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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5000个立项数据的统计结果表明：为数不到5%的强势大学占有近65%的资源，剩下的35%则成为95%的弱势大学的资源支配总量，而二者对优质资源的占有比例更是拉大到92%∶ 8%左右。以国家社科基金等为代表的国有性资源的竞争配置结果已经出现严重的资源集中化趋势，资源格局与竞争格局均反映出梯级滤式结构的特点，而这些日趋尖锐的问题根源于政府以行政级别与行政区位为基本取向的配置惯性。
关键词：争胜；行政级别；资源集中；配置惯性
中图分类号：G6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610（2013）05-0051-08
只要接触高校资源竞争，我们就能观察到一些很典型的资源集中现象：有些大学[1]的名字会反复出现在各级各类竞争的争胜者名单中，且资源级别越高，这些大学出现的频次就越高；更值得关注的一个现象是，政府每有重大项目招标，这些大学总会在“意料当中”胜出。我们所观察到的现象是否符合事实，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基本判断是否准确，总能胜出的群体有哪些，为什么在充满无限可能的竞争中会产生许多“未卜先知”的现象，本文将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为例对这些问题从实证的角度用数据来回答与解释。
一、研究说明、分析框架及基本假设
本文将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以下简称国家社科基金）的立项为对象展开研究。国家社科基金于1991年设立，较晚于1982年设立的国家科学基金[2]，是哲学与社会科学类最重要的国家级基金。“由于国家社科基金的各项资助具有最广泛意义上的受众面，且立项者的单位身份极受关注，因此，大学间由此引发的竞争超过任何其它低等级性质的基金，比如地方级社科基金、行业性基金、民间基金、甚至国际性基金等”。[3]101当然，也不排除“高等教育机构都试图预测政府的方针政策，以求从将要使用的标准中获益”[4]。
（一）研究说明
统计数据选择分为三个时间段：第一段为1993年至1998年度连续六年的统计数据，这一部分数据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官方网站上即以整体性的“打包”方式发布，不便拆散；第二段为2004年度的立项数据，属于“随机抽取”；第三段为2009年度的立项数据，本研究的性质属于连续性研究，2009年是研究初始阶段的最后一个观察年份。
对社会科学研究来说，5000个数据的统计量称之为巨大统计量，本研究三个时间段内的统计数据达到巨大统计量，这也是为什么没有做连续年度统计分析的原因，同时也是放弃做每年度有1万余立项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分析的原因。当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关于国家社科基金的统计研究最常规的做法是利用现成的学科分类、项目分类、地区分类等进行学科分布比例分析[5]、项目类别分布比例分析[6]、地区分布比例分析[7]、研究成果类型分布分析[8]及管理制度分析[9]。这并不完全符合本研究的要求。因此，本研究将重点与难点放在对近5000项立项的单位进行清晰级别性质的重新编码上，立项单位将分别归属进“985”大学、“211”大学、以省级党校为代表的传统强校、一般本科、高职高专、科研院所这6大门类[10]，工作量巨大。同时，为获取比较客观的统计数据，立项种类将涵盖重大项目与委托项目、重点项目、一般项目、青年项目、自筹项目这五类。
（二）分析框架
首先，1993-200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立项数据的基本统计。
其次，分别以行政级别与行政区位为变量的大学间立项数比较。
再次，以重大项目立项为标志的优质资源竞争分析。
（三）基本假设
一是，在资源竞争中，资源明显流向强势大学、优势区位。
二是，在面向优质资源的竞争中，资源集中于强势大学的现象尤其严重。
二、不同变量条件下的数据分析
（一）1993-200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立项数据的基本统计
从表1可知，国家社科基金是连续常量供给性质的竞争性资助。从资助的项目类别来看，尽可能面向全体开放是基金设立的基本原则。从2004年开始，基金开始设立西部项目，“不抬高西部地区评审中立项的门槛”；另外，在政策上也有意向青年项目倾斜，增加了“一般项目指标如有剩余可用于青年项目”的“倾斜性”条款[11]。因此，就基金从项目分类上所表现出的兼顾性来说，符合公平竞争的基本要求。换句话说，国家社科基金相对于形式公平的基本条件是满足的，那么，立项结果上是否也体现出相应的公平性呢？
（二） 以行政级别为变量的立项分布统计
大学的行政级别是“大学的一项重要政治资源与社会资源”，能够进入高级别的大学行列，“不仅关系到大学校长和党委书记的行政级别，也关系到大学在大学系统中的位置和社会声誉，关系到大学所属地政府的政绩”[12]，中国高等教育系统就是这样一个由不同等级次序组合而成的结构。具体来说，当前高教系统基本分为三类行政级别单位：第一类是副部级单位，现有的43所“985”大学中的32所取得这一级别；第二类是厅级单位，一般本科均属此类，约千余所；第三类是副厅级单位，涵盖1184所高职高专。
从表2及统计过程中发现，处于行政级别最顶端的“985”大学不仅在8个年度内的立项数累计达到1443项排名首位，而且于1996年、1998年、2004年分别以277项、102项、332项获得年度立项数最多。相比之下，处于行政级别最底端的高职高专，8年内的总立项数为16项，其中1994与1995年连续两年没有获得任何立项资助。可见，各大学主体“在其发展过程中，产生了分层，稀有的外部资源不断聚集到少数几所地位最高的大学”[13]。也可以这么说，政府在竞争性资源的配置中已经形成了“高等级高配，低等级低配”的显著特点。
按级别配置的特点在表3中反映得更清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网站新近公布数据，普通高等学校即广泛意义上的大学有2263所（不含民办大学）。43所“985”大学总立项比为292%；967所一般本科为258%； 1184所高职高专仅为03%。显而易见，最高行政级别群体与最低级别行政群体之间基本上已经没有任何实质意义的可比性，在校均立项上“985”大学为3356项，高职高专为0014项，其中的差距达到2397倍；处于行政级别居中位置的一般本科虽然在立项总数上仅次于“985”大学排在第二位，但这是“967”所这个庞大基数累计的结果，能反映其立项真实占有量的校均数仅为132项，与最高行政级别大学间的差距为25倍有余，在所有的行政级别群体中仅高于高职高专排在倒数第二位。通过这些数据的对比，我们不能不强烈感受到高等教育体系中确实存在资源地位悬殊的强、弱两大阵营，强势群体由行政级别相对较高的“985”大学与“211”大学组成，弱势群体则由行政级别相对较低的一般本科与高职高专组成。 如表4所示，如果把大学的总立项数视作1，居于强势地位的竞争群体的立项比例达65%，弱势竞争群体为35%；而如果把大学的总规模数视作1，强势竞争群体仅占到总规模的5%不到，弱势竞争群体为95%。因此，关于国家社科基金的资源分配格局便已十分清楚：不到5%的强势大学占据着近65%的资源，而95%的弱势大学只获得剩下的35%。社科界如此，科技界的情况似乎更糟，“在科技资源的分配中，已经出现了明显的集中化现象，坦率地讲，科技界的贫富两极分化现象比社会上其他领域更为严重”[14]。
（三）以行政区位为变量的立项分布统计
如果说行政级别是强势大学在资源竞争中保持连续胜出的标志性“符号”，那么行政区位则是保障这些基本优势不减的另一可依赖的“资本”。在大学竞争的中国资源版图上，区域优势与行政级别优势在客观上一直存在正相关关系，即区域优势明显，所在区域行政级别高的大学数量相应更多，资源配置额度相应更大，反之，亦然。这也就是说，在现行资源配置体制下，区域优势与行政级别优势间体现出相互缠绕、“荣损一体”的特点。当年，地方政府在遴选副部级大学的政策中如何极力创造条件使本区域内大学争胜的事实便可充分说明这一点。因此，当前中国高等教育的基本地理结构既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也是各选择机制间不断竞争与博弈的结果。[15]
如图1所示，以大行政区为单位，各竞争区位间资源地位差异明显：最优区位为华北地区，以北京为中心（共1644项，“211”大学31所，涵盖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及内蒙古）；次优区位为华东地区，以沪宁为中心（共1173项，“211”大学29所，涵盖山东、江苏、浙江、福建、上海、安徽）；一般区位为华中地区，以湖北为中心（共837项，“211”大学13所，涵盖湖北、湖南、河南、江西）；余下的西南、西北两个最典型的弱势区位（共744项，“211”大学24所，涵盖四川、云南、贵州、西藏、重庆、陕西、青海、宁夏、甘肃、新疆）以及东北、华南两个较弱区位（共549项，“211”大学14所，涵盖吉林、辽宁、黑龙江、广东、广西、海南）在中国资源版图上形成大面积的、被边缘化了的竞争劣势区位。
如果说各行政区位因不同的累计基数而导致差异悬殊体现得不彻底的话，省、直辖市的基本统计数据能做更直观地补充和证明。
从图2及表5中，可以发现：“从绝对立项数来说，北京市在8年的单位统计时间内累计立项数最多，达到1306项，占全国总立项数的264%，这一比例数字意味着仅北京市这一个直辖市已经集中了总资源项目的1/4强，比西北、西南、华南与东北这4大行政区的立项总数还多；从平均数来看，8年来各省的平均立项为1596项，仅江苏（278项）、上海（380项）、广东（194项）、湖北（353项）、湖南（189项）、河南（213项）、北京（1306项）、天津（164项）、四川（177项）超过这一数字，其余的22个省或直辖市皆低于平均线以下，而且不少省区在大部分年份的立项数经常徘徊于个位数左右，其中在某些年份无任何立项的省份并不罕见。”[3]106
三、对比验证：在面向优质资源的竞争中，资源集中于强势大学的现象尤其严重
中国属于典型的人情社会[16]，大学的行政级别与行政区位兼备正式规则与人情的双重效应。通过比较处于不同级别“关系”与区位“关系”条件下的大学立项数据，我们对“各校获得基础研究经费的多寡，究竟是由它们的学术生产力即科研成果决定的，还是由其社会名望甚至关系决定的”[17]问题已能作出初步判断。但由级别“关系”与区位“关系”共同构造而成的“地位资源含量”[18]在优质资源的竞争中究竟能发挥多大的作用，还需要用更进一步的数据来支撑。
以2009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的中标单位为例（参见图3）。“重大招标课题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属于级别最高、资助力度最大、影响力最强的项目，其立项数通常被严格控制。此次总招标数为71项，除科研院所占据18项（254%），余下的53项的中行政级别最高的单位‘985’大学为37项（521%）；‘211’大学次之，为8项（113%）；包括军队院校在内的强行政传统院校4项（56%）；一般本科4项（56%），行政级别最低的高职高专0项”。[3]110
与一般立项相比，强势大学与弱势大学在面向优质资源的竞争中升降极其明显：“985”大学从292%上升为521%，涨幅为229个百分点；一般本科从258%下降为56%，降幅为202个百分点；稍有下降的是“211”大学，从178%下降至113%，降幅为65%（参见图4），在面向优质资源的竞争中，大学所获得的总资源量为69%，其中强势大学占634%，弱势大学占56%，如若将69%视为总量1，那么二者间的比例差距已经拉大到92%∶ 8%左右。
可见，“高等级高配，低等级低配”的政府配置特点在优质资源配置的这部分已得到更进一步强化。由此，优质资源高密度地向强势大学集中便成为一种必然。这样的配置条件下，什么样的大学能争胜，什么样的大学能多次争胜，自然显而易见。这样的情形也同样体现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立项竞争中。表6是2008年-2009年度自然科学基金立项总数超过100项的大学[19]，这14所大学的行政级别无一例外都是副部级，其中1992年批准的副部级单位6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科技大学、西安交通大学），2000年批准的为5个（南京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2003年批准的为3个（华中科技大学、吉林大学、山东大学）。
四、结 论
（一）在面向国有性资源的竞争中，强、弱两大群体间的悬殊被继续拉大
大量研究表明：在非竞争性资源的配置中，各大学在预算内教育拨款、教育附加拨款、政策许可的学杂费等方面的差异是相当明显的[20]，因此，强、弱两大阵营已然存在[21]。而在竞争性资源的配置中，“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的马太效应被进一步强化[22]。 （二）导致资源集中的两大核心要素分别是行政级别与行政区位
依赖行政级别与行政区位进行资源配置已经成为政府的“惯性”选择，这也是为什么资源大量流向强势大学及优势区位的根本原因。政策作为一种权衡过程，“必须在所要满足的各种目标（常常是短期的经济、社会或政治紧急目标）之间加以权衡”。[23]因此，高教资源配置尤其应该认识到以行政级别与行政区位作为资源配置基本标准的合理性已经非常有限，当前更应该高度重视的问题是因这一配置取向而导致的日趋尖锐的结构失衡问题。[24]
（三）竞争通常以公平的形式展开，结果却最终走向严重的资源两极分化
包括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在内的大量国有性资源的供给模式，从形式看无疑是公平式的自由竞争，面向所有群体与个体开放，但从资源的数量、质量以及争胜概率的统计结果来看，弱势大学群体与强势大学群体间两极分化的程度很深[25]，“结构紧张”[26]，且不具可比性。这种非可比性来源于二者间在政府信任度、社会影响力、人才层次、办学水平、以及其它资源占有上的非可比性。这说明：将非同质性的组织群体未加任何区分地置于同一竞争平台上，其结果是只能反衬出强弱两种力量之间的差距[27]；若要规避严重的两极分化，必须设计更多分层分类的资源竞争[28]，另在同一竞争中还须加强对弱势大学的资源比例保护。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意识到“中国目前的问题，是如何给弱势阶层提供教育机会，而不是给精英阶层追加给养”。[29]
（四）竞争及资源的基本格局已形成典型的梯级滤式结构
研究最终发现，中国高等教育体系实际上存在一个等级与边界都非常清晰的竞争性资源梯级结构：最顶端部分由“985”大学集团组成，这一集团内部又可大致按行政区位离政治、经济、文化最核心的地理位置远近来划分，越接近者越获得相应资源竞争优势；第二级由“211”大学集团组成，相对于顶级集团的强大，这是一个很明显的次优结构，也是优势集团的一个延伸结构；从第三级开始，由于资源总量被大比例切割走，余量不足，因此，一般本科院校成为这个体系中一个被快速边缘化的群体，即便是数量多、规模大，也难以改变其弱势地位[30]；最底层是规模最大的高职高专院校，从竞争的角度来说，这一群体基本属于缺位或者被淘汰的状态。[31]
参考文献
[1]传统意义上的大学是指生产与研究高深知识的场所，涵盖本科及本科以上教育层次，但信息技术的发展很快将大学边界突破，许多高中后层次的教育及电子大学等形式也都被囊括了进来。参见：王建华.大学的三种概念[J].高等教育研究，2011（8）：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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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玛丽，H.国家、高等教育与市场[M].谷贤林，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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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需要指出的有三点：第一，我国大学在现实中常出现多重行政归属的“身份”，比如既可能是“985”大学，“211”大学，又可能是教育部直属院校，在研究中，为了不重复计算，将采用最高级别取向；第二，按照政策演进的历史，在1993年至1998年的社科基金立项统计中，某些年度是不可能出现“985”大学与“211”大学的，但为了研究的连续性呈现，在找不到更好的办法来替代之前，仍然会采用这一归属划分；第三，在1993年至2009年中，高等教育界经历了一个重要的高校合并阶段，许多大学相互合并产生新的大学，这也就是说除2009年度大学的名称与“985”大学、“211”大学以及教育部直属大学所公布的大学名称完全一致之外，其他年度的大学名称存在大量消失、变更的情况，对这一情况的处理是按大学现有的“身份”划进相应归属，原因是在高校合并过程中，越是竞争力强的大学越采用的是“强强联合”的合并原则，在社科基金的资助名单上榜上有名本身就说明了大学的研究实力，当然，特殊情况还将特殊对待。
[11]佚名.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管理办法[EB/OL].管理规章.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网.（上载日期不详）[2010-09-08]. http：//www.npopsscn.gov.cn/n/2013/0520/c219644-21542088.html.
[12]张应强，彭红玉.高等教育大众化时期地方政府竞争与高等教育发展[J].高等教育研究，2009（12）：5-20.
[13]俞蕖，等.审视现代大学分层现象：基于资源诉求的现代大学行为分析[J].现代大学教育，2012（5）：50-55.
[14]李侠.喧嚣与凝视：透视转型期的科技政策与公共生活[M].北京：科技出版社，2007：43-44.
[15]姜巍，等.中国高等教育规模空间格局演变及其影响因素[J].现代大学教育，2013（1）：43-50.
[16]边燕杰，等.跨体制社会资本及其收入回报[J].中国社会科学，2012（2）：110-126.
关键词：争胜；行政级别；资源集中；配置惯性
中图分类号：G6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610（2013）05-0051-08
只要接触高校资源竞争，我们就能观察到一些很典型的资源集中现象：有些大学[1]的名字会反复出现在各级各类竞争的争胜者名单中，且资源级别越高，这些大学出现的频次就越高；更值得关注的一个现象是，政府每有重大项目招标，这些大学总会在“意料当中”胜出。我们所观察到的现象是否符合事实，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基本判断是否准确，总能胜出的群体有哪些，为什么在充满无限可能的竞争中会产生许多“未卜先知”的现象，本文将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为例对这些问题从实证的角度用数据来回答与解释。
一、研究说明、分析框架及基本假设
本文将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以下简称国家社科基金）的立项为对象展开研究。国家社科基金于1991年设立，较晚于1982年设立的国家科学基金[2]，是哲学与社会科学类最重要的国家级基金。“由于国家社科基金的各项资助具有最广泛意义上的受众面，且立项者的单位身份极受关注，因此，大学间由此引发的竞争超过任何其它低等级性质的基金，比如地方级社科基金、行业性基金、民间基金、甚至国际性基金等”。[3]101当然，也不排除“高等教育机构都试图预测政府的方针政策，以求从将要使用的标准中获益”[4]。
（一）研究说明
统计数据选择分为三个时间段：第一段为1993年至1998年度连续六年的统计数据，这一部分数据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官方网站上即以整体性的“打包”方式发布，不便拆散；第二段为2004年度的立项数据，属于“随机抽取”；第三段为2009年度的立项数据，本研究的性质属于连续性研究，2009年是研究初始阶段的最后一个观察年份。
对社会科学研究来说，5000个数据的统计量称之为巨大统计量，本研究三个时间段内的统计数据达到巨大统计量，这也是为什么没有做连续年度统计分析的原因，同时也是放弃做每年度有1万余立项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分析的原因。当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关于国家社科基金的统计研究最常规的做法是利用现成的学科分类、项目分类、地区分类等进行学科分布比例分析[5]、项目类别分布比例分析[6]、地区分布比例分析[7]、研究成果类型分布分析[8]及管理制度分析[9]。这并不完全符合本研究的要求。因此，本研究将重点与难点放在对近5000项立项的单位进行清晰级别性质的重新编码上，立项单位将分别归属进“985”大学、“211”大学、以省级党校为代表的传统强校、一般本科、高职高专、科研院所这6大门类[10]，工作量巨大。同时，为获取比较客观的统计数据，立项种类将涵盖重大项目与委托项目、重点项目、一般项目、青年项目、自筹项目这五类。
（二）分析框架
首先，1993-200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立项数据的基本统计。
其次，分别以行政级别与行政区位为变量的大学间立项数比较。
再次，以重大项目立项为标志的优质资源竞争分析。
（三）基本假设
一是，在资源竞争中，资源明显流向强势大学、优势区位。
二是，在面向优质资源的竞争中，资源集中于强势大学的现象尤其严重。
二、不同变量条件下的数据分析
（一）1993-200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立项数据的基本统计
从表1可知，国家社科基金是连续常量供给性质的竞争性资助。从资助的项目类别来看，尽可能面向全体开放是基金设立的基本原则。从2004年开始，基金开始设立西部项目，“不抬高西部地区评审中立项的门槛”；另外，在政策上也有意向青年项目倾斜，增加了“一般项目指标如有剩余可用于青年项目”的“倾斜性”条款[11]。因此，就基金从项目分类上所表现出的兼顾性来说，符合公平竞争的基本要求。换句话说，国家社科基金相对于形式公平的基本条件是满足的，那么，立项结果上是否也体现出相应的公平性呢？
（二） 以行政级别为变量的立项分布统计
大学的行政级别是“大学的一项重要政治资源与社会资源”，能够进入高级别的大学行列，“不仅关系到大学校长和党委书记的行政级别，也关系到大学在大学系统中的位置和社会声誉，关系到大学所属地政府的政绩”[12]，中国高等教育系统就是这样一个由不同等级次序组合而成的结构。具体来说，当前高教系统基本分为三类行政级别单位：第一类是副部级单位，现有的43所“985”大学中的32所取得这一级别；第二类是厅级单位，一般本科均属此类，约千余所；第三类是副厅级单位，涵盖1184所高职高专。
从表2及统计过程中发现，处于行政级别最顶端的“985”大学不仅在8个年度内的立项数累计达到1443项排名首位，而且于1996年、1998年、2004年分别以277项、102项、332项获得年度立项数最多。相比之下，处于行政级别最底端的高职高专，8年内的总立项数为16项，其中1994与1995年连续两年没有获得任何立项资助。可见，各大学主体“在其发展过程中，产生了分层，稀有的外部资源不断聚集到少数几所地位最高的大学”[13]。也可以这么说，政府在竞争性资源的配置中已经形成了“高等级高配，低等级低配”的显著特点。
按级别配置的特点在表3中反映得更清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网站新近公布数据，普通高等学校即广泛意义上的大学有2263所（不含民办大学）。43所“985”大学总立项比为292%；967所一般本科为258%； 1184所高职高专仅为03%。显而易见，最高行政级别群体与最低级别行政群体之间基本上已经没有任何实质意义的可比性，在校均立项上“985”大学为3356项，高职高专为0014项，其中的差距达到2397倍；处于行政级别居中位置的一般本科虽然在立项总数上仅次于“985”大学排在第二位，但这是“967”所这个庞大基数累计的结果，能反映其立项真实占有量的校均数仅为132项，与最高行政级别大学间的差距为25倍有余，在所有的行政级别群体中仅高于高职高专排在倒数第二位。通过这些数据的对比，我们不能不强烈感受到高等教育体系中确实存在资源地位悬殊的强、弱两大阵营，强势群体由行政级别相对较高的“985”大学与“211”大学组成，弱势群体则由行政级别相对较低的一般本科与高职高专组成。 如表4所示，如果把大学的总立项数视作1，居于强势地位的竞争群体的立项比例达65%，弱势竞争群体为35%；而如果把大学的总规模数视作1，强势竞争群体仅占到总规模的5%不到，弱势竞争群体为95%。因此，关于国家社科基金的资源分配格局便已十分清楚：不到5%的强势大学占据着近65%的资源，而95%的弱势大学只获得剩下的35%。社科界如此，科技界的情况似乎更糟，“在科技资源的分配中，已经出现了明显的集中化现象，坦率地讲，科技界的贫富两极分化现象比社会上其他领域更为严重”[14]。
（三）以行政区位为变量的立项分布统计
如果说行政级别是强势大学在资源竞争中保持连续胜出的标志性“符号”，那么行政区位则是保障这些基本优势不减的另一可依赖的“资本”。在大学竞争的中国资源版图上，区域优势与行政级别优势在客观上一直存在正相关关系，即区域优势明显，所在区域行政级别高的大学数量相应更多，资源配置额度相应更大，反之，亦然。这也就是说，在现行资源配置体制下，区域优势与行政级别优势间体现出相互缠绕、“荣损一体”的特点。当年，地方政府在遴选副部级大学的政策中如何极力创造条件使本区域内大学争胜的事实便可充分说明这一点。因此，当前中国高等教育的基本地理结构既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也是各选择机制间不断竞争与博弈的结果。[15]
如图1所示，以大行政区为单位，各竞争区位间资源地位差异明显：最优区位为华北地区，以北京为中心（共1644项，“211”大学31所，涵盖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及内蒙古）；次优区位为华东地区，以沪宁为中心（共1173项，“211”大学29所，涵盖山东、江苏、浙江、福建、上海、安徽）；一般区位为华中地区，以湖北为中心（共837项，“211”大学13所，涵盖湖北、湖南、河南、江西）；余下的西南、西北两个最典型的弱势区位（共744项，“211”大学24所，涵盖四川、云南、贵州、西藏、重庆、陕西、青海、宁夏、甘肃、新疆）以及东北、华南两个较弱区位（共549项，“211”大学14所，涵盖吉林、辽宁、黑龙江、广东、广西、海南）在中国资源版图上形成大面积的、被边缘化了的竞争劣势区位。
如果说各行政区位因不同的累计基数而导致差异悬殊体现得不彻底的话，省、直辖市的基本统计数据能做更直观地补充和证明。
从图2及表5中，可以发现：“从绝对立项数来说，北京市在8年的单位统计时间内累计立项数最多，达到1306项，占全国总立项数的264%，这一比例数字意味着仅北京市这一个直辖市已经集中了总资源项目的1/4强，比西北、西南、华南与东北这4大行政区的立项总数还多；从平均数来看，8年来各省的平均立项为1596项，仅江苏（278项）、上海（380项）、广东（194项）、湖北（353项）、湖南（189项）、河南（213项）、北京（1306项）、天津（164项）、四川（177项）超过这一数字，其余的22个省或直辖市皆低于平均线以下，而且不少省区在大部分年份的立项数经常徘徊于个位数左右，其中在某些年份无任何立项的省份并不罕见。”[3]106
三、对比验证：在面向优质资源的竞争中，资源集中于强势大学的现象尤其严重
中国属于典型的人情社会[16]，大学的行政级别与行政区位兼备正式规则与人情的双重效应。通过比较处于不同级别“关系”与区位“关系”条件下的大学立项数据，我们对“各校获得基础研究经费的多寡，究竟是由它们的学术生产力即科研成果决定的，还是由其社会名望甚至关系决定的”[17]问题已能作出初步判断。但由级别“关系”与区位“关系”共同构造而成的“地位资源含量”[18]在优质资源的竞争中究竟能发挥多大的作用，还需要用更进一步的数据来支撑。
以2009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的中标单位为例（参见图3）。“重大招标课题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属于级别最高、资助力度最大、影响力最强的项目，其立项数通常被严格控制。此次总招标数为71项，除科研院所占据18项（254%），余下的53项的中行政级别最高的单位‘985’大学为37项（521%）；‘211’大学次之，为8项（113%）；包括军队院校在内的强行政传统院校4项（56%）；一般本科4项（56%），行政级别最低的高职高专0项”。[3]110
与一般立项相比，强势大学与弱势大学在面向优质资源的竞争中升降极其明显：“985”大学从292%上升为521%，涨幅为229个百分点；一般本科从258%下降为56%，降幅为202个百分点；稍有下降的是“211”大学，从178%下降至113%，降幅为65%（参见图4），在面向优质资源的竞争中，大学所获得的总资源量为69%，其中强势大学占634%，弱势大学占56%，如若将69%视为总量1，那么二者间的比例差距已经拉大到92%∶ 8%左右。
可见，“高等级高配，低等级低配”的政府配置特点在优质资源配置的这部分已得到更进一步强化。由此，优质资源高密度地向强势大学集中便成为一种必然。这样的配置条件下，什么样的大学能争胜，什么样的大学能多次争胜，自然显而易见。这样的情形也同样体现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立项竞争中。表6是2008年-2009年度自然科学基金立项总数超过100项的大学[19]，这14所大学的行政级别无一例外都是副部级，其中1992年批准的副部级单位6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科技大学、西安交通大学），2000年批准的为5个（南京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2003年批准的为3个（华中科技大学、吉林大学、山东大学）。
四、结 论
（一）在面向国有性资源的竞争中，强、弱两大群体间的悬殊被继续拉大
大量研究表明：在非竞争性资源的配置中，各大学在预算内教育拨款、教育附加拨款、政策许可的学杂费等方面的差异是相当明显的[20]，因此，强、弱两大阵营已然存在[21]。而在竞争性资源的配置中，“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的马太效应被进一步强化[22]。 （二）导致资源集中的两大核心要素分别是行政级别与行政区位
依赖行政级别与行政区位进行资源配置已经成为政府的“惯性”选择，这也是为什么资源大量流向强势大学及优势区位的根本原因。政策作为一种权衡过程，“必须在所要满足的各种目标（常常是短期的经济、社会或政治紧急目标）之间加以权衡”。[23]因此，高教资源配置尤其应该认识到以行政级别与行政区位作为资源配置基本标准的合理性已经非常有限，当前更应该高度重视的问题是因这一配置取向而导致的日趋尖锐的结构失衡问题。[24]
（三）竞争通常以公平的形式展开，结果却最终走向严重的资源两极分化
包括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在内的大量国有性资源的供给模式，从形式看无疑是公平式的自由竞争，面向所有群体与个体开放，但从资源的数量、质量以及争胜概率的统计结果来看，弱势大学群体与强势大学群体间两极分化的程度很深[25]，“结构紧张”[26]，且不具可比性。这种非可比性来源于二者间在政府信任度、社会影响力、人才层次、办学水平、以及其它资源占有上的非可比性。这说明：将非同质性的组织群体未加任何区分地置于同一竞争平台上，其结果是只能反衬出强弱两种力量之间的差距[27]；若要规避严重的两极分化，必须设计更多分层分类的资源竞争[28]，另在同一竞争中还须加强对弱势大学的资源比例保护。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意识到“中国目前的问题，是如何给弱势阶层提供教育机会，而不是给精英阶层追加给养”。[29]
（四）竞争及资源的基本格局已形成典型的梯级滤式结构
研究最终发现，中国高等教育体系实际上存在一个等级与边界都非常清晰的竞争性资源梯级结构：最顶端部分由“985”大学集团组成，这一集团内部又可大致按行政区位离政治、经济、文化最核心的地理位置远近来划分，越接近者越获得相应资源竞争优势；第二级由“211”大学集团组成，相对于顶级集团的强大，这是一个很明显的次优结构，也是优势集团的一个延伸结构；从第三级开始，由于资源总量被大比例切割走，余量不足，因此，一般本科院校成为这个体系中一个被快速边缘化的群体，即便是数量多、规模大，也难以改变其弱势地位[30]；最底层是规模最大的高职高专院校，从竞争的角度来说，这一群体基本属于缺位或者被淘汰的状态。[3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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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需要指出的有三点：第一，我国大学在现实中常出现多重行政归属的“身份”，比如既可能是“985”大学，“211”大学，又可能是教育部直属院校，在研究中，为了不重复计算，将采用最高级别取向；第二，按照政策演进的历史，在1993年至1998年的社科基金立项统计中，某些年度是不可能出现“985”大学与“211”大学的，但为了研究的连续性呈现，在找不到更好的办法来替代之前，仍然会采用这一归属划分；第三，在1993年至2009年中，高等教育界经历了一个重要的高校合并阶段，许多大学相互合并产生新的大学，这也就是说除2009年度大学的名称与“985”大学、“211”大学以及教育部直属大学所公布的大学名称完全一致之外，其他年度的大学名称存在大量消失、变更的情况，对这一情况的处理是按大学现有的“身份”划进相应归属，原因是在高校合并过程中，越是竞争力强的大学越采用的是“强强联合”的合并原则，在社科基金的资助名单上榜上有名本身就说明了大学的研究实力，当然，特殊情况还将特殊对待。
[11]佚名.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管理办法[EB/OL].管理规章.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网.（上载日期不详）[2010-09-08]. http：//www.npopsscn.gov.cn/n/2013/0520/c219644-2154208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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