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個周末，和往常一样，我把学生们的一摞家庭作业带回家，其中包括每人在当天完成的“星期五自由写作”。那时的我在一所补习学校教英语，班里多数孩子都惧怕写作。于是，我采取自由写作的形式，给每人分发一张白纸，让他们可以随意地写一篇作文，不要去担心语法或是单词拼写是否正确。我不会纠正他们的书写错误，而会对作文内容写下一些阅读感想。当我把作文返还给他们时，学生们第一时间就会看到我写的评语。
　　无心插柳柳成荫，自由写作给了学生们一个能够信赖的避风港，他们可以写下自己在生活中遇到的任何烦恼。作文和评语也成了我和学生们交流的一种方式。有些话，写在纸上要比说出来更容易。
　　记得有个周末给学生批阅作业，乔纳森的作文让我感到有些头疼：他的作文是打印的，字号小得几乎辨认不出，仿佛是想把自己隐藏起来。等我终于“破译”出他的文字时，一股恐惧感立刻袭上我的心头。
　　上周末，他曾试图自杀。
　　他会不会再做一次？若是真做成了该怎么办？那是个异常漫长的周末，我焦急地盼望星期一能赶快到来，但同时又害怕可能会发生我所想到的事。
　　乔纳森是个安静、害羞和孤独的孩子。他有着一头修剪精致的红色卷发，脸上长着几个青春痘，思想却复杂到远不是他这个年龄的孩子该有的样子。
　　星期一早上，当我到学校看见乔纳森和以往一样坐在教室门前的台阶上时，我心里的那块大石头才算落了地。教室里，乔纳森安静地站在讲台旁边，低头来回蹭着脚，然后他吞吞吐吐地问我，有没有看过他的作文。
　　不知有多少次，我站在教室前面，毫无准备地给学生们讲着连我自己都不清楚因何而说出口的内容，仿佛是有一种无形的力量，激励着我要在那些独特的日子里讲述一个个独特的话题。
　　在那样的课堂上，我常会给学生们讲起自己的人生经历。我知道贫穷的滋味，也曾因身体和心理原因而产生过恐惧。我了解抑郁症的痛苦，也有过悲观厌世的时候。
　　我是个上了年纪的白人女性，年近50岁时成为老师，如今已经成为孩子奶奶的我，怎么看也不像是会有这些忧虑的人。我为何会知道痛不欲生的滋味？又为何能对孩子们的烦恼感同身受？若不是在课堂上听我讲出那些事，学生们绝对不可能知道我也曾经历过那种暗无天日的时光。
　　有一天，班里写作最好的孩子格温告诉我，她周末去了洛杉矶。她被强暴了，那无疑是一场噩梦。她想结束自己的生命，但因为想起了我说过的话，所以没有选择自杀，她知道自己可以将内心的痛苦诉诸笔端。

　　与此同时，乔纳森的作文字号也一点点大了起来。他好像不那么胆怯了，而且成了班干部。经过更多交流，我对乔纳森还有其他很多学生都有了更深的了解，也知道了那些绝望情绪背后的遭遇。就乔纳森的例子来说，他妈妈曾想杀了他。而被他视为英雄的爸爸，却在一次摩托车事故中丧生。他一直和姐姐生活在一起。后来，乔纳森离开了这座城市。我不清楚他去了哪里，但我知道，他比当初第一次来到学校时坚强了许多。
　　不知道格温现在怎么样了。我常会好奇这些经历过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的孩子们，他们之后的人生轨迹会是怎样。但我相信，我的写作课能帮他们在人生路途上把握好方向。
　　作为老师，我们总希望自己能对学生们的人生产生一点影响，但事实却是学生们让我们的生活发生了难忘的改变。
　　如今，大约20年过去，自杀率持续升高。据不久前的统计数据显示，自杀成为美国10～24岁年龄段年轻人死亡的第二大原因。为降低自杀率，加州通过立法要求学校和老师们承担起责任，在学校和课堂上增加了更多防止自杀的相关课程和教学活动。
　　目前，已有多所学校面临自杀学生家长的起诉。这些家长认为学校和老师们本该提早发现问题，比如对学生霸凌事件及时采取行动。
　　我当初执教的班级，学生数量不超过22人，这样容量的学校，在当时也被贴上了“高风险”的标签。如今，对大多数老师而言，班里学生数量要比原来多很多，他们没有那么多时间像我当年教书时那样通过与学生们互动来增进了解。
　　初衷仁厚的防自杀法案、随时面临家长起诉，还有繁重的教学任务，老师们能否担起这一切？
　　学生们可以把心事写在纸上，我也想把老师们的困境写下来。毕竟，孩子们可都要靠他们了。
　　[编译自美国《新闻报》]
　　编辑：马果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