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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与今后一个时期,有四个问题将成为国际社会思索和探讨的热门话题: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模式向何处去?美国新兴战略性产业能否迅速成长?国际分工与贸易规则是否发生变化?国际货币体系向何处去?但事实上,这四个问题并不是通过探讨和对话能够找到答案,而将是世界各个利益主体相互博弈的重大命题。
一、关于美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可能性
美国主流社会的政治精英们主张:未来美国居民应降低消费水平,提高储蓄率,提高工业制成品出口能力,减少贸易逆差,减轻经济增长对消费的依赖;同时要求中国和贸易顺差国减少出口,转向内需。这个舆论从2005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世界经济失衡论,到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国主流经济学家提出世界经济再平衡论,以及2009年9月世界20国领导人会议上美国政府提出“可持续与平衡发展框架”的主张,其前后从理论到政策都是一脉相承的。
判定一个理论和政策是否正确,既看它符合谁的利益,也看它究竟能否行得通。看符合谁的利益,这就是我们经常讲的立场问题、也是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站在美国的立场上,这个理论很正确,很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但也未必完全符合某些跨国垄断资本的利益)。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尽管它指出的一些现象是正确的,但从根本上不符合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分工的利益,因此它并不正确。
那么它究竟能否行得通?也就是说在现实情况下,美国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转变过去负债消费、过度消费的经济增长模式?这就不取决于美国政治精英的愿望和主张,而取决于美国长期形成的社会经济结构和文化传统。从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的一年时间看,美国的消费水平是在下降,储蓄率有所提高,美国居民储蓄率从2008年三季度的-0.2%提高到2009年二季度的6%,但这个趋势能维持多久,并进而翻转美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却是大有疑问的。其原因:
第一,这不符合美国金融垄断资本的利益。服务业已占美国经济总量的80%,美国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二以上是指以价值量衡量的国民收入,而没有实物产品,美国经济已日益虚拟化,这使美国金融资本成为最强大、最有权势的利益集团。金融危机削弱了金融资本,但靠美国政府不断输血,依然十分强大。连奥巴马政府的智囊班子设计新能源产业都要预先为金融垄断资本谋划生财之道——碳交易和碳金融,可见任何缩减金融资本活动空间的经济措施都不符合金融资本的利益。美国居民负债消费正是金融资本借以最迅速扩张金融产品与市场的最广泛的土壤,改变美国居民的消费习惯不符合美国金融资本的利益。
第二,美国产业资本依赖金融市场。美国制造业具有全世界难以企及的优势:技术、管理、品牌、营销能力和整合资源能力,而出现两大汽车公司破产危机主要是因为美国工会极力主张高工资和高福利,迫使美国公司难以控制劳动力成本,美国制造业依靠产业资本自身循环来平衡成本与收益的能力愈来愈弱;它需要依靠资本运作的手段,即不断在全球市场上重组、兼并、收购等方式来争取在金融领域的利润以弥补和抵消生产成本的不断增加。从而使美国产业资本的生存愈来愈依赖全球金融市场,而美国居民负债消费模式的转变,意味着美国金融市场乃至全球金融市场的萎缩或扩张速度下降,这也使产业资本难以忍受。
第三,美国居民偏好金融交易以获得财富。美国经济结构的虚拟化,导致国民财富结构的改变,实物财富在经济生活中愈来愈退居次要地位,虚拟财富愈来愈占有重要地位,这导致了人们观念的变化,这种观念变化就是经济学中所说的偏好改变。金融产品交易成为美国居民获得财富的重要来源,负债与扩大金融产品交易不仅是美国普通居民的实际经济利益,也是美国独特的时尚文化,完全回到过去靠工资收入积累财富的传统,既不符合美国人民的利益,也违背美国的时尚文化。
因此结论是明显的:未来美国会继续出现消费与储蓄比例关系一定程度的变化,但不可能改变美国的经济结构;不可能改变金融资本、产业资本的生存方式;不可能改变美国居民的利益偏好与时尚文化。若强行改变,必然引起政治和社会动荡,美国的政治精英在这种压力下也无能为力。因此,美国依靠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趋势不会改变,负债消费和过度消费会有所收敛,但仍然会花样翻新继续出现,美国将仍然是世界最大的商品市场。其他西方发达国家也都只能基本照着美国的路子走,不可能出现太大的偏离。
二、关于美国的新兴战略性产业成长的前景
奥巴马上台之前,其智囊班子就为其制定了振兴美国经济的基本思路:发展清洁能源和低碳经济。克林顿政府的IT新经济与布什政府的房地产金融都曾使美国经济繁荣了几年,尽管后来都陷入泡沫。奥巴马政府希望通过清洁能源和低碳排放寻找并建立起新的战略性产业,形成新的技术与生产供给,并建立新的国际分工以及新的国际收支格局。但这个如意算盘很难完全实现。美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采取了最自私的态度,单方面提出要考虑征收碳关税,但是自己却不提出减少排放的应尽责任。美国态度变化的背后因素是什么?最主要的就是推行战略性新产业的重重阻力。
首先,推行清洁能源和低碳经济在国内外都有阻力。奥巴马政府应对气候变化的减排方案难以在国会参议院通过,就深刻反映了资本利益集团内部的矛盾。与信息技术经济和房地产金融不同,石油垄断集团是新能源经济的天敌,美国石油垄断资本和石油出口国都是新能源经济的对立面,它们可以容忍新能源在不损害其利益的前提下得到一定发展,一旦出现利益冲突,它们不会任其坐大,必要时会采取各种手段来封杀新能源经济的发展,甚至控制其技术。
其次,美国至今还缺乏使新兴战略性产业成长的机制。这包括风险投资、技术转让、成本补贴、大众消费推广、出口促进等一系列经济杠杆手段。简单地依靠改变排放标准和交易规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新兴产业发展,但不具有内在的可持续性。而这一经济机制的建立,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利益博弈过程。
第三,IT新经济从勃兴到泡沫破灭的历史经验表明,往往依靠新技术支撑的新产业缺乏长期赢利的可持续性。在科技日益发达和科技全球化条件下,任何新产品的技术生命周期都日益缩短,创新技术生命和赢利时间愈来愈短,投资于技术创新很难得到足够大的回报,而风险却很大,这必然大大降低资本投资于新技术的热情。垄断资本更愿意投资于稀缺资源开发、或可以不负担投资失败责任(如金融创新)的领域。
第四,也是最关键的,是美国制造业仍然很强大,产业资本对新产业的需求以及美国国家利益对发展新产业的迫切性并非想象的那么强烈。美国制造业优势在三个领域:航空航天器、汽车、大型计算机、武器、成套设备等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行业;机械、电子产品的核心零部件等,主要为大企业配套,技术含量也较高;在附加值低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中控制研发、品牌和营销。这些产业优势将相当长时间存在,这不仅决定美国作为世界创新领导者的地位,而且美国还牢牢掌握着石油价格武器来维持这个地位。
因此,美国战略性产业发展的前景并不光明。在奥巴马的任期(或5年或10年)内,美国以清洁能源和低碳经济为主的战略性产业将会有一定程度发展,但不可能很快取代原有的制造业,不可能很快改变原有的制造业国际分工格局和国际收支流向。随着美国和发达国家的企业在制造业中成本控制能力的不断弱化,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趋势将继续前行。
三、关于未来的国际分工与贸易规则是否变化
美国精英为未来设计的国际分工图景是:美国或西方发达国家成为新兴战略性产业的设计、研发和生产者、创新产品的主要供给者,不仅借以增强美国的制造能力和出口,而且让中国和发展中国家成为这些产品的消费者,从而改变世界经常项目收支的“失衡”格局。在贸易规则上通过征收碳关税,限制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和产业,逼迫中国在高油价、碳关税、高汇率三重压力下永远处在国际分工的不利地位。当然这是一厢情愿的。
前已述及,美国新兴战略性产业的成长云路尚遥,国际分工的基本格局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不会改变,中国和发展中国家仍然是世界主要制成品或中间产品的主要生产者和供给者,世界经常项目收支的基本格局也不会改变,中国和部分发展中国家仍然是经常项目顺差大国,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既定国际分工下,贸易自由化和比较优势对要素配置的必然结果是与经常项目收支不平衡相伴随的,而这一切结果的动力机制正是来源于美国和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努力扩张。如果说这个结果是始作俑者所不乐意看到的,那也只能说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但也不应小看美国政治精英提出的碳关税舆论,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关注中,它也可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新议题。尽管贸易自由化的趋势不会改变,但贸易自由化会被逐渐加入新的因素,逐渐与传统自由贸易概念有新的区别,这也会成为一种趋势,我国应当积极参与规则制定并认真应对。同时,应对贸易保护主义也将成为长期任务。客观上存在的经济利益矛盾、西方国家的选票政治因素、以及对中国社会制度的敌视和怀疑,都是贸易保护主义长期存在的原因。但是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是跨国垄断资本的根本利益所在,跨国公司主导国际贸易的基本格局决定了贸易保护主义兴风作浪的有限程度。所以,我国应确立不怕打贸易战的思想,要学会有理、有利、有节、持久地打各种贸易战和汇率战,“斗而不破”是我们处理与美国经济利益矛盾的指导思想;建立国际经贸统一战线联盟和分化区别不同贸易伙伴和利益集团应是我们的基本策略。
四、关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与人民币地位
随着我国经常项目顺差长期保持和国际性资产的持续增长,用于衡量世界财富手段的世界储备货币与美元主权货币之间的矛盾将愈来愈突出,美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美国的货币政策和美元汇率只服从于美国国家利益的需要,而罔顾世界储备货币的要求,美元汇率的贬值将导致其他国家持有的美元金融资产的缩水和损失。世界需要一种超主权货币,来承担世界储备货币的职能,但这是遥远将来的事情;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将是一个实力角逐的漫长过程。
短期内我们应怎么办?现在热炒的人民币国际化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出现的。人民币成为独立的国际储备货币不仅是很遥远的事情,而且现实的难度也很大,人民币不可能在较短时间内与日元相融合而成为亚元,更不可能在世界三大货币之外成为第四大国际货币。如果勉强去做,只能覆盖三大货币区之外的第三世界穷国,那将是我国经济实力所无力承担的。人民币不应该、也没有能力成为穷国货币的领头羊,人民币在相当长时期内还是老老实实地搭富国货币的便车比较明智。因此,人民币国际化的舆论和尝试应该谨慎或降温。
实际上,至今我国对外贸易结算的90%以上是用美元,资本项下的金融交易也主要是美元,人民币与美元的交换关系很难被弱化;人民币汇率事实上也一直是盯住美元的。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以及东南亚地区,在货币流通上都属于美元区的势力范围,人民币盯住美元也不完全是一件坏事,美元仍然是世界最强的储备货币,美元霸权地位仍将维持很久,所以现在我们还不可以轻言人民币脱离美元而自成国际货币体系。在今后一个时期内,人民币汇率应实行主要盯住美元的、有浮动的、竞争性的固定汇率,即形成既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又有管理的汇率较为符合我国利益。
但这不妨碍我国利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给人民币提供的积极拓展国际业务的大好机遇。现在我们所要做的事情是如何减轻美元汇率波动的损害。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我国以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为后盾所试行的货币互换和人民币跨境交易结算,以及在海外发行人民币债券等措施,使人民币成为贸易伙伴的主权机构、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中的一部分的所有措施都是有意义的。
从2008年12月到2009年3月底,中国大陆已与韩国、香港地区、马来西亚、白俄罗斯、印尼和阿根廷六经济体货币当局签订了货币互换协议,规模达到6500亿元人民币,这六方占我双边贸易35%左右。通过货币互换,我与缔约方可以相互提供短期流动性支持,为本经济体在对方分支机构提供融资便利。更重要的是,这种措施可以一定程度降低汇率风险。货币互换的真正意义在于减轻主要货币汇率波动给其他贸易伙伴造成的损失,它相当于在一段时间内锁定汇率。2009年4月8日国务院正式决定在广州、深圳、珠海、东莞几大城市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这也是减轻汇率波动损害的有效办法。但无论是货币互换还是人民币交易跨境结算,都需要以美元或国际储备货币为基础。
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为了缓解美元汇率波动的影响,西方五大中央银行已经开展了货币互换措施:2009年4月6日美联储、欧洲央行、英国央行、日本央行和瑞士央行宣布,签订总额3000亿美元的货币互换。美联储分别购买300亿英镑、800亿欧元、10万亿日元、400亿瑞士法郎作为储备。我国未来应争取人民币与美元和其他西方货币互换。人民币与美元互换,让美国货币当局持有人民币资产,使美元汇率波动有所顾忌,这是稳定人民币与美元汇率的有效办法,也是向固定汇率方向靠拢的实际步骤。人民币还可以相机与日元、欧元等西方货币互换,在未来美元贬值趋向中增加我国国际性资产的安全,减轻国际货币汇率波动对各国经济的影响。
基本结论是: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没有改变,国际分工和国际收支流向的基本格局在未来若干年内也不会有实质性改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压力下,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加强;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与各国的经济战略对话和经济政策协调的必要性继续增强,G20成为各国对话和政策协调的机制性重要平台,取代了富国的G7俱乐部。另外,同样值得关注的是,国际直接投资流量在2007年达到1.979万亿美元空前峰值后,2008年下降14%,但仍然达到1.697万亿美元,仍然是历史第二高点;2009年预计再下降30%,但绝对值仍然达到1.2万亿美元左右,而且,2008和2009年跨国并购在国际直接投资中仍占68%和67%,与2007年的70%相差无多。这种状况与美国IT新经济泡沫破灭后国际直接投资流量从2000年的1.3万亿美元下跌到2003年的5000多亿美元有很大不同。联合国贸发会议预测,2010年国际直接投资流量将恢复到1.4万亿美元。这说明,跨国垄断资本仍然有经济金融实力继续推进经济全球化,我国不仅处在有利于对外开放的和平国际环境,而且仍然处在有利于吸收国际资本和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战略机遇期。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财贸所所长)
一、关于美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可能性
美国主流社会的政治精英们主张:未来美国居民应降低消费水平,提高储蓄率,提高工业制成品出口能力,减少贸易逆差,减轻经济增长对消费的依赖;同时要求中国和贸易顺差国减少出口,转向内需。这个舆论从2005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世界经济失衡论,到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国主流经济学家提出世界经济再平衡论,以及2009年9月世界20国领导人会议上美国政府提出“可持续与平衡发展框架”的主张,其前后从理论到政策都是一脉相承的。
判定一个理论和政策是否正确,既看它符合谁的利益,也看它究竟能否行得通。看符合谁的利益,这就是我们经常讲的立场问题、也是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站在美国的立场上,这个理论很正确,很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但也未必完全符合某些跨国垄断资本的利益)。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尽管它指出的一些现象是正确的,但从根本上不符合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分工的利益,因此它并不正确。
那么它究竟能否行得通?也就是说在现实情况下,美国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转变过去负债消费、过度消费的经济增长模式?这就不取决于美国政治精英的愿望和主张,而取决于美国长期形成的社会经济结构和文化传统。从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的一年时间看,美国的消费水平是在下降,储蓄率有所提高,美国居民储蓄率从2008年三季度的-0.2%提高到2009年二季度的6%,但这个趋势能维持多久,并进而翻转美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却是大有疑问的。其原因:
第一,这不符合美国金融垄断资本的利益。服务业已占美国经济总量的80%,美国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二以上是指以价值量衡量的国民收入,而没有实物产品,美国经济已日益虚拟化,这使美国金融资本成为最强大、最有权势的利益集团。金融危机削弱了金融资本,但靠美国政府不断输血,依然十分强大。连奥巴马政府的智囊班子设计新能源产业都要预先为金融垄断资本谋划生财之道——碳交易和碳金融,可见任何缩减金融资本活动空间的经济措施都不符合金融资本的利益。美国居民负债消费正是金融资本借以最迅速扩张金融产品与市场的最广泛的土壤,改变美国居民的消费习惯不符合美国金融资本的利益。
第二,美国产业资本依赖金融市场。美国制造业具有全世界难以企及的优势:技术、管理、品牌、营销能力和整合资源能力,而出现两大汽车公司破产危机主要是因为美国工会极力主张高工资和高福利,迫使美国公司难以控制劳动力成本,美国制造业依靠产业资本自身循环来平衡成本与收益的能力愈来愈弱;它需要依靠资本运作的手段,即不断在全球市场上重组、兼并、收购等方式来争取在金融领域的利润以弥补和抵消生产成本的不断增加。从而使美国产业资本的生存愈来愈依赖全球金融市场,而美国居民负债消费模式的转变,意味着美国金融市场乃至全球金融市场的萎缩或扩张速度下降,这也使产业资本难以忍受。
第三,美国居民偏好金融交易以获得财富。美国经济结构的虚拟化,导致国民财富结构的改变,实物财富在经济生活中愈来愈退居次要地位,虚拟财富愈来愈占有重要地位,这导致了人们观念的变化,这种观念变化就是经济学中所说的偏好改变。金融产品交易成为美国居民获得财富的重要来源,负债与扩大金融产品交易不仅是美国普通居民的实际经济利益,也是美国独特的时尚文化,完全回到过去靠工资收入积累财富的传统,既不符合美国人民的利益,也违背美国的时尚文化。
因此结论是明显的:未来美国会继续出现消费与储蓄比例关系一定程度的变化,但不可能改变美国的经济结构;不可能改变金融资本、产业资本的生存方式;不可能改变美国居民的利益偏好与时尚文化。若强行改变,必然引起政治和社会动荡,美国的政治精英在这种压力下也无能为力。因此,美国依靠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趋势不会改变,负债消费和过度消费会有所收敛,但仍然会花样翻新继续出现,美国将仍然是世界最大的商品市场。其他西方发达国家也都只能基本照着美国的路子走,不可能出现太大的偏离。
二、关于美国的新兴战略性产业成长的前景
奥巴马上台之前,其智囊班子就为其制定了振兴美国经济的基本思路:发展清洁能源和低碳经济。克林顿政府的IT新经济与布什政府的房地产金融都曾使美国经济繁荣了几年,尽管后来都陷入泡沫。奥巴马政府希望通过清洁能源和低碳排放寻找并建立起新的战略性产业,形成新的技术与生产供给,并建立新的国际分工以及新的国际收支格局。但这个如意算盘很难完全实现。美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采取了最自私的态度,单方面提出要考虑征收碳关税,但是自己却不提出减少排放的应尽责任。美国态度变化的背后因素是什么?最主要的就是推行战略性新产业的重重阻力。
首先,推行清洁能源和低碳经济在国内外都有阻力。奥巴马政府应对气候变化的减排方案难以在国会参议院通过,就深刻反映了资本利益集团内部的矛盾。与信息技术经济和房地产金融不同,石油垄断集团是新能源经济的天敌,美国石油垄断资本和石油出口国都是新能源经济的对立面,它们可以容忍新能源在不损害其利益的前提下得到一定发展,一旦出现利益冲突,它们不会任其坐大,必要时会采取各种手段来封杀新能源经济的发展,甚至控制其技术。
其次,美国至今还缺乏使新兴战略性产业成长的机制。这包括风险投资、技术转让、成本补贴、大众消费推广、出口促进等一系列经济杠杆手段。简单地依靠改变排放标准和交易规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新兴产业发展,但不具有内在的可持续性。而这一经济机制的建立,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利益博弈过程。
第三,IT新经济从勃兴到泡沫破灭的历史经验表明,往往依靠新技术支撑的新产业缺乏长期赢利的可持续性。在科技日益发达和科技全球化条件下,任何新产品的技术生命周期都日益缩短,创新技术生命和赢利时间愈来愈短,投资于技术创新很难得到足够大的回报,而风险却很大,这必然大大降低资本投资于新技术的热情。垄断资本更愿意投资于稀缺资源开发、或可以不负担投资失败责任(如金融创新)的领域。
第四,也是最关键的,是美国制造业仍然很强大,产业资本对新产业的需求以及美国国家利益对发展新产业的迫切性并非想象的那么强烈。美国制造业优势在三个领域:航空航天器、汽车、大型计算机、武器、成套设备等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行业;机械、电子产品的核心零部件等,主要为大企业配套,技术含量也较高;在附加值低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中控制研发、品牌和营销。这些产业优势将相当长时间存在,这不仅决定美国作为世界创新领导者的地位,而且美国还牢牢掌握着石油价格武器来维持这个地位。
因此,美国战略性产业发展的前景并不光明。在奥巴马的任期(或5年或10年)内,美国以清洁能源和低碳经济为主的战略性产业将会有一定程度发展,但不可能很快取代原有的制造业,不可能很快改变原有的制造业国际分工格局和国际收支流向。随着美国和发达国家的企业在制造业中成本控制能力的不断弱化,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趋势将继续前行。
三、关于未来的国际分工与贸易规则是否变化
美国精英为未来设计的国际分工图景是:美国或西方发达国家成为新兴战略性产业的设计、研发和生产者、创新产品的主要供给者,不仅借以增强美国的制造能力和出口,而且让中国和发展中国家成为这些产品的消费者,从而改变世界经常项目收支的“失衡”格局。在贸易规则上通过征收碳关税,限制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和产业,逼迫中国在高油价、碳关税、高汇率三重压力下永远处在国际分工的不利地位。当然这是一厢情愿的。
前已述及,美国新兴战略性产业的成长云路尚遥,国际分工的基本格局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不会改变,中国和发展中国家仍然是世界主要制成品或中间产品的主要生产者和供给者,世界经常项目收支的基本格局也不会改变,中国和部分发展中国家仍然是经常项目顺差大国,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既定国际分工下,贸易自由化和比较优势对要素配置的必然结果是与经常项目收支不平衡相伴随的,而这一切结果的动力机制正是来源于美国和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努力扩张。如果说这个结果是始作俑者所不乐意看到的,那也只能说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但也不应小看美国政治精英提出的碳关税舆论,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关注中,它也可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新议题。尽管贸易自由化的趋势不会改变,但贸易自由化会被逐渐加入新的因素,逐渐与传统自由贸易概念有新的区别,这也会成为一种趋势,我国应当积极参与规则制定并认真应对。同时,应对贸易保护主义也将成为长期任务。客观上存在的经济利益矛盾、西方国家的选票政治因素、以及对中国社会制度的敌视和怀疑,都是贸易保护主义长期存在的原因。但是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是跨国垄断资本的根本利益所在,跨国公司主导国际贸易的基本格局决定了贸易保护主义兴风作浪的有限程度。所以,我国应确立不怕打贸易战的思想,要学会有理、有利、有节、持久地打各种贸易战和汇率战,“斗而不破”是我们处理与美国经济利益矛盾的指导思想;建立国际经贸统一战线联盟和分化区别不同贸易伙伴和利益集团应是我们的基本策略。
四、关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与人民币地位
随着我国经常项目顺差长期保持和国际性资产的持续增长,用于衡量世界财富手段的世界储备货币与美元主权货币之间的矛盾将愈来愈突出,美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美国的货币政策和美元汇率只服从于美国国家利益的需要,而罔顾世界储备货币的要求,美元汇率的贬值将导致其他国家持有的美元金融资产的缩水和损失。世界需要一种超主权货币,来承担世界储备货币的职能,但这是遥远将来的事情;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将是一个实力角逐的漫长过程。
短期内我们应怎么办?现在热炒的人民币国际化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出现的。人民币成为独立的国际储备货币不仅是很遥远的事情,而且现实的难度也很大,人民币不可能在较短时间内与日元相融合而成为亚元,更不可能在世界三大货币之外成为第四大国际货币。如果勉强去做,只能覆盖三大货币区之外的第三世界穷国,那将是我国经济实力所无力承担的。人民币不应该、也没有能力成为穷国货币的领头羊,人民币在相当长时期内还是老老实实地搭富国货币的便车比较明智。因此,人民币国际化的舆论和尝试应该谨慎或降温。
实际上,至今我国对外贸易结算的90%以上是用美元,资本项下的金融交易也主要是美元,人民币与美元的交换关系很难被弱化;人民币汇率事实上也一直是盯住美元的。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以及东南亚地区,在货币流通上都属于美元区的势力范围,人民币盯住美元也不完全是一件坏事,美元仍然是世界最强的储备货币,美元霸权地位仍将维持很久,所以现在我们还不可以轻言人民币脱离美元而自成国际货币体系。在今后一个时期内,人民币汇率应实行主要盯住美元的、有浮动的、竞争性的固定汇率,即形成既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又有管理的汇率较为符合我国利益。
但这不妨碍我国利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给人民币提供的积极拓展国际业务的大好机遇。现在我们所要做的事情是如何减轻美元汇率波动的损害。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我国以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为后盾所试行的货币互换和人民币跨境交易结算,以及在海外发行人民币债券等措施,使人民币成为贸易伙伴的主权机构、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中的一部分的所有措施都是有意义的。
从2008年12月到2009年3月底,中国大陆已与韩国、香港地区、马来西亚、白俄罗斯、印尼和阿根廷六经济体货币当局签订了货币互换协议,规模达到6500亿元人民币,这六方占我双边贸易35%左右。通过货币互换,我与缔约方可以相互提供短期流动性支持,为本经济体在对方分支机构提供融资便利。更重要的是,这种措施可以一定程度降低汇率风险。货币互换的真正意义在于减轻主要货币汇率波动给其他贸易伙伴造成的损失,它相当于在一段时间内锁定汇率。2009年4月8日国务院正式决定在广州、深圳、珠海、东莞几大城市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这也是减轻汇率波动损害的有效办法。但无论是货币互换还是人民币交易跨境结算,都需要以美元或国际储备货币为基础。
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为了缓解美元汇率波动的影响,西方五大中央银行已经开展了货币互换措施:2009年4月6日美联储、欧洲央行、英国央行、日本央行和瑞士央行宣布,签订总额3000亿美元的货币互换。美联储分别购买300亿英镑、800亿欧元、10万亿日元、400亿瑞士法郎作为储备。我国未来应争取人民币与美元和其他西方货币互换。人民币与美元互换,让美国货币当局持有人民币资产,使美元汇率波动有所顾忌,这是稳定人民币与美元汇率的有效办法,也是向固定汇率方向靠拢的实际步骤。人民币还可以相机与日元、欧元等西方货币互换,在未来美元贬值趋向中增加我国国际性资产的安全,减轻国际货币汇率波动对各国经济的影响。
基本结论是: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没有改变,国际分工和国际收支流向的基本格局在未来若干年内也不会有实质性改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压力下,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加强;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与各国的经济战略对话和经济政策协调的必要性继续增强,G20成为各国对话和政策协调的机制性重要平台,取代了富国的G7俱乐部。另外,同样值得关注的是,国际直接投资流量在2007年达到1.979万亿美元空前峰值后,2008年下降14%,但仍然达到1.697万亿美元,仍然是历史第二高点;2009年预计再下降30%,但绝对值仍然达到1.2万亿美元左右,而且,2008和2009年跨国并购在国际直接投资中仍占68%和67%,与2007年的70%相差无多。这种状况与美国IT新经济泡沫破灭后国际直接投资流量从2000年的1.3万亿美元下跌到2003年的5000多亿美元有很大不同。联合国贸发会议预测,2010年国际直接投资流量将恢复到1.4万亿美元。这说明,跨国垄断资本仍然有经济金融实力继续推进经济全球化,我国不仅处在有利于对外开放的和平国际环境,而且仍然处在有利于吸收国际资本和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战略机遇期。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财贸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