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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7月，河北省乐亭县扇贝养殖区域的扇贝苗开始大量死亡，原因至今扑朔迷离。
同时，渤海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导致的溢油现象仍未停止；由于缺乏油指纹分析结果，无法确定扇贝的大批死亡是否与蓬莱溢油事故有关。
作为三面环陆、近封闭的内海，渤海以水体交换缓慢、自净能力差著称。今天的渤海，呈现出近岸海域整体“亚健康”状态。有迹象显示，渤海近岸污染与生态破坏，已成为摆在政府案头的最现实挑战之一。
7月10日，国家海洋局在天津紧急召开“国家海洋局渤海海洋环境专题会议”，要求全面对所有油气勘探开发作业活动进行督促检查，并密切关注浒苔、赤潮等自然灾害的动向。
7月25日，国家发改委等十部委，以及山东省、辽宁省、河北省、天津市政府共同召开的渤海环境保护省部际联席会议，针对渤海污染治理，又提出新的目标。
溢油阴影
对渤海沿岸渔民而言，溢油事故并不新鲜。
自上世纪70年代起，由海上船舶碰撞、事故泄漏、石油平台违章排污、井喷等造成的海洋突发性溢油事故，在渤海海域几乎年年发生。
国家海洋局一份从未对外公布的《渤海综合整治规划》中，记录了这样一组触目惊心的数据：
“1979年胜利油田排入渤海的原油达45708吨；1987年秦皇岛港输油站溢出原油1470吨；1986年渤海2#平台井喷，泄漏大量原油；1990年巴拿马籍货轮与利比亚货轮在老铁山水道碰撞，造成溢油面积达120平方公里，并于四天后诱发面积达1000平方公里的赤潮；1998年底，胜利油田发生油井架倒塌，持续溢油近6个月……”
即便是进入本世纪，溢油事故的风险防范能力和技术水平大大提高，但溢油事故的发生频率并未因此降低。
“我们对这种污染实在太熟悉了。”河北乐亭的扇贝养殖户崔波（化名）在电话中叹息，“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事而已。”
作为油气资源相当丰富的沉积盆地，渤海地区的海上油气田与沿岸的胜利、大港和辽河三大油田构成了中国第二大产油区，全国50%以上的海洋油气工业贡献出自该地区。
2003年下半年，中国东部沿海城市掀起了一股兴建石油码头的热潮，渤海湾也不例外；大连、天津等沿岸城市，纷纷将建设大型油品泊位作为其城市战略发展的重要部分。“十一五”期间，渤海沿岸三省一市全部将石油化工产业作为生产力布局重点。
油气开采也正进入新一轮增长期。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底，渤海已建成海上油气田20个，钻井平台165个。
“产业布局同构化的出现，基本还是由当地的资源禀赋决定，大钢铁、大石化企业扎堆出现并非没有缘由，”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黄征学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这意味着潜在的威胁隐患在大大增加，渤海沿岸的生态压力不小，急需对周边地区的环境容量和承载力做出客观评估。
这种危险隐患，最终通过种种事故获得佐证。国家海洋局的数据显示，“十五”期间，渤海海域发生溢油事故16起，占同期全国海域溢油事故的近一半；而进入“十一五”，海洋溢油事故的风险“不降反升”。仅2008年，渤海海域便发生12起小型油污染事故，发生频率高于南海、东海等海域。
最严重的两起事故，莫过于2006年发生的由渤海油轮事故叠加海上油田盗油的渤海特大溢油事故，以及去年7月发生的大连新港重大溢油事故。
前者造成胜利油田原油泄漏持续三个多月，河北、山东两省三地部分养殖户的养殖海产品遭受“灭顶之灾”，损失超过7亿元；而后者溢油量超万吨，创下中国海上溢油事故之最。
下一个死海?
多年前，曾有学者发出“再不治理，渤海恐将成为下一个死海”的警示。
中科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邹景忠，是中国为数不多的在上世纪70年代就参与渤海污染调查的学者之一。他对渤海生态遭到破坏最直接的回忆，是海洋生物数量和物种的剧减。
历史上，渤海湾的水生生物约有150多种，有经济价值的渔业资源多达70种。“上个世纪70年代，渤海还可以捕捞到两指多长的野生对虾，当时是渤海的支柱产品，出口创汇换回了很多物资。而现在，早已不见踪影，”邹景忠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这意味着，渤海的海洋生态系统正逐渐退化。”
中科院海洋研究所海洋生态与环境科学重点实验室所长俞志明介绍，目前渤海的部分海域已经出现了海洋生物“荒漠化”的现象和趋势。
水母数量的暴增，就是一个极佳的例子。俞志明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单一物种的大量出现，意味着海洋生态问题的恶化。
过去的十年间，水母爆发已成为渤海沿岸海域突出的生态问题之一。其分布范围之广、数量之大、时间之长，均属历史罕见。
国家海洋局《中国海洋环境质量公报》显示，渤海海域的锦州湾和渤海湾的海洋生态监控区，在2009年的健康状况已得到“不健康”的评价，主要体现海洋生境丧失和生物多样性低。
根据历史数据，这种现象从2004年持续到2009年，并未得到太多改变。其中的锦州湾为中国污染严重的海域之一，生态系统多年处于不健康状态，监控区内未监测到鱼卵仔鱼样品，浮游动物密度和底栖生物栖息密度偏低。
历史上以“天然鱼仓”著称的渤海，海洋鱼类物种的数量也在急剧下降。《财经国家周刊》记者独家获得的一份国家海洋局未曾公开的数据显示，1982年至1993年的十数年间，渤海湾和辽东湾的主要经济鱼类群落，已从85种下降至74种；而到了2004年，群落数量又下降至30种。
今年7月13日，天津市渤海水产研究所发布的《渤海湾渔业资源与环境生态现状调查与评估》项目报告显示，有重要经济价值的渔业资源，从过去的70种减少到目前的10种左右。带鱼、鳓鱼、真鲷、野生牙鲆、野生河豚等鱼类几乎绝迹。
“（渤）海湾作为渔场的功能已基本丧失。”国家海洋局在其数据后如此评价。
海纳百污
造成渤海生态系统恶化的，不仅是石油。俞志明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陆源污染才是渤海海洋生态环境恶化的罪魁祸首。
这其中，不仅包括常规污染物氨氮、总磷、COD、石油类，也包括汞、镉、铅等重金属。
甚至有学者认为，用“海纳百川，川川皆污”来形容渤海近岸海域的污染状况并不为过。
注入渤海的污水不仅来自沿岸而建的城市，也不乏来自黄河、小清河、海河等污染深重的河流污水。
渤海水质近年来持续恶化：2006年~2010年，第四类水质海域面积由1750平方公里一跃至5100平方公里，劣于第四类水质的海域面积由2770平方公里扩大至3220平方公里。
环渤海经济带的飞速发展，加重了这一趋势。黄征学表示，天津滨海新区、河北曹妃甸、首钢搬迁等都为重工业产业提供了发展契机，而企业的临海建设与工业布局，却一如既往未将海洋的环境容量考虑进去。
国家海洋局和环保部每年都要对入海排污口附近海域水质进行监测。2010年，海洋局的数据显示，100个入海排污口中，86个排污口邻近海域水质劣于第四类海水水质标准，88个排污口邻近海域水质不能满足所在海洋功能区水质要求。
2009年的数据显示，渤海沿岸三省一市（辽冀鲁津）所监测的排污口，超标排污口所占比例分别为58.6%、65.5%、78.6%和78.7%。
换言之，渤海沿岸城市超过一半以上的排污口，正在源源不断向海洋注入各类生活、工业和农业污水。
山东大学海洋学院副教授王亚民，此前为农业部渔业局环保处官员，多次参与海洋污染案件的鉴定和调查。在他看来，渤海近岸海域已经出现了内陆湖泊河流常见的富营养化趋势。
“大量氮、磷物质入海，使海水呈现较强的富营养化状态，导致赤潮频发。可以说，近九成的污染源来自肆意的陆地排污。”王亚民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渤海沿岸几乎每个城市都存在超标排污现象，既包括直排，也有经河流入海。
“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海洋水量大，排污没什么大不了，污染物冲进去，被水一稀释，就什么都没有了。但事实并非如此，一次超标排污，对渔民来说可能就是一场灾难。”王亚民说。
2000年，仅占中国管辖海区面积2.6%的渤海，每年通过各类排污口直接排入的污水，占全国直接排海污水总量的37%~41%，其中排入渤海的工业废水占全国总量的五分之一。当时官方认为渤海近四成的面积已受污染。
十年之后，环保部2010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中指出，“渤海近岸海域水质差，为中度污染”。一方面，较为清洁的一、二类海水面积持续下降，较2009年下降16.3%；另一方面，四类和劣四类海水面积却在继续扩大，上升了4.1%。
曲折治理路
作为参与者，中科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邹景忠见证了渤海治污的整段历史。在其看来，几乎所有关于渤海的庞大治理计划，最终都惨淡收场。
最先对渤海污染状况有所警觉的是卫生部。上世纪70年代初，受日本水俣病影响，卫生部开始了针对渤海、黄海海域重金属污染的调查，结果发现“渤海全海区均检出了石油，海水中汞、砷、镉、铬等有害物质的污染，在局部海区也逐渐扩展和加重”。
随后，中科院海洋所联合辽宁省、河北省、山东省、天津市等地相关机构组成渤海污染调查协作组，在1972年开展了渤海及黄海北部沿岸海域污染调查，并形成了一份秘密报告。
1982年6月，《渤海、黄海近海水污染状况和趋势》完成，迄今渤海所遭遇的污染问题在当时已全部提及，并做出详细论证分析。
这几份相当具有前瞻性的报告，最终被烙上“秘密”标记，以内部报告的形式被束之高阁。国家海洋局在2000年8月制定的《渤海综合整治规划（2001~2015）》也立项失败，无人问津。
2001年10月，前国家环保总局一份计划投资555亿元、为期15年（2001~015）的《渤海碧海行动计划》（下称《碧海计划》）出台，并很快获得国务院批准。
“这是一份非常细致、全面、详细的规划，几乎所有人都充满期待。”曾经参与计划制定的邹景忠与王亚民均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做出相同表述。
按照《碧海计划》设想，经过一系列治理措施，2010年渤海的环境质量与生态系统将得到初步改善；2015年环境质量将明显好转，生态系统进一步改善。
国务院在《关于渤海碧海行动计划的批复》中指出，“渤海污染防治和生态建设投资以地方投入为主，国家给予适当支持。”
2004年6月，时任国家环保总局局长的解振华，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承认，《碧海计划》资金渠道不畅，导致计划项目进展缓慢。此时，距离《碧海计划》第一阶段结束还有不到半年时间，但仍有近六成计划投资未落实完成，三分之一的项目未能动工。
邹景忠认为，国家财政不出钱，地方政府筹不到钱，是《碧海计划》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据参与该计划的专家介绍，缺钱固然是一个因素，但更重要的是涉海部门之间、地方与地方之间的矛盾无法解决。“十三太保，五龙闹海”，便是当时赋予五个涉海部门和沿岸三省一市共13个城市的一个比喻。
“归根结底，还是体制不顺、配合不当的结果。”王亚民做出如此评价。
邹景忠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解释说，海洋部门不上岸、环保部门不下海，管排污的不管治理、管治理管不了排污的部门割据现象，以及地方政府的各自为政、相互推诿，是渤海污染无法得到根治最为关键的因素。
“落实难度相当大，部门之间协调不好，许多沿岸城市的地方政府更是拿着建污水处理厂的钱，直接搞经济建设去了。”王亚民说。
2009年1月，国家发改委牵头编制的《渤海环境保护总体规划(2008-2020年)》获批。规划中确定了加强重点环节和关键领域保护与防治，建立渤海污染防治与生态恢复系统；面源点源治防联动，建立陆域污染源控制和综合治理系统等五大重点任务。
但王亚民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今天渤海近岸海域的污染治理，依然面临中国环境治理领域的始终存在的一个矛盾：“污染的是海洋，需要治理的环节却在陆地上。部门之间打架且不谈，治理的难点就在于地方要发展，而环保部门的权力却不足以大于地方发展经济的冲动。”
同时，渤海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导致的溢油现象仍未停止；由于缺乏油指纹分析结果，无法确定扇贝的大批死亡是否与蓬莱溢油事故有关。
作为三面环陆、近封闭的内海，渤海以水体交换缓慢、自净能力差著称。今天的渤海，呈现出近岸海域整体“亚健康”状态。有迹象显示，渤海近岸污染与生态破坏，已成为摆在政府案头的最现实挑战之一。
7月10日，国家海洋局在天津紧急召开“国家海洋局渤海海洋环境专题会议”，要求全面对所有油气勘探开发作业活动进行督促检查，并密切关注浒苔、赤潮等自然灾害的动向。
7月25日，国家发改委等十部委，以及山东省、辽宁省、河北省、天津市政府共同召开的渤海环境保护省部际联席会议，针对渤海污染治理，又提出新的目标。
溢油阴影
对渤海沿岸渔民而言，溢油事故并不新鲜。
自上世纪70年代起，由海上船舶碰撞、事故泄漏、石油平台违章排污、井喷等造成的海洋突发性溢油事故，在渤海海域几乎年年发生。
国家海洋局一份从未对外公布的《渤海综合整治规划》中，记录了这样一组触目惊心的数据：
“1979年胜利油田排入渤海的原油达45708吨；1987年秦皇岛港输油站溢出原油1470吨；1986年渤海2#平台井喷，泄漏大量原油；1990年巴拿马籍货轮与利比亚货轮在老铁山水道碰撞，造成溢油面积达120平方公里，并于四天后诱发面积达1000平方公里的赤潮；1998年底，胜利油田发生油井架倒塌，持续溢油近6个月……”
即便是进入本世纪，溢油事故的风险防范能力和技术水平大大提高，但溢油事故的发生频率并未因此降低。
“我们对这种污染实在太熟悉了。”河北乐亭的扇贝养殖户崔波（化名）在电话中叹息，“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事而已。”
作为油气资源相当丰富的沉积盆地，渤海地区的海上油气田与沿岸的胜利、大港和辽河三大油田构成了中国第二大产油区，全国50%以上的海洋油气工业贡献出自该地区。
2003年下半年，中国东部沿海城市掀起了一股兴建石油码头的热潮，渤海湾也不例外；大连、天津等沿岸城市，纷纷将建设大型油品泊位作为其城市战略发展的重要部分。“十一五”期间，渤海沿岸三省一市全部将石油化工产业作为生产力布局重点。
油气开采也正进入新一轮增长期。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底，渤海已建成海上油气田20个，钻井平台165个。
“产业布局同构化的出现，基本还是由当地的资源禀赋决定，大钢铁、大石化企业扎堆出现并非没有缘由，”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黄征学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这意味着潜在的威胁隐患在大大增加，渤海沿岸的生态压力不小，急需对周边地区的环境容量和承载力做出客观评估。
这种危险隐患，最终通过种种事故获得佐证。国家海洋局的数据显示，“十五”期间，渤海海域发生溢油事故16起，占同期全国海域溢油事故的近一半；而进入“十一五”，海洋溢油事故的风险“不降反升”。仅2008年，渤海海域便发生12起小型油污染事故，发生频率高于南海、东海等海域。
最严重的两起事故，莫过于2006年发生的由渤海油轮事故叠加海上油田盗油的渤海特大溢油事故，以及去年7月发生的大连新港重大溢油事故。
前者造成胜利油田原油泄漏持续三个多月，河北、山东两省三地部分养殖户的养殖海产品遭受“灭顶之灾”，损失超过7亿元；而后者溢油量超万吨，创下中国海上溢油事故之最。
下一个死海?
多年前，曾有学者发出“再不治理，渤海恐将成为下一个死海”的警示。
中科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邹景忠，是中国为数不多的在上世纪70年代就参与渤海污染调查的学者之一。他对渤海生态遭到破坏最直接的回忆，是海洋生物数量和物种的剧减。
历史上，渤海湾的水生生物约有150多种，有经济价值的渔业资源多达70种。“上个世纪70年代，渤海还可以捕捞到两指多长的野生对虾，当时是渤海的支柱产品，出口创汇换回了很多物资。而现在，早已不见踪影，”邹景忠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这意味着，渤海的海洋生态系统正逐渐退化。”
中科院海洋研究所海洋生态与环境科学重点实验室所长俞志明介绍，目前渤海的部分海域已经出现了海洋生物“荒漠化”的现象和趋势。
水母数量的暴增，就是一个极佳的例子。俞志明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单一物种的大量出现，意味着海洋生态问题的恶化。
过去的十年间，水母爆发已成为渤海沿岸海域突出的生态问题之一。其分布范围之广、数量之大、时间之长，均属历史罕见。
国家海洋局《中国海洋环境质量公报》显示，渤海海域的锦州湾和渤海湾的海洋生态监控区，在2009年的健康状况已得到“不健康”的评价，主要体现海洋生境丧失和生物多样性低。
根据历史数据，这种现象从2004年持续到2009年，并未得到太多改变。其中的锦州湾为中国污染严重的海域之一，生态系统多年处于不健康状态，监控区内未监测到鱼卵仔鱼样品，浮游动物密度和底栖生物栖息密度偏低。
历史上以“天然鱼仓”著称的渤海，海洋鱼类物种的数量也在急剧下降。《财经国家周刊》记者独家获得的一份国家海洋局未曾公开的数据显示，1982年至1993年的十数年间，渤海湾和辽东湾的主要经济鱼类群落，已从85种下降至74种；而到了2004年，群落数量又下降至30种。
今年7月13日，天津市渤海水产研究所发布的《渤海湾渔业资源与环境生态现状调查与评估》项目报告显示，有重要经济价值的渔业资源，从过去的70种减少到目前的10种左右。带鱼、鳓鱼、真鲷、野生牙鲆、野生河豚等鱼类几乎绝迹。
“（渤）海湾作为渔场的功能已基本丧失。”国家海洋局在其数据后如此评价。
海纳百污
造成渤海生态系统恶化的，不仅是石油。俞志明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陆源污染才是渤海海洋生态环境恶化的罪魁祸首。
这其中，不仅包括常规污染物氨氮、总磷、COD、石油类，也包括汞、镉、铅等重金属。
甚至有学者认为，用“海纳百川，川川皆污”来形容渤海近岸海域的污染状况并不为过。
注入渤海的污水不仅来自沿岸而建的城市，也不乏来自黄河、小清河、海河等污染深重的河流污水。
渤海水质近年来持续恶化：2006年~2010年，第四类水质海域面积由1750平方公里一跃至5100平方公里，劣于第四类水质的海域面积由2770平方公里扩大至3220平方公里。
环渤海经济带的飞速发展，加重了这一趋势。黄征学表示，天津滨海新区、河北曹妃甸、首钢搬迁等都为重工业产业提供了发展契机，而企业的临海建设与工业布局，却一如既往未将海洋的环境容量考虑进去。
国家海洋局和环保部每年都要对入海排污口附近海域水质进行监测。2010年，海洋局的数据显示，100个入海排污口中，86个排污口邻近海域水质劣于第四类海水水质标准，88个排污口邻近海域水质不能满足所在海洋功能区水质要求。
2009年的数据显示，渤海沿岸三省一市（辽冀鲁津）所监测的排污口，超标排污口所占比例分别为58.6%、65.5%、78.6%和78.7%。
换言之，渤海沿岸城市超过一半以上的排污口，正在源源不断向海洋注入各类生活、工业和农业污水。
山东大学海洋学院副教授王亚民，此前为农业部渔业局环保处官员，多次参与海洋污染案件的鉴定和调查。在他看来，渤海近岸海域已经出现了内陆湖泊河流常见的富营养化趋势。
“大量氮、磷物质入海，使海水呈现较强的富营养化状态，导致赤潮频发。可以说，近九成的污染源来自肆意的陆地排污。”王亚民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渤海沿岸几乎每个城市都存在超标排污现象，既包括直排，也有经河流入海。
“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海洋水量大，排污没什么大不了，污染物冲进去，被水一稀释，就什么都没有了。但事实并非如此，一次超标排污，对渔民来说可能就是一场灾难。”王亚民说。
2000年，仅占中国管辖海区面积2.6%的渤海，每年通过各类排污口直接排入的污水，占全国直接排海污水总量的37%~41%，其中排入渤海的工业废水占全国总量的五分之一。当时官方认为渤海近四成的面积已受污染。
十年之后，环保部2010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中指出，“渤海近岸海域水质差，为中度污染”。一方面，较为清洁的一、二类海水面积持续下降，较2009年下降16.3%；另一方面，四类和劣四类海水面积却在继续扩大，上升了4.1%。
曲折治理路
作为参与者，中科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邹景忠见证了渤海治污的整段历史。在其看来，几乎所有关于渤海的庞大治理计划，最终都惨淡收场。
最先对渤海污染状况有所警觉的是卫生部。上世纪70年代初，受日本水俣病影响，卫生部开始了针对渤海、黄海海域重金属污染的调查，结果发现“渤海全海区均检出了石油，海水中汞、砷、镉、铬等有害物质的污染，在局部海区也逐渐扩展和加重”。
随后，中科院海洋所联合辽宁省、河北省、山东省、天津市等地相关机构组成渤海污染调查协作组，在1972年开展了渤海及黄海北部沿岸海域污染调查，并形成了一份秘密报告。
1982年6月，《渤海、黄海近海水污染状况和趋势》完成，迄今渤海所遭遇的污染问题在当时已全部提及，并做出详细论证分析。
这几份相当具有前瞻性的报告，最终被烙上“秘密”标记，以内部报告的形式被束之高阁。国家海洋局在2000年8月制定的《渤海综合整治规划（2001~2015）》也立项失败，无人问津。
2001年10月，前国家环保总局一份计划投资555亿元、为期15年（2001~015）的《渤海碧海行动计划》（下称《碧海计划》）出台，并很快获得国务院批准。
“这是一份非常细致、全面、详细的规划，几乎所有人都充满期待。”曾经参与计划制定的邹景忠与王亚民均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做出相同表述。
按照《碧海计划》设想，经过一系列治理措施，2010年渤海的环境质量与生态系统将得到初步改善；2015年环境质量将明显好转，生态系统进一步改善。
国务院在《关于渤海碧海行动计划的批复》中指出，“渤海污染防治和生态建设投资以地方投入为主，国家给予适当支持。”
2004年6月，时任国家环保总局局长的解振华，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承认，《碧海计划》资金渠道不畅，导致计划项目进展缓慢。此时，距离《碧海计划》第一阶段结束还有不到半年时间，但仍有近六成计划投资未落实完成，三分之一的项目未能动工。
邹景忠认为，国家财政不出钱，地方政府筹不到钱，是《碧海计划》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据参与该计划的专家介绍，缺钱固然是一个因素，但更重要的是涉海部门之间、地方与地方之间的矛盾无法解决。“十三太保，五龙闹海”，便是当时赋予五个涉海部门和沿岸三省一市共13个城市的一个比喻。
“归根结底，还是体制不顺、配合不当的结果。”王亚民做出如此评价。
邹景忠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解释说，海洋部门不上岸、环保部门不下海，管排污的不管治理、管治理管不了排污的部门割据现象，以及地方政府的各自为政、相互推诿，是渤海污染无法得到根治最为关键的因素。
“落实难度相当大，部门之间协调不好，许多沿岸城市的地方政府更是拿着建污水处理厂的钱，直接搞经济建设去了。”王亚民说。
2009年1月，国家发改委牵头编制的《渤海环境保护总体规划(2008-2020年)》获批。规划中确定了加强重点环节和关键领域保护与防治，建立渤海污染防治与生态恢复系统；面源点源治防联动，建立陆域污染源控制和综合治理系统等五大重点任务。
但王亚民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今天渤海近岸海域的污染治理，依然面临中国环境治理领域的始终存在的一个矛盾：“污染的是海洋，需要治理的环节却在陆地上。部门之间打架且不谈，治理的难点就在于地方要发展，而环保部门的权力却不足以大于地方发展经济的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