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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与他者：翻译中的知识转移，1829-2010》一书，荟萃了来自英国、台湾和香港的众多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通过中外文化、文学翻译的视角，检视自19世纪至21世纪中国与欧洲之间翻译活动中的权力关系，即翻译中的知识转移与权力博弈。
【关键词】：翻译；知识转移；权力博弈
2011年，位于荷兰阿姆斯特丹的世界著名学术出版社Rodopi Publishing 出版了《中国与他者：翻译中的知识转移，1829-1910》（China and Its Others： Knowledge Transfer through Translation， 1829-2010）[1]一书。该书是一部论文集，由曼彻斯特大学语言、语言学和文化学院翻译与跨文化研究中心Dr. James St. Andre与台湾学者彭小妍（Hsiaoyen Peng）合编。Dr. James St. Andre先后在台湾、新加坡等地学习，对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抱有浓厚的兴趣，先后主编、参编Excursions in Sinology（2002）、Droplets（2002） 、Chinese in Singapore （2005）、Thinking Through Translation with Metaphors（2010）等书籍。彭小妍教授任职于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所，主要从属文学理论与文化（尤其是跨文化）研究，译有福克纳《出殡现形记》（1979）、《英雄的崇拜——卡莱尔》（1983）等书籍，著有《跨越海岛的疆界：台湾作家的漂泊与乡土》（2006）、Dandyism and Transcultural Modernity： The Dandy， the Flaneur， and the Translator in 1930s Shanghai， Tokyo， and Paris（2010）等学术著作。
编者在前言中指出：翻译以其他语言再造（re-creates）一种文本，在此过程中，译者也将一种文化艺术品再现（re-presents）给新的观众。由此便产生一些问题，如：翻译中再现的对象是什么？由谁完成？为了什么目的？翻译中怎样塑造自我形象和他者形象？在翻译再现和形象塑造过程中，知识被转移、变形。一些学者如Tymoczko[2]、Tymoczko & Gentzler[3]等揭示了翻译过程中的权力不平衡关系，包括：由谁决定传播或接收哪种知识？被传播的知识怎样强化殖民者的权力，塑造文明、帝国的形象？被接受的知识怎样通过翻译满足国内需求，或解决国内危机？因此，编者编写此书的目的，是力图通过中外文化、文学翻译的视角，进一步回答这些问题。文集荟萃了来自英国、台湾和香港的众多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检视自19世纪至21世纪中国与欧洲之间翻译活动中的权力关系。
一. 内容框架
文集共收有10篇论文，按时间顺序分为三部分：19世纪至1911清王朝的覆灭；中华民国建立至1979年；当代文学翻译的思考。
第一部分包括三篇论文。第一篇论文”Exploring the Role of Pseudo-translation in the History of Translation： Marryat’s Pacha of Many Tales”（《翻译史中伪译的作用——以马里亚特<帕恰故事集>为例》）由James St. Andre本人撰写，以18至19世纪西方对东方语言文字的译介为例，证明伪译（pseudo-translation）是翻译史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某些特定时间和地区起着重要的作用。作为知识传递的一部分，这些伪译对当时欧洲人构建他们的东方想象起着重要作用。作者以马致远《汉宫秋》的英译为例进行探讨。1829年，英国皇家学会德庇时（Sir John Francis Davis）翻译了这部经典剧作，名为《汉宫秋——一部中国悲剧》（Han Koong Tsew， or the Sorrows of Han， a Chinese Tragedy）；之后，马里亚特（Frederick Marryat）的Pacha of Many Tales有对这部戏剧的伪译。Pacha of Many Tales模仿《天方夜谭》，由一系列故事组成，其中有一篇中国故事是对戴维斯译本的改编。值得注意的是，戴维斯的译本总体上较忠实原文，而马里亚特译本则完全是编译加改写。如书中对中国人的描写，显得十分夸张、滑稽：他们长相难看，黄皮肤，苍老，個头矮小，长满皱纹，没有鼻子，长着大嘴，牙齿发黑。更重要的是，作者使用“可怜”、“爬行”、“狗”、“奴性”、“低下”、“卑劣”等词，表现中国人猥琐。[1]37甚至当时的中国皇帝也被描写成一个“愚蠢的”、“害相思病”、狂妄自大的形象。在作者看来，这是一种“翻译中的隐喻”， [1]36体现了西方人对中国人的“持续的偏见”（consistent bias）。[1]34作者认为，直至20世纪，历史上的伪翻译都有夸张的特征，尤其在东方故事叙述中更是如此。
台湾学者黄克武（Max K. W. Huang）先生的论文“The War of Neologisms：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Newly Translated Terms Invented by Yan Fu and by the Japanese in the Late Qing”（《新名词之战——清末严复译语与和制汉语的竞赛》>），以晚晴至民国时期的新词翻译为研究对象，分析严复所译术语和自日本输入术语之间的“竞争””，认为两者体现了前秦荀子的“正名”思想。同时，严复的术语翻译（主要是音译和意译），体现了他提出的“信、达、雅”三原则。
台湾学者刘纪蕙（Joyce C. H. Liu）的论文“The Translation of Ethics： The Problem of Wang Guowei”（《伦理翻译——王国维问题》），以晚晴学者王国维为例，讨论其对西方伦理学和教育思想的译介。王国维所引进的新思想，主导了中国20世纪的伦理学，有助于中国现代思想体系的建构。他批判了盛行一时的功利主义和生生主义，提出了“无生主义”的美学、伦理学观。 第二部分包括四篇论文，主要研究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至1979年期间的中外翻译活动。台湾学者彭小妍的论文“A Traveling Disease： The‘Malady of the Heart，’Scientific Jargon， and Neo-Sensation”（《一个旅行的现代病——“心的疾病”、科学术语与新感觉派》），分析穆时英小说中 “神经衰弱”等借自日文对西方医学和心理学词汇的翻译，追溯心理学如何进入日本和中国，说明了我们如何通过翻译来为五官感受和心理疾病命名。正是这些创造性的借用，促成了中国现代文学词汇的蜕变，也改变了国人的日常语言。同时，论文论证了知识/权力与译者的能动性、创造性之间的关系。
Pei-Yin Lin的论文Translating the Other： On the Re-circulations of the Tale Sayon‘s Bell，（《移译他者——论电影<沙鸯之钟>的再循环》），以二战时期的电影《沙鸯之钟》为例，探讨了翻译中的权力话语。《沙鸯之钟》是日本在二战期间拍摄的“大东亚共荣圈”样板电影，讲述泰雅族少女沙鸯，为奉召从军的日本老师送行，不料在途中失足坠河的故事。在沙鸯去世后，日本驻台湾总督在沙鸯失足的河边，立了一口钟，钟上刻有“爱国之女沙鸯”的文字，将这位不幸丧生的少女作为共荣圈人民效忠日本的样板。《沙鸯之钟》是日本殖民当局拍摄的集体洗脑工具，表现了台湾人民心甘情愿接受日本统治的假象，目的在于消除台湾人民的反抗、巩固其统治地位。作者认为，该电影的导演相当于一位文化翻译者（cultural translator），他以特殊的拍摄方式（如拍摄风景、突出儿童、演员安排等），同时归化、异化着台湾人民，体现了殖民化话语。作者认为，这种翻译体现出非对称的权力关系。
Elaine Yin-ling Ng的论文“The Translator’s Style in Hemingway’s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1956）”（《 <老人与海>中的译者风格》），研究了海观翻译的《老人与海》。在1946至1966年的中国，外国文学翻译服务于政治需要，服务于意识形态需要，对选材、译法要求十分严格。论文分析了海译本在措辞、语言情态表达、话语模式、欧式句子结构（尤其是长的修饰语）等方面的特征，探讨语言表现与当时社会文化语境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内在关联。
Sasha Hsiang-yin Chen的论文“The Origin of the Family， Public Property and the Communist State： Transmitting and Translating Kollontai in the Early Soviet Union and May Fourth China”（《初探“家庭、公有制与共产政府的起源”：以柯伦泰<家庭与共产政府>一文生成与传播为例》），以茅盾先生对苏维埃女作家柯伦泰所著《家庭与共产政府》的翻译为研究对象。论文讨论了此文何以在五四时期进入中国，如果被翻译、认识并推广，探讨了翻译中的几个因素及其相互影响，包括原文、苏维埃与中国共产主义者的选择、译文、两国政治环境、作者的目的、译者的目的等。通过追溯其翻译与传播过程，我们可以认识政治如何宣传、操作“女性问题”及其翻译。
第三部分关注当代语境下的文学翻译问题。
台湾学者杨小滨的论文“Transference as Narcissistic or Traumatic Experience： 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s （Mis-）Translated from Their Western Predecessors”（《移情作为自恋或创伤——自西方（误）译入的中国当代诗》）认为，几乎所有的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诗人，都书写与西方（后）现代主义大师相关的诗篇，这是将西方伟大心灵传递到中国语境中的一种翻译活动。如果翻译（translation）和转移（transference）词源上相同，那么在翻译过程中，也有着精神分析意义上的转移（移情），既将西方大师（以文本形式）和中国追随者（读者）联系在一起。作者通过拉康的移情理论，探讨当代中国诗人在回应这个权威他者时的不同倾向：或作为理想自我的小他者（other），以建构一个完整的、自恋但虚幻的镜像；或作为自我理想的大他者（Other）的象征性认同，以建构一个现代的文化主体；或将大他者转化为小他物（object petit a），以激发不断逃逸的欲望，靠近那个的创伤内核——不可能完成的认同。
英国学者Cosima Bruno的论文“Words by the Look： Issues in Translating Chinese Visual Poetry”（《视觉的语言——翻译中文视觉诗的问题》），讨论了中文视觉诗（visual poetry）的翻譯问题。视觉诗包括视、听、行等因素，往往不易翻译。作者区分了中文视觉诗的三种不同模式：利用汉字的词源-图像功能（etymo-pictographic function）以构建诗歌主题；利用汉字排版 （typographical arrangement）构建图像（iconic image），并与文本意义相结合；将汉字当做视觉元素（visual components），所体现的含义与其字面（literal）意义、原型（prototypical）意义、显性（salient）意义无关。从语用学和符号学的角度出发，作者探讨了视觉诗的翻译问题。
台湾学者单德兴（Te-hsing Shan）教授以其翻译英国文学经典《格理弗游记》的实践，撰写了论文“Text， Context， and Dual Contextualization： Personal Reflections on a Thick Translation of Gulliver’s Travel”（《文本、脉络和双重脉络化——对<格理弗游记>厚翻译的个人思考》），重点讨论了翻译与脉络、双重脉络之间的关系。所谓脉络（context），是相对于文本（text）而言。与一般翻译理论仅限于文本不同，单德兴教授提出了“双重脉络”概念，以“强调翻译并不局限于鼓励的文本，更要带入文化与脉络”。这样一来，在“跨语文、跨文化、跨疆界的情况下”，便“可以采取更弹性、动态的方式来定位文学翻译”。单教授的《格理弗游记》翻译，很好地体现了其“双重脉络”观念：从微观到宏观，从读音（如Gilliver的名字的翻译）、字词、标点到参考文献、原文版本、作者生平、文体、社会文化脉络、文本的接受等层面，均进行深入思考与讨论。作者还探讨了“厚翻译”（thick translation）、“学术翻译”（academic translation）等术语的内涵。 二. 述评
作为一本论文集，《中国与他者：翻译中的知识转移，1829-2010》所收录的10篇论文，跨越了近百年的中国翻译历史，选题新颖，论述透彻，有助于我们深化对中国翻译历史的了解。这些论文着力探讨翻译中的知识与权力、文本与译者、文本与读者、翻译与文化等重大问题。通读全书，我们可以发现这些论文所关注的一些共同话题：
（1）研究中介语言（pivot-language）的重要作用。所谓中介语言，是指翻译活动中充当中介的语言。这一术语主要来自于转译，即指以非原语的译本为依据所做的翻译，也称为“间接翻译”，图例表示为：语言A→语言B→语言C（→语言D……）。在“语言A→语言B→语言C”的语言转换过程中，语言B充当了中介的作用，因而称为中介语言。传统的翻译研究，往往忽略了转译，一般将翻译看作原语与目标语之间的直接转换，图例表示为：语言A→语言B。事实上，中国的近现代翻译，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转译。在近代中、欧翻译活动中，日语的作用最大，其次分别为俄语、英语等语言。黄克武教授的论文追溯了日语译词对晚晴时期新词的影响。严复在翻译中使用的许多术语，诸如“天演”、“权利”等词，均转译自日语。刘纪蕙的论文也讨论了在将西方伦理学理论引入中国过程中，日语所起的重要作用。彭小妍追溯了引自日语的一些心理描绘词语，这些词语本身是日语对欧洲语言的翻译。Hsiang-yin Sasha Chen的论文也提到，许多俄语词汇通过英语或日语传递到汉语中，导致翻译中原文不同，我们对同一个俄文文本有不同的解读。虽然这些论文主要讨论笔译中的中介语言，对口头翻译中的中介语（如广东话、上海话）未作深入研究，但也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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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这一必将带来丰富成果的研究方向。
（2）研究文化杂合与文化嫁接。晚晴时节，西方文化蜂拥而入，中西文化交流、杂合、嫁接的进程加速。那么，翻譯在这一进程中所起的作用如何？对中国有哪些影响？文集中大多数论文都谈及这一问题。James St. Andre研究了中国戏剧《汉宫秋》19世纪进入英国时的“忠实”译本和“伪译本”。出于不同的翻译目的，译者对该剧进行了不同的处理乃至创造，塑造了不同的中国形象。刘纪蕙的论文讨论了中西伦理思想之间的交汇与碰撞。彭小妍的论文讨论了西方心理学词汇在汉语语境中的接受，以及中国本土语言与西方语言之间的权力竞争。Pei-Yin Lin的论文，结合殖民时期的电影论述这一问题。Hsiang-yin Sasha Chen的论文，结合俄苏文学的译介，探讨中国读者如何从这些国外作品中获取自己所需，创造出他们自己的女性形象。Cosima Bruno探讨了视觉诗如何跨越文化语境，与其他语言结合，进而产生新奇的效果。这些论文分析了文化发生巨变时翻译的重要作用，揭示了翻译在文学权力场中的重要地位，为我们从新的视角研究中国翻译史提供了借鉴。
（3）研究汉语对国外词语、概念的吸收方式。晚清以降的中西翻译活动中，来自异域的新的语言表达形式、新的概念逐渐被汉语所吸纳，吸收方式主要包括：原文照抄（如直接在译文中插入日语、英语词汇）；音译（如将“sofa”译为“沙发”）、套译（如将“dog house”译为“狗屋”）、拟新词（如以“电脑”译“computer”）；以上方法的结合（如将“chocolate”译为“朱古力糖”）等。这些词语被汉语所吸收，逐渐成为汉语的有机组成成分。
关于中西翻译过程中体现的权力博弈，有许多学者进行了研究。如蒋骁华[4]以英美翻译家的汉籍英译为例，探讨典籍英译中的“东方情调化翻译倾向”。中国译评家对这些直译的典籍英译作品评论时，多称之为“文化陷阱”、“误读”、“死译”、“超额翻译”、“亏损”、“偏离”等。蒋骁华先生则认为，这种直译反映了译者的“东方情调化翻译倾向”。与这些研究相比，《中国与他者：翻译中的知识转移，1829-1910》一书主要关注微观层面，具体探讨翻译与权力的关系，从小处入手，并结合大量实例进行分析，因而论述更加深入、具体、有说服力。
参考文献：
[1] St. Andre， James & Hsiaoyen， Peng. China and Its Others[C]，New York & Amsterdam： Rodopi Publishing， 2011.
[2] Tymoczko， Maria. Translation in a Postcolonial Context[M].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1999.
[3] Tymoczko， Maria & Gentzler， Edwin. Translation and Power [C]，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4] 蒋骁华. 典籍英译中的“东方情调化翻译倾向”研究——以英美翻译家的汉籍英译为例[J]. 中国翻译，2010（4）：40-45.
基金项目：湖北省高等学校省级教学改革研究项目“‘互联网+’背景下大学英语教学改革发展模式研究”（JYS16004）；湖北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连片特困地区民、汉、英三语教育现状、问题与对策”（2016GB017）。
【关键词】：翻译；知识转移；权力博弈
2011年，位于荷兰阿姆斯特丹的世界著名学术出版社Rodopi Publishing 出版了《中国与他者：翻译中的知识转移，1829-1910》（China and Its Others： Knowledge Transfer through Translation， 1829-2010）[1]一书。该书是一部论文集，由曼彻斯特大学语言、语言学和文化学院翻译与跨文化研究中心Dr. James St. Andre与台湾学者彭小妍（Hsiaoyen Peng）合编。Dr. James St. Andre先后在台湾、新加坡等地学习，对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抱有浓厚的兴趣，先后主编、参编Excursions in Sinology（2002）、Droplets（2002） 、Chinese in Singapore （2005）、Thinking Through Translation with Metaphors（2010）等书籍。彭小妍教授任职于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所，主要从属文学理论与文化（尤其是跨文化）研究，译有福克纳《出殡现形记》（1979）、《英雄的崇拜——卡莱尔》（1983）等书籍，著有《跨越海岛的疆界：台湾作家的漂泊与乡土》（2006）、Dandyism and Transcultural Modernity： The Dandy， the Flaneur， and the Translator in 1930s Shanghai， Tokyo， and Paris（2010）等学术著作。
编者在前言中指出：翻译以其他语言再造（re-creates）一种文本，在此过程中，译者也将一种文化艺术品再现（re-presents）给新的观众。由此便产生一些问题，如：翻译中再现的对象是什么？由谁完成？为了什么目的？翻译中怎样塑造自我形象和他者形象？在翻译再现和形象塑造过程中，知识被转移、变形。一些学者如Tymoczko[2]、Tymoczko & Gentzler[3]等揭示了翻译过程中的权力不平衡关系，包括：由谁决定传播或接收哪种知识？被传播的知识怎样强化殖民者的权力，塑造文明、帝国的形象？被接受的知识怎样通过翻译满足国内需求，或解决国内危机？因此，编者编写此书的目的，是力图通过中外文化、文学翻译的视角，进一步回答这些问题。文集荟萃了来自英国、台湾和香港的众多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检视自19世纪至21世纪中国与欧洲之间翻译活动中的权力关系。
一. 内容框架
文集共收有10篇论文，按时间顺序分为三部分：19世纪至1911清王朝的覆灭；中华民国建立至1979年；当代文学翻译的思考。
第一部分包括三篇论文。第一篇论文”Exploring the Role of Pseudo-translation in the History of Translation： Marryat’s Pacha of Many Tales”（《翻译史中伪译的作用——以马里亚特<帕恰故事集>为例》）由James St. Andre本人撰写，以18至19世纪西方对东方语言文字的译介为例，证明伪译（pseudo-translation）是翻译史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某些特定时间和地区起着重要的作用。作为知识传递的一部分，这些伪译对当时欧洲人构建他们的东方想象起着重要作用。作者以马致远《汉宫秋》的英译为例进行探讨。1829年，英国皇家学会德庇时（Sir John Francis Davis）翻译了这部经典剧作，名为《汉宫秋——一部中国悲剧》（Han Koong Tsew， or the Sorrows of Han， a Chinese Tragedy）；之后，马里亚特（Frederick Marryat）的Pacha of Many Tales有对这部戏剧的伪译。Pacha of Many Tales模仿《天方夜谭》，由一系列故事组成，其中有一篇中国故事是对戴维斯译本的改编。值得注意的是，戴维斯的译本总体上较忠实原文，而马里亚特译本则完全是编译加改写。如书中对中国人的描写，显得十分夸张、滑稽：他们长相难看，黄皮肤，苍老，個头矮小，长满皱纹，没有鼻子，长着大嘴，牙齿发黑。更重要的是，作者使用“可怜”、“爬行”、“狗”、“奴性”、“低下”、“卑劣”等词，表现中国人猥琐。[1]37甚至当时的中国皇帝也被描写成一个“愚蠢的”、“害相思病”、狂妄自大的形象。在作者看来，这是一种“翻译中的隐喻”， [1]36体现了西方人对中国人的“持续的偏见”（consistent bias）。[1]34作者认为，直至20世纪，历史上的伪翻译都有夸张的特征，尤其在东方故事叙述中更是如此。
台湾学者黄克武（Max K. W. Huang）先生的论文“The War of Neologisms：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Newly Translated Terms Invented by Yan Fu and by the Japanese in the Late Qing”（《新名词之战——清末严复译语与和制汉语的竞赛》>），以晚晴至民国时期的新词翻译为研究对象，分析严复所译术语和自日本输入术语之间的“竞争””，认为两者体现了前秦荀子的“正名”思想。同时，严复的术语翻译（主要是音译和意译），体现了他提出的“信、达、雅”三原则。
台湾学者刘纪蕙（Joyce C. H. Liu）的论文“The Translation of Ethics： The Problem of Wang Guowei”（《伦理翻译——王国维问题》），以晚晴学者王国维为例，讨论其对西方伦理学和教育思想的译介。王国维所引进的新思想，主导了中国20世纪的伦理学，有助于中国现代思想体系的建构。他批判了盛行一时的功利主义和生生主义，提出了“无生主义”的美学、伦理学观。 第二部分包括四篇论文，主要研究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至1979年期间的中外翻译活动。台湾学者彭小妍的论文“A Traveling Disease： The‘Malady of the Heart，’Scientific Jargon， and Neo-Sensation”（《一个旅行的现代病——“心的疾病”、科学术语与新感觉派》），分析穆时英小说中 “神经衰弱”等借自日文对西方医学和心理学词汇的翻译，追溯心理学如何进入日本和中国，说明了我们如何通过翻译来为五官感受和心理疾病命名。正是这些创造性的借用，促成了中国现代文学词汇的蜕变，也改变了国人的日常语言。同时，论文论证了知识/权力与译者的能动性、创造性之间的关系。
Pei-Yin Lin的论文Translating the Other： On the Re-circulations of the Tale Sayon‘s Bell，（《移译他者——论电影<沙鸯之钟>的再循环》），以二战时期的电影《沙鸯之钟》为例，探讨了翻译中的权力话语。《沙鸯之钟》是日本在二战期间拍摄的“大东亚共荣圈”样板电影，讲述泰雅族少女沙鸯，为奉召从军的日本老师送行，不料在途中失足坠河的故事。在沙鸯去世后，日本驻台湾总督在沙鸯失足的河边，立了一口钟，钟上刻有“爱国之女沙鸯”的文字，将这位不幸丧生的少女作为共荣圈人民效忠日本的样板。《沙鸯之钟》是日本殖民当局拍摄的集体洗脑工具，表现了台湾人民心甘情愿接受日本统治的假象，目的在于消除台湾人民的反抗、巩固其统治地位。作者认为，该电影的导演相当于一位文化翻译者（cultural translator），他以特殊的拍摄方式（如拍摄风景、突出儿童、演员安排等），同时归化、异化着台湾人民，体现了殖民化话语。作者认为，这种翻译体现出非对称的权力关系。
Elaine Yin-ling Ng的论文“The Translator’s Style in Hemingway’s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1956）”（《 <老人与海>中的译者风格》），研究了海观翻译的《老人与海》。在1946至1966年的中国，外国文学翻译服务于政治需要，服务于意识形态需要，对选材、译法要求十分严格。论文分析了海译本在措辞、语言情态表达、话语模式、欧式句子结构（尤其是长的修饰语）等方面的特征，探讨语言表现与当时社会文化语境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内在关联。
Sasha Hsiang-yin Chen的论文“The Origin of the Family， Public Property and the Communist State： Transmitting and Translating Kollontai in the Early Soviet Union and May Fourth China”（《初探“家庭、公有制与共产政府的起源”：以柯伦泰<家庭与共产政府>一文生成与传播为例》），以茅盾先生对苏维埃女作家柯伦泰所著《家庭与共产政府》的翻译为研究对象。论文讨论了此文何以在五四时期进入中国，如果被翻译、认识并推广，探讨了翻译中的几个因素及其相互影响，包括原文、苏维埃与中国共产主义者的选择、译文、两国政治环境、作者的目的、译者的目的等。通过追溯其翻译与传播过程，我们可以认识政治如何宣传、操作“女性问题”及其翻译。
第三部分关注当代语境下的文学翻译问题。
台湾学者杨小滨的论文“Transference as Narcissistic or Traumatic Experience： 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s （Mis-）Translated from Their Western Predecessors”（《移情作为自恋或创伤——自西方（误）译入的中国当代诗》）认为，几乎所有的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诗人，都书写与西方（后）现代主义大师相关的诗篇，这是将西方伟大心灵传递到中国语境中的一种翻译活动。如果翻译（translation）和转移（transference）词源上相同，那么在翻译过程中，也有着精神分析意义上的转移（移情），既将西方大师（以文本形式）和中国追随者（读者）联系在一起。作者通过拉康的移情理论，探讨当代中国诗人在回应这个权威他者时的不同倾向：或作为理想自我的小他者（other），以建构一个完整的、自恋但虚幻的镜像；或作为自我理想的大他者（Other）的象征性认同，以建构一个现代的文化主体；或将大他者转化为小他物（object petit a），以激发不断逃逸的欲望，靠近那个的创伤内核——不可能完成的认同。
英国学者Cosima Bruno的论文“Words by the Look： Issues in Translating Chinese Visual Poetry”（《视觉的语言——翻译中文视觉诗的问题》），讨论了中文视觉诗（visual poetry）的翻譯问题。视觉诗包括视、听、行等因素，往往不易翻译。作者区分了中文视觉诗的三种不同模式：利用汉字的词源-图像功能（etymo-pictographic function）以构建诗歌主题；利用汉字排版 （typographical arrangement）构建图像（iconic image），并与文本意义相结合；将汉字当做视觉元素（visual components），所体现的含义与其字面（literal）意义、原型（prototypical）意义、显性（salient）意义无关。从语用学和符号学的角度出发，作者探讨了视觉诗的翻译问题。
台湾学者单德兴（Te-hsing Shan）教授以其翻译英国文学经典《格理弗游记》的实践，撰写了论文“Text， Context， and Dual Contextualization： Personal Reflections on a Thick Translation of Gulliver’s Travel”（《文本、脉络和双重脉络化——对<格理弗游记>厚翻译的个人思考》），重点讨论了翻译与脉络、双重脉络之间的关系。所谓脉络（context），是相对于文本（text）而言。与一般翻译理论仅限于文本不同，单德兴教授提出了“双重脉络”概念，以“强调翻译并不局限于鼓励的文本，更要带入文化与脉络”。这样一来，在“跨语文、跨文化、跨疆界的情况下”，便“可以采取更弹性、动态的方式来定位文学翻译”。单教授的《格理弗游记》翻译，很好地体现了其“双重脉络”观念：从微观到宏观，从读音（如Gilliver的名字的翻译）、字词、标点到参考文献、原文版本、作者生平、文体、社会文化脉络、文本的接受等层面，均进行深入思考与讨论。作者还探讨了“厚翻译”（thick translation）、“学术翻译”（academic translation）等术语的内涵。 二. 述评
作为一本论文集，《中国与他者：翻译中的知识转移，1829-2010》所收录的10篇论文，跨越了近百年的中国翻译历史，选题新颖，论述透彻，有助于我们深化对中国翻译历史的了解。这些论文着力探讨翻译中的知识与权力、文本与译者、文本与读者、翻译与文化等重大问题。通读全书，我们可以发现这些论文所关注的一些共同话题：
（1）研究中介语言（pivot-language）的重要作用。所谓中介语言，是指翻译活动中充当中介的语言。这一术语主要来自于转译，即指以非原语的译本为依据所做的翻译，也称为“间接翻译”，图例表示为：语言A→语言B→语言C（→语言D……）。在“语言A→语言B→语言C”的语言转换过程中，语言B充当了中介的作用，因而称为中介语言。传统的翻译研究，往往忽略了转译，一般将翻译看作原语与目标语之间的直接转换，图例表示为：语言A→语言B。事实上，中国的近现代翻译，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转译。在近代中、欧翻译活动中，日语的作用最大，其次分别为俄语、英语等语言。黄克武教授的论文追溯了日语译词对晚晴时期新词的影响。严复在翻译中使用的许多术语，诸如“天演”、“权利”等词，均转译自日语。刘纪蕙的论文也讨论了在将西方伦理学理论引入中国过程中，日语所起的重要作用。彭小妍追溯了引自日语的一些心理描绘词语，这些词语本身是日语对欧洲语言的翻译。Hsiang-yin Sasha Chen的论文也提到，许多俄语词汇通过英语或日语传递到汉语中，导致翻译中原文不同，我们对同一个俄文文本有不同的解读。虽然这些论文主要讨论笔译中的中介语言，对口头翻译中的中介语（如广东话、上海话）未作深入研究，但也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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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这一必将带来丰富成果的研究方向。
（2）研究文化杂合与文化嫁接。晚晴时节，西方文化蜂拥而入，中西文化交流、杂合、嫁接的进程加速。那么，翻譯在这一进程中所起的作用如何？对中国有哪些影响？文集中大多数论文都谈及这一问题。James St. Andre研究了中国戏剧《汉宫秋》19世纪进入英国时的“忠实”译本和“伪译本”。出于不同的翻译目的，译者对该剧进行了不同的处理乃至创造，塑造了不同的中国形象。刘纪蕙的论文讨论了中西伦理思想之间的交汇与碰撞。彭小妍的论文讨论了西方心理学词汇在汉语语境中的接受，以及中国本土语言与西方语言之间的权力竞争。Pei-Yin Lin的论文，结合殖民时期的电影论述这一问题。Hsiang-yin Sasha Chen的论文，结合俄苏文学的译介，探讨中国读者如何从这些国外作品中获取自己所需，创造出他们自己的女性形象。Cosima Bruno探讨了视觉诗如何跨越文化语境，与其他语言结合，进而产生新奇的效果。这些论文分析了文化发生巨变时翻译的重要作用，揭示了翻译在文学权力场中的重要地位，为我们从新的视角研究中国翻译史提供了借鉴。
（3）研究汉语对国外词语、概念的吸收方式。晚清以降的中西翻译活动中，来自异域的新的语言表达形式、新的概念逐渐被汉语所吸纳，吸收方式主要包括：原文照抄（如直接在译文中插入日语、英语词汇）；音译（如将“sofa”译为“沙发”）、套译（如将“dog house”译为“狗屋”）、拟新词（如以“电脑”译“computer”）；以上方法的结合（如将“chocolate”译为“朱古力糖”）等。这些词语被汉语所吸收，逐渐成为汉语的有机组成成分。
关于中西翻译过程中体现的权力博弈，有许多学者进行了研究。如蒋骁华[4]以英美翻译家的汉籍英译为例，探讨典籍英译中的“东方情调化翻译倾向”。中国译评家对这些直译的典籍英译作品评论时，多称之为“文化陷阱”、“误读”、“死译”、“超额翻译”、“亏损”、“偏离”等。蒋骁华先生则认为，这种直译反映了译者的“东方情调化翻译倾向”。与这些研究相比，《中国与他者：翻译中的知识转移，1829-1910》一书主要关注微观层面，具体探讨翻译与权力的关系，从小处入手，并结合大量实例进行分析，因而论述更加深入、具体、有说服力。
参考文献：
[1] St. Andre， James & Hsiaoyen， Peng. China and Its Others[C]，New York & Amsterdam： Rodopi Publishing， 2011.
[2] Tymoczko， Maria. Translation in a Postcolonial Context[M].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1999.
[3] Tymoczko， Maria & Gentzler， Edwin. Translation and Power [C]，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4] 蒋骁华. 典籍英译中的“东方情调化翻译倾向”研究——以英美翻译家的汉籍英译为例[J]. 中国翻译，2010（4）：40-45.
基金项目：湖北省高等学校省级教学改革研究项目“‘互联网+’背景下大学英语教学改革发展模式研究”（JYS16004）；湖北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连片特困地区民、汉、英三语教育现状、问题与对策”（2016GB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