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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演建宁事变和中平事变的结果完全不同，是由于士大夫在两次事件中对待中央朝廷的态度不同。董卓入京，袁绍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董卓入京直接导致了朝廷的混乱；袁绍又尽诛宦官，以致皇权愈加式微，是袁绍的策划开启了瓦解东汉政权的序幕。而士大夫心态的转变无疑也是导致东汉政权瓦解的重要原因。
[眼关键]演士大夫，心态转变，建宁事变，中平事变，东汉瓦解
[中图分类号]K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15）08-0015-07
关于汉末局势的演变和东汉的瓦解，学界论述颇丰。传统观点认为造成东汉灭亡的因素或是皇帝的因素，①或是外戚、宦官，②或是黄巾军③等。这些观点无疑都是有道理的，但以往研究都忽视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即士大夫④群体心态的转变对东汉政局走势的影响。⑤本文试图从士大夫心态的角度对汉末政局的演变重新加以论述，不妥之处，望方家指正。
1.建宁事变与中平事变之异同
东汉王朝自第四代汉和帝开始就出现了宦官外戚轮流擅权，直至汉末未曾停止。汉灵帝建宁元年（168年）和中平六年（189年）分别发生了外戚联合士大夫与宦官争夺最高权力的斗争（下文分别简称建宁事变和中平事变）。⑥这两次事件既有很多相似点，也有一些不同之处，直接影响到汉末历史的走向。
相同点：
（1）两次事变中皇帝均为幼童，不能控制朝廷。建宁元年，灵帝十二岁，窦太后临朝，窦武掌权；中平六年，灵帝崩，刘辩继位，年十四岁，何太后临朝，何进秉政。
（2）两次事变均为掌权的外戚与士大夫联合，共同对付宦官。
（3）两次事变中的掌权者外戚窦武、何进俱被宦官诛杀。
（4）两次事变都是士大夫主动联合外戚，谋诛宦官。建宁事变陈蕃等人联系窦武，中平事件袁绍等人联系何进。
不同点：
（1）建宁事变：
事件过程中士大夫稍显被动，几乎没有反抗活动，结果是陈蕃被杀，窦武自杀，侍中刘瑜、屯骑校尉冯述被夷族，虎贲中郎将刘淑、尚书魏朗自杀，议郎巴肃被杀，自公卿以下尝为蕃、武所举者及门生故吏，皆免官禁锢。引发第二次党锢之祸，士大夫群体被禁锢。
（2）中平事变：
事件过程中士大夫更加积极主动，袁术与何进部曲吴匡火烧南宫青琐门，袁绍与其叔父袁隗矫诏诛杀宦官所置司隶校尉、河南尹，卢植执戈于■道窗下，阻止宦官段■，袁绍诛杀宦官二千余人。①
从以上比对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构成这两次事变的诸要素中，其他要素基本相同，唯一不同之处就是士大夫态度的变化，一次较被动，一次较主动。
在中平事变中，何进犹豫不决以致被宦官诛杀，这一点和建宁事变中的窦武是基本相同的，但士大夫的表现却不同，时为虎贲中郎将的袁术与何进属下吴匡共同进攻宫门，袁术竟然火烧南宫青锁门，袁绍与其叔父袁隗矫诏诛杀了被宦官任命的司隶校尉樊陵和河南尹许相，就连卢植也执戈于■道窗下，阻止了宦官段■。
火烧宫门和矫诏诛杀大臣，都是死罪，而士大夫之所以能够这样做，说明党锢之祸教训了他们，他们已经不再像建宁事变时那样愚忠、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士大夫对待皇权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正因为此，才导致了两次事变结局的不同。
2.党锢之祸与士大夫心态的转变
建宁事变窦武、陈蕃被杀后，士大夫阶层遭到族杀、禁锢的残酷打击；而到中平事变，虽然何进被杀，但士大夫却尽诛宦官，并由此开启了东汉瓦解的序幕。
建宁事变发生于168年，而中平事变在189年，中间相距不过21年，难道说世家大族在这有限的21年间势力剧增、突然强大到足以瓦解东汉王朝了吗？事实并非如此，世家大族的强大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②两次事变时世家大族的势力应该是基本相同，按照日本学者狩野直祯的观点，世家大族势力发展到最高峰应该在顺帝时期。那为何士大夫（汉末有很多士大夫就是世家大族）在建宁元年没有凭借其所拥有的势力采用强硬的态度对抗宦官和皇权，选择忍受被族杀、禁锢，而到中平事变中，士大夫才采取了强硬的态度了呢？
两次事变中士大夫的不同态度，不是由于其势力的强弱造成的，而是另有其因。
建宁事变之后，紧接着建宁二年（169年），就发生了东汉后期历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第二次党锢之祸，故司空虞放、太仆杜密、长乐少府李膺、司隶校尉朱寓、颍川太守巴肃、沛相荀翌、河内太守魏朗、山阳太守翟超、任城相刘儒、太尉掾范滂等百余人，皆死狱中，“二十余年，诸所蔓延，皆天下善士”。③第二次党锢之祸使大批士大夫死于非命，仅史料可寻的就有27人，④而《后汉书·党锢列传》记载，“死徙废禁者，六七百人”，同时，还牵连到士大夫的亲属：“又诏州郡更考党人门生故吏父子兄弟，其在位者，免官禁锢，爰及五属。”⑤例如，何夔从父何衡被列为党人，《三国志》注引《魏书》曰：“汉末阉宦用事，夔从父衡为尚书，有直言，由是在党中，诸父兄皆禁锢。”⑥士大夫阶层在大范围内受到了打击和禁锢。林剑鸣先生认为：“当时有气节的知识分子几乎全被摧残殆尽……中国文化也为之凋零。”①
面对艰难的际遇，有士大夫哭泣于路者：
桓帝世，党锢事起，守外黄令陈留张升去官归乡里，道逢友人，共班草而言。升曰：“吾闻赵杀鸣犊，仲尼临河而反。覆巢竭渊，龙凤逝而不至。今宦竖日乱，陷害忠良，贤人君子其去朝乎？夫德之不建，人之无援，将性命之不免，奈何？”因相抱而泣。②
对士大夫的这种境遇，马良怀也有相关论述：
桓、灵之际，政治的腐朽黑暗已走向极点，特别是其间发生的两次“党锢之祸”，对于忠心耿耿、不遗余力地为王朝的兴衰而抗争、努力的士大夫而言，更是无情的抛弃、摧残和蹂躏。……人们普遍地心情茫然、焦躁不安，陷入巨大的悲苦和迷茫中。③
其实士大夫不仅仅是陷入了迷茫，他们更是对忠心为国的思想和行为产生了怀疑。 建宁二年，范滂被抓，临行前谓其子曰：“吾欲使汝为恶，则恶不可为；使汝为善，则我不为恶。”④这无疑是士大夫忠心为国却要遭诛杀时心中悲凉、彷徨的呼叹。在遭屡次打击、残杀后，在有善举而无善终的情况下，士大夫对东汉朝廷的态度逐渐发生了转变。朱熹也认为党锢之祸导致士大夫背弃了汉王朝，他在《答刘子澄书》中说：
近看温公论东汉名节处，觉得有未尽处。但知党锢诸贤趋死不避，为光武明章之烈，而不知建安以后，中州士大夫只知有曹氏，不知有汉室，却是党锢杀戮之祸有以驱之也。⑤
正是因为这种情况，便造成了士大夫在两次事变中完全不同的态度。
建宁事变至中平事变，相距21年，如果说这21年间士大夫阶层在经济上、政治上大肆发展私家势力，从而达到瓦解东汉政权的程度的话，是不客观的。袁安在章帝时就为三公，袁氏从章帝至灵帝四世五公，在建宁事变时，袁氏势力早已强大。那为何在中平六年才发生了士大夫进攻宫廷的事件，而不是在建宁元年？主要是因为在这21年中，士大夫对待东汉朝廷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士大夫开始不再相信皇权的神圣，而是谋求依靠自身力量，以达到特定的目的。这种变化，正是造成何进被杀后士大夫没有像建宁元年那样被禁锢、被屠杀的原因。而建宁事变士大夫之所以没有像中平事变那样对抗朝廷，是与他们传统的品格作风有关的，陈苏镇就认为世家大族有“清廉正直的品格作风，且代代相传”。⑥而这种品格作风，建宁事变后经过党锢之祸对士大夫的残酷打击，至中平之时，则发生巨大转变了。
士大夫态度的转变，袁氏最为典型。袁氏四世五公，但袁绍却有分裂汉室之心。
1.策划董卓入京，造成天下混乱
袁绍和何进结成联盟，始于何进对蹇硕的顾忌，“进素知中官天下所疾，兼忿蹇硕图己，及秉朝政，阴规诛之”。⑦所以，何进想联合袁绍诛杀蹇硕，以巩固自身权力，但他并没有诛杀所有宦官的想法。但袁绍则不然，他所要铲除的是所有的宦官，“绍以为中官亲近至尊，出入号令，今不悉废，后必为患”。⑧所以，何袁联盟的目标在一开始就具有不一致性。
袁绍看到无法利用何进来铲除所有宦官，所以就又想了个办法，“绍等又为画策，多召四方猛将及诸豪杰，使并引兵向京城，以胁太后。进然之”。⑨但何进“纳其言，后更狐疑”，⑩于是，绍惧进变计，乃胁之曰：“交构已成，形势已露，事留变生，将军复欲何待，而不早决之乎？”进于是以绍为司隶校尉，假节，专命击断；从事中郎王允为河南尹。绍使洛阳方略武吏司察宦者，而促董卓等使驰驿上，欲进兵平乐观。太后乃恐，悉罢中常侍小黄门，使还里舍，唯留进素所私人，以守省中。诸常侍小黄门皆诣进谢罪，唯所措置。{11}
中平六年（189年）夏，蹇硕被诛；这年秋，太后悉罢中常侍小黄门。事情至此，何进巩固权力的目的已经达到，针对宦官的活动似乎可以收手了。但何袁联盟，只实现了何进一人的目的，袁绍的目的则还远没有实现。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袁绍就劝何进乘机尽诛宦官，可是何进不允许。“绍又为书告诸州郡，诈宣进意，使捕案中官亲属。”①通过这一措施，何进被“陷”为诛杀宦官的策划者，这就直接影响到他后来的被杀。
先是袁绍为何进“画策”多召四方猛将及诸豪杰，当董卓至渑池时，何进又狐疑，②令种邵宣诏止之；袁绍又借口“交构已成”胁迫何进任命自己为司隶校尉、假节，以策划事变；接着，袁绍“促董卓等使驰驿上，欲进兵平乐观”。可见，董卓的入京，主要策划者是袁绍。
对何进来讲，当最大的威胁蹇硕被杀之后，他掌握了军权，已经完全控制了朝廷，就没有必要再召四方猛将入京了。陈琳劝谏何进时说：
今将军总皇威，握兵要，龙骧虎步，高下在心，此犹鼓洪炉燎毛发耳。夫违经合道，天人所顺，而反委释利器，更征外助。大兵聚会，强者为雄，所谓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只为乱阶。③
陈琳尖锐地指出了召四方猛将入京的隐患，“反委释利器”“授人以柄”“只为乱阶”。假若屠夫出身的何进④无法理解此中的问题，但袁绍必定不会不知。
东汉朝廷在灵帝时就已经不能控制董卓了。中平六年，灵帝召董卓为少府，董卓却借口抵御羌、胡违抗了灵帝的诏书，《后汉书》载：“朝廷不能制，颇以为虑。”⑤灵帝病重之时，玺书命董卓属兵皇甫嵩，任其为并州牧，董卓又违抗圣旨，驻兵河东，以观时变。灵帝的两次诏书董卓都当成了耳旁风，但这一次，“卓得召，即时就道”。⑥显得相当“恭顺”。这样一个难以控制的军阀人物，灵帝以来已成朝廷的忧虑，且这一情况早已是朝廷上下的共识。⑦
这种情况，袁绍不可能不知。他在召董卓之前应该明白这一举动的后果，但他执意为之，其居心叵测。可以说，出身四世五公家族的袁绍，中平事变时，对东汉朝廷的态度已经发生变化了；更进一步讲，在董卓入京之前，袁绍早就有分裂之心了，他建议召四方猛将入京，以造成混乱局势，从而谋求自身势力的发展。公孙瓒上疏斥责袁绍的罪状时说：“招来不轨，疑误社稷，至令丁原焚烧孟津，董卓造为乱始。”⑧何焯认为：“绍劝进召董卓。为谋不臧。汉室破坏而袁宗先受其殃。天下之罪魁也。”⑨
袁绍谋士逢纪曾对袁绍说：
夫举大事，非据一州，无以自立。今冀部强实，而韩馥庸才，可密要公孙瓒将兵南下，馥闻必骇惧。并遣辩士为陈祸福，馥迫于仓卒，必可因据其位。绍然之，益亲纪，即以书与瓒。⑩
可见，袁绍至少在此时（献帝初平二年，公元191年）已经有了“举大事”——推翻汉室以称王之心了。如果袁绍策划董卓入京是为公，而袁绍建议引董卓入京，是在中平六年（189年）的事，前后不过两年，袁绍便有了从“忠于”汉室向分裂汉室的转变？袁绍态度转变怎会如此的迅速？合理的解释是其分裂汉室的想法在189年之前已经有了，即中平事变之前，袁绍已经有异心了。王夫之也认为袁绍“昔之从臾何进以诛宦官，知进之无能为而欲乘之以■汉尔”。{11}
2.尽诛宦官，皇权式微
东汉末年，宦官作为皇权的衍生势力在东汉朝廷中具有相当的权威，袁绍在与何进的对话中提到，在建宁事变中，“五营兵士皆畏服中人”，就连何进“新贵，素敬惮中官”。①宦官势力之所以强大，能够窃持国柄，是因为宦官势力是皇权的延伸，也属于皇权的范畴，宦官是皇权的附属品。没有皇权，就无所谓宦官势力。何兹全先生认为：“宦官是皇帝家奴，有皇帝才有宦官，有皇权才有宦官权。”②“宦官缺乏独立的权力基础，宦官专权只能依赖于专制君权。脱离专制君权而独立的宦官专权，事实上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③ 建宁事变中窦武和宦官对阵，由于士兵畏惧宦官，以致窦武军中的士兵都投奔到宦官那面去了。此事说明在建宁元年，宦官在朝廷中拥有很大权势。那么宦官的权势强大，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皇权的强大。反过来说，中平事变中宦官势力彻底被诛杀，也就是皇权的重大削弱。“绍遂闭北宫门，勒兵捕宦者，无少长皆杀之”。④宦官的全部被诛杀，皇权也就被削弱了。当外戚、宦官全部被诛杀，皇帝还年幼无法实际控制朝廷的时候，中央朝廷就出现了权力的真空。毛汉光认为：
袁绍尽杀宦官，董卓入京，结束了多年来纠缠不清的统治阶层间权力斗争，也瓦解了中央统御地方的体系。⑤
所以说，宦官被全部诛杀的最严重的后果是中央丧失了控制朝廷乃至全国的权威。
中平事变中，袁绍先是策划董卓入京，然后又诛杀了全部的宦官，这造成了两个后果：其一是何进被杀和宦官的尽诛，控制皇权的两大势力瞬间消失，东汉最高权力出现真空，皇权式微；其二是董卓入京，造成朝廷混乱，为袁绍独树旗帜创造借口，以袁绍为盟主的东部势力迅速成立：
是时豪杰既多附绍，且感其家祸，人思为报，州郡蜂起，莫不以袁氏为名。⑥
这两个后果是袁绍创建袁氏天下极为有利的条件。要不是曹操逐渐强大，否则袁绍就会在他自己一手创造的条件下实现其代汉自立的美梦。⑦
董卓专权，杀掉在京的袁氏：
是时豪杰既多附绍，且感其家祸，人思为报，州郡蜂起，莫不以袁氏为名。……馥于是方听绍举兵。乃谋于众曰：“助袁氏乎？助董氏乎？”治中刘惠勃然曰：“兴兵为国，安问袁、董？”⑧
面对天下崩乱的局面，冀州牧韩馥想到的却是袁氏、董氏，而没有刘氏，由此可见，作为地方州牧的士大夫对待中央朝廷的态度发生了巨大转变：
董卓死，李、郭乱，袁绍擅河北而忘帝室，袁术窃，刘表僭，献帝莫能驭，而后曹操之篡志生。⑨
中平事变以后，控制地方州郡的士大夫主要有幽州的公孙瓒、冀州的袁绍、兖州的曹操、荆州的刘表、益州的刘焉、扬州的袁术。他们对中央朝廷的态度已经有巨大的转变。
公孙瓒世为二千石，且学于卢植。但他后来盘踞幽州，成为一股分裂势力。
公孙度、公孙康父子割据辽东。“初平元年，度知中国扰攘，语所亲吏柳毅、阳仪等曰：‘汉祚将绝，当与诸卿图王耳。’”⑩中平事变后，公孙度公开分裂汉室，并打出“与诸卿图王”的口号。
“八顾”之一的刘表，盘踞荆州。初平元年（190年），刘表“遂理兵襄阳，以观时变”。{11}及袁绍和曹操相距官渡，“绍遣人求助，表许之，不至，亦不援曹操，且欲观天下之变”。刘表从事中郎将韩嵩、蒯越等劝刘表归附曹操，刘表狐疑，令韩嵩去许打探曹操虚实。韩嵩怕至许被献帝授以官职，成为皇帝大臣，而又为刘表之故吏，回来不好处理与刘表的关系。刘表强令其使许，果被授以侍中、零陵太守，“及还，盛称朝廷曹操之德，劝遣子入待。表大怒，以为怀贰，陈兵诟嵩，将斩之”。①韩嵩虽然从曹操处归来，但却是天子大臣，是献帝之侍中，汉朝之零陵太守，刘表却以为其“怀贰”，欲杀韩嵩，这显然是将汉朝与自己当做两个对立的政权来看待的。可见作为“八顾”之一的刘表其分裂态度也是很明显的。
兴平二年（195年），袁术“大会群下，因谓曰：‘今海内鼎沸，刘氏微弱。吾家四世公辅，百姓所归，欲应天顺民，于诸君何如？’”②图谋代汉。建安二年，袁术称帝于寿春，“因河内张炯符命，遂果僭号，自称‘仲家’。以九江太守为淮南尹，置公卿百官，郊祀天地。”③作为四世五公的袁氏，终于走上了从背叛汉室到自立为帝的道路。唐长孺先生就认为：
大姓名士曾经是何进依靠的政治力量，也曾是董卓依靠的政治力量，而藉讨伐董卓之名，乘机割据的又正是他们。④
钱穆先生认为：
汉末割据的枭雄，实际上即是东汉末年之名士。⑤
除了这些控制地方的士大夫，还有一些士大夫则跟随在这些地方州牧身边，为其出谋划策。这些士大夫对待东汉朝廷的态度也发生了巨大转变。
刘焉为益州牧之后，董扶及太仓令赵韪皆弃官，随焉入蜀。他们竟然放弃了朝廷的官职而跟随刘焉去了地方，由此可见士大夫态度转变之一斑。如颍川辛评、郭图、广平沮授、魏郡审配、巨鹿田丰、逄纪、南阳荀谌等聚集在袁绍周围，为袁绍策划。
再如郭嘉。荀■向曹操推荐了郭嘉，“召见，论天下事。太祖曰：‘使孤成大业者，必此人也。’嘉出，亦喜曰：‘真吾主也。’”⑥郭嘉曾辟司徒府，汉末大乱之后，他放弃中央，开始寻求割据者。先是去找袁绍，见袁绍不足以成事；就又在荀■的举荐下到曹操营中。他见完曹操后很高兴：“真吾主也”，以曹操为主人，而将辗转不定的献帝抛于九霄之外，这充分体现出士大夫态度转变的现象。跟随曹操的还有陈群、何夔、华歆、杜畿、毛■等一大批人，不再赘述。
其他士大夫还有陈宫、高顺跟随吕布，吕布败，不降曹操而被杀。贾诩跟随张绣。鲁肃、周瑜、张昭等跟随孙策：
袁术以周瑜为居巢长，以临淮鲁肃为东城长。瑜、肃知术终无所成，皆弃官渡江从孙策。⑦
汝南吕范跟随孙策去江东，“今舍本土而托将军者，非为妻子也，欲济世务”。⑧鲁肃、周瑜、吕范更是渡江去了东吴。诸葛亮跟随刘备，欲成霸业。跟随刘备的还有庞统、费■等人。蒯良、蒯越辅佐刘表。刘表初平元年为荆州刺史，利用南郡名士蒯良、蒯越，镇抚郡县，徙治襄阳，刘表始据荆州。
这些士大夫有个共同特点，即忠于所从割据势力，对汉朝廷态度冷漠。汉末士大夫对待东汉朝廷的这种态度与党锢名士相比可谓是天壤之别，党锢名士为了汉室不畏权贵，不惜牺牲生命，而中平事变之后士大夫的眼中则只有割据者而无汉政权。田畴对公孙瓒说：“汉室衰颓，人怀异心，唯刘公不失忠节。”⑨田畴虽赞扬幽州牧刘虞的忠心，但不能掩盖“人怀异心”这样一个普遍的现实。
党锢之祸后，士大夫对待东汉朝廷的态度发生转变，士大夫或为郡守州牧，控制地方政权；或为谋士，辅佐一方霸主，谋求自身发展。但无论哪种形式，都在客观上造成了东汉政权的瓦解。东晋次就认为：
后汉王朝为什么灭亡，至今的说明都不很充分。一般而言，构成国家的所有成员对于国家的归属意识及忠臣意识的淡化或消失，是一个国家走向灭亡的诸多要素中最为重要的因素。⑩
到建安元年（196年），公孙度占据辽东，公孙瓒占据幽州，袁绍占据冀州、青州和并州，曹操占据兖州，袁术先占据南阳后占据扬州，陶谦、刘备、吕布先后占据徐州，孙策占据江东，刘表占据荆州，刘焉占据益州，马腾、韩遂占据凉州，“名豪大侠，富室强族，飘扬云会，万里相赴”，①拉开了东汉政权内部势力分裂东汉政权的序幕。诚如余英时先生所言：
此一藉着士族大姓的辅助而建立起来的政权，最后还是因为与士大夫阶层之间失去了协调而归于灭亡。②
综上所述，导致建宁事变和中平事变结果完全不同的原因，是中平事变时士大夫对待东汉朝廷的态度已经发生转变。董卓入京袁绍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董卓入京直接导致了朝廷的混乱；中平事变中袁绍尽诛宦官，从而削弱了皇权，以致东汉朝廷无力统御地方，所以是袁绍的策划导致了东汉皇权的式微，也是他的策划开启了瓦解东汉政权的序幕。士大夫在中平事变之后对待东汉朝廷的态度发生了巨大转变，他们或割据地方，或辅佐割据者，在客观上造成了东汉政权的瓦解。所以，士大夫心态的转变是导致东汉政权瓦解的主要原因之一。
【作者简介】张继刚，男，1982年生，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秦汉史。
【责任编辑：全骜颉】
[眼关键]演士大夫，心态转变，建宁事变，中平事变，东汉瓦解
[中图分类号]K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15）08-0015-07
关于汉末局势的演变和东汉的瓦解，学界论述颇丰。传统观点认为造成东汉灭亡的因素或是皇帝的因素，①或是外戚、宦官，②或是黄巾军③等。这些观点无疑都是有道理的，但以往研究都忽视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即士大夫④群体心态的转变对东汉政局走势的影响。⑤本文试图从士大夫心态的角度对汉末政局的演变重新加以论述，不妥之处，望方家指正。
1.建宁事变与中平事变之异同
东汉王朝自第四代汉和帝开始就出现了宦官外戚轮流擅权，直至汉末未曾停止。汉灵帝建宁元年（168年）和中平六年（189年）分别发生了外戚联合士大夫与宦官争夺最高权力的斗争（下文分别简称建宁事变和中平事变）。⑥这两次事件既有很多相似点，也有一些不同之处，直接影响到汉末历史的走向。
相同点：
（1）两次事变中皇帝均为幼童，不能控制朝廷。建宁元年，灵帝十二岁，窦太后临朝，窦武掌权；中平六年，灵帝崩，刘辩继位，年十四岁，何太后临朝，何进秉政。
（2）两次事变均为掌权的外戚与士大夫联合，共同对付宦官。
（3）两次事变中的掌权者外戚窦武、何进俱被宦官诛杀。
（4）两次事变都是士大夫主动联合外戚，谋诛宦官。建宁事变陈蕃等人联系窦武，中平事件袁绍等人联系何进。
不同点：
（1）建宁事变：
事件过程中士大夫稍显被动，几乎没有反抗活动，结果是陈蕃被杀，窦武自杀，侍中刘瑜、屯骑校尉冯述被夷族，虎贲中郎将刘淑、尚书魏朗自杀，议郎巴肃被杀，自公卿以下尝为蕃、武所举者及门生故吏，皆免官禁锢。引发第二次党锢之祸，士大夫群体被禁锢。
（2）中平事变：
事件过程中士大夫更加积极主动，袁术与何进部曲吴匡火烧南宫青琐门，袁绍与其叔父袁隗矫诏诛杀宦官所置司隶校尉、河南尹，卢植执戈于■道窗下，阻止宦官段■，袁绍诛杀宦官二千余人。①
从以上比对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构成这两次事变的诸要素中，其他要素基本相同，唯一不同之处就是士大夫态度的变化，一次较被动，一次较主动。
在中平事变中，何进犹豫不决以致被宦官诛杀，这一点和建宁事变中的窦武是基本相同的，但士大夫的表现却不同，时为虎贲中郎将的袁术与何进属下吴匡共同进攻宫门，袁术竟然火烧南宫青锁门，袁绍与其叔父袁隗矫诏诛杀了被宦官任命的司隶校尉樊陵和河南尹许相，就连卢植也执戈于■道窗下，阻止了宦官段■。
火烧宫门和矫诏诛杀大臣，都是死罪，而士大夫之所以能够这样做，说明党锢之祸教训了他们，他们已经不再像建宁事变时那样愚忠、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士大夫对待皇权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正因为此，才导致了两次事变结局的不同。
2.党锢之祸与士大夫心态的转变
建宁事变窦武、陈蕃被杀后，士大夫阶层遭到族杀、禁锢的残酷打击；而到中平事变，虽然何进被杀，但士大夫却尽诛宦官，并由此开启了东汉瓦解的序幕。
建宁事变发生于168年，而中平事变在189年，中间相距不过21年，难道说世家大族在这有限的21年间势力剧增、突然强大到足以瓦解东汉王朝了吗？事实并非如此，世家大族的强大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②两次事变时世家大族的势力应该是基本相同，按照日本学者狩野直祯的观点，世家大族势力发展到最高峰应该在顺帝时期。那为何士大夫（汉末有很多士大夫就是世家大族）在建宁元年没有凭借其所拥有的势力采用强硬的态度对抗宦官和皇权，选择忍受被族杀、禁锢，而到中平事变中，士大夫才采取了强硬的态度了呢？
两次事变中士大夫的不同态度，不是由于其势力的强弱造成的，而是另有其因。
建宁事变之后，紧接着建宁二年（169年），就发生了东汉后期历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第二次党锢之祸，故司空虞放、太仆杜密、长乐少府李膺、司隶校尉朱寓、颍川太守巴肃、沛相荀翌、河内太守魏朗、山阳太守翟超、任城相刘儒、太尉掾范滂等百余人，皆死狱中，“二十余年，诸所蔓延，皆天下善士”。③第二次党锢之祸使大批士大夫死于非命，仅史料可寻的就有27人，④而《后汉书·党锢列传》记载，“死徙废禁者，六七百人”，同时，还牵连到士大夫的亲属：“又诏州郡更考党人门生故吏父子兄弟，其在位者，免官禁锢，爰及五属。”⑤例如，何夔从父何衡被列为党人，《三国志》注引《魏书》曰：“汉末阉宦用事，夔从父衡为尚书，有直言，由是在党中，诸父兄皆禁锢。”⑥士大夫阶层在大范围内受到了打击和禁锢。林剑鸣先生认为：“当时有气节的知识分子几乎全被摧残殆尽……中国文化也为之凋零。”①
面对艰难的际遇，有士大夫哭泣于路者：
桓帝世，党锢事起，守外黄令陈留张升去官归乡里，道逢友人，共班草而言。升曰：“吾闻赵杀鸣犊，仲尼临河而反。覆巢竭渊，龙凤逝而不至。今宦竖日乱，陷害忠良，贤人君子其去朝乎？夫德之不建，人之无援，将性命之不免，奈何？”因相抱而泣。②
对士大夫的这种境遇，马良怀也有相关论述：
桓、灵之际，政治的腐朽黑暗已走向极点，特别是其间发生的两次“党锢之祸”，对于忠心耿耿、不遗余力地为王朝的兴衰而抗争、努力的士大夫而言，更是无情的抛弃、摧残和蹂躏。……人们普遍地心情茫然、焦躁不安，陷入巨大的悲苦和迷茫中。③
其实士大夫不仅仅是陷入了迷茫，他们更是对忠心为国的思想和行为产生了怀疑。 建宁二年，范滂被抓，临行前谓其子曰：“吾欲使汝为恶，则恶不可为；使汝为善，则我不为恶。”④这无疑是士大夫忠心为国却要遭诛杀时心中悲凉、彷徨的呼叹。在遭屡次打击、残杀后，在有善举而无善终的情况下，士大夫对东汉朝廷的态度逐渐发生了转变。朱熹也认为党锢之祸导致士大夫背弃了汉王朝，他在《答刘子澄书》中说：
近看温公论东汉名节处，觉得有未尽处。但知党锢诸贤趋死不避，为光武明章之烈，而不知建安以后，中州士大夫只知有曹氏，不知有汉室，却是党锢杀戮之祸有以驱之也。⑤
正是因为这种情况，便造成了士大夫在两次事变中完全不同的态度。
建宁事变至中平事变，相距21年，如果说这21年间士大夫阶层在经济上、政治上大肆发展私家势力，从而达到瓦解东汉政权的程度的话，是不客观的。袁安在章帝时就为三公，袁氏从章帝至灵帝四世五公，在建宁事变时，袁氏势力早已强大。那为何在中平六年才发生了士大夫进攻宫廷的事件，而不是在建宁元年？主要是因为在这21年中，士大夫对待东汉朝廷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士大夫开始不再相信皇权的神圣，而是谋求依靠自身力量，以达到特定的目的。这种变化，正是造成何进被杀后士大夫没有像建宁元年那样被禁锢、被屠杀的原因。而建宁事变士大夫之所以没有像中平事变那样对抗朝廷，是与他们传统的品格作风有关的，陈苏镇就认为世家大族有“清廉正直的品格作风，且代代相传”。⑥而这种品格作风，建宁事变后经过党锢之祸对士大夫的残酷打击，至中平之时，则发生巨大转变了。
士大夫态度的转变，袁氏最为典型。袁氏四世五公，但袁绍却有分裂汉室之心。
1.策划董卓入京，造成天下混乱
袁绍和何进结成联盟，始于何进对蹇硕的顾忌，“进素知中官天下所疾，兼忿蹇硕图己，及秉朝政，阴规诛之”。⑦所以，何进想联合袁绍诛杀蹇硕，以巩固自身权力，但他并没有诛杀所有宦官的想法。但袁绍则不然，他所要铲除的是所有的宦官，“绍以为中官亲近至尊，出入号令，今不悉废，后必为患”。⑧所以，何袁联盟的目标在一开始就具有不一致性。
袁绍看到无法利用何进来铲除所有宦官，所以就又想了个办法，“绍等又为画策，多召四方猛将及诸豪杰，使并引兵向京城，以胁太后。进然之”。⑨但何进“纳其言，后更狐疑”，⑩于是，绍惧进变计，乃胁之曰：“交构已成，形势已露，事留变生，将军复欲何待，而不早决之乎？”进于是以绍为司隶校尉，假节，专命击断；从事中郎王允为河南尹。绍使洛阳方略武吏司察宦者，而促董卓等使驰驿上，欲进兵平乐观。太后乃恐，悉罢中常侍小黄门，使还里舍，唯留进素所私人，以守省中。诸常侍小黄门皆诣进谢罪，唯所措置。{11}
中平六年（189年）夏，蹇硕被诛；这年秋，太后悉罢中常侍小黄门。事情至此，何进巩固权力的目的已经达到，针对宦官的活动似乎可以收手了。但何袁联盟，只实现了何进一人的目的，袁绍的目的则还远没有实现。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袁绍就劝何进乘机尽诛宦官，可是何进不允许。“绍又为书告诸州郡，诈宣进意，使捕案中官亲属。”①通过这一措施，何进被“陷”为诛杀宦官的策划者，这就直接影响到他后来的被杀。
先是袁绍为何进“画策”多召四方猛将及诸豪杰，当董卓至渑池时，何进又狐疑，②令种邵宣诏止之；袁绍又借口“交构已成”胁迫何进任命自己为司隶校尉、假节，以策划事变；接着，袁绍“促董卓等使驰驿上，欲进兵平乐观”。可见，董卓的入京，主要策划者是袁绍。
对何进来讲，当最大的威胁蹇硕被杀之后，他掌握了军权，已经完全控制了朝廷，就没有必要再召四方猛将入京了。陈琳劝谏何进时说：
今将军总皇威，握兵要，龙骧虎步，高下在心，此犹鼓洪炉燎毛发耳。夫违经合道，天人所顺，而反委释利器，更征外助。大兵聚会，强者为雄，所谓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只为乱阶。③
陈琳尖锐地指出了召四方猛将入京的隐患，“反委释利器”“授人以柄”“只为乱阶”。假若屠夫出身的何进④无法理解此中的问题，但袁绍必定不会不知。
东汉朝廷在灵帝时就已经不能控制董卓了。中平六年，灵帝召董卓为少府，董卓却借口抵御羌、胡违抗了灵帝的诏书，《后汉书》载：“朝廷不能制，颇以为虑。”⑤灵帝病重之时，玺书命董卓属兵皇甫嵩，任其为并州牧，董卓又违抗圣旨，驻兵河东，以观时变。灵帝的两次诏书董卓都当成了耳旁风，但这一次，“卓得召，即时就道”。⑥显得相当“恭顺”。这样一个难以控制的军阀人物，灵帝以来已成朝廷的忧虑，且这一情况早已是朝廷上下的共识。⑦
这种情况，袁绍不可能不知。他在召董卓之前应该明白这一举动的后果，但他执意为之，其居心叵测。可以说，出身四世五公家族的袁绍，中平事变时，对东汉朝廷的态度已经发生变化了；更进一步讲，在董卓入京之前，袁绍早就有分裂之心了，他建议召四方猛将入京，以造成混乱局势，从而谋求自身势力的发展。公孙瓒上疏斥责袁绍的罪状时说：“招来不轨，疑误社稷，至令丁原焚烧孟津，董卓造为乱始。”⑧何焯认为：“绍劝进召董卓。为谋不臧。汉室破坏而袁宗先受其殃。天下之罪魁也。”⑨
袁绍谋士逢纪曾对袁绍说：
夫举大事，非据一州，无以自立。今冀部强实，而韩馥庸才，可密要公孙瓒将兵南下，馥闻必骇惧。并遣辩士为陈祸福，馥迫于仓卒，必可因据其位。绍然之，益亲纪，即以书与瓒。⑩
可见，袁绍至少在此时（献帝初平二年，公元191年）已经有了“举大事”——推翻汉室以称王之心了。如果袁绍策划董卓入京是为公，而袁绍建议引董卓入京，是在中平六年（189年）的事，前后不过两年，袁绍便有了从“忠于”汉室向分裂汉室的转变？袁绍态度转变怎会如此的迅速？合理的解释是其分裂汉室的想法在189年之前已经有了，即中平事变之前，袁绍已经有异心了。王夫之也认为袁绍“昔之从臾何进以诛宦官，知进之无能为而欲乘之以■汉尔”。{11}
2.尽诛宦官，皇权式微
东汉末年，宦官作为皇权的衍生势力在东汉朝廷中具有相当的权威，袁绍在与何进的对话中提到，在建宁事变中，“五营兵士皆畏服中人”，就连何进“新贵，素敬惮中官”。①宦官势力之所以强大，能够窃持国柄，是因为宦官势力是皇权的延伸，也属于皇权的范畴，宦官是皇权的附属品。没有皇权，就无所谓宦官势力。何兹全先生认为：“宦官是皇帝家奴，有皇帝才有宦官，有皇权才有宦官权。”②“宦官缺乏独立的权力基础，宦官专权只能依赖于专制君权。脱离专制君权而独立的宦官专权，事实上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③ 建宁事变中窦武和宦官对阵，由于士兵畏惧宦官，以致窦武军中的士兵都投奔到宦官那面去了。此事说明在建宁元年，宦官在朝廷中拥有很大权势。那么宦官的权势强大，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皇权的强大。反过来说，中平事变中宦官势力彻底被诛杀，也就是皇权的重大削弱。“绍遂闭北宫门，勒兵捕宦者，无少长皆杀之”。④宦官的全部被诛杀，皇权也就被削弱了。当外戚、宦官全部被诛杀，皇帝还年幼无法实际控制朝廷的时候，中央朝廷就出现了权力的真空。毛汉光认为：
袁绍尽杀宦官，董卓入京，结束了多年来纠缠不清的统治阶层间权力斗争，也瓦解了中央统御地方的体系。⑤
所以说，宦官被全部诛杀的最严重的后果是中央丧失了控制朝廷乃至全国的权威。
中平事变中，袁绍先是策划董卓入京，然后又诛杀了全部的宦官，这造成了两个后果：其一是何进被杀和宦官的尽诛，控制皇权的两大势力瞬间消失，东汉最高权力出现真空，皇权式微；其二是董卓入京，造成朝廷混乱，为袁绍独树旗帜创造借口，以袁绍为盟主的东部势力迅速成立：
是时豪杰既多附绍，且感其家祸，人思为报，州郡蜂起，莫不以袁氏为名。⑥
这两个后果是袁绍创建袁氏天下极为有利的条件。要不是曹操逐渐强大，否则袁绍就会在他自己一手创造的条件下实现其代汉自立的美梦。⑦
董卓专权，杀掉在京的袁氏：
是时豪杰既多附绍，且感其家祸，人思为报，州郡蜂起，莫不以袁氏为名。……馥于是方听绍举兵。乃谋于众曰：“助袁氏乎？助董氏乎？”治中刘惠勃然曰：“兴兵为国，安问袁、董？”⑧
面对天下崩乱的局面，冀州牧韩馥想到的却是袁氏、董氏，而没有刘氏，由此可见，作为地方州牧的士大夫对待中央朝廷的态度发生了巨大转变：
董卓死，李、郭乱，袁绍擅河北而忘帝室，袁术窃，刘表僭，献帝莫能驭，而后曹操之篡志生。⑨
中平事变以后，控制地方州郡的士大夫主要有幽州的公孙瓒、冀州的袁绍、兖州的曹操、荆州的刘表、益州的刘焉、扬州的袁术。他们对中央朝廷的态度已经有巨大的转变。
公孙瓒世为二千石，且学于卢植。但他后来盘踞幽州，成为一股分裂势力。
公孙度、公孙康父子割据辽东。“初平元年，度知中国扰攘，语所亲吏柳毅、阳仪等曰：‘汉祚将绝，当与诸卿图王耳。’”⑩中平事变后，公孙度公开分裂汉室，并打出“与诸卿图王”的口号。
“八顾”之一的刘表，盘踞荆州。初平元年（190年），刘表“遂理兵襄阳，以观时变”。{11}及袁绍和曹操相距官渡，“绍遣人求助，表许之，不至，亦不援曹操，且欲观天下之变”。刘表从事中郎将韩嵩、蒯越等劝刘表归附曹操，刘表狐疑，令韩嵩去许打探曹操虚实。韩嵩怕至许被献帝授以官职，成为皇帝大臣，而又为刘表之故吏，回来不好处理与刘表的关系。刘表强令其使许，果被授以侍中、零陵太守，“及还，盛称朝廷曹操之德，劝遣子入待。表大怒，以为怀贰，陈兵诟嵩，将斩之”。①韩嵩虽然从曹操处归来，但却是天子大臣，是献帝之侍中，汉朝之零陵太守，刘表却以为其“怀贰”，欲杀韩嵩，这显然是将汉朝与自己当做两个对立的政权来看待的。可见作为“八顾”之一的刘表其分裂态度也是很明显的。
兴平二年（195年），袁术“大会群下，因谓曰：‘今海内鼎沸，刘氏微弱。吾家四世公辅，百姓所归，欲应天顺民，于诸君何如？’”②图谋代汉。建安二年，袁术称帝于寿春，“因河内张炯符命，遂果僭号，自称‘仲家’。以九江太守为淮南尹，置公卿百官，郊祀天地。”③作为四世五公的袁氏，终于走上了从背叛汉室到自立为帝的道路。唐长孺先生就认为：
大姓名士曾经是何进依靠的政治力量，也曾是董卓依靠的政治力量，而藉讨伐董卓之名，乘机割据的又正是他们。④
钱穆先生认为：
汉末割据的枭雄，实际上即是东汉末年之名士。⑤
除了这些控制地方的士大夫，还有一些士大夫则跟随在这些地方州牧身边，为其出谋划策。这些士大夫对待东汉朝廷的态度也发生了巨大转变。
刘焉为益州牧之后，董扶及太仓令赵韪皆弃官，随焉入蜀。他们竟然放弃了朝廷的官职而跟随刘焉去了地方，由此可见士大夫态度转变之一斑。如颍川辛评、郭图、广平沮授、魏郡审配、巨鹿田丰、逄纪、南阳荀谌等聚集在袁绍周围，为袁绍策划。
再如郭嘉。荀■向曹操推荐了郭嘉，“召见，论天下事。太祖曰：‘使孤成大业者，必此人也。’嘉出，亦喜曰：‘真吾主也。’”⑥郭嘉曾辟司徒府，汉末大乱之后，他放弃中央，开始寻求割据者。先是去找袁绍，见袁绍不足以成事；就又在荀■的举荐下到曹操营中。他见完曹操后很高兴：“真吾主也”，以曹操为主人，而将辗转不定的献帝抛于九霄之外，这充分体现出士大夫态度转变的现象。跟随曹操的还有陈群、何夔、华歆、杜畿、毛■等一大批人，不再赘述。
其他士大夫还有陈宫、高顺跟随吕布，吕布败，不降曹操而被杀。贾诩跟随张绣。鲁肃、周瑜、张昭等跟随孙策：
袁术以周瑜为居巢长，以临淮鲁肃为东城长。瑜、肃知术终无所成，皆弃官渡江从孙策。⑦
汝南吕范跟随孙策去江东，“今舍本土而托将军者，非为妻子也，欲济世务”。⑧鲁肃、周瑜、吕范更是渡江去了东吴。诸葛亮跟随刘备，欲成霸业。跟随刘备的还有庞统、费■等人。蒯良、蒯越辅佐刘表。刘表初平元年为荆州刺史，利用南郡名士蒯良、蒯越，镇抚郡县，徙治襄阳，刘表始据荆州。
这些士大夫有个共同特点，即忠于所从割据势力，对汉朝廷态度冷漠。汉末士大夫对待东汉朝廷的这种态度与党锢名士相比可谓是天壤之别，党锢名士为了汉室不畏权贵，不惜牺牲生命，而中平事变之后士大夫的眼中则只有割据者而无汉政权。田畴对公孙瓒说：“汉室衰颓，人怀异心，唯刘公不失忠节。”⑨田畴虽赞扬幽州牧刘虞的忠心，但不能掩盖“人怀异心”这样一个普遍的现实。
党锢之祸后，士大夫对待东汉朝廷的态度发生转变，士大夫或为郡守州牧，控制地方政权；或为谋士，辅佐一方霸主，谋求自身发展。但无论哪种形式，都在客观上造成了东汉政权的瓦解。东晋次就认为：
后汉王朝为什么灭亡，至今的说明都不很充分。一般而言，构成国家的所有成员对于国家的归属意识及忠臣意识的淡化或消失，是一个国家走向灭亡的诸多要素中最为重要的因素。⑩
到建安元年（196年），公孙度占据辽东，公孙瓒占据幽州，袁绍占据冀州、青州和并州，曹操占据兖州，袁术先占据南阳后占据扬州，陶谦、刘备、吕布先后占据徐州，孙策占据江东，刘表占据荆州，刘焉占据益州，马腾、韩遂占据凉州，“名豪大侠，富室强族，飘扬云会，万里相赴”，①拉开了东汉政权内部势力分裂东汉政权的序幕。诚如余英时先生所言：
此一藉着士族大姓的辅助而建立起来的政权，最后还是因为与士大夫阶层之间失去了协调而归于灭亡。②
综上所述，导致建宁事变和中平事变结果完全不同的原因，是中平事变时士大夫对待东汉朝廷的态度已经发生转变。董卓入京袁绍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董卓入京直接导致了朝廷的混乱；中平事变中袁绍尽诛宦官，从而削弱了皇权，以致东汉朝廷无力统御地方，所以是袁绍的策划导致了东汉皇权的式微，也是他的策划开启了瓦解东汉政权的序幕。士大夫在中平事变之后对待东汉朝廷的态度发生了巨大转变，他们或割据地方，或辅佐割据者，在客观上造成了东汉政权的瓦解。所以，士大夫心态的转变是导致东汉政权瓦解的主要原因之一。
【作者简介】张继刚，男，1982年生，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秦汉史。
【责任编辑：全骜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