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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2016年3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施行,但是前一阵朋友圈又热聊起家长能不能打孩子。有家长说,当然不能打,这都什么时代了;有家长说,当然要打,小孩子懂什么,不重重惩戒一下他,他不长记性!比“反家暴法”更早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也明确规定体罚违法,可还有这话题出来,可见现代家庭教育观念与整体环境的乏力。
体罚被禁止,反家暴更被立法。那今天的父母又当如何具足智慧,在新的机遇与挑战面前,教子成人,助子成才?
古代亲子关系,
一部暴力血泪史
主张体罚合法、可以动手打孩子的诸君,可以轻易搬出很多前人言行佐证。
譬如《弟子规》中最引发争议的段落:“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亲有过,谏使更,怡吾色,柔吾声。谏不入,悦复谏,号泣随,挞无怨。”
这话赋予父母以绝对权利,非但对子女可以呼来唤去颐指气使,哪怕自己有错了子女来指正,还必须要和颜悦色的,子女被打也不许抱怨。
又有“二十四孝”故事云,父母久病不愈,儿子求医无门时,就割下自己大腿上的肉熬汤献给父母,叫做“割股疗亲”。还有割手臂、两肋、胸乳的……据说无不药到病除。当然也有意外,父子双双丧命的。但这些故事得以传承多年,无非宣扬着以家族整体利益与家族荣誉为最高宗旨的宗法观念,所以子女无条件尽孝,命也可合。
还有更极端的上古传说,哪吒打死了龙王三太子,龙王奏请玉帝要捉他父母,这叛逆小子哪吒虽然天不怕地不怕,为免连累父母,竞做出了“拆肉还母,拆骨还父”的事,何其惨烈的潇洒。
由是可见,古代文化中,对于“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理解衍生出来的含义即是,身体可为父母意志任意使用。
再看家族内部对成员的处置,家法伺候是专用术语,杖责沉潭之类也不鲜见。而私塾先生那里呢,戒尺是必备物件,更有各种衍生手段。看看史书,仿佛戒尺也打出了不少人才。
多么痛的领悟!
由是可见,至今仍有人嚷着要恢复体罚权,是多么正常——毕竟它曾经生效那么多年。
反观旧制度:依赖共生牺牲个体利益
再论家族惩戒制度,除维护社会公序良俗外,还有相当部分是基于家族自身利益与当权者权威的。如各种礼教禁忌,一经触犯,就被整个家族全体成员排斥,甚至处死。
上述种种戒条,无不建立在一个潜藏的前提之上:整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团队决策大于个人意见。面对一切整体利益,个人必须服从、牺牲。
然而这所谓的整体利益,往往掌握在个人手里,并使掌权者自以为真理化身,如父母师长,天生就可以“我比你懂的多”、“我这是为你好”,而对学子任意下旨。
干百年前,当人类社会的基本模式主要为农耕形式,青少年在家务农或求学,通过社会学习交流自我发展的空间很小,个人能力上很难短时间超越父母长辈。而人际礼仪与社交规范的产生与完善也有赖于家族力量(对荣誉、名声的重视)来贯彻时,不可讳言,上述诸多基于“孝道”而产生的理念,是有其积极意义的。它使得每一个体的相对安全感、归属感得以保障,也保障了各自利益集团的有序运作。
古代种种体罚,是特殊历史时空的产物,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中有其积极意义。
即便今天,以执法甚严著称的新加坡也还有鞭刑存在。部分违法行为人会被皮鞭抽打至皮开肉绽,留下永久疤痕,不可谓不痛。这一“酷刑”存在保障了当地违法犯罪率较之其他地区要低。同时,其执法方式、处罚力度等级之类,也都有公开透明的规范,以保无人徇私舞弊。虽然这一“酷刑”常被许多国家指责是没有人权,新加坡仍在认真执行,以求维护社会秩序之高效。
施暴成才遗恨深远
但时代发展到今天,人类社会从追求整体利益以保生存的格局,转变到支持个体探索,更倡导独立自主意义的唤醒,针对孩童施以体罚这一旧习,其弊端也日渐为人指责。
其被指责最深的,即是孩子被体罚容易留下心理创伤,影响其今后人生幸福感的建立。
如名主持人董卿,是严父教育出来的能干女儿,可这些能干并不能抹煞她回顾往事时的痛苦。在一次节目中回忆起童年经历时,她当场痛哭。父亲对她管教甚严,希望她温柔乖巧,每天在家看書写字,不许到学校唱歌跳舞。每天只许照一次镜子,不许穿花花绿绿的衣服,甚至不让妈妈给她买新衣服。暑假时就把她送去朋友的工厂里打工,是真干活。父亲一心想把女儿塑造成气质端庄的“淑女”,培养出的却是性格倔强、非常逆反的孩子。初中毕业时,她想报考浙江省艺术学校,遭到父亲的反对。父亲开始说教时,她忍无可忍出言顶撞,父女俩对吼,董卿竞摔碗与父亲对打。从小到大挨过父亲很多次打,这第一次“对打”让董卿记忆深刻,很多年后回忆起来,还泪流满面。
董卿说她事后还试图“自杀”威吓父母,在六楼家中的阳台上写一行字:“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既是写给自己,也是写给父母看,想吓唬他们。
无法想象,若类似的父女>中突再度发生,女儿不敌强父,被迫屈从之后,会不会走极端?
新闻报道中,孩子因不堪父母责罚、暴力而自杀的例子不少。人们喜爱在这类事件发生后,称那些走上绝路的孩子太脆弱,却鲜有人知他们在做出绝望选择之前,内心压抑了多少愤怒不甘——而这些,曾被称为“坚强”。
也有些受到隐形家暴“冷落”的孩子,在自己为人父母或成家立业后,又成施暴者。
如疯狂英语创始人李阳,其外籍妻子因不堪忍受家庭暴力而选择公开求助。媒体采访关注后发现,这位事业有成者,童年缺少父母陪伴,跟随祖辈长大。与父母之间的亲情是疏离的。“小时候父亲偶尔回来一次,跟我说,今晚去我床上睡觉吧!我就全身紧张,发抖起鸡皮疙瘩。”
之后在事业上的拼命进取,未尝不是在以另一种方式对抗这份孤独与无依感。恰如李阳妻子所说,虽然他面对家暴一事认错,并迅速以“反家暴代言人”身份公开活动,并不代表他的内心真正完整——或又是习惯性地以另一种“公众人物”的光环,来逃避面对内心。
团体中的秩序与完整是要的,个体的尊严与幸福也是要的。今天的教育者应当如何做?或可从两本书的书名中借鉴智慧,其一为《牵一只蜗牛去散步》,其二为《慢慢慢慢慢慢走》。
意思是一样的,指向核心略有不同。前者,蜗牛既是处于成长期的孩子,也是新时代面临更多挑战的父母师长;在智慧生起的路上,对孩子的耐心与信心,非常重要。
后者呢,更多体现一种心态:人生难免有各种问题,何不把这不断探索、不断修正的历程,当作一次旅行?毕竟,放松心态,彼此尊重,相互信任,是有效教育的基础。
体罚被禁止,反家暴更被立法。那今天的父母又当如何具足智慧,在新的机遇与挑战面前,教子成人,助子成才?
古代亲子关系,
一部暴力血泪史
主张体罚合法、可以动手打孩子的诸君,可以轻易搬出很多前人言行佐证。
譬如《弟子规》中最引发争议的段落:“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亲有过,谏使更,怡吾色,柔吾声。谏不入,悦复谏,号泣随,挞无怨。”
这话赋予父母以绝对权利,非但对子女可以呼来唤去颐指气使,哪怕自己有错了子女来指正,还必须要和颜悦色的,子女被打也不许抱怨。
又有“二十四孝”故事云,父母久病不愈,儿子求医无门时,就割下自己大腿上的肉熬汤献给父母,叫做“割股疗亲”。还有割手臂、两肋、胸乳的……据说无不药到病除。当然也有意外,父子双双丧命的。但这些故事得以传承多年,无非宣扬着以家族整体利益与家族荣誉为最高宗旨的宗法观念,所以子女无条件尽孝,命也可合。
还有更极端的上古传说,哪吒打死了龙王三太子,龙王奏请玉帝要捉他父母,这叛逆小子哪吒虽然天不怕地不怕,为免连累父母,竞做出了“拆肉还母,拆骨还父”的事,何其惨烈的潇洒。
由是可见,古代文化中,对于“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理解衍生出来的含义即是,身体可为父母意志任意使用。
再看家族内部对成员的处置,家法伺候是专用术语,杖责沉潭之类也不鲜见。而私塾先生那里呢,戒尺是必备物件,更有各种衍生手段。看看史书,仿佛戒尺也打出了不少人才。
多么痛的领悟!
由是可见,至今仍有人嚷着要恢复体罚权,是多么正常——毕竟它曾经生效那么多年。
反观旧制度:依赖共生牺牲个体利益
再论家族惩戒制度,除维护社会公序良俗外,还有相当部分是基于家族自身利益与当权者权威的。如各种礼教禁忌,一经触犯,就被整个家族全体成员排斥,甚至处死。
上述种种戒条,无不建立在一个潜藏的前提之上:整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团队决策大于个人意见。面对一切整体利益,个人必须服从、牺牲。
然而这所谓的整体利益,往往掌握在个人手里,并使掌权者自以为真理化身,如父母师长,天生就可以“我比你懂的多”、“我这是为你好”,而对学子任意下旨。
干百年前,当人类社会的基本模式主要为农耕形式,青少年在家务农或求学,通过社会学习交流自我发展的空间很小,个人能力上很难短时间超越父母长辈。而人际礼仪与社交规范的产生与完善也有赖于家族力量(对荣誉、名声的重视)来贯彻时,不可讳言,上述诸多基于“孝道”而产生的理念,是有其积极意义的。它使得每一个体的相对安全感、归属感得以保障,也保障了各自利益集团的有序运作。
古代种种体罚,是特殊历史时空的产物,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中有其积极意义。
即便今天,以执法甚严著称的新加坡也还有鞭刑存在。部分违法行为人会被皮鞭抽打至皮开肉绽,留下永久疤痕,不可谓不痛。这一“酷刑”存在保障了当地违法犯罪率较之其他地区要低。同时,其执法方式、处罚力度等级之类,也都有公开透明的规范,以保无人徇私舞弊。虽然这一“酷刑”常被许多国家指责是没有人权,新加坡仍在认真执行,以求维护社会秩序之高效。
施暴成才遗恨深远
但时代发展到今天,人类社会从追求整体利益以保生存的格局,转变到支持个体探索,更倡导独立自主意义的唤醒,针对孩童施以体罚这一旧习,其弊端也日渐为人指责。
其被指责最深的,即是孩子被体罚容易留下心理创伤,影响其今后人生幸福感的建立。
如名主持人董卿,是严父教育出来的能干女儿,可这些能干并不能抹煞她回顾往事时的痛苦。在一次节目中回忆起童年经历时,她当场痛哭。父亲对她管教甚严,希望她温柔乖巧,每天在家看書写字,不许到学校唱歌跳舞。每天只许照一次镜子,不许穿花花绿绿的衣服,甚至不让妈妈给她买新衣服。暑假时就把她送去朋友的工厂里打工,是真干活。父亲一心想把女儿塑造成气质端庄的“淑女”,培养出的却是性格倔强、非常逆反的孩子。初中毕业时,她想报考浙江省艺术学校,遭到父亲的反对。父亲开始说教时,她忍无可忍出言顶撞,父女俩对吼,董卿竞摔碗与父亲对打。从小到大挨过父亲很多次打,这第一次“对打”让董卿记忆深刻,很多年后回忆起来,还泪流满面。
董卿说她事后还试图“自杀”威吓父母,在六楼家中的阳台上写一行字:“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既是写给自己,也是写给父母看,想吓唬他们。
无法想象,若类似的父女>中突再度发生,女儿不敌强父,被迫屈从之后,会不会走极端?
新闻报道中,孩子因不堪父母责罚、暴力而自杀的例子不少。人们喜爱在这类事件发生后,称那些走上绝路的孩子太脆弱,却鲜有人知他们在做出绝望选择之前,内心压抑了多少愤怒不甘——而这些,曾被称为“坚强”。
也有些受到隐形家暴“冷落”的孩子,在自己为人父母或成家立业后,又成施暴者。
如疯狂英语创始人李阳,其外籍妻子因不堪忍受家庭暴力而选择公开求助。媒体采访关注后发现,这位事业有成者,童年缺少父母陪伴,跟随祖辈长大。与父母之间的亲情是疏离的。“小时候父亲偶尔回来一次,跟我说,今晚去我床上睡觉吧!我就全身紧张,发抖起鸡皮疙瘩。”
之后在事业上的拼命进取,未尝不是在以另一种方式对抗这份孤独与无依感。恰如李阳妻子所说,虽然他面对家暴一事认错,并迅速以“反家暴代言人”身份公开活动,并不代表他的内心真正完整——或又是习惯性地以另一种“公众人物”的光环,来逃避面对内心。
团体中的秩序与完整是要的,个体的尊严与幸福也是要的。今天的教育者应当如何做?或可从两本书的书名中借鉴智慧,其一为《牵一只蜗牛去散步》,其二为《慢慢慢慢慢慢走》。
意思是一样的,指向核心略有不同。前者,蜗牛既是处于成长期的孩子,也是新时代面临更多挑战的父母师长;在智慧生起的路上,对孩子的耐心与信心,非常重要。
后者呢,更多体现一种心态:人生难免有各种问题,何不把这不断探索、不断修正的历程,当作一次旅行?毕竟,放松心态,彼此尊重,相互信任,是有效教育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