位受到了“反右倾”运动的伤害，胡耀邦坦率地说，团中央的“反右”和审干运动有问题，对“反右倾”，现在批判得宽了。胡耀邦的讲话语惊四座。他说，在座的挨过批判的，我说基本上都不是事实。因此，账嘛，我主张不算了，大体上一笔勾销。没戴帽子的，将来填表就不写了。基本上都是好同志，缺点每个人都是有的。我代表团中央书记处作自我批评，同志们的包袱可以卸下来。
　　胡耀邦安慰大家说，在几年前的运动中，造成这么多同志犯了错误，我也是有责任的。请大家不要灰心，经受住了锻炼，我们还要回去，接着好好工作就是了。胡耀邦一番话，使工作队的年轻人感到极大的宽慰。其中就有来自《中国少年报》的刘易晏。几十年后她回忆胡耀邦在金乡的讲话，说青年人应该怎样面对“困难、挫折、委屈、风险”，使她心灵震撼，增添了生活的信心。
　　梁山上为村民讨要“救命粮”
　　离开金乡，胡耀邦于9月7日晚到达梁山县。此后几天，主要是梁山县委副书记吴觉、共青团山东省委书记林萍、菏泽团地委书记张梅林陪同胡耀邦考察。9月8日上午，胡耀邦参加梁山部分公社党委书记，县直农业、粮食部门的负责人，以及共青团干部座谈，听取粮食征购和农民生活情况汇报。
　　这在当时是个敏感话题，众人不敢多言。胡耀邦有感而发：“同志们还怕‘反右’吗？不要怕，说实话我保证没有人敢打棍子、扣帽子、装袋子！我告诉大家，党中央有指示，现在就要开始为错划‘右派’甄别平反摘帽！”他一边说着，一边把手头的一本书盖上头顶，随后又拿下来，会场上出现了笑声。事后看来，胡耀邦这话说得太早了。


　　会议气氛由此活跃起来，有人说了一声“胡书记”，要开口讲话了。胡耀邦插了一句：“请同志们不要叫我‘胡书记’，共青团不兴喊职务，大家都叫我‘耀邦’或‘耀邦同志’，彼此多亲切啊！”
　　接下来，胡耀邦认真听取发言。听到一个公社书记说获得了粮食高产的时候，他质疑：“你们公社的粮食产量有这么高吗？当领导要掌握实情，不要受骗，更不能骗人！”
　　座谈发言逐渐热烈，大家终于如实说出了此地购了过头粮，许多农民挨饿的情况。胡耀邦不时点头，时而长叹。离开梁山前，胡耀邦将调研所知当地严重缺粮的情况向省、地委负责人简要通报，希望把梁山县征购的“过头粮”尽快返还农民，他连声说：“这可是救命粮啊！”
　　和“包产到户”的最初接触
　　离开梁山，胡耀邦从山东进入安徽，来到了宿县。这里的情况比鲁西南稍好。唐非印象中特别深刻的是，进入安徽境内，胡耀邦一路和当地各级负责人讨论，如何度过饥荒、恢复生产？
　　这时，淮北农村纷纷出现各种形式生产经营和分配方式，其中就包括在“文革”后被肯定、发展起来的“农田承包到户”（即“大包干”的前身）。既然是着手调研，胡耀邦很快就听到了关于“承包到户”的介绍，有些介绍人的口吻中分明带有“请示”的意思。
　　“承包到户”岂不是分田单干吗？胡耀邦对此感到新奇，也拿不定主意。他和唐非交换意见说，觉得这办法“有些危险”，听后“心里发虚”。但他又觉得，“承包”有吸引力，是可以抵御灾荒的一个好办法，但它如若发展起来会不会导致否定农村的人民公社制度？这确实是当时胡耀邦不愿触及，也是他最担心的。和宿县地委负责人一起讨论种种度荒办法的时候，胡耀邦的主导思想还是“放开”，多给农民一些自留地，让他们自己耕作，度过灾荒。 　　当时的胡耀邦不主张普遍搞“承包到户”，但他明确地认为，在最贫困的地方，在交通不方便的地方，可以把土地经营自主权基本上交给农民，甚至采取“借”地给农民的办法，让农民充分利用土地，度过灾荒再说。
　　安徽灾情严重，农民们采用多种方式“承包”抗灾的做法，确实激活了胡耀邦的思想，是坚持人民公社原有的分配制度，还是支持“承包到户”？胡耀邦反复考虑了一路。
　　胡耀邦从安徽进入河南后，在鹿邑县向县委负责人传达了刘少奇的指示。胡耀邦说，少奇同志在安徽视察的时候，指示省委将土地“借”给农民，每个农民借得好地三分，叫做“救命田”，用来生产口粮救命。胡耀邦的传达正合县委之意。胡耀邦离开之后，鹿邑县委马上把这个意见传达到区、社和生产大队，要求把土地“借”给农民，把百余户农民带动起来，结果对解除饥荒产生了明显作用。
　　胡耀邦从河南漯河结束此行的考察调研，上火车回北京。
　　在邯郸下车写“察看”报告
　　火车开动了，胡耀邦把唐非叫进包厢，谈了这次调研的感受。胡耀邦对唐非说，他要把这一路考察的结果，写成一个上报中央和毛主席的报告。胡耀邦越说越激动，说到后来坐不住了。火车开到邯郸站，他們干脆下车住进了市委招待所。用一天时间，胡耀邦口授，唐非执笔整理，写出此行观感。
　　这份报告中要不要将此行看到的农村饥荒景象写出来？胡耀邦犹豫了半天，饥荒的景象一定使他内心痛苦。但是长期党内生活的理智也肯定提醒他考虑种种因素，最后，他决定不写那些惨状，他对唐非说：“把我们看到的这些记在心里吧。”
　　在邯郸写成调研报告初稿，大家登上火车返回北京。胡耀邦在火车上一路批阅修改，到北京后确定下一个长长的题目《二十五天三千六百里路的农村察看》。胡耀邦将这份“农村察看”送给团中央一些负责人征求意见，《中国青年报》总编辑孙轶青看后有不同看法，直言相告，走那么25天，就跑了3600里地，这样“走马观花”地剖析中国农村，行吗？胡耀邦考虑了一下，仍然认为这份报告站得住，并于10月2日上报中央办公厅，呈送毛泽东。
　　毛泽东很快看到了这份报告，在4天后的10月6日批示：“此件写得很好，印发各同志，值得一看。”
　　中央办公厅将毛泽东的批示转发到团中央，高勇见到了非常高兴，立即送到胡耀邦面前报告说：“耀邦同志，主席对你的报告作了批示，称赞写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