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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刘俐
文/[英] 威廉•ST•克莱尔
在“书的历史”的一端，也就是微观的这一端，我们看到罗伯特•丹顿在2004年第一届约翰•考芬纪念演讲会上，证明了一个人如果对一本法国大革命爆发时有关于巴黎的小册子反复仔细地进行文本上和历史学方面的研究，就能有多么大的收获。在宏观的那一头，我们看到了“书的历史”应该解决的一些更为重大的问题。书是在什么情况下面世的，它们又为什么是以那样的面貌面世的呢？那些得以面世的书又是如何被生产、出售、发行和阅读的呢，以什么样的数量，被什么样的读者群，跨越了多长的时间段呢？这样被生产出售发行的书籍，被阅读后又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对读者的心灵及当时的那个社会的整个内心机制又有什么影响呢？我用“内心机制”这个从法语而来的词指的是，一个社会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文化的当口，所盛行的信念、情感、价值观和影响人的行为方式的脾性，不仅包括显而可见的心态，还包括那些未被言明的或者是被视为定数或天性的东西。方便起见我用了“书籍”这个词，但这其中也包括杂志、报纸和其他媒介。
上面提到的那些问题当然不算新鲜，但是虽然人们对某些文本的意义、它们的写作过程和作者的生平有过不少探究的兴趣，但对于它们如何到达不同的读者的手上乃至心里，就没有多少人会过问了。我的很多发现和结论都来自于英语世界里的印刷时代，那大概是从公元1500年到1900年的四百年间，也是一段漫长的孕生了很多变化的历史时期。但是，从某一方面讲，那个时代也形成了一种统一体。因为在那段时间里，印有图文的纸，是复杂的文本以及复杂的思想能大量地在时空中得以传播的唯一媒介。顺便说一句，我选择1900年作为结点，不是把它作为印刷时代的终结，而是为了方便地标记随着无线电和电影的出现，印刷失去了自身的独一无二性。在这四个世纪里，几乎所有被记录在案的观点都相信阅读书籍能影响到读者的心灵、社会的内心机制和民族的命运。无论从事的是政治、教育、宗教、文学、学术、科学、宣传鼓吹、广告还是审查工作，过去很多作为领袖人物的男男女女都用印刷品来传播自己的思想，推进自己的目标。在十八世纪九十年代至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尤其是这样，如同那个时期的人们认为的那样，那是一个充满革新的时期。但是他们应该认为书籍和阅读能作用于人心吗？我们如何来探究这种看法成立与否呢？
文学史和思想史这两门传统上一直想寻回内心机制的学科，基本是按着“作家大游行”的传统进行研究的。写作的历史被看成是过去声名赫赫的人的游行，队列上方有高高在上的评论员看台对其发表评述。文学上，我们看到乔叟、莎士比亚、米尔顿、华兹华斯、丁尼生……哲学上，休谟后面跟着亚当•史密斯、卢梭，或者什么别的作者所喜好的名字。按照这种游行传统，那些被后世奉为时代经典，或者在广义上最具原创性的文本，大家都认为它们捕捉到了，或部分地捕捉到了当时历史形式的本质。这个传统着眼于新作，基本否定了读者的主动性。另一个传统相对较新，我把它称为“文本议会”。这种传统把某个历史时期的作品看成在某种全体议员都在场参与的公开议会上，大家之间进行相互的争吵协商。因此，当法国大革命的消息传到英国时，一时间书籍和小册子蜂拥而出，讨论大革命的种种意义，争论的话题小到具体的政策，大到对人类社会性质的哲学思考，政体的职能，政治、社会和性别等级的合理性，等等不一而足。
在这两种传统之下，历史学家选择那些在游行队列中行进的或端坐在议会里的文本。这两种传统都能与不把时间考虑在内的文本批评和文本阐释分析联系在一起，以求了解文本的修辞立场和意识观点，采用，譬如说，神话的理论来解释几种叙述方式的持久魅力。有些学者还试图验证文本里的断定是否属实，虽然，很不幸，已经过时。文本是可以安在具体的上下文里面的。但是，要去了解阅读怎么影响了内心机制，这两种方法都是不完全，难以令人满意的。因为，一方面，要研究过去阅读所产生的影响，就要考虑过去到底是哪些书被阅读了，而不是看后人的选择。再者，在对过去某个时期人们的阅读进行描述时，只看那个时期写出来的东西也是不够的，虽然这些东西也是特别重要的。过去在英语世界里大量的阅读对象都是很久以前或者在很久远的地方编写的。
在游行和议会这两种传统之下，新出的书排在先出的书之后，与它们交战，有时打败或替代它们。但从读者的角度看，时间上的线性却不能成为标准。历史上没有哪个读者，不管是什么样的社会经济或教育状况，会按书第一次出版的时间来进行阅读。譬如在十九世纪的英国，很多人都是在读了反启蒙的文本，接受了集中的反启蒙的学校教育后，才读了启蒙运动的书籍；还有很多人，包括很多女性，读了反启蒙的东西，却压根没读关于启蒙运动的东西。在对于法国大革命的意义的争论中，汤姆•潘恩的《论人权》很快就被查禁了，只有几本另外的小册子先后零星地印了超过500-750份。但是，埃德蒙•伯克的《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只在十八世纪九十年代就有超过两万本的出版发行量。当然小册子可能不只一个人阅读，可能在读书会流传，信息与思想也可以口耳相传。但是，在为数众多的读了印刷成文的讨论，想借此了解法国大革命意义的男男女女里，大多数人的结论肯定是仅仅以伯克的思想为依据的。
我们读到题名为“华兹华斯的时代”的书或文章时，我们难道不该顾虑到在华兹华斯一生的境遇当中，他的大多数书每版都只印五百或一千本，这其中有很多在出版几年后被廉价处理或丢弃吗？那样的阅读量能够影响到一千到一千五百万人的思想吗？尤其是在华兹华斯总体来讲，巩固了他那个时代的主流文化的时候？我们又怎么看待斯各特的诗体和散文体的浪漫传奇到十九世纪中期时只在英国就有超过两百万的销量， 大概比其他作家全部加起来的还要多上一百万这样的事实？而斯各特也被当时最好的评论家认为是可以和荷马媲美的伟大的导师和典范，而不是杰佛里•阿切尔和庸俗小说的先导。
况且，读者也从来都不是文本意义的被动的接受体。他们在所处环境的允许范围内，有自由去选择读什么样的书，哪些段落该仔细读，哪些该跳过，哪些该质疑，哪些该加以否定，哪些虽不情愿也要去读。孩子们反应很可能就要更没有拘束了。单纯基于文本的研究方式，无视文本外的信息，是不能让我们看出什么作用和影响的。一个改良的方式就是把过去的文化不是看成什么游行或是议会，而是很多因素相互作用的动态系统，一个文本的写作、出版及随后的阅读都是能有所影响的行为。既然，按这种方式，相互抵触的文本之间的交战主要是在读者的大脑内进行的，那么我们必须预计到其发展的轨迹是要异于文本初次写作和初次印刷的发展轨迹的。如此一来，我们就要来考虑“阅读的政治经济学”了。
如果这个说法听起来有十八世纪的调调，那也正好是我的部分看法。启蒙运动的经典政治经济学研究了几种不同类型的主体架构如何明显地影响到了商品、贸易、价格、就业、收入和民众的物质福利。他们相信，了解了经济制度，就能改善这种制度的政治管理，从而改善参与者的生活。总体来讲，他们成功了，他们建立的科目也已经成为成熟的学科。我想把这种传统再推进一步，应用到文化系统里，看看主体架构是如何影响到到书籍、获取度、读者群以及相应的内心机制的。
阅读的政治经济学可以从政治经济的经济层面上开始。“书籍的历史”，同很多其他事物一样，也是一部行业史，同药品业和信息科技都有相似之处，核心都是知识产权。对于几种经济和商业结构的影响，我们有一套成熟的、以经验验证过的理论。上面的表格是一个简单的图表，标示的是浪漫主义时期，拿到一个新写出的文本的出版商的可观察到的经济行为。我用纵轴表示价格，横轴表示数量。受某些没有在此处标明的因素的制约，出版商来选择把自己的书放在需求曲线的哪个点上，或者高定价低销量；或者低定价高销量。作为有绝对权力来决定哪本书该印刷出版的出版商，也就是版权所有者，如果想把经济回报最大化，就要按一系列的时间节点，沿需求曲线下移（这是垄断者的经典做法）。当时一本评价最高最受欢迎的司各特的《湖边夫人》，从需求线的四开本到八开本到十二开为止。另一本拜伦的《唐•璜》（此书已不再有版权），从线上掉得更厉害——确切地说是到了当时技术所能允许的最低点：小小的册子，密密麻麻地印着肉眼难以辨识的小字。
《湖边夫人》的定价，经历了从四十二先令到十二先令再到九先令的大幅下降，销量从一千本增加到了一万本。从大而贵的四开本到小而便宜的十二开本，用了十五年的时间。《唐•璜》完整本的定价从五十七先令降到五先令，还没有最初定价的十分之一多。销量从几千本增加到了几十万本。这种从需求线的下移，从《唐•璜》作为整本书出版算起，花了两年的时间。《湖边夫人》是跟着《唐•璜》沿需求线下移了，但是是直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版权到期，价格大幅下降，公众获取度极大拓宽之后。
我们可以把价格和潜在的不同的购买者和读者的收入联系在一起。譬如四开本的卷，要花费一位绅士周薪的三分之一，如果一位退休的“尼尔逊皇家海军”的退休上校每周的收入为一百先令。《唐•璜》的微型版本，与此不同，是职员、工匠和其他原本被现代阅读拒之门外的人们能负担得起的。顺便提一句，浪漫主义时期，没有免费的公共教育，也没有免费的公共图书馆，没有铁路，人与人之间没有快捷的交流方式。因此，我所作的需求曲线虽简单，但揭示了知识产权决定性地位、价格、获取度和获取时间的关系。
在英国印刷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湖边夫人》的模式是最常见的，虽然不是所有的文本都非常符合，而也只有少量的书能得以重印。直到1774年，英国的出版商还在实行永久知识产权制，在需求曲线上居高不下。事实上，在十七、十八世纪，他们慢慢爬升，保持高价低销量，舍弃了低端部分。在法庭终结了永久性的垄断后（成文法已被出版业漠视了很久），低端才得到开发，我们看到价格跌落，产量剧增，获取度得到拓宽。有资料显示，《鲁滨逊漂流记》这本从1719年一出版就一直是畅销书的作品，在司法判决后的五年里的销量比它初版后七十年里的总量还多。莎士比亚的作品1774年后二十年的销量比1623年第一次出合集后一百五十年的总量还多。但是价格的下降并不是像很多人认为的那样是因为书籍生产的机械化。1774年后不断从英国的印刷厂涌出的那些印数越来越大，价格越来越低的书，基本沿用了古登堡的传统的手工做法。
在需求曲线图标的下端是选集、删节本和改编本。这些都是思想得以传播，或者按经济学的说法，得以“渗漏”的方式。它们使长的文本让更多的读者（包括年轻人），还有那些文化程度不高和经济上困窘的人也能获得。它们帮助一个社会成为一个整体，把一代人的阅读经验与几代人的相联，让小孩子读到那些他们日后可能要更详细阅读的文本，穿越时间空间和社会环境，延续一种共有的回忆。在1600年左右，英国的书籍出版业突然停止了这类需要带版权的材料的书籍的印刷。譬如没有十八世纪的小说的删节本，没有亚当•史密斯作品的删节本，没有吉本作品的删节本，也没有荷马和维吉尔的英译的删节本，而这些大部头的著作恰恰都是非常需要删节本的。1774年法庭的决议不仅使得无数完整的作品被数以百万计的曾被拒之门外的读者阅读，而且使得倚仗同样的旧文本的选集、删节本和改编本大量印刷，里面的思想也得以传播到了更广泛的人群，包括儿童。
这种与选集、删节本和改编本相关的模式，关于书籍历史风景的阿尔卑斯山，不是由传统的描述性文献学，也不是由叙事史学发现的。但是，与渐落式的情况一样，一旦这个现象被发现，答案就呼之欲出了。其商业目的就是防止完整版文本的高价市场遭到损害。因为禁令是不可回溯的，所以那些公元1600年前已有知识产权的老的作品，继续得以重印。结果就使得延长永久所有权终结之前印刷的那些老文本的存在时间变得有利可图。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能让我们解释为什么1774年后阅读群体快速膨胀，直到十九世纪末大学差不多出现。这也解释了为什么1594年到1808年间，莎士比亚的作品不再受欢迎，为什么深受几百年读者喜爱的中世纪的浪漫传奇突然在1800年左右令人提不起胃口。
这种由主体性的经济结构和商业运作引起的阅读获取上的时间差不容小视。例如，在浪漫主义时期，很多中产阶级的读者被困在两三代人以前在英国出的书，那些随着时光流逝，跟他们的日常生活不大相关的东西。穷人们则只能看那些几百年前就已经首次印刷的作品：英语的圣经、历书、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传奇故事的小册子，如《瓦威克的盖伊》、《汉普敦的比威斯》和理查德•约翰逊的《基督徒著名七勇士传》。那些处在需求曲线上峰的人自然也能买那些稍便宜一些的书，而且买的人很多。塞缪•佩皮斯和詹姆斯•鲍斯威尔就喜欢那些老的删节本的小册子，并进行收集，但处在低端的人就不能经常买那些更近代些的书了。
虽然我举的都是文学方面的例子，但是这种大致的模式在整个印刷文本里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包括科学、医学、哲学、历史等等。上面的人拥有新的知识，底下的人有的是过时的知识；上面的人拥有临床医学，下面的人有的却是民间故事和多余的孩子；上面的人有科学，其他人有的是占星术。其对于思想的后果是日积月累的，能影响到后代的视野广度。需求曲线揭示了在一个阅读群体里，经济境况和文化视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读者能享用到的是时新还是过时的文本。
我用“过时”这个词，并不是说文本离最初出版或印刷的时日长了，就一定会贬值或不那么可靠。同样地，一个文本也不会因为是很久以前就出版的就有什么了不起。读者总是可以从不是当代的文本里读出当代的意味来，很多人能成功克服由价格造成的知识和教育获取方面的障碍。但是偶尔的例外，虽然在某些方面是可信赖的，但也更加确认了惯常就是惯常。
是什么决定了需求曲线的形状呢？我们能想到很多因素：知识水平、收入、眼界见识、审查制度、对读者的吸引力——这些因素都不是静态的。总体看来，需求曲线在浪漫主义时期的前一个世纪非常陡峻，就是说降价之后多卖出的书的数量也不是很多。到了1900年，廉价的书增大了阅读量，在这样一个良性循环下，需求曲线大为平缓，更多的成年男女和儿童加入到了阅读群体。
我还提到了另外一个因素，就是技术变革的影响。版本印数，也就是每版的印刷总数，在十九世纪初期与印刷时代的前几个世纪也没有很大的不同，虽然后者的人口、经济和市场都只是后者的一小部分。每版五百本到三千本的印数，在法国、德国、荷兰和意大利都是差不多的。从欧洲到北美这个数字似乎也是稳定的。只是在十九世纪中期，随着铅版印刷的采用，才有了大的变化，有些印数才变大。
我们要问，为什么印刷业使十五世纪的欧洲有了更多文本？那些宣称占有唯一真理的政治和教会领袖会宁愿要现存文本的更多的印本吗？这里我们有一个关于生产多余印数的最低成本的简单的经济学上的解释。如果用活字印数，三千本之后，生产商会因为需求超过三千本，把铅字在放回模子里，再版印刷，相对于他的成本和风险而言，最大化他的收益。这里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关键在于：书籍制作的技术上和经济上限制条件的差异改变了新旧文本之间生产的平衡，也就进一步改变了阅读的平衡。手抄本时代鼓励已有文本的生产，这就促进了文化的稳定性（滞后性）。活字印刷时代（1500-1835年）鼓励较新的文本的印刷，增加了文化的活力和变化。铅版和电版印刷时代（1835-1914年），再一次惠及旧文本而不是新文本的印刷，迎来了另一个文化的稳定/滞后期。在我们现在的电子印刷时代（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至今），在技术上，它使以极小的成本，无限量地让新旧版本同时印刷和流通成为可能。但是公元1500年前形成的相对于活字印刷的知识产权结构，定型了盛行于印刷时代的价格、获取度和获取时间之间的关系模式。其中的风险是我们要经受一种出现于十八世纪的境况，那就是只有精英才能获取到新的思想，其他人受困于陈旧的，甚至是过时的知识，有些人完全无法受惠于现代化。
一旦我们找回了历史上的阅读模式，我们就能确定普遍的对于阅读影响内心机制的断定是可以成立的了吗？为避免循环论证，我们需要用到处于文本外部的内心机制的表征。我因曾详细研究过某一历史时期，也就是浪漫主义时期的政治经济，发现历史上的阅读模式与内心机制真的有些对应关系。在整个印刷时代，文本、阅读和所带来的广泛的影响之间的关联，无论是普遍的还是具体的，都是确定有的。举例来说，在工业化城市化了的英国，在出现了一种明显的工人阶级的怀疑论的城市化的改革文化后，还存有乡村式的、宗教的、启蒙运动之前的结构，以及对占星和其他古代迷信体系的执迷，不管教会和政府怎样努力改变这种状况——在这些情况之下，书籍和读者相应重合，而不是作者与文本。在英语阅读群体在一个多世纪里都沉迷于瓦尔特•司各特的新骑士的浪漫传奇与维多利亚时期的价值观——以及我们在美国内战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看到的心态之间存在着惊人的重合（这其中的关联马克•吐温、保罗•福塞尔等人曾研究过）。
如果我是对的，阅读能影响到内心机制的观点能被认同，这背后的意义是非同小可的。从传统的‘文本－和－作者中心化’的研究方法的结果中脱离出来后，我们把它们与另外的破译复杂性的方法联系起来。一个惊人的结论就是那些简单易懂的，被经验验证过的经济模式，如价格和数量、垄断和竞争，居然能那么有效地解释在印刷作为最主要媒介的几百年里书籍印刷业的行为以及读者获取的模式。书籍印刷业通过私人知识产权制实行垄断和同业联盟（卡特尔），使得市场的最高端更被重视，沿需求线下滑缓慢，配量供给市场，来保护产品的市场价值，忽视市场的大群体，或者供给他们过时的或劣质的货品。简单的经济学理论也就能解释为什么阅读群体被划分为相互重合的读者层，不是以收入或社会经济阶级和文化程度，而是以他们能获取到的印刷文本的过时程度来进行划分。因此，把内心机制和阅读关联起来，也就是把它们和书籍的经济学联系了起来。
转到阅读政治经济学的政治方面来，我们可以观察不同的政体下，书籍生产商和读者境况的变化；探求政治决策对书籍业的行为和需求线的形状的影响，以及它们对价格、获取度、期望值和读者，乃至不同群体中知识构成的影响。譬如所有文本从圣经到歌谣的私人知识产权的永久制（在英国直到1774年才被废除），就使得出版业成为稳定而繁荣的行业，作者、出版商、制造商和发行商收到越来越丰厚的回报；使得重要的新作品得以印刷；但也使得利益集中于社会的富裕人群，延迟限制了其他人对书籍的获取，使得大多数人无法获得新的知识。完全没有知识产权（如在十八世纪的爱尔兰）使得爱尔兰的出版业变成了英国文本重印的海外中心，主要用于出口；给地区性的讲英语的人带了就业方面的经济利益，使得他们以英国价格的小部分就可购得时新文本的文化上的好处。混合性的制度，如一代产权制，苏格兰从1714年实行到1808年，英国从1774年实行到1808年，都使得出版业、新书籍和对较新文本的获取得到了很大扩展，并且与苏格兰的启蒙运动和英国的浪漫主义运动同时。海外的管理，如在十七世纪的荷兰，十八世纪的爱尔兰和十九世纪早期的巴黎，削弱了英国政治、教会和社团机构的审查力度，绕过了对诽谤、色情内容的控制，减弱了价格阻止和限制获取度的能力。诸如此类。
总体说来，显现出来的事实是文本、书籍和阅读的几乎方方面面，包括英语的圣经和莎士比亚的作品，是受了印刷时代三个主体体制的影响：文本印刷业手中掌握的私人知识产权；行业内部的同业联盟（卡特尔）；政府与行业间的紧密联盟，行业以文本清查和自我审查来换取经济特权。还有一个事实就是，私人知识产权制被政体很好地加强和巩固，在英国，十六世纪初期开始实行，虽然很快就被手抄本、盗版和海外出版削弱，但仍在很大程度上成功了达到了目的。因此，这些主体体制也参与决定了社会本身，影响了文化形成的各个阶段，从文本生成，到书籍的制作和发行，再到读者的获取度、期望值，以及对阅读物的选择和接受，最后再到内心机制。我提出我们建立一个具体文本的角色可以得到描述的框架；阅读的政治经济学的有用模式。
现在对于知识产权的激烈争论主要不是在政治经济学的考虑，而是以忽视了影响力的绝对化语言进行的。一种是产权和盗用的语言，这种绝对化的语言模糊了中心问题，因为非物质不可见的知识产权，在本质上是异于有形态可见的不动产权的。关于不动产权的习惯和传统从人类历史有记载以来就是存在的，在西方传统中也一直没有任何本质上的变化。知识产权是欧洲十五世纪的发明，在法律和惯例上经历了很多变化。对于一块不动产（譬如说一座房子）业主可以作大的变动，结果还可以辨认出是那所房子。但是房屋所有人没有办法把第一所房子缩减一下，就造出第二所房子。如果很多人来分这个房子，每个人只能拿一份，分的人越多，每个人分到的也就越少。但对于知识产权来讲，分用并不会带来任何使用上的损失: 我对莎士比亚的阅读不过因为你也读莎士比亚而有任何减损。
除了“产权”和“盗用”，目前对于知识产权的争论还充斥着另一种绝对化的语言，就是把作者说成是唯一有权利拥有和捍卫他/她作品的“创造者”。但我们知道即使历史上最有原创性的作者，像莎士比亚，也不是从零开始，而是改编了已有的作品。没有什么人，不管是作家还是知识产权所有人，能名正言顺地宣称自己文本中所有重要的部分都是收集自自己私人拥有的材料。但是，到了十七世纪，在英国的图书出版业，所有适用于不动产的产权话语，包括盗用、损坏和侵犯的处罚、所有权所附带的政治权利和特权，法律对充公的杜绝，都应用到了这种新出现的私人财产形式上。
“爱米莉•狄金森坚定地相信我们无法完全理解生，如果我们不能了解死。”说完这句老生常谈的话，我就有所干犯了。或者至少在我没有立即说明这一想法是温蒂•马丁在1988年的《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一文中申明原创的。这个个案不是来自于什么极端的书籍销售的商会，而是来自美国现代语言协会所出版的学术写作的专业指导手册。美国现代语言协会宣称：“一个饥饿的人偷一块面包，是可以被治好的……但不幸的是，几乎惯常地，一个职业作者的写作生涯总是被一桩剽窃事件影响。”但是今天有知识产权的文本（使用有偿）越变越短，其中所需的创造性也就越来越少。当华纳兄弟知道格劳乔•马克思要滑稽模仿他们的电影《卡萨布兰卡》时，让律师给他发出了一封严厉的警告信。格老乔回答说马克思兄弟在有华纳兄弟之前很早就有了，所以要求对“兄弟”称号的所有权。今天他可能无法这么轻松地把事情处理掉。不久以前，撒切尔夫人对法庭说她对她用在回忆录的一句“背叛的脸上挂着微笑”有知识产权，控告BBC的侵权，最后胜诉了。
我想知道启蒙运动的政治经济学家和法学家会怎么看这件事？如果口头语言是把人类联结成一个社会的主要能力，为什么书面语就成了私人产权？按他们的做法，我们可以这样如实地描述私人知识产权：一种由国家保证的复制和买卖文本的垄断权力，一种限制性的商业运作方式，如果得到允许，那就必须由给容许这种特权的社会带来的公共利益证实是合理的。 这种对于利益的论辩要想理性地进行，必须了解到不同的体制所可能产生的影响，无论是对于作者还是读者；换言之，也就是政治经济学。当然，这样的讨论必须考虑到几种体制能提供给有益的变革的激励因素，像十八世纪所认为的那样。但为避免滥用，哪里有垄断，哪里就要有约束。
如果我们要形成阅读的政治经济学，需要什么呢？首先，如果我们要研究政治经济学，就要有经济方面的信息。有了现代科技和很多人手帮助，去安置那些我们已经掌握的丰富的关于文本的信息，像那些存留下来的零散的关于生产、价格、获取度和读者群随时间变化的信息， 是很简单的。从这些信息里，我们可以发现其中的范式，做出随机的阐释型模型。这样的计划可以跟现在正在进行的几个计划结合，如把文本放到网上，或收集以前有记录的阅读实例。有了这种信息，我们就可以对文本、书籍、阅读及其后继的影响有一种更全面更理论性的了解。
与华兹华斯在《漫游》里所相信和写到的不同，他的思想并不是在湖区的山间直接接触自然形成的。他所进入的是几百年来流传下来的传统。拜伦笔下庞尼瓦的心在锡隆的地牢里也不是自由无拘的，虽然他的英雄主义的故事给了无数的读者和听众以鼓舞。我们的内心的复杂的方面，也许要远大于我们已经了解到的或愿意去承认的；我们和我们的先人消费了那些我们能接触到的文本，那些经由政治和经济过程生产出的，因此涉及到了财产和权力的文本，产生了及时的影响。如果我们希望更加明了为什么，作为整体的社会，我们以这样而不是那样的方式思考，并且希望，如果我们愿意，获得更大的自由度，我们需要一种政治经济学的阅读。
本文编译自2005年约翰•考芬关于书的历史的纪念演讲。
文/[英] 威廉•ST•克莱尔
在“书的历史”的一端，也就是微观的这一端，我们看到罗伯特•丹顿在2004年第一届约翰•考芬纪念演讲会上，证明了一个人如果对一本法国大革命爆发时有关于巴黎的小册子反复仔细地进行文本上和历史学方面的研究，就能有多么大的收获。在宏观的那一头，我们看到了“书的历史”应该解决的一些更为重大的问题。书是在什么情况下面世的，它们又为什么是以那样的面貌面世的呢？那些得以面世的书又是如何被生产、出售、发行和阅读的呢，以什么样的数量，被什么样的读者群，跨越了多长的时间段呢？这样被生产出售发行的书籍，被阅读后又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对读者的心灵及当时的那个社会的整个内心机制又有什么影响呢？我用“内心机制”这个从法语而来的词指的是，一个社会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文化的当口，所盛行的信念、情感、价值观和影响人的行为方式的脾性，不仅包括显而可见的心态，还包括那些未被言明的或者是被视为定数或天性的东西。方便起见我用了“书籍”这个词，但这其中也包括杂志、报纸和其他媒介。
上面提到的那些问题当然不算新鲜，但是虽然人们对某些文本的意义、它们的写作过程和作者的生平有过不少探究的兴趣，但对于它们如何到达不同的读者的手上乃至心里，就没有多少人会过问了。我的很多发现和结论都来自于英语世界里的印刷时代，那大概是从公元1500年到1900年的四百年间，也是一段漫长的孕生了很多变化的历史时期。但是，从某一方面讲，那个时代也形成了一种统一体。因为在那段时间里，印有图文的纸，是复杂的文本以及复杂的思想能大量地在时空中得以传播的唯一媒介。顺便说一句，我选择1900年作为结点，不是把它作为印刷时代的终结，而是为了方便地标记随着无线电和电影的出现，印刷失去了自身的独一无二性。在这四个世纪里，几乎所有被记录在案的观点都相信阅读书籍能影响到读者的心灵、社会的内心机制和民族的命运。无论从事的是政治、教育、宗教、文学、学术、科学、宣传鼓吹、广告还是审查工作，过去很多作为领袖人物的男男女女都用印刷品来传播自己的思想，推进自己的目标。在十八世纪九十年代至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尤其是这样，如同那个时期的人们认为的那样，那是一个充满革新的时期。但是他们应该认为书籍和阅读能作用于人心吗？我们如何来探究这种看法成立与否呢？
文学史和思想史这两门传统上一直想寻回内心机制的学科，基本是按着“作家大游行”的传统进行研究的。写作的历史被看成是过去声名赫赫的人的游行，队列上方有高高在上的评论员看台对其发表评述。文学上，我们看到乔叟、莎士比亚、米尔顿、华兹华斯、丁尼生……哲学上，休谟后面跟着亚当•史密斯、卢梭，或者什么别的作者所喜好的名字。按照这种游行传统，那些被后世奉为时代经典，或者在广义上最具原创性的文本，大家都认为它们捕捉到了，或部分地捕捉到了当时历史形式的本质。这个传统着眼于新作，基本否定了读者的主动性。另一个传统相对较新，我把它称为“文本议会”。这种传统把某个历史时期的作品看成在某种全体议员都在场参与的公开议会上，大家之间进行相互的争吵协商。因此，当法国大革命的消息传到英国时，一时间书籍和小册子蜂拥而出，讨论大革命的种种意义，争论的话题小到具体的政策，大到对人类社会性质的哲学思考，政体的职能，政治、社会和性别等级的合理性，等等不一而足。
在这两种传统之下，历史学家选择那些在游行队列中行进的或端坐在议会里的文本。这两种传统都能与不把时间考虑在内的文本批评和文本阐释分析联系在一起，以求了解文本的修辞立场和意识观点，采用，譬如说，神话的理论来解释几种叙述方式的持久魅力。有些学者还试图验证文本里的断定是否属实，虽然，很不幸，已经过时。文本是可以安在具体的上下文里面的。但是，要去了解阅读怎么影响了内心机制，这两种方法都是不完全，难以令人满意的。因为，一方面，要研究过去阅读所产生的影响，就要考虑过去到底是哪些书被阅读了，而不是看后人的选择。再者，在对过去某个时期人们的阅读进行描述时，只看那个时期写出来的东西也是不够的，虽然这些东西也是特别重要的。过去在英语世界里大量的阅读对象都是很久以前或者在很久远的地方编写的。
在游行和议会这两种传统之下，新出的书排在先出的书之后，与它们交战，有时打败或替代它们。但从读者的角度看，时间上的线性却不能成为标准。历史上没有哪个读者，不管是什么样的社会经济或教育状况，会按书第一次出版的时间来进行阅读。譬如在十九世纪的英国，很多人都是在读了反启蒙的文本，接受了集中的反启蒙的学校教育后，才读了启蒙运动的书籍；还有很多人，包括很多女性，读了反启蒙的东西，却压根没读关于启蒙运动的东西。在对于法国大革命的意义的争论中，汤姆•潘恩的《论人权》很快就被查禁了，只有几本另外的小册子先后零星地印了超过500-750份。但是，埃德蒙•伯克的《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只在十八世纪九十年代就有超过两万本的出版发行量。当然小册子可能不只一个人阅读，可能在读书会流传，信息与思想也可以口耳相传。但是，在为数众多的读了印刷成文的讨论，想借此了解法国大革命意义的男男女女里，大多数人的结论肯定是仅仅以伯克的思想为依据的。
我们读到题名为“华兹华斯的时代”的书或文章时，我们难道不该顾虑到在华兹华斯一生的境遇当中，他的大多数书每版都只印五百或一千本，这其中有很多在出版几年后被廉价处理或丢弃吗？那样的阅读量能够影响到一千到一千五百万人的思想吗？尤其是在华兹华斯总体来讲，巩固了他那个时代的主流文化的时候？我们又怎么看待斯各特的诗体和散文体的浪漫传奇到十九世纪中期时只在英国就有超过两百万的销量， 大概比其他作家全部加起来的还要多上一百万这样的事实？而斯各特也被当时最好的评论家认为是可以和荷马媲美的伟大的导师和典范，而不是杰佛里•阿切尔和庸俗小说的先导。
况且，读者也从来都不是文本意义的被动的接受体。他们在所处环境的允许范围内，有自由去选择读什么样的书，哪些段落该仔细读，哪些该跳过，哪些该质疑，哪些该加以否定，哪些虽不情愿也要去读。孩子们反应很可能就要更没有拘束了。单纯基于文本的研究方式，无视文本外的信息，是不能让我们看出什么作用和影响的。一个改良的方式就是把过去的文化不是看成什么游行或是议会，而是很多因素相互作用的动态系统，一个文本的写作、出版及随后的阅读都是能有所影响的行为。既然，按这种方式，相互抵触的文本之间的交战主要是在读者的大脑内进行的，那么我们必须预计到其发展的轨迹是要异于文本初次写作和初次印刷的发展轨迹的。如此一来，我们就要来考虑“阅读的政治经济学”了。
如果这个说法听起来有十八世纪的调调，那也正好是我的部分看法。启蒙运动的经典政治经济学研究了几种不同类型的主体架构如何明显地影响到了商品、贸易、价格、就业、收入和民众的物质福利。他们相信，了解了经济制度，就能改善这种制度的政治管理，从而改善参与者的生活。总体来讲，他们成功了，他们建立的科目也已经成为成熟的学科。我想把这种传统再推进一步，应用到文化系统里，看看主体架构是如何影响到到书籍、获取度、读者群以及相应的内心机制的。
阅读的政治经济学可以从政治经济的经济层面上开始。“书籍的历史”，同很多其他事物一样，也是一部行业史，同药品业和信息科技都有相似之处，核心都是知识产权。对于几种经济和商业结构的影响，我们有一套成熟的、以经验验证过的理论。上面的表格是一个简单的图表，标示的是浪漫主义时期，拿到一个新写出的文本的出版商的可观察到的经济行为。我用纵轴表示价格，横轴表示数量。受某些没有在此处标明的因素的制约，出版商来选择把自己的书放在需求曲线的哪个点上，或者高定价低销量；或者低定价高销量。作为有绝对权力来决定哪本书该印刷出版的出版商，也就是版权所有者，如果想把经济回报最大化，就要按一系列的时间节点，沿需求曲线下移（这是垄断者的经典做法）。当时一本评价最高最受欢迎的司各特的《湖边夫人》，从需求线的四开本到八开本到十二开为止。另一本拜伦的《唐•璜》（此书已不再有版权），从线上掉得更厉害——确切地说是到了当时技术所能允许的最低点：小小的册子，密密麻麻地印着肉眼难以辨识的小字。
《湖边夫人》的定价，经历了从四十二先令到十二先令再到九先令的大幅下降，销量从一千本增加到了一万本。从大而贵的四开本到小而便宜的十二开本，用了十五年的时间。《唐•璜》完整本的定价从五十七先令降到五先令，还没有最初定价的十分之一多。销量从几千本增加到了几十万本。这种从需求线的下移，从《唐•璜》作为整本书出版算起，花了两年的时间。《湖边夫人》是跟着《唐•璜》沿需求线下移了，但是是直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版权到期，价格大幅下降，公众获取度极大拓宽之后。
我们可以把价格和潜在的不同的购买者和读者的收入联系在一起。譬如四开本的卷，要花费一位绅士周薪的三分之一，如果一位退休的“尼尔逊皇家海军”的退休上校每周的收入为一百先令。《唐•璜》的微型版本，与此不同，是职员、工匠和其他原本被现代阅读拒之门外的人们能负担得起的。顺便提一句，浪漫主义时期，没有免费的公共教育，也没有免费的公共图书馆，没有铁路，人与人之间没有快捷的交流方式。因此，我所作的需求曲线虽简单，但揭示了知识产权决定性地位、价格、获取度和获取时间的关系。
在英国印刷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湖边夫人》的模式是最常见的，虽然不是所有的文本都非常符合，而也只有少量的书能得以重印。直到1774年，英国的出版商还在实行永久知识产权制，在需求曲线上居高不下。事实上，在十七、十八世纪，他们慢慢爬升，保持高价低销量，舍弃了低端部分。在法庭终结了永久性的垄断后（成文法已被出版业漠视了很久），低端才得到开发，我们看到价格跌落，产量剧增，获取度得到拓宽。有资料显示，《鲁滨逊漂流记》这本从1719年一出版就一直是畅销书的作品，在司法判决后的五年里的销量比它初版后七十年里的总量还多。莎士比亚的作品1774年后二十年的销量比1623年第一次出合集后一百五十年的总量还多。但是价格的下降并不是像很多人认为的那样是因为书籍生产的机械化。1774年后不断从英国的印刷厂涌出的那些印数越来越大，价格越来越低的书，基本沿用了古登堡的传统的手工做法。
在需求曲线图标的下端是选集、删节本和改编本。这些都是思想得以传播，或者按经济学的说法，得以“渗漏”的方式。它们使长的文本让更多的读者（包括年轻人），还有那些文化程度不高和经济上困窘的人也能获得。它们帮助一个社会成为一个整体，把一代人的阅读经验与几代人的相联，让小孩子读到那些他们日后可能要更详细阅读的文本，穿越时间空间和社会环境，延续一种共有的回忆。在1600年左右，英国的书籍出版业突然停止了这类需要带版权的材料的书籍的印刷。譬如没有十八世纪的小说的删节本，没有亚当•史密斯作品的删节本，没有吉本作品的删节本，也没有荷马和维吉尔的英译的删节本，而这些大部头的著作恰恰都是非常需要删节本的。1774年法庭的决议不仅使得无数完整的作品被数以百万计的曾被拒之门外的读者阅读，而且使得倚仗同样的旧文本的选集、删节本和改编本大量印刷，里面的思想也得以传播到了更广泛的人群，包括儿童。
这种与选集、删节本和改编本相关的模式，关于书籍历史风景的阿尔卑斯山，不是由传统的描述性文献学，也不是由叙事史学发现的。但是，与渐落式的情况一样，一旦这个现象被发现，答案就呼之欲出了。其商业目的就是防止完整版文本的高价市场遭到损害。因为禁令是不可回溯的，所以那些公元1600年前已有知识产权的老的作品，继续得以重印。结果就使得延长永久所有权终结之前印刷的那些老文本的存在时间变得有利可图。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能让我们解释为什么1774年后阅读群体快速膨胀，直到十九世纪末大学差不多出现。这也解释了为什么1594年到1808年间，莎士比亚的作品不再受欢迎，为什么深受几百年读者喜爱的中世纪的浪漫传奇突然在1800年左右令人提不起胃口。
这种由主体性的经济结构和商业运作引起的阅读获取上的时间差不容小视。例如，在浪漫主义时期，很多中产阶级的读者被困在两三代人以前在英国出的书，那些随着时光流逝，跟他们的日常生活不大相关的东西。穷人们则只能看那些几百年前就已经首次印刷的作品：英语的圣经、历书、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传奇故事的小册子，如《瓦威克的盖伊》、《汉普敦的比威斯》和理查德•约翰逊的《基督徒著名七勇士传》。那些处在需求曲线上峰的人自然也能买那些稍便宜一些的书，而且买的人很多。塞缪•佩皮斯和詹姆斯•鲍斯威尔就喜欢那些老的删节本的小册子，并进行收集，但处在低端的人就不能经常买那些更近代些的书了。
虽然我举的都是文学方面的例子，但是这种大致的模式在整个印刷文本里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包括科学、医学、哲学、历史等等。上面的人拥有新的知识，底下的人有的是过时的知识；上面的人拥有临床医学，下面的人有的却是民间故事和多余的孩子；上面的人有科学，其他人有的是占星术。其对于思想的后果是日积月累的，能影响到后代的视野广度。需求曲线揭示了在一个阅读群体里，经济境况和文化视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读者能享用到的是时新还是过时的文本。
我用“过时”这个词，并不是说文本离最初出版或印刷的时日长了，就一定会贬值或不那么可靠。同样地，一个文本也不会因为是很久以前就出版的就有什么了不起。读者总是可以从不是当代的文本里读出当代的意味来，很多人能成功克服由价格造成的知识和教育获取方面的障碍。但是偶尔的例外，虽然在某些方面是可信赖的，但也更加确认了惯常就是惯常。
是什么决定了需求曲线的形状呢？我们能想到很多因素：知识水平、收入、眼界见识、审查制度、对读者的吸引力——这些因素都不是静态的。总体看来，需求曲线在浪漫主义时期的前一个世纪非常陡峻，就是说降价之后多卖出的书的数量也不是很多。到了1900年，廉价的书增大了阅读量，在这样一个良性循环下，需求曲线大为平缓，更多的成年男女和儿童加入到了阅读群体。
我还提到了另外一个因素，就是技术变革的影响。版本印数，也就是每版的印刷总数，在十九世纪初期与印刷时代的前几个世纪也没有很大的不同，虽然后者的人口、经济和市场都只是后者的一小部分。每版五百本到三千本的印数，在法国、德国、荷兰和意大利都是差不多的。从欧洲到北美这个数字似乎也是稳定的。只是在十九世纪中期，随着铅版印刷的采用，才有了大的变化，有些印数才变大。
我们要问，为什么印刷业使十五世纪的欧洲有了更多文本？那些宣称占有唯一真理的政治和教会领袖会宁愿要现存文本的更多的印本吗？这里我们有一个关于生产多余印数的最低成本的简单的经济学上的解释。如果用活字印数，三千本之后，生产商会因为需求超过三千本，把铅字在放回模子里，再版印刷，相对于他的成本和风险而言，最大化他的收益。这里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关键在于：书籍制作的技术上和经济上限制条件的差异改变了新旧文本之间生产的平衡，也就进一步改变了阅读的平衡。手抄本时代鼓励已有文本的生产，这就促进了文化的稳定性（滞后性）。活字印刷时代（1500-1835年）鼓励较新的文本的印刷，增加了文化的活力和变化。铅版和电版印刷时代（1835-1914年），再一次惠及旧文本而不是新文本的印刷，迎来了另一个文化的稳定/滞后期。在我们现在的电子印刷时代（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至今），在技术上，它使以极小的成本，无限量地让新旧版本同时印刷和流通成为可能。但是公元1500年前形成的相对于活字印刷的知识产权结构，定型了盛行于印刷时代的价格、获取度和获取时间之间的关系模式。其中的风险是我们要经受一种出现于十八世纪的境况，那就是只有精英才能获取到新的思想，其他人受困于陈旧的，甚至是过时的知识，有些人完全无法受惠于现代化。
一旦我们找回了历史上的阅读模式，我们就能确定普遍的对于阅读影响内心机制的断定是可以成立的了吗？为避免循环论证，我们需要用到处于文本外部的内心机制的表征。我因曾详细研究过某一历史时期，也就是浪漫主义时期的政治经济，发现历史上的阅读模式与内心机制真的有些对应关系。在整个印刷时代，文本、阅读和所带来的广泛的影响之间的关联，无论是普遍的还是具体的，都是确定有的。举例来说，在工业化城市化了的英国，在出现了一种明显的工人阶级的怀疑论的城市化的改革文化后，还存有乡村式的、宗教的、启蒙运动之前的结构，以及对占星和其他古代迷信体系的执迷，不管教会和政府怎样努力改变这种状况——在这些情况之下，书籍和读者相应重合，而不是作者与文本。在英语阅读群体在一个多世纪里都沉迷于瓦尔特•司各特的新骑士的浪漫传奇与维多利亚时期的价值观——以及我们在美国内战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看到的心态之间存在着惊人的重合（这其中的关联马克•吐温、保罗•福塞尔等人曾研究过）。
如果我是对的，阅读能影响到内心机制的观点能被认同，这背后的意义是非同小可的。从传统的‘文本－和－作者中心化’的研究方法的结果中脱离出来后，我们把它们与另外的破译复杂性的方法联系起来。一个惊人的结论就是那些简单易懂的，被经验验证过的经济模式，如价格和数量、垄断和竞争，居然能那么有效地解释在印刷作为最主要媒介的几百年里书籍印刷业的行为以及读者获取的模式。书籍印刷业通过私人知识产权制实行垄断和同业联盟（卡特尔），使得市场的最高端更被重视，沿需求线下滑缓慢，配量供给市场，来保护产品的市场价值，忽视市场的大群体，或者供给他们过时的或劣质的货品。简单的经济学理论也就能解释为什么阅读群体被划分为相互重合的读者层，不是以收入或社会经济阶级和文化程度，而是以他们能获取到的印刷文本的过时程度来进行划分。因此，把内心机制和阅读关联起来，也就是把它们和书籍的经济学联系了起来。
转到阅读政治经济学的政治方面来，我们可以观察不同的政体下，书籍生产商和读者境况的变化；探求政治决策对书籍业的行为和需求线的形状的影响，以及它们对价格、获取度、期望值和读者，乃至不同群体中知识构成的影响。譬如所有文本从圣经到歌谣的私人知识产权的永久制（在英国直到1774年才被废除），就使得出版业成为稳定而繁荣的行业，作者、出版商、制造商和发行商收到越来越丰厚的回报；使得重要的新作品得以印刷；但也使得利益集中于社会的富裕人群，延迟限制了其他人对书籍的获取，使得大多数人无法获得新的知识。完全没有知识产权（如在十八世纪的爱尔兰）使得爱尔兰的出版业变成了英国文本重印的海外中心，主要用于出口；给地区性的讲英语的人带了就业方面的经济利益，使得他们以英国价格的小部分就可购得时新文本的文化上的好处。混合性的制度，如一代产权制，苏格兰从1714年实行到1808年，英国从1774年实行到1808年，都使得出版业、新书籍和对较新文本的获取得到了很大扩展，并且与苏格兰的启蒙运动和英国的浪漫主义运动同时。海外的管理，如在十七世纪的荷兰，十八世纪的爱尔兰和十九世纪早期的巴黎，削弱了英国政治、教会和社团机构的审查力度，绕过了对诽谤、色情内容的控制，减弱了价格阻止和限制获取度的能力。诸如此类。
总体说来，显现出来的事实是文本、书籍和阅读的几乎方方面面，包括英语的圣经和莎士比亚的作品，是受了印刷时代三个主体体制的影响：文本印刷业手中掌握的私人知识产权；行业内部的同业联盟（卡特尔）；政府与行业间的紧密联盟，行业以文本清查和自我审查来换取经济特权。还有一个事实就是，私人知识产权制被政体很好地加强和巩固，在英国，十六世纪初期开始实行，虽然很快就被手抄本、盗版和海外出版削弱，但仍在很大程度上成功了达到了目的。因此，这些主体体制也参与决定了社会本身，影响了文化形成的各个阶段，从文本生成，到书籍的制作和发行，再到读者的获取度、期望值，以及对阅读物的选择和接受，最后再到内心机制。我提出我们建立一个具体文本的角色可以得到描述的框架；阅读的政治经济学的有用模式。
现在对于知识产权的激烈争论主要不是在政治经济学的考虑，而是以忽视了影响力的绝对化语言进行的。一种是产权和盗用的语言，这种绝对化的语言模糊了中心问题，因为非物质不可见的知识产权，在本质上是异于有形态可见的不动产权的。关于不动产权的习惯和传统从人类历史有记载以来就是存在的，在西方传统中也一直没有任何本质上的变化。知识产权是欧洲十五世纪的发明，在法律和惯例上经历了很多变化。对于一块不动产（譬如说一座房子）业主可以作大的变动，结果还可以辨认出是那所房子。但是房屋所有人没有办法把第一所房子缩减一下，就造出第二所房子。如果很多人来分这个房子，每个人只能拿一份，分的人越多，每个人分到的也就越少。但对于知识产权来讲，分用并不会带来任何使用上的损失: 我对莎士比亚的阅读不过因为你也读莎士比亚而有任何减损。
除了“产权”和“盗用”，目前对于知识产权的争论还充斥着另一种绝对化的语言，就是把作者说成是唯一有权利拥有和捍卫他/她作品的“创造者”。但我们知道即使历史上最有原创性的作者，像莎士比亚，也不是从零开始，而是改编了已有的作品。没有什么人，不管是作家还是知识产权所有人，能名正言顺地宣称自己文本中所有重要的部分都是收集自自己私人拥有的材料。但是，到了十七世纪，在英国的图书出版业，所有适用于不动产的产权话语，包括盗用、损坏和侵犯的处罚、所有权所附带的政治权利和特权，法律对充公的杜绝，都应用到了这种新出现的私人财产形式上。
“爱米莉•狄金森坚定地相信我们无法完全理解生，如果我们不能了解死。”说完这句老生常谈的话，我就有所干犯了。或者至少在我没有立即说明这一想法是温蒂•马丁在1988年的《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一文中申明原创的。这个个案不是来自于什么极端的书籍销售的商会，而是来自美国现代语言协会所出版的学术写作的专业指导手册。美国现代语言协会宣称：“一个饥饿的人偷一块面包，是可以被治好的……但不幸的是，几乎惯常地，一个职业作者的写作生涯总是被一桩剽窃事件影响。”但是今天有知识产权的文本（使用有偿）越变越短，其中所需的创造性也就越来越少。当华纳兄弟知道格劳乔•马克思要滑稽模仿他们的电影《卡萨布兰卡》时，让律师给他发出了一封严厉的警告信。格老乔回答说马克思兄弟在有华纳兄弟之前很早就有了，所以要求对“兄弟”称号的所有权。今天他可能无法这么轻松地把事情处理掉。不久以前，撒切尔夫人对法庭说她对她用在回忆录的一句“背叛的脸上挂着微笑”有知识产权，控告BBC的侵权，最后胜诉了。
我想知道启蒙运动的政治经济学家和法学家会怎么看这件事？如果口头语言是把人类联结成一个社会的主要能力，为什么书面语就成了私人产权？按他们的做法，我们可以这样如实地描述私人知识产权：一种由国家保证的复制和买卖文本的垄断权力，一种限制性的商业运作方式，如果得到允许，那就必须由给容许这种特权的社会带来的公共利益证实是合理的。 这种对于利益的论辩要想理性地进行，必须了解到不同的体制所可能产生的影响，无论是对于作者还是读者；换言之，也就是政治经济学。当然，这样的讨论必须考虑到几种体制能提供给有益的变革的激励因素，像十八世纪所认为的那样。但为避免滥用，哪里有垄断，哪里就要有约束。
如果我们要形成阅读的政治经济学，需要什么呢？首先，如果我们要研究政治经济学，就要有经济方面的信息。有了现代科技和很多人手帮助，去安置那些我们已经掌握的丰富的关于文本的信息，像那些存留下来的零散的关于生产、价格、获取度和读者群随时间变化的信息， 是很简单的。从这些信息里，我们可以发现其中的范式，做出随机的阐释型模型。这样的计划可以跟现在正在进行的几个计划结合，如把文本放到网上，或收集以前有记录的阅读实例。有了这种信息，我们就可以对文本、书籍、阅读及其后继的影响有一种更全面更理论性的了解。
与华兹华斯在《漫游》里所相信和写到的不同，他的思想并不是在湖区的山间直接接触自然形成的。他所进入的是几百年来流传下来的传统。拜伦笔下庞尼瓦的心在锡隆的地牢里也不是自由无拘的，虽然他的英雄主义的故事给了无数的读者和听众以鼓舞。我们的内心的复杂的方面，也许要远大于我们已经了解到的或愿意去承认的；我们和我们的先人消费了那些我们能接触到的文本，那些经由政治和经济过程生产出的，因此涉及到了财产和权力的文本，产生了及时的影响。如果我们希望更加明了为什么，作为整体的社会，我们以这样而不是那样的方式思考，并且希望，如果我们愿意，获得更大的自由度，我们需要一种政治经济学的阅读。
本文编译自2005年约翰•考芬关于书的历史的纪念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