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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在山西临汾汾河以东的广阔区域，活跃着一支抗日劲旅。它就是被人称为“景疯子”的抗日司令景仙洲率领的八路军汾东游击支队。
“疯”劲十足 执著革命
1887年，景仙洲出生于临汾县（今临汾市尧都区）东张乡泉坡村的一个破落地主家庭。11岁时先后失去双亲，由伯父母抚养长大。
辛亥革命后，景仙洲中学毕业，到临汾第一高小任教。他用微薄的收入经常资助贫苦学生，得到学生的尊敬。
五四运动爆发后，景仙洲积极参加宣传演讲和游行示威。1922年，深受学潮和革命思想影响的景仙洲，断然辞去教师职业，冲破阻力，卖掉家中的部分田产，在临汾城内县衙西侧路北创办了新愿书社，宣传马列主义新思想新文化。景仙洲这种放弃固定“饭碗”而冒险投资进步书社的做法，在普通人看来纯属铤而走险、蛮干傻干，非疯即魔。由此，“景疯子”的绰号逐渐传开。
新愿书社是临汾地区开办最早的进步书店，出售的《新青年》 《向导》 等革命书刊最受青睐。书店很快成为临汾进步青年的主要活动场所和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阵地。
1924年冬，彭真到临汾宣传马列主义和开辟党的工作，景仙洲进一步接受了革命思想，积极向党组织靠拢。1925年，根据党的指示，他赴榆次晋华纺纱厂开展工运工作，积极参与发动和组织工人开展罢工斗争，并取得了胜利，完成任务后重返临汾。1926年8月，由张振山介绍，景仙洲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2月，为策应北伐，反對军阀挖战壕、修工事，中共临汾地委领导2万多民工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罢工游行示威。景仙洲积极参加，四处奔波，始终站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
大革命失败后，景仙洲被捕入狱，先后被关押于临汾、太原监狱。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她始终正义凛然，意志坚强，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并“疯劲”大发，慷慨激昂，义正辞严地展开说理斗争，使敌人理屈词穷，无言以对。1930年出狱后，返回家乡。同年5月，他长途跋涉辗转南下，只身投奔赣闽红军游击队。1932年秋，受党组织派遣，回到晋南开展革命斗争。1936年春，红军东征转战临汾，他主动与红二师取得联系，加入红军参加作战。在毛泽东指挥下，随军西渡黄河回师陕北。
临危受命 组建武装
全面抗战爆发后，八路军三大主力相继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当行至侯马时，景仙洲受命留在家乡临汾组建地方武装，配合八路军开展游击战争。
在临汾，中共中央北方局及时提出“坚持华北抗战，誓死不过黄河”的号召，以临汾为中心的晋西南掀起轰轰烈烈的抗日热潮。周恩来、刘少奇和朱德等在临汾发表了许多抗日文章，并作了许多激动人心的抗日报告、演讲。景仙洲深受感动和鼓舞，他时刻牢记自己的使命，全身心地投入到抗日的洪流之中。
景仙洲参加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牺盟会，在牺盟会临汾县分会特派员、共产党员李从文的领导下，他和共产党员亢宝芳（谷震）、沈文超等分头深入农村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和抗日救亡道理，唤起了广大群众的抗日热情。10多天的时间里，就组建了一支30余人的抗日武装。
当时，正值严冬季节，寒风凛冽，滴水成冰，游击队的衣食住宿问题亟待解决。景仙洲认为，游击队是以牺盟会的名义组建的，找牺盟会总干事梁化之解决衣食问题理所当然，至于住宿，可以借临汾高小的房子暂住。大家一致赞同，并当即决定兵分两路，李从文出面找牺盟会交涉申领军费，景仙洲到临汾高小联系住宿事宜。临汾高小校长是位爱国人士，欣然答应借住之事。游击队进驻当天，校长特意安排食堂做饭欢迎。令景仙洲担忧的是，梁化之只答应给游击队每人每天一角钱，难以满足给养需要。
景仙洲决定，以八路军身份到县政府交涉。一天，他身着八路军军装前往临汾县政府。县长是靠投机钻营起家的，诡计多端，人称“笑面虎”，见八路军来人，便躲起来，不肯露面。景仙洲与办事员慷慨陈词，语惊四座，问得办事员瞠目结舌。县长只得假惺惺出来陪笑相见。景仙洲毫不客气，直截了当地说：“八路军上前线打日本，我们奉命组建起地方抗日武装，现要政府支付给养，请县长答复。”县长以需请示上级为借口，故意推托。景仙洲不便直接揭破县长的无理刁难，硬是耐着性子说理交涉。县长只得答应后天见面再给答复。
两天后，景仙洲如约来到县政府。办事员拦住他说，县长忽感风寒，高烧不退，卧病在床，不能相见。景仙洲压住火，憋着气，转身离开。
几日后，景仙洲第三次去县政府。县长笑脸相迎，并说：“上面批了请示，同意解决部分给养，请到总务科领吧。”就这样，景仙洲三闯县衙，几番唇枪舌剑，给养得到初步解决。
随之而来的是武器装备问题。景仙洲与李从文商定，组织发动队员们从溃退逃跑的散兵游勇手中收缴枪支弹药，并号召群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物出物、支援抗战，一些民众主动捐献出散失在民间的枪弹。临汾的第一支抗日武装临汾县民众武装模范自卫队就这样诞生了。
1938年6月，景仙洲任临汾县第三区区长，率自卫队第四中队活动于大阳镇王雅村一带抗击日军。1939年7月，自卫队第四中队被改编为决死二纵队第四总队第五大队，景仙洲任大队长，下辖3个中队，人数达300余人。队员和乡亲们都亲切地称他为“司令”。
1940年春，景仙洲所部在沁源县长乐村整训期间，被编入决死一纵队四十二团。朱德总司令听取了他的工作汇报，十分满意，并请他向总部人员和警卫营指战员作了开展游击战的经验介绍。朱德对景仙洲说：“你们这支游击队是在临汾、洪洞、赵城、襄陵一带土生土长的，在坚持平原游击战中与群众建立了密切联系，军民团结，打击日寇很有成绩，今后还是坚持游击活动好。”根据朱德的指示，景仙洲所部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汾东游击支队，景仙洲为支队长。朱德还勉励他们再接再厉，多打胜仗。
1940年6月，景仙洲任太岳第二军分区副司令员，仍兼汾东游击支队支队长。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里，他率汾东游击支队同人民群众并肩战斗，连战连捷，打了30多个很有影响的漂亮仗，多次受到表扬和通令嘉奖。 三顾茅庐 扩充力量
汾东游击支队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经历了坎坷曲折。为了扩充游击队伍，增强抗日力量，景仙洲付出了艰辛努力。
1941年春，他率领汾东游击支队转移到霍山西南的李家洼村一带。这里山高林密，人烟稀少。有个叫侯德山的土匪，在霍山老牛沟占山为王，打家劫舍，杀富济贫，还盖了房舍，老牛沟一带成为远近闻名的“土匪山”。
对这一情况，支队内部出现了截然相反的两种意见。有的主张应立即进山清剿，以免在和鬼子作战中有后顾之忧;有的认为，应进一步侦察摸底，弄清情况后再定夺。
景仙洲认为，这一带山大沟深，散居这里的多数是穷苦农民，长年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占山为王可能事出有因，若贸然清剿，一旦有误，将追悔莫及，应摸清情况再说。他耐心地对大家说：“谁是敌人，谁是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也是抗日的首要问题。如果盲目清剿，剿的不是匪而是我们的群众，我们将永远失掉他们。试问，失掉了群众基础，还怎样去打鬼子？反之，让他们了解党的政策，就可能转化为抗战的积极力量，扩充我们的队伍，大大有利于打击侵略者。”
为慎重起见，景仙洲决定亲自查访了解，探个水落石出。在老牛沟附近的山庄窝铺，他了解到侯德山的一些情况：侯德山，佃农出身，家境贫寒，为奉养双目失明的母亲，换取地主一石五斗麦子，他顶替地主的儿子当了兵。不久，队伍战败溃散，他逃回家乡。为躲避地主追讨麦子而祸及母亲，他不敢回家，才藏匿深山，落草为寇，却始终没有与普通百姓為敌。
景仙洲想进一步摸清侯德山的全部底细，便给其捎去一封信，表达了晤谈之意。对家喻户晓的抗日司令“景疯子”，侯德山早有所闻，也很敬仰，渴望见面。于是很快给景仙洲回了信。但同时提出两个条件，一是上山人数不能超过3人，二是不能携带武器。
景仙洲带了一个战士上山赴约。与侯德山坦诚相见，沟通顺畅。第二次见面时，侯德山带人下山，抬着两口肥猪、一担鸡慰劳部队，并动员30多人带30多支枪投奔汾东游击支队。但侯德山和其余的弟兄却又返回了老牛沟。于是，景仙洲决定再访侯德山，促使他走上抗日的革命道路。
第三次会见时，景仙洲以攻打赵城明姜日军据点为由征求侯德山意见。听说要攻打明姜据点，侯德山激动不已，一方面积极出谋划策，一方面主动要求承担最艰巨的任务。看侯德山抗日态度坚决、诚恳，景仙洲当即安排他利用人熟地熟的有利条件，完成战前侦察任务。
侯德山不负众望，机智勇敢地混进据点，弄清了全部敌情，并将敌设防情况绘制成图带了回来。更令人振奋的是，侯德山带来全部人马参加汾东游击支队，使景仙洲率领的抗日队伍实力大增。
在景仙洲的精心部署下，汾东支队里应外合、声东击西，侯德山带头冲锋陷阵、浴血奋战，不到两个小时，便全歼守敌。
造榆木炮 痛击日军
1938年春，汾东游击队活动于临汾、洪洞、浮山交界的山区里。队伍虽初具规模，但武器装备却寥寥无几。景仙洲苦思冥想，焦急万分，发动群众献计献策。听老人说，清末浮山农民起义领袖陈彩彰，曾用土造榆木炮打败洋枪洋炮武装的清军。景仙洲受到启发，决心尝试。他派人到陈彩彰的家乡浮山县北王村，查访榆木炮的构造和制作工艺，并请来木匠开始试造榆木炮。郭行村的一位老铁匠也主动赶来，给榆木炮打铁箍。当地及附近村庄的群众得知后，纷纷主动给以支持配合，有的送榆木，有的送铁器，有的烧木炭，有的熬硝、弄硫磺配药，还有的化铁水、铸铁沙子。造炮现场群情激奋，热火朝天。
他们把檩条粗的榆木纵向锯成两半，中间挖空，再粘合起来，用铁箍扎紧，大头做炮座，小头做炮口，制作讲究，不能有丝毫偏差。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先后试制8次，终于成功，精心制造出18门榆木炮。队员们将炮身先涂上锅黑、烟黑，再抹上皮胶水，乌黑发亮，甚是威风。
游击队终于有了自己的“炮兵”。队员们欣喜若狂，大家都想让日本鬼子尝一尝榆木炮的厉害。
一天，景仙洲获悉，日军60多人要下乡抢粮。当晚，他就带队来到敌必经之地——钻天沟。钻天沟是一个口袋形的山口，两旁是野草丛生的山丘，往里走，正面一个山头把路分成两岔，实际形成一个三岔路口，易守难攻，十分利于隐蔽和打伏击。景仙洲把榆木炮按半环形配置在三面山坡的草丛中，自己带部分兵力埋伏在正面山头上。
第二天拂晓，日军果然来了。当他们走到沟口附近，突然转向拐到两边去了。景仙洲当机立断，诱敌入网，派少数队员先潜出沟外，用土枪向敌开火，边打边撤，日军见游击队人少枪劣，尾随追击进入伏击圈。一霎间，18门榆木炮齐声“轰！轰！”地射向敌人，土枪、步枪和机枪猛烈向日军齐射，手榴弹在敌群爆炸，日军全军覆没。
炮是战士的胆。榆木炮使景仙洲的底气更足了，魄力更大了。紧接着，在攻击洪洞甘亭车站日军据点时，他把所有榆木炮部署在主攻方向，随着震耳欲聋的榆木炮声，日军被打得晕头转向，一个个抱头鼠窜。当队员们发起全面冲击时，日本鬼子已逃窜到铁路以西汾河滩的草地里，游击队乘胜缴获车站内的物资和弹药后迅速撤离。
游击队的榆木炮有力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驻临汾城内的日军清水师团长大为震惊，连声惊呼：“八路的大炮，神威大大的！”从此，坊间广泛流传着一首民谣：“景司令的榆木炮，打得鬼子呱呱叫，鬼子汉奸碰上他，血肉横飞命报销！”
锄奸肃特 震慑敌军
日军侵占临汾以后，由于经常遭到抗日游击队的袭击，不断损兵折将。为此，日军先后在临汾城周边设立了一些据点，并在敌占区各村成立维持会，培植扶持反动分子为其充当耳目和爪牙。
这样，游击队的活动一度受到很大限制和威胁，多次作战行动失利。经密查暗访，得知是西孔郭村的维持会长赖青子向鬼子通风报信。赖青子是有名的二流子，一贯好逸恶劳，吃喝嫖赌。
起初，景仙洲认为赖青子毕竟是中国人，讲清利害，尽量使其悬崖勒马。但是，为日军效力的赖青子竟无动于衷，毫无悔意，继续作恶。景仙洲果断决定，坚决惩处汉奸，杀一儆百。 一天晚上，景仙洲带领游击队员神不知鬼不觉地向西孔郭村而来。他们直扑赖家，越墙进院，景仙洲猛然踹门进屋，大喝一声：“不准动！”枪口直指赖青子。赖青子一看是景仙洲，吓得失魂落魄，连连告饶。战士们七手八脚，立刻把赖青子五花大绑，连夜押回游击队驻地大阳镇。
在大阳镇赶集的这天，游击队召开了规模宏大的公审大会，宣布赖青子认贼作父、甘当汉奸、祸害百姓和破坏抗日的数条罪行，并张贴布告，公开枪决。
从此，有的汉奸迷途知返，洗手不干了;有的登门求饶，愿意立功赎罪;还有的主动给游击队传送情报。景仙洲乘势多方面做工作，要求敌占区的维持会长们当两面会长，表面应付日本鬼子，暗中支持配合游击队。景仙洲还通过两面维持会的关系，以修工事、垒锅灶和干杂活为名，派人潜入日军据点实施侦察，做到了知己知彼，每战必胜。
抗日战争时期，敌我态势犬牙交错，情况错综复杂，尤其是战斗在敌后战场的游击队，往往是“敌中有我，我中有敌”。在汾东游击支队中，也潜入了日军特务，给景仙洲和他的队伍带来严峻考验。
1940年初，游击队偶遇一个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青年，似落魄遇难之人。此人苦苦哀求，欲参加抗日队伍。战争年代，环境险恶，当兵打仗，随时都有流血牺牲的可能。见这名青年执意参军，景仙洲欣然应允。
此人叫德文彬，入伍后表现积极、作战勇敢，很快就被提拔为班长、副排长。意想不到的是，德文彬竟是受过日军专门训练的潜伏特务，曾多次想暗害景仙洲，皆因景仙洲高度警惕和防备才未得手。
此后，在学习毛主席《论持久战》 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思想政治教育中，德文彬受到触动。特别是当景仙洲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地和他促膝交心时，德文彬潸然泪下，如实交代了自己的身份和任务，并诚恳地表示悔过，决心将功补过。景仙洲宽宏大量，以支队名义推荐其到安泽县当了副区长，德文彬后来确实为党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
德文彬事件在游击队里引起了很大震动，景仙洲深有感触地说：“教训是深刻的，只有提高警惕，防患于未然，敌人才无机可乘。今天，冒出个德文彬，谁敢担保再不出其他人呢？”
果不其然，1941年，日军再次秘密派遣两个特务潜入游击队，伺机破坏。仅几个月里，在特务的煽动下，就有10多个思想不坚定的战士先后离开了抗日队伍。这一动摇军心、瓦解队伍的严重事件，引起支队领导的高度重视。支队及时采取了相应对策。一邢姓特务见势不妙，乘机逃脱。特务杨一明被抓捕歸案。同年冬，根据太岳军区命令，汾东游击支队在安泽县翟泉召开大会，揭露日军特务的罪行，处决了杨一明。会后，对部队全体指战员进行了深刻的思想政治教育和清奸肃特教育。景仙洲谆谆告诫大家：“我们不仅要十分重视军事战线和拿枪的敌人，而且要十分重视隐蔽战线和不拿枪的敌人，这样才能稳操胜券，无往而不胜。”
睿智勇战 威震太岳
全面抗战期间，景仙洲领导汾东游击支队东奔西走，战斗足迹遍布太岳区的临汾、浮山、洪洞、安泽、霍县、平遥、襄陵、沁源等地，与日伪军激战百余次，屡战屡胜，多次受到三八六旅、太岳军区和八路军总部的嘉奖和表彰。朱德、彭德怀、陆定一等领导曾致信表示祝贺。
1938年5月的一天，日军100余人由临汾县城出发，欲到浮山县“扫荡”。景仙洲早已提前获取情报，秘密埋伏在古贤和老母村一带的山丘中，严阵以待。日军队伍完全进入伏击圈后，他一声令下，长短枪一齐开火，日军组织了多次反击，都被游击支队的猛烈火力压制下去。战斗从上午9点，一直打到天黑，敌人死伤惨重，寸步难行。此战重挫了日军的锐气。
紧接着，景仙洲又盯住了临汾县小贾村日军据点。这里驻扎的鬼子多，枪支、弹药和粮食物资也多，如能得手，既可震慑日军，又可获取大量军需给养。但困难大、风险多，如同虎口拔牙。景仙洲缜密考虑后，决定奇袭智取。
小贾村离临汾城10多里，是个有500多户人家、3000多口人的大村子。四周环绕又高又厚的土墙，东西南北各有一道大门，只要关闭四门，就是一个密不透风且异常坚固的堡垒。
一天，小贾村据点的日军奉命去西山“扫荡”，仅留下少数兵力看守，四道门封闭了三道，只留一道门用以出入，并派兵把守。侦察获悉，守门人叫顾有。当天深夜，景仙洲带领200多名队员急驰小贾村，迅速在据点四周安排了警戒，严密封锁四道大门，主力隐蔽埋伏在主攻门的两侧。景仙洲一边敲门，一边叫：“顾有兄，顾有兄，快开门，太君让我送急信来了！”顾有闻声从睡梦中惊醒，听说是太君送急信，不敢怠慢，急忙开门。门一开，景仙洲用手枪逼顾有交出钥匙，打开第二道内门。战士们蜂拥而入，径直冲向小贾村中心。
留守的日本鬼子集中住在几家地主的高墙大院内。景仙洲带来的战士，有的抬来碾麦子的石滚撞开院门，还有的搭人梯翻墙入院，10余个日本鬼子全部被消灭，投靠日军的不法地主和认贼作父的汉奸也受到惩罚。游击支队还把日军库房的物品分给村民。待日军调集兵力，气喘吁吁赶来救援时，景仙洲早已带领游击支队和大量战利品消失得无影无踪。
1940年9月，为了配合百团大战，上级指示汾东游击支队破袭敌人的交通线。情报获悉，日军的一辆军用列车将由太原开往临汾，景仙洲决定抓住战机，实施破袭。
洪洞县境内的天井与甘亭是日军在临汾城外围的两个重要据点。景仙洲决定将爆破点选择在天井和甘亭两个据点之间的路段，破袭成功即可切断南同蒲铁路交通线，并割裂铁路沿线各据点间的联系。
午夜时分，在景仙洲指挥下，部队秘密靠近铁路线，割断电话线，撬起铁轨并掀翻到路基下，将炸药安装完毕，隐蔽埋伏于铁路两侧，守株待兔。不一会儿，铁轨颤抖，声音轰鸣，刺眼的车灯划过漆黑的夜空。随着一声巨响，火车头翻倒在路基下，队员们高喊着“缴枪不杀”，将火车团团包围，一个日军军官负隅顽抗，被当场击毙。这次破袭战，连打扫战场不到一个小时，活捉日军火车司机3名，缴获炸药若干箱，并在车内搜到一些文件和军用地图等。
“疯”劲十足 执著革命
1887年，景仙洲出生于临汾县（今临汾市尧都区）东张乡泉坡村的一个破落地主家庭。11岁时先后失去双亲，由伯父母抚养长大。
辛亥革命后，景仙洲中学毕业，到临汾第一高小任教。他用微薄的收入经常资助贫苦学生，得到学生的尊敬。
五四运动爆发后，景仙洲积极参加宣传演讲和游行示威。1922年，深受学潮和革命思想影响的景仙洲，断然辞去教师职业，冲破阻力，卖掉家中的部分田产，在临汾城内县衙西侧路北创办了新愿书社，宣传马列主义新思想新文化。景仙洲这种放弃固定“饭碗”而冒险投资进步书社的做法，在普通人看来纯属铤而走险、蛮干傻干，非疯即魔。由此，“景疯子”的绰号逐渐传开。
新愿书社是临汾地区开办最早的进步书店，出售的《新青年》 《向导》 等革命书刊最受青睐。书店很快成为临汾进步青年的主要活动场所和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阵地。
1924年冬，彭真到临汾宣传马列主义和开辟党的工作，景仙洲进一步接受了革命思想，积极向党组织靠拢。1925年，根据党的指示，他赴榆次晋华纺纱厂开展工运工作，积极参与发动和组织工人开展罢工斗争，并取得了胜利，完成任务后重返临汾。1926年8月，由张振山介绍，景仙洲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2月，为策应北伐，反對军阀挖战壕、修工事，中共临汾地委领导2万多民工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罢工游行示威。景仙洲积极参加，四处奔波，始终站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
大革命失败后，景仙洲被捕入狱，先后被关押于临汾、太原监狱。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她始终正义凛然，意志坚强，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并“疯劲”大发，慷慨激昂，义正辞严地展开说理斗争，使敌人理屈词穷，无言以对。1930年出狱后，返回家乡。同年5月，他长途跋涉辗转南下，只身投奔赣闽红军游击队。1932年秋，受党组织派遣，回到晋南开展革命斗争。1936年春，红军东征转战临汾，他主动与红二师取得联系，加入红军参加作战。在毛泽东指挥下，随军西渡黄河回师陕北。
临危受命 组建武装
全面抗战爆发后，八路军三大主力相继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当行至侯马时，景仙洲受命留在家乡临汾组建地方武装，配合八路军开展游击战争。
在临汾，中共中央北方局及时提出“坚持华北抗战，誓死不过黄河”的号召，以临汾为中心的晋西南掀起轰轰烈烈的抗日热潮。周恩来、刘少奇和朱德等在临汾发表了许多抗日文章，并作了许多激动人心的抗日报告、演讲。景仙洲深受感动和鼓舞，他时刻牢记自己的使命，全身心地投入到抗日的洪流之中。
景仙洲参加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牺盟会，在牺盟会临汾县分会特派员、共产党员李从文的领导下，他和共产党员亢宝芳（谷震）、沈文超等分头深入农村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和抗日救亡道理，唤起了广大群众的抗日热情。10多天的时间里，就组建了一支30余人的抗日武装。
当时，正值严冬季节，寒风凛冽，滴水成冰，游击队的衣食住宿问题亟待解决。景仙洲认为，游击队是以牺盟会的名义组建的，找牺盟会总干事梁化之解决衣食问题理所当然，至于住宿，可以借临汾高小的房子暂住。大家一致赞同，并当即决定兵分两路，李从文出面找牺盟会交涉申领军费，景仙洲到临汾高小联系住宿事宜。临汾高小校长是位爱国人士，欣然答应借住之事。游击队进驻当天，校长特意安排食堂做饭欢迎。令景仙洲担忧的是，梁化之只答应给游击队每人每天一角钱，难以满足给养需要。
景仙洲决定，以八路军身份到县政府交涉。一天，他身着八路军军装前往临汾县政府。县长是靠投机钻营起家的，诡计多端，人称“笑面虎”，见八路军来人，便躲起来，不肯露面。景仙洲与办事员慷慨陈词，语惊四座，问得办事员瞠目结舌。县长只得假惺惺出来陪笑相见。景仙洲毫不客气，直截了当地说：“八路军上前线打日本，我们奉命组建起地方抗日武装，现要政府支付给养，请县长答复。”县长以需请示上级为借口，故意推托。景仙洲不便直接揭破县长的无理刁难，硬是耐着性子说理交涉。县长只得答应后天见面再给答复。
两天后，景仙洲如约来到县政府。办事员拦住他说，县长忽感风寒，高烧不退，卧病在床，不能相见。景仙洲压住火，憋着气，转身离开。
几日后，景仙洲第三次去县政府。县长笑脸相迎，并说：“上面批了请示，同意解决部分给养，请到总务科领吧。”就这样，景仙洲三闯县衙，几番唇枪舌剑，给养得到初步解决。
随之而来的是武器装备问题。景仙洲与李从文商定，组织发动队员们从溃退逃跑的散兵游勇手中收缴枪支弹药，并号召群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物出物、支援抗战，一些民众主动捐献出散失在民间的枪弹。临汾的第一支抗日武装临汾县民众武装模范自卫队就这样诞生了。
1938年6月，景仙洲任临汾县第三区区长，率自卫队第四中队活动于大阳镇王雅村一带抗击日军。1939年7月，自卫队第四中队被改编为决死二纵队第四总队第五大队，景仙洲任大队长，下辖3个中队，人数达300余人。队员和乡亲们都亲切地称他为“司令”。
1940年春，景仙洲所部在沁源县长乐村整训期间，被编入决死一纵队四十二团。朱德总司令听取了他的工作汇报，十分满意，并请他向总部人员和警卫营指战员作了开展游击战的经验介绍。朱德对景仙洲说：“你们这支游击队是在临汾、洪洞、赵城、襄陵一带土生土长的，在坚持平原游击战中与群众建立了密切联系，军民团结，打击日寇很有成绩，今后还是坚持游击活动好。”根据朱德的指示，景仙洲所部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汾东游击支队，景仙洲为支队长。朱德还勉励他们再接再厉，多打胜仗。
1940年6月，景仙洲任太岳第二军分区副司令员，仍兼汾东游击支队支队长。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里，他率汾东游击支队同人民群众并肩战斗，连战连捷，打了30多个很有影响的漂亮仗，多次受到表扬和通令嘉奖。 三顾茅庐 扩充力量
汾东游击支队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经历了坎坷曲折。为了扩充游击队伍，增强抗日力量，景仙洲付出了艰辛努力。
1941年春，他率领汾东游击支队转移到霍山西南的李家洼村一带。这里山高林密，人烟稀少。有个叫侯德山的土匪，在霍山老牛沟占山为王，打家劫舍，杀富济贫，还盖了房舍，老牛沟一带成为远近闻名的“土匪山”。
对这一情况，支队内部出现了截然相反的两种意见。有的主张应立即进山清剿，以免在和鬼子作战中有后顾之忧;有的认为，应进一步侦察摸底，弄清情况后再定夺。
景仙洲认为，这一带山大沟深，散居这里的多数是穷苦农民，长年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占山为王可能事出有因，若贸然清剿，一旦有误，将追悔莫及，应摸清情况再说。他耐心地对大家说：“谁是敌人，谁是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也是抗日的首要问题。如果盲目清剿，剿的不是匪而是我们的群众，我们将永远失掉他们。试问，失掉了群众基础，还怎样去打鬼子？反之，让他们了解党的政策，就可能转化为抗战的积极力量，扩充我们的队伍，大大有利于打击侵略者。”
为慎重起见，景仙洲决定亲自查访了解，探个水落石出。在老牛沟附近的山庄窝铺，他了解到侯德山的一些情况：侯德山，佃农出身，家境贫寒，为奉养双目失明的母亲，换取地主一石五斗麦子，他顶替地主的儿子当了兵。不久，队伍战败溃散，他逃回家乡。为躲避地主追讨麦子而祸及母亲，他不敢回家，才藏匿深山，落草为寇，却始终没有与普通百姓為敌。
景仙洲想进一步摸清侯德山的全部底细，便给其捎去一封信，表达了晤谈之意。对家喻户晓的抗日司令“景疯子”，侯德山早有所闻，也很敬仰，渴望见面。于是很快给景仙洲回了信。但同时提出两个条件，一是上山人数不能超过3人，二是不能携带武器。
景仙洲带了一个战士上山赴约。与侯德山坦诚相见，沟通顺畅。第二次见面时，侯德山带人下山，抬着两口肥猪、一担鸡慰劳部队，并动员30多人带30多支枪投奔汾东游击支队。但侯德山和其余的弟兄却又返回了老牛沟。于是，景仙洲决定再访侯德山，促使他走上抗日的革命道路。
第三次会见时，景仙洲以攻打赵城明姜日军据点为由征求侯德山意见。听说要攻打明姜据点，侯德山激动不已，一方面积极出谋划策，一方面主动要求承担最艰巨的任务。看侯德山抗日态度坚决、诚恳，景仙洲当即安排他利用人熟地熟的有利条件，完成战前侦察任务。
侯德山不负众望，机智勇敢地混进据点，弄清了全部敌情，并将敌设防情况绘制成图带了回来。更令人振奋的是，侯德山带来全部人马参加汾东游击支队，使景仙洲率领的抗日队伍实力大增。
在景仙洲的精心部署下，汾东支队里应外合、声东击西，侯德山带头冲锋陷阵、浴血奋战，不到两个小时，便全歼守敌。
造榆木炮 痛击日军
1938年春，汾东游击队活动于临汾、洪洞、浮山交界的山区里。队伍虽初具规模，但武器装备却寥寥无几。景仙洲苦思冥想，焦急万分，发动群众献计献策。听老人说，清末浮山农民起义领袖陈彩彰，曾用土造榆木炮打败洋枪洋炮武装的清军。景仙洲受到启发，决心尝试。他派人到陈彩彰的家乡浮山县北王村，查访榆木炮的构造和制作工艺，并请来木匠开始试造榆木炮。郭行村的一位老铁匠也主动赶来，给榆木炮打铁箍。当地及附近村庄的群众得知后，纷纷主动给以支持配合，有的送榆木，有的送铁器，有的烧木炭，有的熬硝、弄硫磺配药，还有的化铁水、铸铁沙子。造炮现场群情激奋，热火朝天。
他们把檩条粗的榆木纵向锯成两半，中间挖空，再粘合起来，用铁箍扎紧，大头做炮座，小头做炮口，制作讲究，不能有丝毫偏差。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先后试制8次，终于成功，精心制造出18门榆木炮。队员们将炮身先涂上锅黑、烟黑，再抹上皮胶水，乌黑发亮，甚是威风。
游击队终于有了自己的“炮兵”。队员们欣喜若狂，大家都想让日本鬼子尝一尝榆木炮的厉害。
一天，景仙洲获悉，日军60多人要下乡抢粮。当晚，他就带队来到敌必经之地——钻天沟。钻天沟是一个口袋形的山口，两旁是野草丛生的山丘，往里走，正面一个山头把路分成两岔，实际形成一个三岔路口，易守难攻，十分利于隐蔽和打伏击。景仙洲把榆木炮按半环形配置在三面山坡的草丛中，自己带部分兵力埋伏在正面山头上。
第二天拂晓，日军果然来了。当他们走到沟口附近，突然转向拐到两边去了。景仙洲当机立断，诱敌入网，派少数队员先潜出沟外，用土枪向敌开火，边打边撤，日军见游击队人少枪劣，尾随追击进入伏击圈。一霎间，18门榆木炮齐声“轰！轰！”地射向敌人，土枪、步枪和机枪猛烈向日军齐射，手榴弹在敌群爆炸，日军全军覆没。
炮是战士的胆。榆木炮使景仙洲的底气更足了，魄力更大了。紧接着，在攻击洪洞甘亭车站日军据点时，他把所有榆木炮部署在主攻方向，随着震耳欲聋的榆木炮声，日军被打得晕头转向，一个个抱头鼠窜。当队员们发起全面冲击时，日本鬼子已逃窜到铁路以西汾河滩的草地里，游击队乘胜缴获车站内的物资和弹药后迅速撤离。
游击队的榆木炮有力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驻临汾城内的日军清水师团长大为震惊，连声惊呼：“八路的大炮，神威大大的！”从此，坊间广泛流传着一首民谣：“景司令的榆木炮，打得鬼子呱呱叫，鬼子汉奸碰上他，血肉横飞命报销！”
锄奸肃特 震慑敌军
日军侵占临汾以后，由于经常遭到抗日游击队的袭击，不断损兵折将。为此，日军先后在临汾城周边设立了一些据点，并在敌占区各村成立维持会，培植扶持反动分子为其充当耳目和爪牙。
这样，游击队的活动一度受到很大限制和威胁，多次作战行动失利。经密查暗访，得知是西孔郭村的维持会长赖青子向鬼子通风报信。赖青子是有名的二流子，一贯好逸恶劳，吃喝嫖赌。
起初，景仙洲认为赖青子毕竟是中国人，讲清利害，尽量使其悬崖勒马。但是，为日军效力的赖青子竟无动于衷，毫无悔意，继续作恶。景仙洲果断决定，坚决惩处汉奸，杀一儆百。 一天晚上，景仙洲带领游击队员神不知鬼不觉地向西孔郭村而来。他们直扑赖家，越墙进院，景仙洲猛然踹门进屋，大喝一声：“不准动！”枪口直指赖青子。赖青子一看是景仙洲，吓得失魂落魄，连连告饶。战士们七手八脚，立刻把赖青子五花大绑，连夜押回游击队驻地大阳镇。
在大阳镇赶集的这天，游击队召开了规模宏大的公审大会，宣布赖青子认贼作父、甘当汉奸、祸害百姓和破坏抗日的数条罪行，并张贴布告，公开枪决。
从此，有的汉奸迷途知返，洗手不干了;有的登门求饶，愿意立功赎罪;还有的主动给游击队传送情报。景仙洲乘势多方面做工作，要求敌占区的维持会长们当两面会长，表面应付日本鬼子，暗中支持配合游击队。景仙洲还通过两面维持会的关系，以修工事、垒锅灶和干杂活为名，派人潜入日军据点实施侦察，做到了知己知彼，每战必胜。
抗日战争时期，敌我态势犬牙交错，情况错综复杂，尤其是战斗在敌后战场的游击队，往往是“敌中有我，我中有敌”。在汾东游击支队中，也潜入了日军特务，给景仙洲和他的队伍带来严峻考验。
1940年初，游击队偶遇一个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青年，似落魄遇难之人。此人苦苦哀求，欲参加抗日队伍。战争年代，环境险恶，当兵打仗，随时都有流血牺牲的可能。见这名青年执意参军，景仙洲欣然应允。
此人叫德文彬，入伍后表现积极、作战勇敢，很快就被提拔为班长、副排长。意想不到的是，德文彬竟是受过日军专门训练的潜伏特务，曾多次想暗害景仙洲，皆因景仙洲高度警惕和防备才未得手。
此后，在学习毛主席《论持久战》 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思想政治教育中，德文彬受到触动。特别是当景仙洲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地和他促膝交心时，德文彬潸然泪下，如实交代了自己的身份和任务，并诚恳地表示悔过，决心将功补过。景仙洲宽宏大量，以支队名义推荐其到安泽县当了副区长，德文彬后来确实为党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
德文彬事件在游击队里引起了很大震动，景仙洲深有感触地说：“教训是深刻的，只有提高警惕，防患于未然，敌人才无机可乘。今天，冒出个德文彬，谁敢担保再不出其他人呢？”
果不其然，1941年，日军再次秘密派遣两个特务潜入游击队，伺机破坏。仅几个月里，在特务的煽动下，就有10多个思想不坚定的战士先后离开了抗日队伍。这一动摇军心、瓦解队伍的严重事件，引起支队领导的高度重视。支队及时采取了相应对策。一邢姓特务见势不妙，乘机逃脱。特务杨一明被抓捕歸案。同年冬，根据太岳军区命令，汾东游击支队在安泽县翟泉召开大会，揭露日军特务的罪行，处决了杨一明。会后，对部队全体指战员进行了深刻的思想政治教育和清奸肃特教育。景仙洲谆谆告诫大家：“我们不仅要十分重视军事战线和拿枪的敌人，而且要十分重视隐蔽战线和不拿枪的敌人，这样才能稳操胜券，无往而不胜。”
睿智勇战 威震太岳
全面抗战期间，景仙洲领导汾东游击支队东奔西走，战斗足迹遍布太岳区的临汾、浮山、洪洞、安泽、霍县、平遥、襄陵、沁源等地，与日伪军激战百余次，屡战屡胜，多次受到三八六旅、太岳军区和八路军总部的嘉奖和表彰。朱德、彭德怀、陆定一等领导曾致信表示祝贺。
1938年5月的一天，日军100余人由临汾县城出发，欲到浮山县“扫荡”。景仙洲早已提前获取情报，秘密埋伏在古贤和老母村一带的山丘中，严阵以待。日军队伍完全进入伏击圈后，他一声令下，长短枪一齐开火，日军组织了多次反击，都被游击支队的猛烈火力压制下去。战斗从上午9点，一直打到天黑，敌人死伤惨重，寸步难行。此战重挫了日军的锐气。
紧接着，景仙洲又盯住了临汾县小贾村日军据点。这里驻扎的鬼子多，枪支、弹药和粮食物资也多，如能得手，既可震慑日军，又可获取大量军需给养。但困难大、风险多，如同虎口拔牙。景仙洲缜密考虑后，决定奇袭智取。
小贾村离临汾城10多里，是个有500多户人家、3000多口人的大村子。四周环绕又高又厚的土墙，东西南北各有一道大门，只要关闭四门，就是一个密不透风且异常坚固的堡垒。
一天，小贾村据点的日军奉命去西山“扫荡”，仅留下少数兵力看守，四道门封闭了三道，只留一道门用以出入，并派兵把守。侦察获悉，守门人叫顾有。当天深夜，景仙洲带领200多名队员急驰小贾村，迅速在据点四周安排了警戒，严密封锁四道大门，主力隐蔽埋伏在主攻门的两侧。景仙洲一边敲门，一边叫：“顾有兄，顾有兄，快开门，太君让我送急信来了！”顾有闻声从睡梦中惊醒，听说是太君送急信，不敢怠慢，急忙开门。门一开，景仙洲用手枪逼顾有交出钥匙，打开第二道内门。战士们蜂拥而入，径直冲向小贾村中心。
留守的日本鬼子集中住在几家地主的高墙大院内。景仙洲带来的战士，有的抬来碾麦子的石滚撞开院门，还有的搭人梯翻墙入院，10余个日本鬼子全部被消灭，投靠日军的不法地主和认贼作父的汉奸也受到惩罚。游击支队还把日军库房的物品分给村民。待日军调集兵力，气喘吁吁赶来救援时，景仙洲早已带领游击支队和大量战利品消失得无影无踪。
1940年9月，为了配合百团大战，上级指示汾东游击支队破袭敌人的交通线。情报获悉，日军的一辆军用列车将由太原开往临汾，景仙洲决定抓住战机，实施破袭。
洪洞县境内的天井与甘亭是日军在临汾城外围的两个重要据点。景仙洲决定将爆破点选择在天井和甘亭两个据点之间的路段，破袭成功即可切断南同蒲铁路交通线，并割裂铁路沿线各据点间的联系。
午夜时分，在景仙洲指挥下，部队秘密靠近铁路线，割断电话线，撬起铁轨并掀翻到路基下，将炸药安装完毕，隐蔽埋伏于铁路两侧，守株待兔。不一会儿，铁轨颤抖，声音轰鸣，刺眼的车灯划过漆黑的夜空。随着一声巨响，火车头翻倒在路基下，队员们高喊着“缴枪不杀”，将火车团团包围，一个日军军官负隅顽抗，被当场击毙。这次破袭战，连打扫战场不到一个小时，活捉日军火车司机3名，缴获炸药若干箱，并在车内搜到一些文件和军用地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