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关注度高、覆盖面广。本次会议筹办期间就受到极大关注，先后共有340余人报名参会，并收到摘要290余篇，实际到会人数268人，发言人数177人，其中报名人数、收到摘要篇数、以及发言人数均为历史之最。此外，在地域方面，本次年会汇集了来自全国所有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参会人员，来自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苏独玉教授和来自台湾的施德玉教授也全程参加了此次会议；在学术领域方面，覆盖了传统音乐与当代表述，传统音乐在乡村、城市、学校，传统音乐与国学，中国民族音乐学家及人物研究，楚音乐文化研究以及新研究六个方面。
　　2参会代表的年龄跨度大，且学者呈现年轻化。就发言者来看，最年长学者已七十有七，最年轻者年仅十八，年龄相差近一甲子。仅就参会人员年龄分层来看，25岁之前有55人，26～30岁有47人，31～35岁有48人，36～40岁有43人，仅40岁以前的参会学者就占到总人数的百分之七十，且其中绝大部分为高校在读的本科、硕士、博士生。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学科队伍结构不仅年龄跨度大，而且呈现出年轻化的趋势。
　　3突出以个案辐射关怀学理的研究。从发言来看，以一个地方乐种的调查研究来辐射关怀音乐文化研究等学科专项在发言学者中占有很大比例。如潘妍娜的《广州粤曲茶座中的粤曲传承与社会认同研究》即是通过回溯粤曲歌坛的历史，展现当下歌坛存在状态，提出支撑这个传统的音乐文化空间存在的机制是音乐需求、情感需求和交往需求的观点。
　　4研究者在研究事物本身的同时开始介入文化建构。从发言的情况来看，本届年会开始出现一批学者在研究的同时参与融入到研究对象当中，使得自己在研究的同时成为被研究的一部分，这一现象在江浙一带学者的发言中尤为明显，如陈娅玲的《审视与解读：越文化与越剧的关系》，杨曦帆的《民俗的演变与意义》，刘跃华的《苏南山歌演唱的变迁》等。
　　中国传统音乐是中华民族所拥有的庞大文化事象体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对于全民族而言，它是祖先留给我们的一份宝贵遗产；对于中华文化的复兴和当代文化建设而言，它是不可或缺的精神财富和丰厚资源。[1]本次年会中，学者打破了局内人与局外人的界限的同时又参与到传统音乐文化的建构当中来，焕发出了传统音乐研究的活力。同时，可喜的是，此次年会，90后的参会代表有近50位，如此多的年轻人参会发言让我们看到了年轻人对于传统音乐的重视，也让我们看到了传统音乐在当代传承和发展的希望。
　　中国传统音乐学会会长乔建中在开幕式中提道：“面对20世纪中国传统音乐生存状态的起落和传统音乐整理研究的进退，我们既不会因为它一时的凋落衰微而悲观，也不会刚见活跃复苏就盲目乐观，而始终相信久远不息的文化传承精神才是中国传统音乐生命力的根本保障。这样的传承精神，源于古代千千万万民间艺术家和有担承品格的文人士大夫，传于当代各民族各地区的民间歌手、乐手和有志于中国传统音乐学术研究的学者。”而这种传承精神，就是我们中国传统音乐能够生生不息、传承至今的根源所在。
　　纵观传统音乐研究的历史，每一个时期，传统音乐的传承、发展和研究都鲜明地镂刻着其时代的烙印，这一现象在现在尤其是此次年会中突出得更加明显。现代学者在传统音乐的研究过程中已经能够紧紧把握并准确使用当前时代最前沿的科技和文化，同时还能够对其作用进行精准的分析，这些更加多元化的研究方式已经越来越被研究者所接受并使用着。
　　中国传统音乐学会第十八届年会无论是从组织运作上，还是在发言讨论上都是一次成功的学术会议。学者们对于传统音乐及其继承与研究的讨论，体现出了植根于音乐学学者心中的传统文化传承精神。此次会议，是中国传统音乐学会与新媒体结合而相互影响的一次成功的案例，其中研究者融入研究对象成为被研究者这一现象的逐渐增多、传统音乐研究者的年轻化也使得传统音乐的研究焕发出新的活力，在兼顾传承与多元的同时成为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上升一个台阶的新的基石。
　　会议最后的闭幕式，新任会长乔建中宣布中国传统音乐学会第十九届年会的承办单位为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臧艺兵教授与内蒙古大学的杨玉成教授进行会旗、会徽交接之后，本届年会圆满地落下了帷幕。
　　[参 考 文 献]
　　[1]乔建中中国传统音乐年会第十八届年会开幕词[C]湖北武汉：华中师范大学音乐学院，2014（07）
　　[2]李宝杰，袁建军谋区域音乐研究之路 促多元共处和谐篇章—中国传统音乐学会第十七届年会综述[J]人民音乐，2012（11）
　　[3]袁建军多元并进 求同存异——中国传统音乐学会第十七届年会综述[J]交响，2012（09）
　　[4]黄虎中国传统音乐年会纪事[G]西安音乐学院，2012
　　（责任编辑：魏琳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