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月轩湖笔店坐落于古老的琉璃厂文化街，以创始人戴斌的名字命名。以生产制作湖笔闻名京城，深受书画同仁的喜爱。
　　戴斌对制笔要求极高，不合格的产品宁可烧掉也不能售卖。凭借其做事做人的良好口碑，使得笔庄的名声很快传到了中南海。当时，中央领导均有用毛笔书写的习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董必武等批文件、写文章等，一刻不离毛笔。一天，一位叫张子明的中南海专员带着介绍信驱车来到戴月轩。恰逢戴斌外出办事，一个叫郑存宗的伙计接待了他。张子明看着满柜台各式各样的毛笔，一时犯了难，毛笔不就是用来写字嘛，怎么会有这么多的种类？给中央领导选笔，恐怕要选质量好一些的，但是他并不能分辨呀。他以为只有昂贵的毛笔，才能衬得上领导的身份。可是郑存宗告诉张子明：“不同毛笔有不同的用途，签文件和写书法不一样，同是写书法，草书楷书在用笔上也有很大差别。”他建议，要先了解各位领导的写字用笔习惯，根据习惯和用途决定毛笔种类。张子明正琢磨这小伙计为何推三阻四，哪有生意不做的道理？这时，戴斌从外面回来了，听完小伙计的安排不住地点头。戴斌领着张子明走进制笔作坊，巡视了一遍，然后两人坐在一个茶桌旁，边喝茶边交流。戴斌给他讲解各类毛笔的特点和用途，张子明将每位领导人的生活、工作习惯向戴斌一一做了说明。然后，戴斌才喊郑存宗选出几十支毛笔。为了不弄混淆，他要求郑存宗跟张子明一道去中南海送笔。他们先是到了新华门，将包装好的“纯冬狼毫小楷”送给毛主席。然后又到西华门给周总理留下“紫毫圆转如意”，给彭真送去了“鸡狼毫小楷”……在中南海两人转了很大一圈，为中央领导分别送去了适合他们的毛笔。这样的用心安排，令各位领导都特别满意。从此，整个国务院办公厅的签字笔全部采购自戴月轩。因来往文件都用毛笔签阅，用笔量相当大。毛主席每月就要用二三十支毛笔，所以每月张子明都要去一趟戴月轩。

　　在戴月轩小微博物馆里陈列着两支特殊的笔。说它们特殊，是因为它们记录并见证了新中国一个伟大的历史时刻：西藏和平解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就解放西藏的问题作出指示：“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1951年4月，西藏地方政府派出以阿沛·阿旺晋美为全权首席代表的和平谈判代表团抵达北京，同中央人民政府指派的以李维汉为全权首席代表的代表团进行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
　　经过多次协商，5月23日，在北京中南海勤政殿，双方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宣告西藏和平解放。签订仪式由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李济深，政务院副总理陈云主持。《十七条协议》签订仪式上双方代表所用的毛笔与竹笔均为中央人民政府特制。1951年7月，文化部文物局將这批文具拨交中央革命博物馆（1960年8月更名为“中国革命博物馆”;2003年2月，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两馆组建为中国国家博物馆。），这批文具现在依然珍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
　　如今，当年《十七条协议》签订仪式特制专用毛笔和竹笔的老师傅早已不在，在北京戴月轩湖笔徽墨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陈培新的记忆里，戴月轩也并未对此有所记载。
　　2003年前后，博物馆工作人员根据馆里的档案记载，带着签订仪式上使用过的毛笔、竹笔原件来到戴月轩，请师傅们再复制5套。陈培新对接了这项工作，才得知原来当年这批毛笔和竹笔是戴月轩特制的。
　　后来戴月轩笔坊的师傅们细致入微地复刻这两支完成过重大使命的毛笔和竹笔，与当年的原件如出一辙。令人意外的是，凑近看才得知毛笔笔杆的材质是红色的料器，俗称“有机玻璃”，这与传统的湖笔用料不一样，至于当时为何用这个材料，已不得而知。笔杆上刻款“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字纪念”和“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三日于北京”。笔头为羊毫，仿照当时的状态还蘸了一些墨汁。竹笔按照藏族传统竹笔的样式复制，笔杆刻有红色的款识“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字纪念”和“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三日于北京”，笔头带有一些墨膏。
　　和平解放西藏是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永载史册。而见证了这个历史节点的戴月轩笔庄，始终坚持前店后厂的老模式，传续百年，使传统技艺在今天得以赓续绵延、生生不息。
　　（本文资料由戴月轩湖笔店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