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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外滩、香港中环和北京长安街头，三栋别具特色的中银大厦令人印象深刻。它们各自有着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也记录着近百年来中国银行与贝聿明铭家族间的不解之缘。
贝祖贻与上海中银大厦
1934年9月，中国银行大厦管理处理事会正式成立，中行国外部经理兼上海分行经理贝祖贻出任理事长。就在五个月前，中行董事会决定在上海外滩建造新大楼，供总部办公和上海分行营业之用，预算基建费600万元。
出生于江苏吴县商业世家的贝祖贻，1914年进入中行总行任司账，第二年调入广东分行。其后升任广东分行副经理、代理经理。1918年，贝祖贻前往香港，筹建中行香港支行。次年2月，香港支行改为分行，贝祖贻担任经理。在香港分行经理任上，贝祖贻的最大成绩正是对国外汇兑业务的扩充。 南京政府成立不久后，贝祖贻调到上海。1927年7月，在蒋介石强迫中行借垫款项时，中行上海分行经理宋汉章以患神经衰弱需静养为由，辞去职务。张嘉璈随即调来与宋子文私交深厚的贝祖贻担任此职。
张嘉璈认为：“必须有一新式建筑，方足象征中国银行之近代化，表示基础巩固，信孚中外。”中行在外滩的行址，原为德国总会大楼。一战后期，德国总会大楼作为敌产被中国政府接管，继而由中行购入。1930年，中行买进仁记路（今滇池路）和圆明园路的地皮，每年提存50万元房产基金，准备推倒原大楼，建造新大楼。
当时上海最有名的建筑事务所——公和洋行为中行设计了“双塔楼”方案：靠近外滩的高塔约300尺，靠近圆明园路的低塔178尺，造价预计1000万元。300尺约91米，远高于旁边沙逊大厦（今和平大厦）的77米高度。公和洋行称这将是“第一幢摩天大楼俯瞰着上海外滩”。
受白银风潮冲击，加上持续涨了几年的房地产泡沫开始破灭，原打算作为办公楼出租的低塔，顿时失去了建造的必要，中行于是决定压缩开支，将设计改为18层楼。更改后的新大楼由公和洋行及中行建筑课长陆谦受共同设计，预算基建费500万元。新大楼依然高过沙逊大楼（1929年落成的沙逊大厦当时被称为“远东第一高楼”）。
中行新大楼最后的设计新增了许多中式符号，这是陆谦受参与的结果，也与贝祖贻有一定的关联。1934年，贝祖贻的现代化花园住宅落成，正是西式主体结合局部中式符号点缀的风格。贝祖贻作为大厦管理处理事会理事长，无疑会有力地主导建筑设计方向。
在上海滩有着极大势力的沙逊，并不愿意看到外滩第一高楼的城市制高点被中资银行取代。凭借自身的实力、与工部局的关系，在宋子文上台后，中行新大厦设计方案由18层改为17层，此后又在17层顶部增加中式攒尖屋顶。更改后的大楼高约70米，比沙逊大楼低。
中银大厦原本想打造成外滩的新地标，但由于种种原因没能实现。就在新大楼结构工程大致完工的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大楼扫尾工程延搁。1941年，中银大厦成为汪伪储备银行的营业场所。抗日战争胜利后，新大厦被复业后的中央银行使用。直到1946年元旦，中行才迁入办公。而这时，距离大厦开工已将近十年。
贝聿铭与香港中银大厦
就在贝祖贻去世前夕，中行曾就聘请他的儿子贝聿铭设计香港中银大厦一事，设法与其取得联系。
“我和中国银行感情很深，因为小时候在香港，我常到中国银行去，来来往往，那有很大的作用。”贝聿铭说。接手设计香港中银大厦，给了贝聿铭一个怀想历史和展示未来的机会。对贝聿铭来说，设计中银大厦“不仅是一座建筑物，更是中国在国际银行界显著地位的象征”，因此大厦应该代表“中国人民的抱负”，同时“银行大厦的西洋派头将不比任何其他建筑物逊色。香港是世界的十字路口，它有技术也有办法建筑一幢现代大楼”。
然而，挑战显而易见。几年前，汇丰银行请英国著名建筑师福斯特设计新总部大厦，位处港岛皇后大道中1号，位置显要，雄居维港，且有10亿美元预算作后盾。而贝聿铭只有1.3亿美元的资金，大厦所在地理面积狭小，高架公路从三面把这里限制住，周围则高楼林立。
1985年，就在汇丰新大厦落成、福斯特广受赞誉之时，贝聿铭设计的香港中银大厦在汇丰大厦不远处破土动工。
为贝聿铭撰写传记的迈克尔·坎内尔这样描述道：“贝聿铭所运用的是香港能够理解的象征手法。他让他那幢闪闪发光的方形尖塔坐落在三层楼高的花岗岩地基上，那笨重的后现代主义风格的基座与上面轻巧的塔楼十分笨拙地联结在一起，但它达到了表现尊贵与实力的目的。贝聿铭的父亲曾经告诉他：‘银行必须显得很安全。’……由于他的框架系统非常有效，贝聿铭得以按照比较拮据的预算在纽约和芝加哥之外的地方建造了世界最高建筑之一。即使算上附加的台风加固设备，银行大厦也比传统的高层建筑少用40%的钢材和25%的电焊接缝。中银大厦在1985年年中破土动工，以每4天盖一层楼的速度拔地而起。整座超级建筑结构在16个月内完成。”
1988年8月8日，标志着大楼空中进程完工的封顶典礼正式举行。一个楼高70层的标志性建筑物出现在香港的天空底下。这座银光闪闪的摩天大楼，其外形正如贝聿铭所形容，像是雨后春笋——中国传统文化中希望和进步的象征。
贝聿铭父子与北京中银大厦
长安街上的银行建筑，最引人注目的当属中国银行总行大厦。这栋独具匠心的大楼，正是由贝聿铭及其儿子贝建中、贝礼中所设计。建成后的北京中银大厦地上15层、地下4层，建筑面积达17万平方米，是世界最大的银行建筑之一，从1996年10月破土动工，到2001年5月最后落成，历时近五年之久。
北京中银大厦并不是贝聿铭在中国内地设计的第一栋建筑物。早在1979年中国改革开放之初，贝聿铭已经在北京接手了香山饭店的设计。与距离天安门 1.5公里远的中银大厦不同，香山饭店距离天安门有25公里之远。
贝聿铭设计的香港中银大厦直插云霄，在香港创造出一个新的地标，同时表达了中国银行的雄心。但是，故宫近在咫尺，中行总部大楼无法像香港中银大厦那样向天空生长。
1985年北京市出台市区建筑高度控制方案，这个方案提出以故宫为中心，分层次由内向外控制建筑高度。1991年至2010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规定：“长安街、前三门大街两侧和二环路内侧以及部分干道的沿街地段，允许建部分高层建筑，建筑高度一般控制在30米以下，个别地区控制在45米以下。”
贝聿铭的挑战，正在于如何在市区建筑高度控制下，在长安街上设计出17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的北京中银大厦，同时实现艺术、历史和建筑的融合。
贝聿铭说，在北京的心脏地带建造这样一座如此宏大的建筑，并且避免笨拙与单调的唯一方法，就是要让这座建筑的中心拥有一座大空间的花园。这个花园，正是中行大厦的大堂——四季大厅。大厅西、北两侧各种植有一片青翠欲滴的毛竹，以达到建筑与自然的融合。两片竹林之间，则是山水一体的观景池。一池静水，正寓意着中行的财源稳聚。
大厦承袭了贝聿铭“建筑是现代艺术与科学技术的完美结合”，整座大厦由两个L型的巨型独立单体建筑相连而成。大厦上方利用三维框架结构受力大的特点，由16个金字塔结构组成巨大的玻璃穹顶，使大厦在拥有独立封闭空间的同时，又拥有了一个极具视觉通透感的大堂。
古香古韵的中式园林设计与西式现代建筑风格相互交汇，截然不同的中西方文化理念融为一体。而这，也正代表着中资银行中国际化程度最高的中国银行，根植中国、面向世界，将架起一座沟通中国与世界的金融之桥。
（作者为记者、历史学家）
贝祖贻与上海中银大厦
1934年9月，中国银行大厦管理处理事会正式成立，中行国外部经理兼上海分行经理贝祖贻出任理事长。就在五个月前，中行董事会决定在上海外滩建造新大楼，供总部办公和上海分行营业之用，预算基建费600万元。
出生于江苏吴县商业世家的贝祖贻，1914年进入中行总行任司账，第二年调入广东分行。其后升任广东分行副经理、代理经理。1918年，贝祖贻前往香港，筹建中行香港支行。次年2月，香港支行改为分行，贝祖贻担任经理。在香港分行经理任上，贝祖贻的最大成绩正是对国外汇兑业务的扩充。 南京政府成立不久后，贝祖贻调到上海。1927年7月，在蒋介石强迫中行借垫款项时，中行上海分行经理宋汉章以患神经衰弱需静养为由，辞去职务。张嘉璈随即调来与宋子文私交深厚的贝祖贻担任此职。
张嘉璈认为：“必须有一新式建筑，方足象征中国银行之近代化，表示基础巩固，信孚中外。”中行在外滩的行址，原为德国总会大楼。一战后期，德国总会大楼作为敌产被中国政府接管，继而由中行购入。1930年，中行买进仁记路（今滇池路）和圆明园路的地皮，每年提存50万元房产基金，准备推倒原大楼，建造新大楼。
当时上海最有名的建筑事务所——公和洋行为中行设计了“双塔楼”方案：靠近外滩的高塔约300尺，靠近圆明园路的低塔178尺，造价预计1000万元。300尺约91米，远高于旁边沙逊大厦（今和平大厦）的77米高度。公和洋行称这将是“第一幢摩天大楼俯瞰着上海外滩”。
受白银风潮冲击，加上持续涨了几年的房地产泡沫开始破灭，原打算作为办公楼出租的低塔，顿时失去了建造的必要，中行于是决定压缩开支，将设计改为18层楼。更改后的新大楼由公和洋行及中行建筑课长陆谦受共同设计，预算基建费500万元。新大楼依然高过沙逊大楼（1929年落成的沙逊大厦当时被称为“远东第一高楼”）。
中行新大楼最后的设计新增了许多中式符号，这是陆谦受参与的结果，也与贝祖贻有一定的关联。1934年，贝祖贻的现代化花园住宅落成，正是西式主体结合局部中式符号点缀的风格。贝祖贻作为大厦管理处理事会理事长，无疑会有力地主导建筑设计方向。
在上海滩有着极大势力的沙逊，并不愿意看到外滩第一高楼的城市制高点被中资银行取代。凭借自身的实力、与工部局的关系，在宋子文上台后，中行新大厦设计方案由18层改为17层，此后又在17层顶部增加中式攒尖屋顶。更改后的大楼高约70米，比沙逊大楼低。
中银大厦原本想打造成外滩的新地标，但由于种种原因没能实现。就在新大楼结构工程大致完工的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大楼扫尾工程延搁。1941年，中银大厦成为汪伪储备银行的营业场所。抗日战争胜利后，新大厦被复业后的中央银行使用。直到1946年元旦，中行才迁入办公。而这时，距离大厦开工已将近十年。
贝聿铭与香港中银大厦
就在贝祖贻去世前夕，中行曾就聘请他的儿子贝聿铭设计香港中银大厦一事，设法与其取得联系。
“我和中国银行感情很深，因为小时候在香港，我常到中国银行去，来来往往，那有很大的作用。”贝聿铭说。接手设计香港中银大厦，给了贝聿铭一个怀想历史和展示未来的机会。对贝聿铭来说，设计中银大厦“不仅是一座建筑物，更是中国在国际银行界显著地位的象征”，因此大厦应该代表“中国人民的抱负”，同时“银行大厦的西洋派头将不比任何其他建筑物逊色。香港是世界的十字路口，它有技术也有办法建筑一幢现代大楼”。
然而，挑战显而易见。几年前，汇丰银行请英国著名建筑师福斯特设计新总部大厦，位处港岛皇后大道中1号，位置显要，雄居维港，且有10亿美元预算作后盾。而贝聿铭只有1.3亿美元的资金，大厦所在地理面积狭小，高架公路从三面把这里限制住，周围则高楼林立。
1985年，就在汇丰新大厦落成、福斯特广受赞誉之时，贝聿铭设计的香港中银大厦在汇丰大厦不远处破土动工。
为贝聿铭撰写传记的迈克尔·坎内尔这样描述道：“贝聿铭所运用的是香港能够理解的象征手法。他让他那幢闪闪发光的方形尖塔坐落在三层楼高的花岗岩地基上，那笨重的后现代主义风格的基座与上面轻巧的塔楼十分笨拙地联结在一起，但它达到了表现尊贵与实力的目的。贝聿铭的父亲曾经告诉他：‘银行必须显得很安全。’……由于他的框架系统非常有效，贝聿铭得以按照比较拮据的预算在纽约和芝加哥之外的地方建造了世界最高建筑之一。即使算上附加的台风加固设备，银行大厦也比传统的高层建筑少用40%的钢材和25%的电焊接缝。中银大厦在1985年年中破土动工，以每4天盖一层楼的速度拔地而起。整座超级建筑结构在16个月内完成。”
1988年8月8日，标志着大楼空中进程完工的封顶典礼正式举行。一个楼高70层的标志性建筑物出现在香港的天空底下。这座银光闪闪的摩天大楼，其外形正如贝聿铭所形容，像是雨后春笋——中国传统文化中希望和进步的象征。
贝聿铭父子与北京中银大厦
长安街上的银行建筑，最引人注目的当属中国银行总行大厦。这栋独具匠心的大楼，正是由贝聿铭及其儿子贝建中、贝礼中所设计。建成后的北京中银大厦地上15层、地下4层，建筑面积达17万平方米，是世界最大的银行建筑之一，从1996年10月破土动工，到2001年5月最后落成，历时近五年之久。
北京中银大厦并不是贝聿铭在中国内地设计的第一栋建筑物。早在1979年中国改革开放之初，贝聿铭已经在北京接手了香山饭店的设计。与距离天安门 1.5公里远的中银大厦不同，香山饭店距离天安门有25公里之远。
贝聿铭设计的香港中银大厦直插云霄，在香港创造出一个新的地标，同时表达了中国银行的雄心。但是，故宫近在咫尺，中行总部大楼无法像香港中银大厦那样向天空生长。
1985年北京市出台市区建筑高度控制方案，这个方案提出以故宫为中心，分层次由内向外控制建筑高度。1991年至2010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规定：“长安街、前三门大街两侧和二环路内侧以及部分干道的沿街地段，允许建部分高层建筑，建筑高度一般控制在30米以下，个别地区控制在45米以下。”
贝聿铭的挑战，正在于如何在市区建筑高度控制下，在长安街上设计出17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的北京中银大厦，同时实现艺术、历史和建筑的融合。
贝聿铭说，在北京的心脏地带建造这样一座如此宏大的建筑，并且避免笨拙与单调的唯一方法，就是要让这座建筑的中心拥有一座大空间的花园。这个花园，正是中行大厦的大堂——四季大厅。大厅西、北两侧各种植有一片青翠欲滴的毛竹，以达到建筑与自然的融合。两片竹林之间，则是山水一体的观景池。一池静水，正寓意着中行的财源稳聚。
大厦承袭了贝聿铭“建筑是现代艺术与科学技术的完美结合”，整座大厦由两个L型的巨型独立单体建筑相连而成。大厦上方利用三维框架结构受力大的特点，由16个金字塔结构组成巨大的玻璃穹顶，使大厦在拥有独立封闭空间的同时，又拥有了一个极具视觉通透感的大堂。
古香古韵的中式园林设计与西式现代建筑风格相互交汇，截然不同的中西方文化理念融为一体。而这，也正代表着中资银行中国际化程度最高的中国银行，根植中国、面向世界，将架起一座沟通中国与世界的金融之桥。
（作者为记者、历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