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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沦陷区里的家国情怀】
岁聿云暮，又该到了“盘点”的时候。回想我七十多年来在小学、中学、大学几个阶段求学的历程，雪泥鸿爪，依然在目。不同时期教育体制和做法的变化，颇有值得思考的地方。
上世纪40年代初，我开始上小学。那时，广州己成沦陷区，小学由汪伪政权管治，但课程和教学内容，依然沿用国民政府制定的那一套。民国初年，私塾多改为小学，学制则参考欧美的模式，对此，汪伪政权也继续采用，只是从三年级开始，每周要上四节日语课。让孩子们从日语的平假名、片假名学起，企图让学生具有亲日的情结，但收效甚微。我们咿咿呀呀地念诵，除了把日语的一些词汇，顽皮地以谐音的方法，译成可笑的粤语以外，其它的全都忘得一干二净。
我记得，当时小学的课程，主要是语文和算术两科，并且有音乐、体育和手工课。关于算术课，低年级教的是加、减、乘、除，高年级教的是四则运算题，一点也不艰深。至于各个年级的语文课，也还是沿用国民政府制定的内容，多是选取《古文观止》和“五四”以来新文学作品中的一些名篇，如《喜雨亭记》《滕王阁序》以及徐志摩的《再别康桥》、鲁迅的《秋夜》等。老师只要求我们背熟课文，并没有多少讲解。那时，语文课还包括“习字”，低年级从描红到描“九方格”，高年则选用“字贴”，大家一般采用欧阳询书写的《九成宫醴泉铭》临摹。至于所谓“手工”，就是让小学生自制玩具，例如制作纸汽车、纸战舰和木刻、竹刻等等。那半是游戏，半是教学。
小时候，我最喜欢上的是音乐课。当然，在沦陷区，老师不能教我们唱抗日歌曲，但会教我们学识简谱，孩子们在私下里可以自学自唱。上课时，老师教我们唱的多是欧美名曲，例如《路上一株红玫瑰》友谊天长地久》之类的英文歌。我所在的“伪十九小学”，老师除了教我们唱古曲《满江红》“怒发冲冠”）外，还常把欧美名曲的曲调配上唐诗，像李颀的《古从军行》，卢纶的《塞下曲》等有关抗击外族的诗篇。这些教师自编的“作品”，似乎不伦不类，而实在大有深意，日本人听不懂，无法干预。而老师在教小孩子唱歌的同时，曲折地给我们灌输爱国主义思想。
当然，在沦陷区里，也有为虎作伥的汉奸，而由于种种原因不得不留在沦陷区里生活的知识分子，虽然继续教职，但并不甘做“顺民”，往往注意把传统儒家思想渗入儿童的心灵里。在假期里，老师们还引导我们看《岳飞传》《杨家将》等小说。因此，即使汪伪政权强迫小学生学习日语，而我们见到鬼子兵，都在暗地里吐口水，撇嘴巴，骂他们是“萝卜头”。
我们最感兴趣的，是每隔一周便要上一次的“修身课”。上课时，我们在大厅里一排排地坐着，教师则在书桌上竖起一个木匣子，匣的一面对着观众打开；匣的两侧打通，中间放着一张张连环图，内容多是《三字经》里的故事，例如“孔融让梨”等。老师打开匣，对应画面上的人物讲故事。每讲一段，便从匣侧拉去一张画，露出下一张，继续讲述。这种类似“拉洋片”的教学方式，大受小学生的欢迎。那时，小孩子哪里有玩手机、玩游戏机的福分，但老师通过看图讲故事的办法，让原来企图“毒化”孩子的“修身课”，成为儒家思想通俗的教育课。
在小学，下午的时间一般只是上音乐课、体育课和手工课，作业也很少，孩子们有充分的休息和游戲时间。可以说，根据儿童心理生理的特点出发安排教学，是当时小学教育的方式。就引导儿童的品行和思想情操而言，日本帝国主义者未尝不想把孩子培养成亲日派。但是刺刀的统治，毕竟无法改变大部分教师的家国情怀。
寓教于乐，让儿童从小接受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熏陶，那么，即使在恶劣的环境中，也能让儿童健康成长。
【教师创新教学方法很重要】
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我考进了广州市南海中学。那时候，国民政府的大小官员大发“国难财”，忙于“劫收”日伪遗产，哪里顾得上研究教育问题？不久后，内战开始，南京政府风雨飘摇，除严防师生接受进步思想外，其它则无所作为。
在广州，公立中学只有两三所，除“市一中”“市二中”外，多为私立学校。各学校办学，各施各法。招生时，有男女生兼招的，有只招男生的，有专招女生的；在学制上，有些中学一年中还可招收春、秋两季的学生。有些人，办的是“学店”；有些人，则以开发民智振兴教育为己任，确实在认真办学。总之，林林总总，不一而足。这一来，倒使各校容易办出各自的特色。
我就读的中学，是由南海县乡绅们捐资创办的。早在1936年，它就被当时的教育部定为“全国八大模范中学”之一。抗战胜利后，由曾镜涵先生任校长。曾校长毕业于香港大学文科，后又取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文科硕士学位。在办学上，他尤其重视文科的建设。因此，当年广州人多认为“国文、英语推南中，数学冠军是知用（中学）”。即使在抗战后，请到被称为数学科“四大天王”之一的郭尔悫老师加盟该校，但文科依然是南海中学的强项。
有趣的是，抗战胜利后，这所中学竟像大学那样，采取学分制。例如初中三年，修满186学分便可毕业。必修课则包括公民、国文、英文、数学、历史、地理、自然，课程并不多。在下午，学生有许多时间可以从事文体活动。不过，该校管理十分严格，学生全部要寄宿，晚上全体要到课堂里自习。自习时，同学们往往会叽叽喳喳，打打闹闹，但当我们看到最敬畏的事务主任罗楹存老师来巡堂时，便像老鼠见了猫一样，立即安静下来。他只站在门口，一言不发，不怒而威。后来才知道，罗老师其实是中共地下党员，曾担任省港大罢工领袖苏兆征的秘书，他到中学工作，是为了培育革命的种子。
抗战胜利后，南海中学设立了两种奖学金：其一是为了纪念首任校长朱勷寰而设的“勷寰学额”，凡是高、初中每年各科成绩最优者，可免缴一个学期的学费。另一是为了纪念代理校长潘镜芙而设的“镜芙学额”，凡是每年举行的国文比赛获得冠军者，也可免缴一个学期的学费。学校还将这两项“学额”获得者的名字，用金字镌刻在礼堂的墙壁上，作为永久的纪念。这种奖励机制，大大激励了学生们的学习热情，也展现出该校办学的特色——在鼓励学生全面发展的同时，还突出地引导学生对人文学科的重视。 我记得在初中一年级上语文课时，任课老师孔昭皋先生，很注意按照青少年的特点进行教学。他常让学生默写生字，办法是把全班分为若干组，每组派出一个代表，站在黑板前进行比赛。孔老师念出一个常用而又容易被忽略的字，例如“葱蒜”的“蒜”字，南方的少年多不会写。这时参赛者对着黑板发愣，同组者也急得抓耳挠腮。如此一个接着一个，同组者轮流上阵，谁写错了，或笔顺不当，都要失分，于是大家小心翼翼，摩拳擦掌。通过比赛，我们不仅记住了生字生词，学好了语文，而且也养成了集体向上的风气。
孔老师的课，讲得生动活泼。每逢节假日时，他便在课室里制作灯谜，安排一些小礼物，让同学们竞猜。像谜面是“平原跃马任扬鞭”，谜底则是同学“陆宏策”的姓名，非常有趣。有一次，孔老师挂出谜面；“远树两行山倒影，孤舟一片水平流”，猜一字。这谜语较艰深，大家一时摸不着头脑，我也在胡思乱想。蓦然想起，图画课的老师不是说过：国画里划远处的树时，不是可以用“丰”来表现么？再一想，山倒影”，不就是“山”字横转过来么？这谜底，不就是“慧”字吗？于是试着向孔老师报告。他十分高興，觉得我颇有想象力，“孺子可教”也。从此，他更注意在语文方面对我的培养，我也对人文学科有了更大的兴趣。
回想起来，学校办出特色，注重启发式教学，因材施教，这对青少年的成长至为重要。问题在于教师能否开动脑筋，能否不断创新教学的方法。
【顽皮孩子的改变】
1949年广州解放，我也进入了高中阶段。这时候，各学科的教材由各校自编，语文课则增加了一些政治性较强的文章，像鲁迅的《为了忘却的纪念》等，在抗美援朝战争时期，又增加了对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和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等作品的分析。我记得，解放前的公民课不再开设了，倒是班主任要我们经常阅读一本名为《在毛泽东的旗帜下》的小杂志。这小开本读物，由广州市青年团主编，按月出版。所以，在解放初，即使没有开设政治课，同学们依然关心政治。加上当时广州物价和治安稳定，社会风气良好，“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我们受过日寇的欺凌，在报刊上知道了志愿军“抗美援朝”英勇杀敌的消息，大伙儿的爱国热情十分高涨。这时候，同学们纷纷组织“学习小组”，每周开会一次，不用老师督促，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很自觉地追求进步。
我所在的班级，有全校最活跃又最顽皮的一群孩子。广州解放前，我们打群架，偷摘校园的木瓜，活活弄死学校的猴子，胆大包天，无所不为。有时，学校里也请一些人来做“大报告”，讲述时事，但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我们或交头接耳，或打打闹闹，尽管有老师在旁“监控”，实也无济于事。
不过，经过几次自我批评小组会，我们把自己的行为，对照社会各界先进人士，不禁惭愧，于是诚恳地各自检讨，“觉今是而昨非”，知道不应再自由散漫，不应再淘气捣蛋。不知由谁建议，经过热烈讨论，我们竟自发地把班级的恶作剧编成剧本，在节日时向全校师生演出。演出时，礼堂坐满了人，观众们哄堂大笑，演员们则从自我暴露和自我讽刺中，获得了自我教育。从此，我们的班级依然很活跃，但大家做的是积极进取的好人好事，成为全校合唱队和体育运动的骨干，成为办夜校，帮助工人识字扫除文盲的小老师。
几十年过去，当我们中学的校友同坐一起，回忆往事，都觉得对青少年道德修养的教育，不必讲什么大道理，不必搞形式主义一套。让学生自己教育自己，反而是改造青少年世界观最有效的方法。
德、智、体、群、美，是解放初期中、小学教育的着力点。那时的考试和测验并不多，各科学期中仅举行一次小考，学期末举行一次大考而已。考试成绩依然采用百分制，但绝没有周周考、月月考的蠢事，倒是很多时候会让学生参加社会活动。例如在“三反”“五反”运动时，学校便组织宣传队，上演活报剧。在同一学区里，各校之间还经常举行田径比赛、拔河比赛和歌咏比赛，培养同学们的友谊和集体主义精神。记得有一年暑假，我们参加学区举行的夏令营，歌咏比赛的主题曲是音乐家马可所写的《反对武装日本》。那时，我担任学校合唱队的指挥，音乐老师便教我如何认识和处理“切分音”，如何调动合唱队员的情绪。通过比赛，我们不仅学到了音乐知识，也提高了爱国主义的思想感情。
青少年时代，是人生成长的关键时期，与其让学生各自埋头埋脑应付考试，不如多组织有益的集体活动，让学生在生动活泼的社会实践中健康成长。
【苏式教育的局限与长处】
1952年，我考进了中山大学中文系。
那一年，刚好碰上全国高校院系大调整，原在石牌的中大文科、理科，迁到海珠区康乐园，与岭南大学的文科、理科合并，成立新的中山大学。我正是新中大第一届的新生。
上世纪50年代初，我国实行计划经济，强调向苏联一边倒，大学学制也实行“苏化”。从本科开始，便强调专业训练。要求学生学什么专业，毕业后由国家按专业分配工作。因此，在大学招生时，有关部门便按国家计划安排招生名额，以便“一个萝卜一个坑”。
大学生毕业后服从分配，等于考进了大学便获得了工作的门票，这当然受到欢迎。但是，经济发展和市场的需要，实在不可能主观预测，所谓“计划分配”，只能是美丽的臆想。这一来，本科生在分配时，往往会被“乱点鸳鸯谱”。像我们的一位校友，学的是生物系动物专业，按计划，应分配到研究部门或当生物学科的教师。但在他毕业时，专业对口的单位无法安排，学校只好把他分配到商业部门；商业部门又把他分配到下属的合作社，合作社知道他学的是生物学，而在该社经营的商品，与生物方面稍有关系的，只有咸鱼。于是，就让他从事管理和买卖咸鱼的工作。类似这种无奈的情况，并不少见。毕业分配，原是好事，但这也容易造成人材的浪费；而且大学生有所依赖，也不利于提高自觉学习的积极性。
在中文系，新生入学时，系主任便强调：“中文系培养的是大学教师、中学教师和研究人员，不是培养作家。”因为，当时认为作家只需“有生活”就行，像高玉宝文化水平很低，却能写出《半夜鸡叫》那种被视为样板的作品。所以，中文系学生不准搞创作，如果有人学写诗，学写小说，便被认为“专业思想不巩固”，要受到严厉的批评。但是，我们报考中文系，许多人是奔着“作家梦”而来的。可教育部门既然不提倡我们创作，大多数人也真的什么也不写。因此，我这一代的中文人，大多不擅创作，特别不擅传统诗词的创作，只会弹（弹劾），不会唱”。由于自己没有创作实践，若要评论别人或古人的创作，也往往是纸上谈兵，不得要领。 为了强调计划性和专业性，上世纪50年代，中大中文系根据上级规定，只开设必修课，不设选修课。那时无所谓“学分”，课程却颇多。我记得，在大一就有中国文学史、文学概论、现代汉语、语言学引论、古代汉语、古文字学、中国历史、外国历史、逻辑学、俄语、联共布党史、体育等十来科。到学期末，各科都要考试。考试采用五级记分法，即把成绩分为优、良、中、及格、不及格五等。同时，总成绩也不排名次了。
不排名次，对我来说，实在是精神上的大解放，我再不必担心排名靠后时，遭到家长的责备和人们的白眼。由于内心没有压力，学习兴趣大大提高；同学们之间也不再互相攀比，也有助于养成互相帮助的风气。这一来，我在大学里学习成绩有了飞快的进步。至于人文学科以五级记分，也比较合理。若用百分制，你说试卷上85分和86、84分之间的区分，有什么根据？不过，那时大学课时过多，学习面过窄，学生没有时间广泛阅读感兴趣的课外书，于是大家“上课时记笔记，下课后看笔记，考试前背笔记，考试后都忘记”，完全缺乏创新的精神，实在很不可取。当然，也有些同学是不吃这一套的，他们只对自已特别感兴趣的学科用功，这被视为“偏废”，被认为是走“白专”道路。像我从小便喜欢学习中国古代文学，詹安泰老师给我们讲授《诗经》，我特别兴奋，便把全部課外时间投放在对《诗经》的研读上。所以，我常充当挨批的角色，对此，我诚恳检讨，却坚决不改。
那时的大学强调学习马列主义。在中大，校领导采取和风细雨的方针，老师们相对地心情舒畅，学习理论的热情也很高。词学名家詹安泰教授甚至提出“三年不读线装书”，只读理论书。当然，那时学的文学理论，实际上多是苏欧教条主义的一套，对马克思主义的词句生吞活剥。不过，大家毕竟在逻辑思维上多有锻炼，较能从理论上阐明问题，不至于像解放前那样，以评点派的方式随意性地进行教学和研究。
在大学阶段，我们最紧张也受益最大的学习环节，莫过于“课堂讨论”了。
“课堂讨论”是从苏联传入的教学方式，即教师在讲授某些章节的内容后，定出一两个题目，交由同学在课堂上自由讨论。讨论前，参加者要认真准备，要撰写发言提纲。讨论时，师生环坐，自动发言。这种类似“seminar”（研讨会、研讨小组）的方式，同学们大感兴趣，都会踊跃争论。若在唇枪舌剑中没有发表意见的机会，也不要紧，因为发言提纲都要上交，老师也可了解学生的想法。
以我看，苏联的教育体制，除了按照计划经济指导大学毕业生的分配，以及受急功近利和实用主义思想影响，把专业学习搞得范围过窄以外，并非一无是处。因为它在许多方面，实际上是照搬老欧州的大学传统，深受夸美纽斯教育思想的影响。例如，苏式教育也重视对大学生的人文艺术修养培养。我在上大学期间，每天下午五时到六时，全部同学都被从课室、图书馆和宿舍赶了出来，或到体育场上锻炼，或参加文娱活动。最有意思的是，全体学生都得学跳交谊舞。那时候，我们许多男同学只会“扭秧歌”，哪敢握着柔荑纤纤手，搂看杨柳小蛮腰？在手足无措之际，就要找舞场老手来“扫舞盲”了。一个班级，如果还有“舞盲”存在，便很难被评为“先进集体”。这做法虽然过分，但毕竟也让大学生受到艺术的熏陶，增添了几分优雅的气度。
到1956年，我毕业了，结束了大学阶段的学习。在1957年以后，大学的体制和风气，出现了很大的变化，这不属本文叙述的范围，兹不赘。
我不是教育家，拉杂地回顾自己在小学、中学乃至大学求学的经历，隐约觉得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教育情况有所不同，有利有弊，其中也有不少可资借鉴的地方。如何吸取以往的经验教训，在符合我国国情和传统的基础上，广泛参考各国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措施，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思想和体制等方面，我们还确有许多工作要做。
（作者系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本刊编委）
岁聿云暮，又该到了“盘点”的时候。回想我七十多年来在小学、中学、大学几个阶段求学的历程，雪泥鸿爪，依然在目。不同时期教育体制和做法的变化，颇有值得思考的地方。
上世纪40年代初，我开始上小学。那时，广州己成沦陷区，小学由汪伪政权管治，但课程和教学内容，依然沿用国民政府制定的那一套。民国初年，私塾多改为小学，学制则参考欧美的模式，对此，汪伪政权也继续采用，只是从三年级开始，每周要上四节日语课。让孩子们从日语的平假名、片假名学起，企图让学生具有亲日的情结，但收效甚微。我们咿咿呀呀地念诵，除了把日语的一些词汇，顽皮地以谐音的方法，译成可笑的粤语以外，其它的全都忘得一干二净。
我记得，当时小学的课程，主要是语文和算术两科，并且有音乐、体育和手工课。关于算术课，低年级教的是加、减、乘、除，高年级教的是四则运算题，一点也不艰深。至于各个年级的语文课，也还是沿用国民政府制定的内容，多是选取《古文观止》和“五四”以来新文学作品中的一些名篇，如《喜雨亭记》《滕王阁序》以及徐志摩的《再别康桥》、鲁迅的《秋夜》等。老师只要求我们背熟课文，并没有多少讲解。那时，语文课还包括“习字”，低年级从描红到描“九方格”，高年则选用“字贴”，大家一般采用欧阳询书写的《九成宫醴泉铭》临摹。至于所谓“手工”，就是让小学生自制玩具，例如制作纸汽车、纸战舰和木刻、竹刻等等。那半是游戏，半是教学。
小时候，我最喜欢上的是音乐课。当然，在沦陷区，老师不能教我们唱抗日歌曲，但会教我们学识简谱，孩子们在私下里可以自学自唱。上课时，老师教我们唱的多是欧美名曲，例如《路上一株红玫瑰》友谊天长地久》之类的英文歌。我所在的“伪十九小学”，老师除了教我们唱古曲《满江红》“怒发冲冠”）外，还常把欧美名曲的曲调配上唐诗，像李颀的《古从军行》，卢纶的《塞下曲》等有关抗击外族的诗篇。这些教师自编的“作品”，似乎不伦不类，而实在大有深意，日本人听不懂，无法干预。而老师在教小孩子唱歌的同时，曲折地给我们灌输爱国主义思想。
当然，在沦陷区里，也有为虎作伥的汉奸，而由于种种原因不得不留在沦陷区里生活的知识分子，虽然继续教职，但并不甘做“顺民”，往往注意把传统儒家思想渗入儿童的心灵里。在假期里，老师们还引导我们看《岳飞传》《杨家将》等小说。因此，即使汪伪政权强迫小学生学习日语，而我们见到鬼子兵，都在暗地里吐口水，撇嘴巴，骂他们是“萝卜头”。
我们最感兴趣的，是每隔一周便要上一次的“修身课”。上课时，我们在大厅里一排排地坐着，教师则在书桌上竖起一个木匣子，匣的一面对着观众打开；匣的两侧打通，中间放着一张张连环图，内容多是《三字经》里的故事，例如“孔融让梨”等。老师打开匣，对应画面上的人物讲故事。每讲一段，便从匣侧拉去一张画，露出下一张，继续讲述。这种类似“拉洋片”的教学方式，大受小学生的欢迎。那时，小孩子哪里有玩手机、玩游戏机的福分，但老师通过看图讲故事的办法，让原来企图“毒化”孩子的“修身课”，成为儒家思想通俗的教育课。
在小学，下午的时间一般只是上音乐课、体育课和手工课，作业也很少，孩子们有充分的休息和游戲时间。可以说，根据儿童心理生理的特点出发安排教学，是当时小学教育的方式。就引导儿童的品行和思想情操而言，日本帝国主义者未尝不想把孩子培养成亲日派。但是刺刀的统治，毕竟无法改变大部分教师的家国情怀。
寓教于乐，让儿童从小接受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熏陶，那么，即使在恶劣的环境中，也能让儿童健康成长。
【教师创新教学方法很重要】
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我考进了广州市南海中学。那时候，国民政府的大小官员大发“国难财”，忙于“劫收”日伪遗产，哪里顾得上研究教育问题？不久后，内战开始，南京政府风雨飘摇，除严防师生接受进步思想外，其它则无所作为。
在广州，公立中学只有两三所，除“市一中”“市二中”外，多为私立学校。各学校办学，各施各法。招生时，有男女生兼招的，有只招男生的，有专招女生的；在学制上，有些中学一年中还可招收春、秋两季的学生。有些人，办的是“学店”；有些人，则以开发民智振兴教育为己任，确实在认真办学。总之，林林总总，不一而足。这一来，倒使各校容易办出各自的特色。
我就读的中学，是由南海县乡绅们捐资创办的。早在1936年，它就被当时的教育部定为“全国八大模范中学”之一。抗战胜利后，由曾镜涵先生任校长。曾校长毕业于香港大学文科，后又取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文科硕士学位。在办学上，他尤其重视文科的建设。因此，当年广州人多认为“国文、英语推南中，数学冠军是知用（中学）”。即使在抗战后，请到被称为数学科“四大天王”之一的郭尔悫老师加盟该校，但文科依然是南海中学的强项。
有趣的是，抗战胜利后，这所中学竟像大学那样，采取学分制。例如初中三年，修满186学分便可毕业。必修课则包括公民、国文、英文、数学、历史、地理、自然，课程并不多。在下午，学生有许多时间可以从事文体活动。不过，该校管理十分严格，学生全部要寄宿，晚上全体要到课堂里自习。自习时，同学们往往会叽叽喳喳，打打闹闹，但当我们看到最敬畏的事务主任罗楹存老师来巡堂时，便像老鼠见了猫一样，立即安静下来。他只站在门口，一言不发，不怒而威。后来才知道，罗老师其实是中共地下党员，曾担任省港大罢工领袖苏兆征的秘书，他到中学工作，是为了培育革命的种子。
抗战胜利后，南海中学设立了两种奖学金：其一是为了纪念首任校长朱勷寰而设的“勷寰学额”，凡是高、初中每年各科成绩最优者，可免缴一个学期的学费。另一是为了纪念代理校长潘镜芙而设的“镜芙学额”，凡是每年举行的国文比赛获得冠军者，也可免缴一个学期的学费。学校还将这两项“学额”获得者的名字，用金字镌刻在礼堂的墙壁上，作为永久的纪念。这种奖励机制，大大激励了学生们的学习热情，也展现出该校办学的特色——在鼓励学生全面发展的同时，还突出地引导学生对人文学科的重视。 我记得在初中一年级上语文课时，任课老师孔昭皋先生，很注意按照青少年的特点进行教学。他常让学生默写生字，办法是把全班分为若干组，每组派出一个代表，站在黑板前进行比赛。孔老师念出一个常用而又容易被忽略的字，例如“葱蒜”的“蒜”字，南方的少年多不会写。这时参赛者对着黑板发愣，同组者也急得抓耳挠腮。如此一个接着一个，同组者轮流上阵，谁写错了，或笔顺不当，都要失分，于是大家小心翼翼，摩拳擦掌。通过比赛，我们不仅记住了生字生词，学好了语文，而且也养成了集体向上的风气。
孔老师的课，讲得生动活泼。每逢节假日时，他便在课室里制作灯谜，安排一些小礼物，让同学们竞猜。像谜面是“平原跃马任扬鞭”，谜底则是同学“陆宏策”的姓名，非常有趣。有一次，孔老师挂出谜面；“远树两行山倒影，孤舟一片水平流”，猜一字。这谜语较艰深，大家一时摸不着头脑，我也在胡思乱想。蓦然想起，图画课的老师不是说过：国画里划远处的树时，不是可以用“丰”来表现么？再一想，山倒影”，不就是“山”字横转过来么？这谜底，不就是“慧”字吗？于是试着向孔老师报告。他十分高興，觉得我颇有想象力，“孺子可教”也。从此，他更注意在语文方面对我的培养，我也对人文学科有了更大的兴趣。
回想起来，学校办出特色，注重启发式教学，因材施教，这对青少年的成长至为重要。问题在于教师能否开动脑筋，能否不断创新教学的方法。
【顽皮孩子的改变】
1949年广州解放，我也进入了高中阶段。这时候，各学科的教材由各校自编，语文课则增加了一些政治性较强的文章，像鲁迅的《为了忘却的纪念》等，在抗美援朝战争时期，又增加了对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和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等作品的分析。我记得，解放前的公民课不再开设了，倒是班主任要我们经常阅读一本名为《在毛泽东的旗帜下》的小杂志。这小开本读物，由广州市青年团主编，按月出版。所以，在解放初，即使没有开设政治课，同学们依然关心政治。加上当时广州物价和治安稳定，社会风气良好，“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我们受过日寇的欺凌，在报刊上知道了志愿军“抗美援朝”英勇杀敌的消息，大伙儿的爱国热情十分高涨。这时候，同学们纷纷组织“学习小组”，每周开会一次，不用老师督促，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很自觉地追求进步。
我所在的班级，有全校最活跃又最顽皮的一群孩子。广州解放前，我们打群架，偷摘校园的木瓜，活活弄死学校的猴子，胆大包天，无所不为。有时，学校里也请一些人来做“大报告”，讲述时事，但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我们或交头接耳，或打打闹闹，尽管有老师在旁“监控”，实也无济于事。
不过，经过几次自我批评小组会，我们把自己的行为，对照社会各界先进人士，不禁惭愧，于是诚恳地各自检讨，“觉今是而昨非”，知道不应再自由散漫，不应再淘气捣蛋。不知由谁建议，经过热烈讨论，我们竟自发地把班级的恶作剧编成剧本，在节日时向全校师生演出。演出时，礼堂坐满了人，观众们哄堂大笑，演员们则从自我暴露和自我讽刺中，获得了自我教育。从此，我们的班级依然很活跃，但大家做的是积极进取的好人好事，成为全校合唱队和体育运动的骨干，成为办夜校，帮助工人识字扫除文盲的小老师。
几十年过去，当我们中学的校友同坐一起，回忆往事，都觉得对青少年道德修养的教育，不必讲什么大道理，不必搞形式主义一套。让学生自己教育自己，反而是改造青少年世界观最有效的方法。
德、智、体、群、美，是解放初期中、小学教育的着力点。那时的考试和测验并不多，各科学期中仅举行一次小考，学期末举行一次大考而已。考试成绩依然采用百分制，但绝没有周周考、月月考的蠢事，倒是很多时候会让学生参加社会活动。例如在“三反”“五反”运动时，学校便组织宣传队，上演活报剧。在同一学区里，各校之间还经常举行田径比赛、拔河比赛和歌咏比赛，培养同学们的友谊和集体主义精神。记得有一年暑假，我们参加学区举行的夏令营，歌咏比赛的主题曲是音乐家马可所写的《反对武装日本》。那时，我担任学校合唱队的指挥，音乐老师便教我如何认识和处理“切分音”，如何调动合唱队员的情绪。通过比赛，我们不仅学到了音乐知识，也提高了爱国主义的思想感情。
青少年时代，是人生成长的关键时期，与其让学生各自埋头埋脑应付考试，不如多组织有益的集体活动，让学生在生动活泼的社会实践中健康成长。
【苏式教育的局限与长处】
1952年，我考进了中山大学中文系。
那一年，刚好碰上全国高校院系大调整，原在石牌的中大文科、理科，迁到海珠区康乐园，与岭南大学的文科、理科合并，成立新的中山大学。我正是新中大第一届的新生。
上世纪50年代初，我国实行计划经济，强调向苏联一边倒，大学学制也实行“苏化”。从本科开始，便强调专业训练。要求学生学什么专业，毕业后由国家按专业分配工作。因此，在大学招生时，有关部门便按国家计划安排招生名额，以便“一个萝卜一个坑”。
大学生毕业后服从分配，等于考进了大学便获得了工作的门票，这当然受到欢迎。但是，经济发展和市场的需要，实在不可能主观预测，所谓“计划分配”，只能是美丽的臆想。这一来，本科生在分配时，往往会被“乱点鸳鸯谱”。像我们的一位校友，学的是生物系动物专业，按计划，应分配到研究部门或当生物学科的教师。但在他毕业时，专业对口的单位无法安排，学校只好把他分配到商业部门；商业部门又把他分配到下属的合作社，合作社知道他学的是生物学，而在该社经营的商品，与生物方面稍有关系的，只有咸鱼。于是，就让他从事管理和买卖咸鱼的工作。类似这种无奈的情况，并不少见。毕业分配，原是好事，但这也容易造成人材的浪费；而且大学生有所依赖，也不利于提高自觉学习的积极性。
在中文系，新生入学时，系主任便强调：“中文系培养的是大学教师、中学教师和研究人员，不是培养作家。”因为，当时认为作家只需“有生活”就行，像高玉宝文化水平很低，却能写出《半夜鸡叫》那种被视为样板的作品。所以，中文系学生不准搞创作，如果有人学写诗，学写小说，便被认为“专业思想不巩固”，要受到严厉的批评。但是，我们报考中文系，许多人是奔着“作家梦”而来的。可教育部门既然不提倡我们创作，大多数人也真的什么也不写。因此，我这一代的中文人，大多不擅创作，特别不擅传统诗词的创作，只会弹（弹劾），不会唱”。由于自己没有创作实践，若要评论别人或古人的创作，也往往是纸上谈兵，不得要领。 为了强调计划性和专业性，上世纪50年代，中大中文系根据上级规定，只开设必修课，不设选修课。那时无所谓“学分”，课程却颇多。我记得，在大一就有中国文学史、文学概论、现代汉语、语言学引论、古代汉语、古文字学、中国历史、外国历史、逻辑学、俄语、联共布党史、体育等十来科。到学期末，各科都要考试。考试采用五级记分法，即把成绩分为优、良、中、及格、不及格五等。同时，总成绩也不排名次了。
不排名次，对我来说，实在是精神上的大解放，我再不必担心排名靠后时，遭到家长的责备和人们的白眼。由于内心没有压力，学习兴趣大大提高；同学们之间也不再互相攀比，也有助于养成互相帮助的风气。这一来，我在大学里学习成绩有了飞快的进步。至于人文学科以五级记分，也比较合理。若用百分制，你说试卷上85分和86、84分之间的区分，有什么根据？不过，那时大学课时过多，学习面过窄，学生没有时间广泛阅读感兴趣的课外书，于是大家“上课时记笔记，下课后看笔记，考试前背笔记，考试后都忘记”，完全缺乏创新的精神，实在很不可取。当然，也有些同学是不吃这一套的，他们只对自已特别感兴趣的学科用功，这被视为“偏废”，被认为是走“白专”道路。像我从小便喜欢学习中国古代文学，詹安泰老师给我们讲授《诗经》，我特别兴奋，便把全部課外时间投放在对《诗经》的研读上。所以，我常充当挨批的角色，对此，我诚恳检讨，却坚决不改。
那时的大学强调学习马列主义。在中大，校领导采取和风细雨的方针，老师们相对地心情舒畅，学习理论的热情也很高。词学名家詹安泰教授甚至提出“三年不读线装书”，只读理论书。当然，那时学的文学理论，实际上多是苏欧教条主义的一套，对马克思主义的词句生吞活剥。不过，大家毕竟在逻辑思维上多有锻炼，较能从理论上阐明问题，不至于像解放前那样，以评点派的方式随意性地进行教学和研究。
在大学阶段，我们最紧张也受益最大的学习环节，莫过于“课堂讨论”了。
“课堂讨论”是从苏联传入的教学方式，即教师在讲授某些章节的内容后，定出一两个题目，交由同学在课堂上自由讨论。讨论前，参加者要认真准备，要撰写发言提纲。讨论时，师生环坐，自动发言。这种类似“seminar”（研讨会、研讨小组）的方式，同学们大感兴趣，都会踊跃争论。若在唇枪舌剑中没有发表意见的机会，也不要紧，因为发言提纲都要上交，老师也可了解学生的想法。
以我看，苏联的教育体制，除了按照计划经济指导大学毕业生的分配，以及受急功近利和实用主义思想影响，把专业学习搞得范围过窄以外，并非一无是处。因为它在许多方面，实际上是照搬老欧州的大学传统，深受夸美纽斯教育思想的影响。例如，苏式教育也重视对大学生的人文艺术修养培养。我在上大学期间，每天下午五时到六时，全部同学都被从课室、图书馆和宿舍赶了出来，或到体育场上锻炼，或参加文娱活动。最有意思的是，全体学生都得学跳交谊舞。那时候，我们许多男同学只会“扭秧歌”，哪敢握着柔荑纤纤手，搂看杨柳小蛮腰？在手足无措之际，就要找舞场老手来“扫舞盲”了。一个班级，如果还有“舞盲”存在，便很难被评为“先进集体”。这做法虽然过分，但毕竟也让大学生受到艺术的熏陶，增添了几分优雅的气度。
到1956年，我毕业了，结束了大学阶段的学习。在1957年以后，大学的体制和风气，出现了很大的变化，这不属本文叙述的范围，兹不赘。
我不是教育家，拉杂地回顾自己在小学、中学乃至大学求学的经历，隐约觉得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教育情况有所不同，有利有弊，其中也有不少可资借鉴的地方。如何吸取以往的经验教训，在符合我国国情和传统的基础上，广泛参考各国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措施，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思想和体制等方面，我们还确有许多工作要做。
（作者系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本刊编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