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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章良曾获得霍英东青年教师奖、“五四”青年奖、国家重点实验室先进工作者“金牛奖”、全国高校先进科技工作者奖、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与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当选为“全国科技先锋”、“中国十大杰出青年”与“世界十大杰出青年”。
陈章良26岁获得华盛顿大学博士学位后回国，28岁成为当时中国最年轻的教授，30岁获得联合国颁发的“贾乌德·侯赛因青年科学家奖”，34岁出任北大副校长，同年被美国《时代》杂志选为全球最具潜力的100位科学家之一，41岁出任中国农业大学校长。
1991年10月28日上午，国际上享有盛名的“贾乌德·侯赛因青年科学家奖” 颁奖仪式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第七大厅隆重举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马约尔博士将金光闪闪的奖杯和红彤彤的证书送到获奖者的手上时，全场100多个国家驻联合国的大使和出席会议的世界各国科学家立即爆发出热烈的掌声。马约尔博士脱口说道：“中国人能获得这个奖，真是没有想到啊！”年轻的获奖者十分自信而又很有礼貌地回答说：“谢谢马约尔先生。不过，中国人为什么不能获得这个奖呢？”说完，他将奖杯高高举起，向评委和大会频频致谢；而后，将自己一副瘦削的脸颊紧紧贴在了奖杯上。于是，在那个一直被西方人所垄断的奖杯上，第一次留下了一个中国人滚烫烫的泪痕。这位为中国、为亚洲第一次争得如此崇高荣誉的年轻人，就是今天的中国农业大学校长、著名青年生物科学家陈章良。
贫穷之乡的“天之骄子”
陈章良，出生于福建省福清县一个紧傍着大海的小渔村。祖祖辈辈都在海里捕鱼，常年都吃不饱肚子。9岁时才开始读一年级。1978年，全乡100多个考生中他成了唯一的中榜者——被海南岛华南热带作物学院栽培系录取了。全乡出了这么一个“天之骄子”，在当地轰动了。
刚进大学校门时，同学们大都会英语，而陈章良连英文的26个字母都认不全；同学们学外语大都有录音机，他却连个小小的收音机都买不起。学校的饭菜不够吃，木薯和地瓜便成了他大学的主要食物。
一天，他从一本英国的《自然》杂志上读到了几篇由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美国科学院院士玛丽·查尔顿写的有关植物基因工程技术的文章，非常兴奋，便给玛丽·查尔顿教授写了一封信，在信中表达了他对这个领域的强烈兴趣和献身于这个领域的决心，并希望能到她的实验室去攻读博士学位。
玛丽·查尔顿教授很快回了信，随后还派了一位华裔教授到学校对陈章良进行面试。这位华裔教授与陈章良接触后，对他在艰苦的学习条件下竟能获得如此丰富的知识感到十分惊讶，特别是陈章良奋发向上、追求科学的精神以及他那敏捷的思维和少见的才气，让这位华裔教授十分欣赏。这位华裔教授回去后，把陈章良向美国华盛顿大学作了郑重的推荐，建议录取这位年轻的中国人。
1983年，陈章良大学毕业的第二年，他就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美国华盛顿大学生物和医学部的研究生。
率先冲刺攀高峰
“好不容易有机会能够出国学习，一定要好好读书，做好实验，在学习上一定要做得比别人好。陈章良踏上异国他乡的土地时暗暗下定了决心。
陈章良到美国不久，他便跻身于世界著名生物工程学家毕齐教授门下，并成为毕齐教授的得意弟子。
当时，陈章良在导师指导下选定的研究课题，与美国加利福尼亚、洛杉矶的几所大学研究的课题一个样。而且，研究方法、路线甚至手段都大致相同。也就是说，他和其他几所大学的研究者们实际上是在同一条跑道上赛跑。陈章良清楚，“我只有甩开膀子，拼命奔跑，比别人动更多的脑子、下更大的功夫，才能在这场竞赛中最先跑到终点，夺得金牌。”他几乎每天都要在实验室里工作12个小时以上，甚至有时干脆就在实验室里躺上一会儿，然后接着干。
1985年，陈章良率先“冲刺”，取得了两项重大研究成果：一是在世界上首次成功地利用植物基因工程新技术将大豆储藏蛋白的基因转移到烟草和矮牵牛上；二是在第一项成果的基础上成功地总结了这个基因的转化植株及其后代的遗传规律，并成功地作出了证明，提出了其表达的分子模式。
陈章良突出的科研成就，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重视。1986年和1987年，他连续应邀出席了代表当今世界生物学界最高水平的两届国际权威性会议——美国高登学术会议。为了表彰他的成就，华盛顿大学竟提前一年半为陈章良颁发了博士学位证书。
力冠群雄夺金牌
1987年1月，获得华盛顿大学生物及生物医学博士学位的陈章良，谢绝了美国几家公司和科研机构的高薪聘请，回到了深深眷恋的祖国。陈章良说：“自己是个穷孩子出身，当时出国时只有一个念头：读完学位以后只是想为生我养我的祖国做些事情。我觉得，在美国的那段生活、那段工作、那段研究，给了我许多有益的经验。如今，好多管理方法都受到在美工作期间所学到的管理方法的影响。”
回国后，陈章良在北大主持了国家863计划中的多个研究项目，他与同事们一起，在北大建成了蛋白质工程及植物基因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实验室自筹建之日起，就以边建设边开展研究的方式高速高效地在植物基因工程方面，特别是在作物抗病基因工程方面开展了研究，为填补我国高科技空白、超国际水平做出了贡献。1991年11月，年仅30岁的北大教授陈章良在有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青年科学家参加的竞选中，他以卓著的植物基因工程技术和分子生物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力冠群雄，荣获联合国科教文组织颁发的被称为青年诺贝尔奖的“贾乌德·侯赛因青年科学家奖”。从而成为该奖自1987年以来最年轻的单独一人获奖的青年学者。陈章良介绍说：“我是代表祖国去领奖的，这个奖已经不再是科学家个人的了。特别是当我走上台领奖，在场的各国家的大使和出席会议的学者科学家热烈鼓掌表示祝贺时，我觉得很自豪。因为‘我是中国人’。”
统帅民族生物产业国家队
陈章良教授一直从事生物技术及分子生物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基因的克隆上，他利用现代生物技术获得抗虫、抗病的转基因植物，研究卓有成就。在植物蛋白质工程和基因农业等课题研究上硕果累累的陈章良，是把生物高科技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先行者。因为他一直致力于开创中国的生物工程产业，站在生物科学前沿阵地，这使他更懂得技术产业化对中国的意义。
“中国的生物工程在理论研究上可与国际水平抗衡，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有些新技术已接近国际水平，但由于产业开发没跟上，如今不得不大量引进别人的东西。中国新崛起的生物技术目前在国际上是中等偏上，在亚洲则处于领先位置，但中国的生物工程水平却不及日本。”陈章良深感“技术如果没有开发，躺在实验里就永远是技术。”1992年，他以企业家的智慧，和潘爱华等人在北大未名湖畔成功创建了目前中国最大的生物基因工程制药企业之一——北大未名生物集团公司，开始致力于生物技术的产业化实践，北大未名生物集团公司很快拥有17家子公司；接着又创建中国北大生物城——一个中国未来最大的集科研、开发、生产为一体的现代化生物工程产业基地。他说：“开创中国的生物工程产业是我们这一代生物学者的天职。”
以基因工程、蛋白质工程、细胞工程、发酵工程和酶工程为主体生物工程，被认为是21世纪科学技术的核心。基因农业、基因药物已经给美国带来数百亿美元的销售额。陈章良深知一个好项目，就可以带动中国基因工程产业的发展。α－1b干扰素（赛若金）从研制成功到大规模生产，创造了五个第一：第一个采用中国人基因的生物工程药物；卫生部批准生产的第一个基因工程药物；国家一类新药证书；中国“863”计划生物技术领域第一个实现产业化的项目；第一批国家火炬项目。有一位外国专家曾断言：中国要实现α－1b干扰素的产业化，只能是天方夜谭。然而，科兴生物工程公司的诞生，打破了这一预言。在过去的5年里，科兴人创造了奇迹：从一项技术到成熟的产品——赛若金，1996年的销售额为6000万元，1998年为2亿元，利税增长了近12倍。“赛若金”一跃成为中国干扰素第一品牌，连续3年所占市场份额超过60％。在这一过程中，技术发明人侯云德、投资决策人陈章良和企业成功的领导者潘爱华，他们一起完成了一个中国人的梦想，谱写出了中国基因工程之歌！
1995年，北大未名和美国鼎亚太投资公司合作，出资1.2亿元买下了科兴。当时的科兴由于投资周期长，资金严重不足，4000万元贷款无力偿还……。陈章良说：“在所有已开发成功和正在开发的基因工程产品中，α-1b干扰素最具有独特性和国际先进水平，最能展示我国科学家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科兴的成败，将直接影响中国生物工程产业的发展。从实验室到产业化，是一个巨大的链环，缺一环都可能面临失败。”侯云德院士、陈章良教授、潘爱华博士，三个基因工程领域的杰出人物成就了一个产品，同时也成就了中国的基因工程事业。赛若金，中国基因，它是中国科学家智慧的象征，它像金子一样闪耀着光芒！
陈章良是亚太经合组织（APEC）CEO峰会上惟一做大会演讲的中国学者。他说：“目前，随着世界新经济出现困难，大家都希望有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这就是生物技术产业。”陈章良认为：“这种机会，让中国企业家可以近距离学习世界一流企业家如何管理公司、发展企业甚至着装。我们说争取进入世界500强，实际上，世界500强不是简单的资产相加，而是实力、管理、技术、人才、创新的综合能力。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我们的企业才具备了走向世界一流的基础。”陈章良在开创中国生物工程产业的同时，还为中国的大学发展开拓了一条新路。“随着信息业和高新技术的突飞猛进，21世纪的大学将是更加开放的大学，大学将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科研基地，大学的围墙将会逐渐消失。”陈章良在“财富论坛上海年会”上对与会的跨国企业总裁们如是说。
年轻的产业年轻的心
2000年的一天，当陈章良出现在北京广播学院的讲台上时，没有想到会给这个生产电视明星的学校留下出乎意料的好印象。那是一个大热天，学生们正在翘首期盼。讲台上出现了一个身影，消瘦而年轻的身材，普通的深色Ｔ恤和牛仔裤，踩着厚厚的旅游鞋。他上前去调整了一下话筒的位置，这时候组织者登上讲台，向大家宣布：“这位就是今天为我们讲课的陈章良教授，中国最年轻的副校长。”台下一片哗然。
他是个精力充沛的人，多年来始终保持着拼命工作的风格。在北大未名湖畔那间小小的实验室里，只要不外出，他每天都要工作十几个小时；每晚12点以前，实验室的灯光总是亮着。为了能使自己有个好身体，陈章良每天中午都要参加一个小时的体育活动。“我喜欢打排球，只要在家，北大的排球场上，每天都能见到我。”至今他仍是系教工排球代表队的主攻手。到了周末，他还要去爬山。他说，爬山可以接受大自然的洗礼，让自己的心胸在大自然中变得更加纯净而开阔。陈章良体魄健壮、精力充沛。他在美国10年，从未去过医院；回国10多年，医院也与他无缘。研究自然科学的陈章良，很愿意和社会各界接触。他说：“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自然科学工作者不应与社会隔绝。”
陈章良目前还担任全国青联副主席，国家“863”高技术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代表和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等多项社会职务。“在美国，30多岁的人担任重要职务的多的是，克林顿就是四十几岁当上总统的。在中国，像我这样26岁当了北大副教授，32岁当上了北大生物系主任，34岁又当了北大副校长，41岁出任中国农业大学校长，这在全中国恐怕只有我一个！所以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就比别的年轻人要大得多！”陈章良讲，社会一方面承认你，另一方面又有人嫉妒你。“这是中国固有的传统观念所造成的。这种压力，有时让人感到晚上睡觉都很紧张。”他深深理会到，只有承受住各种压力，才可能站得住脚。“一个人只有生活在一种变化的社会里，生活在一种时刻能够感受到新气象的社会里，你才会觉得生命的活力与价值，才会时刻想到自己对社会要多做贡献。”
现在说“新世纪的大学没有围墙”，一方面是指大学生宽进严出，另一方面是说教授的研究与社会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研究成果更多地转化为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目前，他致力于基因药物和农业生物基因工程技术的研究，这是一项有益于社会、有益于民众的事业。陈章良踌躇满志地说，“知识经济的发展为知识分子进一步发挥自己的特长和潜力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但是科学家要成为成功的企业家，必须具有独到的眼光和市场意识。”他感到：中国的科技事业，如初升的朝阳，生机无限！作为中国新一代留学生群体中的一员，陈章良表示，中国目前制定的鼓励海外留学生回国创业的政策体系已经很完善，只要继续保持稳定的政治环境，保持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作为一个新兴的市场经济国家，中国一定会吸引大批的海外留学人员回国创业。
陈章良曾获得霍英东青年教师奖、“五四”青年奖、国家重点实验室先进工作者“金牛奖”、全国高校先进科技工作者奖、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与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当选为“全国科技先锋”、“中国十大杰出青年”与“世界十大杰出青年”。他领跑中国生物工程产业，他的名字已经是生物工程产业领域的一种标识。
陈章良26岁获得华盛顿大学博士学位后回国，28岁成为当时中国最年轻的教授，30岁获得联合国颁发的“贾乌德·侯赛因青年科学家奖”，34岁出任北大副校长，同年被美国《时代》杂志选为全球最具潜力的100位科学家之一，41岁出任中国农业大学校长。
1991年10月28日上午，国际上享有盛名的“贾乌德·侯赛因青年科学家奖” 颁奖仪式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第七大厅隆重举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马约尔博士将金光闪闪的奖杯和红彤彤的证书送到获奖者的手上时，全场100多个国家驻联合国的大使和出席会议的世界各国科学家立即爆发出热烈的掌声。马约尔博士脱口说道：“中国人能获得这个奖，真是没有想到啊！”年轻的获奖者十分自信而又很有礼貌地回答说：“谢谢马约尔先生。不过，中国人为什么不能获得这个奖呢？”说完，他将奖杯高高举起，向评委和大会频频致谢；而后，将自己一副瘦削的脸颊紧紧贴在了奖杯上。于是，在那个一直被西方人所垄断的奖杯上，第一次留下了一个中国人滚烫烫的泪痕。这位为中国、为亚洲第一次争得如此崇高荣誉的年轻人，就是今天的中国农业大学校长、著名青年生物科学家陈章良。
贫穷之乡的“天之骄子”
陈章良，出生于福建省福清县一个紧傍着大海的小渔村。祖祖辈辈都在海里捕鱼，常年都吃不饱肚子。9岁时才开始读一年级。1978年，全乡100多个考生中他成了唯一的中榜者——被海南岛华南热带作物学院栽培系录取了。全乡出了这么一个“天之骄子”，在当地轰动了。
刚进大学校门时，同学们大都会英语，而陈章良连英文的26个字母都认不全；同学们学外语大都有录音机，他却连个小小的收音机都买不起。学校的饭菜不够吃，木薯和地瓜便成了他大学的主要食物。
一天，他从一本英国的《自然》杂志上读到了几篇由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美国科学院院士玛丽·查尔顿写的有关植物基因工程技术的文章，非常兴奋，便给玛丽·查尔顿教授写了一封信，在信中表达了他对这个领域的强烈兴趣和献身于这个领域的决心，并希望能到她的实验室去攻读博士学位。
玛丽·查尔顿教授很快回了信，随后还派了一位华裔教授到学校对陈章良进行面试。这位华裔教授与陈章良接触后，对他在艰苦的学习条件下竟能获得如此丰富的知识感到十分惊讶，特别是陈章良奋发向上、追求科学的精神以及他那敏捷的思维和少见的才气，让这位华裔教授十分欣赏。这位华裔教授回去后，把陈章良向美国华盛顿大学作了郑重的推荐，建议录取这位年轻的中国人。
1983年，陈章良大学毕业的第二年，他就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美国华盛顿大学生物和医学部的研究生。
率先冲刺攀高峰
“好不容易有机会能够出国学习，一定要好好读书，做好实验，在学习上一定要做得比别人好。陈章良踏上异国他乡的土地时暗暗下定了决心。
陈章良到美国不久，他便跻身于世界著名生物工程学家毕齐教授门下，并成为毕齐教授的得意弟子。
当时，陈章良在导师指导下选定的研究课题，与美国加利福尼亚、洛杉矶的几所大学研究的课题一个样。而且，研究方法、路线甚至手段都大致相同。也就是说，他和其他几所大学的研究者们实际上是在同一条跑道上赛跑。陈章良清楚，“我只有甩开膀子，拼命奔跑，比别人动更多的脑子、下更大的功夫，才能在这场竞赛中最先跑到终点，夺得金牌。”他几乎每天都要在实验室里工作12个小时以上，甚至有时干脆就在实验室里躺上一会儿，然后接着干。
1985年，陈章良率先“冲刺”，取得了两项重大研究成果：一是在世界上首次成功地利用植物基因工程新技术将大豆储藏蛋白的基因转移到烟草和矮牵牛上；二是在第一项成果的基础上成功地总结了这个基因的转化植株及其后代的遗传规律，并成功地作出了证明，提出了其表达的分子模式。
陈章良突出的科研成就，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重视。1986年和1987年，他连续应邀出席了代表当今世界生物学界最高水平的两届国际权威性会议——美国高登学术会议。为了表彰他的成就，华盛顿大学竟提前一年半为陈章良颁发了博士学位证书。
力冠群雄夺金牌
1987年1月，获得华盛顿大学生物及生物医学博士学位的陈章良，谢绝了美国几家公司和科研机构的高薪聘请，回到了深深眷恋的祖国。陈章良说：“自己是个穷孩子出身，当时出国时只有一个念头：读完学位以后只是想为生我养我的祖国做些事情。我觉得，在美国的那段生活、那段工作、那段研究，给了我许多有益的经验。如今，好多管理方法都受到在美工作期间所学到的管理方法的影响。”
回国后，陈章良在北大主持了国家863计划中的多个研究项目，他与同事们一起，在北大建成了蛋白质工程及植物基因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实验室自筹建之日起，就以边建设边开展研究的方式高速高效地在植物基因工程方面，特别是在作物抗病基因工程方面开展了研究，为填补我国高科技空白、超国际水平做出了贡献。1991年11月，年仅30岁的北大教授陈章良在有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青年科学家参加的竞选中，他以卓著的植物基因工程技术和分子生物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力冠群雄，荣获联合国科教文组织颁发的被称为青年诺贝尔奖的“贾乌德·侯赛因青年科学家奖”。从而成为该奖自1987年以来最年轻的单独一人获奖的青年学者。陈章良介绍说：“我是代表祖国去领奖的，这个奖已经不再是科学家个人的了。特别是当我走上台领奖，在场的各国家的大使和出席会议的学者科学家热烈鼓掌表示祝贺时，我觉得很自豪。因为‘我是中国人’。”
统帅民族生物产业国家队
陈章良教授一直从事生物技术及分子生物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基因的克隆上，他利用现代生物技术获得抗虫、抗病的转基因植物，研究卓有成就。在植物蛋白质工程和基因农业等课题研究上硕果累累的陈章良，是把生物高科技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先行者。因为他一直致力于开创中国的生物工程产业，站在生物科学前沿阵地，这使他更懂得技术产业化对中国的意义。
“中国的生物工程在理论研究上可与国际水平抗衡，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有些新技术已接近国际水平，但由于产业开发没跟上，如今不得不大量引进别人的东西。中国新崛起的生物技术目前在国际上是中等偏上，在亚洲则处于领先位置，但中国的生物工程水平却不及日本。”陈章良深感“技术如果没有开发，躺在实验里就永远是技术。”1992年，他以企业家的智慧，和潘爱华等人在北大未名湖畔成功创建了目前中国最大的生物基因工程制药企业之一——北大未名生物集团公司，开始致力于生物技术的产业化实践，北大未名生物集团公司很快拥有17家子公司；接着又创建中国北大生物城——一个中国未来最大的集科研、开发、生产为一体的现代化生物工程产业基地。他说：“开创中国的生物工程产业是我们这一代生物学者的天职。”
以基因工程、蛋白质工程、细胞工程、发酵工程和酶工程为主体生物工程，被认为是21世纪科学技术的核心。基因农业、基因药物已经给美国带来数百亿美元的销售额。陈章良深知一个好项目，就可以带动中国基因工程产业的发展。α－1b干扰素（赛若金）从研制成功到大规模生产，创造了五个第一：第一个采用中国人基因的生物工程药物；卫生部批准生产的第一个基因工程药物；国家一类新药证书；中国“863”计划生物技术领域第一个实现产业化的项目；第一批国家火炬项目。有一位外国专家曾断言：中国要实现α－1b干扰素的产业化，只能是天方夜谭。然而，科兴生物工程公司的诞生，打破了这一预言。在过去的5年里，科兴人创造了奇迹：从一项技术到成熟的产品——赛若金，1996年的销售额为6000万元，1998年为2亿元，利税增长了近12倍。“赛若金”一跃成为中国干扰素第一品牌，连续3年所占市场份额超过60％。在这一过程中，技术发明人侯云德、投资决策人陈章良和企业成功的领导者潘爱华，他们一起完成了一个中国人的梦想，谱写出了中国基因工程之歌！
1995年，北大未名和美国鼎亚太投资公司合作，出资1.2亿元买下了科兴。当时的科兴由于投资周期长，资金严重不足，4000万元贷款无力偿还……。陈章良说：“在所有已开发成功和正在开发的基因工程产品中，α-1b干扰素最具有独特性和国际先进水平，最能展示我国科学家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科兴的成败，将直接影响中国生物工程产业的发展。从实验室到产业化，是一个巨大的链环，缺一环都可能面临失败。”侯云德院士、陈章良教授、潘爱华博士，三个基因工程领域的杰出人物成就了一个产品，同时也成就了中国的基因工程事业。赛若金，中国基因，它是中国科学家智慧的象征，它像金子一样闪耀着光芒！
陈章良是亚太经合组织（APEC）CEO峰会上惟一做大会演讲的中国学者。他说：“目前，随着世界新经济出现困难，大家都希望有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这就是生物技术产业。”陈章良认为：“这种机会，让中国企业家可以近距离学习世界一流企业家如何管理公司、发展企业甚至着装。我们说争取进入世界500强，实际上，世界500强不是简单的资产相加，而是实力、管理、技术、人才、创新的综合能力。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我们的企业才具备了走向世界一流的基础。”陈章良在开创中国生物工程产业的同时，还为中国的大学发展开拓了一条新路。“随着信息业和高新技术的突飞猛进，21世纪的大学将是更加开放的大学，大学将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科研基地，大学的围墙将会逐渐消失。”陈章良在“财富论坛上海年会”上对与会的跨国企业总裁们如是说。
年轻的产业年轻的心
2000年的一天，当陈章良出现在北京广播学院的讲台上时，没有想到会给这个生产电视明星的学校留下出乎意料的好印象。那是一个大热天，学生们正在翘首期盼。讲台上出现了一个身影，消瘦而年轻的身材，普通的深色Ｔ恤和牛仔裤，踩着厚厚的旅游鞋。他上前去调整了一下话筒的位置，这时候组织者登上讲台，向大家宣布：“这位就是今天为我们讲课的陈章良教授，中国最年轻的副校长。”台下一片哗然。
他是个精力充沛的人，多年来始终保持着拼命工作的风格。在北大未名湖畔那间小小的实验室里，只要不外出，他每天都要工作十几个小时；每晚12点以前，实验室的灯光总是亮着。为了能使自己有个好身体，陈章良每天中午都要参加一个小时的体育活动。“我喜欢打排球，只要在家，北大的排球场上，每天都能见到我。”至今他仍是系教工排球代表队的主攻手。到了周末，他还要去爬山。他说，爬山可以接受大自然的洗礼，让自己的心胸在大自然中变得更加纯净而开阔。陈章良体魄健壮、精力充沛。他在美国10年，从未去过医院；回国10多年，医院也与他无缘。研究自然科学的陈章良，很愿意和社会各界接触。他说：“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自然科学工作者不应与社会隔绝。”
陈章良目前还担任全国青联副主席，国家“863”高技术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代表和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等多项社会职务。“在美国，30多岁的人担任重要职务的多的是，克林顿就是四十几岁当上总统的。在中国，像我这样26岁当了北大副教授，32岁当上了北大生物系主任，34岁又当了北大副校长，41岁出任中国农业大学校长，这在全中国恐怕只有我一个！所以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就比别的年轻人要大得多！”陈章良讲，社会一方面承认你，另一方面又有人嫉妒你。“这是中国固有的传统观念所造成的。这种压力，有时让人感到晚上睡觉都很紧张。”他深深理会到，只有承受住各种压力，才可能站得住脚。“一个人只有生活在一种变化的社会里，生活在一种时刻能够感受到新气象的社会里，你才会觉得生命的活力与价值，才会时刻想到自己对社会要多做贡献。”
现在说“新世纪的大学没有围墙”，一方面是指大学生宽进严出，另一方面是说教授的研究与社会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研究成果更多地转化为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目前，他致力于基因药物和农业生物基因工程技术的研究，这是一项有益于社会、有益于民众的事业。陈章良踌躇满志地说，“知识经济的发展为知识分子进一步发挥自己的特长和潜力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但是科学家要成为成功的企业家，必须具有独到的眼光和市场意识。”他感到：中国的科技事业，如初升的朝阳，生机无限！作为中国新一代留学生群体中的一员，陈章良表示，中国目前制定的鼓励海外留学生回国创业的政策体系已经很完善，只要继续保持稳定的政治环境，保持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作为一个新兴的市场经济国家，中国一定会吸引大批的海外留学人员回国创业。
陈章良曾获得霍英东青年教师奖、“五四”青年奖、国家重点实验室先进工作者“金牛奖”、全国高校先进科技工作者奖、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与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当选为“全国科技先锋”、“中国十大杰出青年”与“世界十大杰出青年”。他领跑中国生物工程产业，他的名字已经是生物工程产业领域的一种标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