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百六十五个夜晚，最甜最美的是除夕。”诚如歌唱家张也所唱，对于我们寻常百姓而言，除夕夜无疑是一个团圆喜庆的日子，是一个可以举家狂欢的夜晚。而翻阅史料，发现很多大师级作家们的除夕夜却有着别样的故事。
　　鲁迅先生一向不喜过年，“舍间是向不过年的，无论新旧。”多数年景的除夕，先生都在读书、写作、会友中度过。1925年除夕，先生“往琉璃厂买石印《王荆公百家唐诗选》一部六本”，是夜，编成了《华盖集》，并写了约一千二百字的《题记》。1929年春节，先生照样忙于写作，白天还去了内山书店会客，当日的日记也只有“晴。旧历元旦也”寥寥数笔。1930年庚午春节，除夕这天，鲁迅“托扫街人寄信寄物，贺两家子结婚、生子”。翻阅鲁迅日记，似乎也只有1928年和1931年的除夕是例外。1928年的除夕夜，先生“夜同三弟及广平”在民（明）星戏院看了场名为《疯人院》的电影。而1931年的除夕，无疑是先生最为开心的一次，除夕这日，鲁迅不仅允“夫人治少许馔”，邀来好友冯雪峰同饮。饭后，“又买花爆十余，与海婴同登屋顶燃放之”。年过五十的父亲不辞辛苦，带着四岁的幼子爬到楼顶放烟花，可见先生的温情一面。
　　大抵文人过年，总不忘文章事。除夕照样读书写作的还有郭沫若、吴宓和季羡林。1942年的春节，郭沫若是在写作中度过的，除夕这晚，才完成《屈原》不久的他又开始了另一名作《虎符》的创作。1915年2月13日，也是一个除夕，这天吴宓去了琉璃厂，“游于各书肆，坐阅至晚，购杂志数种而归。”1934年2月13日，甲戌除夕，正在清华大学读书的季羡林当晚写下了《回忆》一文，在当天日记里，他还写道：“对于过年，我始终拥护，尤其是旧历年，因为这使我回忆到童年时美丽有诗意的过年的生活。”由于当时的民国政府废除了旧历春节，学校没有放假，这让留校的季羡林倍感孤独，“周围的环境冷冷清清，没有一点‘年味’，自己也没有找到过年的感觉”。
　　对于国人而言，即便生活再窘迫的人家，也还是要准备几樣年夜饭菜的。而国学大师陈寅恪1942年的年夜饭就显得格外的“凄惨”。是年春节，困居香港的陈寅恪一家早已断粮数日，驻港的日军因震于陈寅恪的文名，有心拉拢，并送去了面粉，却被陈寅恪断然拒绝。这年除夕，陈家人每人只喝了半碗稀粥，分食了一个鸭蛋，算是度过了一个“难忘”的除夕夜。作为一介书生，先生表现出的气节和操守，让人肃然起敬。
　　相比之下，胡适的除夕过得挺“滋润”。1934年的除夕，胡适一连赶了几场饭。“午饭在欧美同学会，有两局”，“晚上到美国使馆吃晚饭”。吃完饭，胡适回家后还打了四圈麻将才睡。
　　摘自《国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