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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对《红灯记》剧本进行文本解读，分别从革命心理、革命情怀和革命精神三个维度探求该剧在人物革命特质上的安排，最终得出结论：该剧通过对人物革命心理、革命情怀和革命精神的塑造，增强了主要人物的革命志向，激发了共产党员的革命理想和热情。
[关键词]“样板戏”;《红灯记》;文革;革命特质
[作者简介]郭子璠（1995-），男，汉族，北京市人，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共党史、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文化。
[中图分类号] D642，[J89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8031（2021）04-0053-03
一、“样板戏”初登舞台
最早明确提出“样板戏”这一概念，是1967年《人民日报》社论《革命文艺的优秀样板》①，并首次开列了“八个革命样板戏”的名单：京剧《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海港》《沙家浜》《奇袭白虎团》，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交响音乐《沙家浜》。《红灯记》这部著名的京剧现代戏也随之登上了舞台。
目前学术界对《红灯记》的研究，除了一些戏曲光碟资料外，基本上是将其置于八个“样板戏”整体研究。其中惠雁冰所著《“样板戏”研究》对这八大“样板戏”从语言、舞台设计、人物动作等方面的研究为最细。在《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也有少许介绍。此外，在一些人物史传中也有介绍，这其中比较典型的是叶永烈所著的《“四人帮”兴亡》，其中在介绍江青的内容中，有她对于“样板戏”的指示与建议。
总体而言，自“样板戏”登上舞台至今，学者对其的研究绝大多数侧重于对其中语言风格、曲艺音乐、舞台造型和动作姿态的研究，缺少对“样板戏”所反映出的革命文化的发掘，特别是动乱年代政治意识形态对于文艺的影响。因此，本文主要研究其革命特質，主要指在《红灯记》这部京剧现代戏中主要革命人物在革命活动中所展现出的革命心理、革命情怀以及革命精神。
二、《红灯记》中的革命心理
首先是对毛泽东革命思想的坚持。在《红灯记》这部著名的“样板戏”中，正面人物的出身大多是工人阶级、手工业者和穷苦农民。其中以李玉和一家为主要的正面人物。在李玉和一家人的身上处处体现着他们对于无产阶级革命观特别是对毛泽东革命思想的坚持与把握。毛泽东革命思想的核心内容主要是农村包围城市，依靠人民群众进行战争，放手发动群众，艰苦奋斗，坚持到底并且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当李玉和被叛徒王连举告发后，他不慌不忙，反而告诉铁梅要把密电码想尽一切办法送到柏山游击队，为彻底消灭敌人奠定基础，这一情节积极贯彻了人民战争路线;当特务以“查户口”为由进门搜寻李铁梅时，李家隔壁的邻居田惠莲乔装改扮成铁梅的模样蒙蔽了特务的视线，由此保护了李家，这一处则是对团结一切力量，发动群众作战的诠释。
站在正面人物李玉和一家对立面的则是以鸠山为首的日本侵略者。在鸠山设宴招待李玉和这位“老朋友”的餐桌上，李玉和不畏强暴，刚毅勇敢地发出了“共产党毛主席带领人民闹革命”的强音，有力回击了侵略者的恐吓与威胁。
其次是为争取自由与和平而斗争。在“痛说革命家史”中，借助李奶奶与铁梅的对话，还原了李玉和一家人的真实身份：三人本不是一家，因为战争的激烈与惨酷而被迫组成了一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了求得生存，许多互不相识的人会聚在一起居住生活。李玉和和李奶奶对李铁梅的照顾与关爱，也是革命战争年代底层人民生活的真实写照。铁梅也在李玉和和李奶奶的教导下成为了优秀的革命分子，从此一家人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在李玉和被捕入狱后，李奶奶与铁梅在狱中将悲痛化为力量，勇敢面对死亡，幸存下来的铁梅继承了家族的革命遗志，在柏山游击队的帮助下彻底打败了侵略者，迎来了和平与自由。
争取和平与自由是每一个革命者的心之所向，在无产阶级的带领下，一批批优秀的革命分子为了摆脱苦难，为了争取新生，奔走在坚持革命的最前沿。李玉和的牺牲正体现了他对革命事业的坚持，体现了工人阶级所理解的“革命理想大于天”。
三、《红灯记》中的革命精神
第一是战斗到底的民族精神。“对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周恩来在1959年所作的《关于文化艺术两条腿走路的问题》的讲话中作了明确的阐释：“既要是浪漫主义，又要现实主义。即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的结合。就是说，既要有理想，又要是现实的。”②毛泽东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中提出“要提倡演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现代的革命戏”。③在这样的背景下，“样板戏”便无可避免要带上一些体现人民群众抗争精神的内容情节。《红灯记》与《沙家浜》是“样板戏”中最能体现军民团结，一致对外的杰出剧目。这两部戏曲都是直接反映抗日战争时期的爱国主义剧目。虽然在《红灯记》中，李玉和这个工人阶级的代表被理想化，他的言行举止无不表现着“文革”时期人们对理想化人格的追求与崇拜，但在他身上也体现着现实的一面，这就是坚决与日本侵略者抗争到底的精神，是现实的民族精神。
从鸠山设宴款待李玉和开始，直到李玉和与母亲二人被敌人杀害，这期间，李玉和与敌人的抗争一刻也没有停息。鸠山见李玉和宁死不肯交出密电码，便前往李玉和家中令李奶奶与铁梅二人劝说李玉和招降，但结果并没有像鸠山所想那样顺利，气急败坏的鸠山便对李玉和一家人痛下杀手，体现出侵略者残暴与野蛮的一面。面对死亡，李玉和一家用对党的忠诚和对革命的坚持予以还击。民族精神的彰显在此处上升到高潮。
民族精神不光在抗日战争时期有重要的体现，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也有实际的体现。毛泽东曾不止一次谈到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因此，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是服从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④“报纸、广播、文工团、剧团、文学艺术都是教育人民的。”⑤革命事业离不开民族精神。即使在“文革”这样极为特殊的时期，毛泽东希望在文艺领域内也要实现“东风压倒西风”，用党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打退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于是在所有“样板戏”中，正面人物几乎都是“对革命事业忠诚无二”，“根正苗红有理想”的形象。民族精神成为了“样板戏”塑造正面人物的有力标准。 第二是对长征精神的重塑。长征精神是党在长征时期形成的宝贵品质，其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在面对雪山草地这类挑战人的心理生理极限的环境时依然可以坚持到底，艰苦奋斗，不畏艰难险阻，为了取得胜利不怕牺牲。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许多文艺作品中，都可以看到长征精神在共产党员身上的作用。在“样板戏”中，为了突出正面人物、英雄人物及最主要的英雄人物（“三突出”），长征精神被不断重构，成为了英雄人物身上所“必备”的精神品质。在《红灯记》中，李玉和被捕入狱后，遭到了敌人的严刑拷打，伤痕累累中他仍然感叹“锁不住我雄心壮志冲云天”。“你们只能把我的筋骨松一松”。虽然这些英雄人物并没有遭遇类似红军长征时经过的雪山草地，但是他们所面对的黑暗势力与邪恶的敌人，却近似于雪山和草地。长征精神经过了重新塑造之后，不但对人物的革命活动有所补益，也成为了实现“三突出”⑥的基本方式。
四、《红灯记》中的革命情怀
首先是打击敌对势力，向往自由独立。《红灯记》中的革命斗争，主要是李玉和一家与以鸠山为首的日本侵略者的斗争，而在这个“大斗争”的范围内，还存在着“小斗争”：李玉和与王连举是曾经的朋友，但在鸠山设宴准备劝降李玉和时，鸠山首先选择让王连举出面劝降。在李玉和看到曾经的朋友已然站在自己的对立面时，李玉和勃然大怒，并怒斥王连举是“无耻叛徒”。这样，李玉和就完全站在了既反对日本侵略者，又反抗汉奸的阵营当中。他受尽了敌人的百般折磨最终与母亲慷慨赴死，体现了他对于独立和自由的追求。另外一处“小斗争”是李玉和一家与特务的周旋。当铁梅乔装改扮出门后，进来了两个特务，他们以“查户口”为由，目的是为探查密电码的下落。在李奶奶心急如焚之际，隔壁邻居田惠莲的出现巧妙化解了危机。特务无言以对只好离去。这两个“小斗争”都放置在了抗日战争的大背景中，彰显了李玉和一家的革命情怀。突出了他们反对内外敌人，追求独立和自由的决心。
其次是对无产阶级革命信仰的坚持。在所有的“样板戏”当中，几乎全部正面人物身上都有一种坚定的信仰，这就是对党的忠诚，对群众的关爱与帮助，对革命事业的在所不辞。在《红灯记》中，李玉和保护密电码的行动可以看作是坚守党的秘密，他明面上是交通员，实则是地下党员，他对党忠诚，在面对鸠山的威逼利诱时，他可以从容地说出“共产党人钢铁意志在所不辞”。最终他用牺牲换来战斗的胜利。在鸠山请李奶奶和铁梅前去看望李玉和时，李奶奶也说“革命人经得起地陷天塌”。铁梅在目睹了自己的父亲和奶奶被敌人杀害后，决心只身一人把密电码送到柏山游击队。在他们的身上，既有共产党员的革命理想，也有下层穷苦大众为坚持革命而不怕牺牲的英勇精神。这一切的背后，无不体现着他们对无产阶级革命信仰的坚持。正是因为他们有这样的信仰，于是他们在革命活动中便没有许多思想负担，而是可以全身心投入到与敌人的抗争中。
五、结论
“样板戏”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旧有的戏曲体制，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革命戏曲体制。“样板戏”虽然使得剧中人物过于理想化，但就效果来看，它不但开启了中国戏曲的新纪元，更打开了继承与弘扬革命文化的宝库。“样板戏”的革命特质尚需发掘与继续完善。
[注释]
①载1967年5月31日《人民日报》.
②温儒敏，赵祖谟.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05页.
③谢柏梁.中国当代戏曲文学史[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47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6页.
⑤毛泽东文集（第七卷）[M].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52页.
⑥“三突出”原则是“文革”时期的文艺指导理论之一.最早由于会泳于1968年5月23日在《文汇报》撰文《让文艺界永远成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阵地》一文中提出，受到了江青等人的赞同与推广，被称为“文艺创作塑造无产阶级英雄人物必须遵循的一条原则”.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文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2]谢柏梁.中国当代戏曲文学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3]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4]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5]王元化.论样板戏.清园论学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6]杨健.革命样板戏的历史发展[J].戏剧，1996（4）.
[7]中国京剧团《红灯记》剧组.为塑造无产阶级的英雄典型而斗争.《革命样板戏》评论案（第1辑）.
[8]惠雁冰.样板戏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9]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主编.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
[10]江青.谈京剧革命[J].红旗，1964（1）.
[11]初澜.京剧革命十年[J].红旗，1974（7）.■
[关键词]“样板戏”;《红灯记》;文革;革命特质
[作者简介]郭子璠（1995-），男，汉族，北京市人，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共党史、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文化。
[中图分类号] D642，[J89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8031（2021）04-0053-03
一、“样板戏”初登舞台
最早明确提出“样板戏”这一概念，是1967年《人民日报》社论《革命文艺的优秀样板》①，并首次开列了“八个革命样板戏”的名单：京剧《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海港》《沙家浜》《奇袭白虎团》，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交响音乐《沙家浜》。《红灯记》这部著名的京剧现代戏也随之登上了舞台。
目前学术界对《红灯记》的研究，除了一些戏曲光碟资料外，基本上是将其置于八个“样板戏”整体研究。其中惠雁冰所著《“样板戏”研究》对这八大“样板戏”从语言、舞台设计、人物动作等方面的研究为最细。在《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也有少许介绍。此外，在一些人物史传中也有介绍，这其中比较典型的是叶永烈所著的《“四人帮”兴亡》，其中在介绍江青的内容中，有她对于“样板戏”的指示与建议。
总体而言，自“样板戏”登上舞台至今，学者对其的研究绝大多数侧重于对其中语言风格、曲艺音乐、舞台造型和动作姿态的研究，缺少对“样板戏”所反映出的革命文化的发掘，特别是动乱年代政治意识形态对于文艺的影响。因此，本文主要研究其革命特質，主要指在《红灯记》这部京剧现代戏中主要革命人物在革命活动中所展现出的革命心理、革命情怀以及革命精神。
二、《红灯记》中的革命心理
首先是对毛泽东革命思想的坚持。在《红灯记》这部著名的“样板戏”中，正面人物的出身大多是工人阶级、手工业者和穷苦农民。其中以李玉和一家为主要的正面人物。在李玉和一家人的身上处处体现着他们对于无产阶级革命观特别是对毛泽东革命思想的坚持与把握。毛泽东革命思想的核心内容主要是农村包围城市，依靠人民群众进行战争，放手发动群众，艰苦奋斗，坚持到底并且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当李玉和被叛徒王连举告发后，他不慌不忙，反而告诉铁梅要把密电码想尽一切办法送到柏山游击队，为彻底消灭敌人奠定基础，这一情节积极贯彻了人民战争路线;当特务以“查户口”为由进门搜寻李铁梅时，李家隔壁的邻居田惠莲乔装改扮成铁梅的模样蒙蔽了特务的视线，由此保护了李家，这一处则是对团结一切力量，发动群众作战的诠释。
站在正面人物李玉和一家对立面的则是以鸠山为首的日本侵略者。在鸠山设宴招待李玉和这位“老朋友”的餐桌上，李玉和不畏强暴，刚毅勇敢地发出了“共产党毛主席带领人民闹革命”的强音，有力回击了侵略者的恐吓与威胁。
其次是为争取自由与和平而斗争。在“痛说革命家史”中，借助李奶奶与铁梅的对话，还原了李玉和一家人的真实身份：三人本不是一家，因为战争的激烈与惨酷而被迫组成了一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了求得生存，许多互不相识的人会聚在一起居住生活。李玉和和李奶奶对李铁梅的照顾与关爱，也是革命战争年代底层人民生活的真实写照。铁梅也在李玉和和李奶奶的教导下成为了优秀的革命分子，从此一家人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在李玉和被捕入狱后，李奶奶与铁梅在狱中将悲痛化为力量，勇敢面对死亡，幸存下来的铁梅继承了家族的革命遗志，在柏山游击队的帮助下彻底打败了侵略者，迎来了和平与自由。
争取和平与自由是每一个革命者的心之所向，在无产阶级的带领下，一批批优秀的革命分子为了摆脱苦难，为了争取新生，奔走在坚持革命的最前沿。李玉和的牺牲正体现了他对革命事业的坚持，体现了工人阶级所理解的“革命理想大于天”。
三、《红灯记》中的革命精神
第一是战斗到底的民族精神。“对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周恩来在1959年所作的《关于文化艺术两条腿走路的问题》的讲话中作了明确的阐释：“既要是浪漫主义，又要现实主义。即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的结合。就是说，既要有理想，又要是现实的。”②毛泽东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中提出“要提倡演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现代的革命戏”。③在这样的背景下，“样板戏”便无可避免要带上一些体现人民群众抗争精神的内容情节。《红灯记》与《沙家浜》是“样板戏”中最能体现军民团结，一致对外的杰出剧目。这两部戏曲都是直接反映抗日战争时期的爱国主义剧目。虽然在《红灯记》中，李玉和这个工人阶级的代表被理想化，他的言行举止无不表现着“文革”时期人们对理想化人格的追求与崇拜，但在他身上也体现着现实的一面，这就是坚决与日本侵略者抗争到底的精神，是现实的民族精神。
从鸠山设宴款待李玉和开始，直到李玉和与母亲二人被敌人杀害，这期间，李玉和与敌人的抗争一刻也没有停息。鸠山见李玉和宁死不肯交出密电码，便前往李玉和家中令李奶奶与铁梅二人劝说李玉和招降，但结果并没有像鸠山所想那样顺利，气急败坏的鸠山便对李玉和一家人痛下杀手，体现出侵略者残暴与野蛮的一面。面对死亡，李玉和一家用对党的忠诚和对革命的坚持予以还击。民族精神的彰显在此处上升到高潮。
民族精神不光在抗日战争时期有重要的体现，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也有实际的体现。毛泽东曾不止一次谈到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因此，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是服从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④“报纸、广播、文工团、剧团、文学艺术都是教育人民的。”⑤革命事业离不开民族精神。即使在“文革”这样极为特殊的时期，毛泽东希望在文艺领域内也要实现“东风压倒西风”，用党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打退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于是在所有“样板戏”中，正面人物几乎都是“对革命事业忠诚无二”，“根正苗红有理想”的形象。民族精神成为了“样板戏”塑造正面人物的有力标准。 第二是对长征精神的重塑。长征精神是党在长征时期形成的宝贵品质，其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在面对雪山草地这类挑战人的心理生理极限的环境时依然可以坚持到底，艰苦奋斗，不畏艰难险阻，为了取得胜利不怕牺牲。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许多文艺作品中，都可以看到长征精神在共产党员身上的作用。在“样板戏”中，为了突出正面人物、英雄人物及最主要的英雄人物（“三突出”），长征精神被不断重构，成为了英雄人物身上所“必备”的精神品质。在《红灯记》中，李玉和被捕入狱后，遭到了敌人的严刑拷打，伤痕累累中他仍然感叹“锁不住我雄心壮志冲云天”。“你们只能把我的筋骨松一松”。虽然这些英雄人物并没有遭遇类似红军长征时经过的雪山草地，但是他们所面对的黑暗势力与邪恶的敌人，却近似于雪山和草地。长征精神经过了重新塑造之后，不但对人物的革命活动有所补益，也成为了实现“三突出”⑥的基本方式。
四、《红灯记》中的革命情怀
首先是打击敌对势力，向往自由独立。《红灯记》中的革命斗争，主要是李玉和一家与以鸠山为首的日本侵略者的斗争，而在这个“大斗争”的范围内，还存在着“小斗争”：李玉和与王连举是曾经的朋友，但在鸠山设宴准备劝降李玉和时，鸠山首先选择让王连举出面劝降。在李玉和看到曾经的朋友已然站在自己的对立面时，李玉和勃然大怒，并怒斥王连举是“无耻叛徒”。这样，李玉和就完全站在了既反对日本侵略者，又反抗汉奸的阵营当中。他受尽了敌人的百般折磨最终与母亲慷慨赴死，体现了他对于独立和自由的追求。另外一处“小斗争”是李玉和一家与特务的周旋。当铁梅乔装改扮出门后，进来了两个特务，他们以“查户口”为由，目的是为探查密电码的下落。在李奶奶心急如焚之际，隔壁邻居田惠莲的出现巧妙化解了危机。特务无言以对只好离去。这两个“小斗争”都放置在了抗日战争的大背景中，彰显了李玉和一家的革命情怀。突出了他们反对内外敌人，追求独立和自由的决心。
其次是对无产阶级革命信仰的坚持。在所有的“样板戏”当中，几乎全部正面人物身上都有一种坚定的信仰，这就是对党的忠诚，对群众的关爱与帮助，对革命事业的在所不辞。在《红灯记》中，李玉和保护密电码的行动可以看作是坚守党的秘密，他明面上是交通员，实则是地下党员，他对党忠诚，在面对鸠山的威逼利诱时，他可以从容地说出“共产党人钢铁意志在所不辞”。最终他用牺牲换来战斗的胜利。在鸠山请李奶奶和铁梅前去看望李玉和时，李奶奶也说“革命人经得起地陷天塌”。铁梅在目睹了自己的父亲和奶奶被敌人杀害后，决心只身一人把密电码送到柏山游击队。在他们的身上，既有共产党员的革命理想，也有下层穷苦大众为坚持革命而不怕牺牲的英勇精神。这一切的背后，无不体现着他们对无产阶级革命信仰的坚持。正是因为他们有这样的信仰，于是他们在革命活动中便没有许多思想负担，而是可以全身心投入到与敌人的抗争中。
五、结论
“样板戏”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旧有的戏曲体制，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革命戏曲体制。“样板戏”虽然使得剧中人物过于理想化，但就效果来看，它不但开启了中国戏曲的新纪元，更打开了继承与弘扬革命文化的宝库。“样板戏”的革命特质尚需发掘与继续完善。
[注释]
①载1967年5月31日《人民日报》.
②温儒敏，赵祖谟.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05页.
③谢柏梁.中国当代戏曲文学史[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47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6页.
⑤毛泽东文集（第七卷）[M].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52页.
⑥“三突出”原则是“文革”时期的文艺指导理论之一.最早由于会泳于1968年5月23日在《文汇报》撰文《让文艺界永远成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阵地》一文中提出，受到了江青等人的赞同与推广，被称为“文艺创作塑造无产阶级英雄人物必须遵循的一条原则”.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文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2]谢柏梁.中国当代戏曲文学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3]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4]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5]王元化.论样板戏.清园论学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6]杨健.革命样板戏的历史发展[J].戏剧，1996（4）.
[7]中国京剧团《红灯记》剧组.为塑造无产阶级的英雄典型而斗争.《革命样板戏》评论案（第1辑）.
[8]惠雁冰.样板戏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9]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主编.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
[10]江青.谈京剧革命[J].红旗，1964（1）.
[11]初澜.京剧革命十年[J].红旗，197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