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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偿献血本来是善举，但是因为血液的特殊性，供需不平衡、需求多变、保存困难等复杂因素，让血液沦为“血头”们手中交易的“商品”。逐利的人们忽视了法律，打着“爱心互助献血”的道德旗号，让善举变味。
某男因卖血赚钱的经历搭上了浙江省温州市某医院血液内科的护工，护工替病人家属找“血头”买血，“血头”负责找人卖血，二人里应外合，非法组织他人卖血并从中牟利。
庭审时，他们口口声声称自己是“从善”，但是这变了味的“善”触犯了法律底线，逐利的真相终究被识破。
2015年6月11日，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一审认定二人构成非法组织卖血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六个月。目前，该判决已经生效。
“血头”嗅到铜钱味
2015年2月2日，距离农历春节只有半个月了。
在温州中心血站的桥边，一名矮个子男子准备带两个年轻人去血站“献血”，不料途中却被公安机关带走，矮个子男子手里还攥着一张“互助献血单”……
他叫廖章森，33岁，汉族，初中文化，老家在湖南绥宁，父母还有哥哥都在老家生活。
15岁就开始务农的廖章森，总觉得自己要出去看一看，赚点钱。
28岁那年，他离开了老家，到温州打工，并没有赚什么大钱。
偶然一次机会，他碰到一个病人家属到温州火车站附近招献血的，一直以为献血是“无偿”的他发现，原来血液是可以被用来“买卖”并赚钱的。
知道这个门路的廖章森此后便无心做别的工作，奔跑在温州各大医院，寻找需要买血的家属，一开始“路子”并没有铺开来，大多数情况下，他属于“瞎忙”，直到认识了护工刘正碧。
好心护工“刘阿姨”
刘正碧今年54岁，贵州遵义人，家里一共有4个子女，都在读书。
2006年，刘正碧到温州某医院做护工，一开始做的是扫地的工作，2012年开始转到该医院的血液内科。
做护工近8年的时间里，她看到医院太多因为得白血病“走”了的人，这些病人有的是小孩，有的是大人。
头发已经灰白的刘正碧虽然干的是扫地、铺床这些杂务工作，但是耳濡目染，深谙血液内科的常识。“血小板有止血的效果，红细胞那些都没有用。”
医院血液内科病区的病人家属都亲切地喊刘正碧为“刘阿姨”。
刘正碧说，因为血小板保存期限超过5天就不能用了，医院的血小板又供不应求，有些病人家属要么就是血小板检验不合格，要么就是献过一两次之后就不愿意再献了，所以血小板很缺。
一开始，经常有“血头”会在血液科里转来转去，问病人家属哪个要血液，他们可以弄到，慢慢地，刘正碧对这些“血头”就熟悉了。
也有一些病人家属经常问“刘阿姨”能不能帮他们找到献血的，“他们是真的没有办法了。”刘正碧说，自己动了恻隐之心，这个病区的病人有些即便能够及时获取血小板的，也活不了几年，家属几番求她，她就把事情放在了心里。
里应外合分工合作
2014年11月，毫无头绪的廖章森在刘正碧工作的医院血液内科转悠的时候，因为病人家属不经意的一句话，两人便认识了，
当时，刘正碧正在病房里铺床，隔壁病床的家属对她说，可以留下廖章森的联系方式，以后别的病人有需要找献血者的，可以找这个人。
就是那次，刘正碧留了廖章森的手机号码，她管他叫“小杨辉”，廖章森在手机里把刘正碧命名为“拉单”。
之后，病人家属有需求时，她就找廖章森牵线。
刘正碧说，也有“血头”主动找上她要求帮忙牵线，但是这些“血头”行踪不定，算上廖章森，她保持联系的“血头”只有四五个的样子。
“一般病人要血液了，家属就把医院打出来的患者家属献血申请单交给我，然后我就把单子交给‘血头’。”刘正碧说，自己只负责提供病人信息，至于物色献血者，就是“血头”的事了。
基本的流程是：医院出具患者家属献血单给家属——家属找护工买血——护工填写好病人需要血液的信息把单据交給“血头”——“血头”找人卖血，把单据交给卖血的人——卖血的人去血站献血并表明自己要献给特定的人——家属打电话给血站说有指定的“家属”去献血了——血站将血送至医院输给病人——家属交钱给护工——护工抽取部分款项——剩余的钱给“血头”——“血头”分钱给卖血的人。
护工只收取介绍费
经法院审理查明，2014年11月至2015年1月期间，被告人廖章森伙同被告人刘正碧，由刘正碧利用自己在医院血液内科做护工的便利，联系病人家属取得病患的献血申请单，再通过被告人廖章森寻找献血者，非法组织谭洋洋、刘海波、周乾金、郭长胜等人到温州市中心血站出售血液以牟利。
起初，十个单位的血小板出售价格为500元至600元，护工刘正碧收取50元；后来因为匹配的血小板比较难找到，价格也随之涨到了1000元至1100元，护工刘正碧收取100元，“血头”廖章森收取200元至300元，剩下的钱全部给献血者。
“有时候献血不成功的，我就没有收钱。”刘正碧说，过年的时候血小板涨价了，她自己也不好意思和病人家属开口。
每一次成功帮病人家属“买到”血液，刘正碧都觉得自己像是救了人命一样，有些病人家属都喊她“救命恩人”。
买卖血液牟利，大部分的收益都是“血头”和“献血者”取走，刘正碧说自己拿的钱很少。
经过法院审理查明，廖章森伙同刘正碧非法组织他人卖血共计4人次，廖从中获利1900元，刘从中获利仅400元。
酒店传菜员受蛊惑
今年30岁的云南耿马县小伙金维平在温州打工。
2014年9月的某一天，处于无业状态的金维平在温州火车站附近玩，遇到一名戴眼镜的青年主动“搭讪”。
“眼镜男”问他缺不缺钱，要钱的话可以带他去献血，然后给他钱，献一次血小板给300元。 没想到“献血”还能是“有偿”的。金维平心动了，跟着“眼镜男”去温州市区的中心血站，当时已经是下午1点左右了，有个自称是病人家属的老头早已等在血站的门口。
“眼镜男”在血站门口给金维平讲解献血的流程，并交给他一张单子，上面写着病人的名字，“眼镜男”交代他献血的时候不要说出自己的真实姓名，要照名单上的名字去献血。
“献”血小板的过程40分钟。献完后，“眼镜男”带着金维平去医院血液科找那个老头，拿到了300元钱。
第一次卖血小板让金维平尝到了甜头。
一个月后，他听说血站附近有很多“血头”，他就随便过去问一问，就是那次，他认识了矮个子廖章森。
当天，金维平由于血压太高，没能“献血”成功。但是廖章森告诉他，如果有朋友需要通过这个途径赚钱的，可以联系他，金维平可从中赚取介绍费100元。
2014年10月，金维平在温州某酒店找了一份传菜员的工作。
24岁的谭洋洋、26岁的刘海波、20岁的周乾金、28岁的郭长胜等人都是金维平的同事。
“大家平时闲聊的时候，他常常叫我们去卖血，并且是血小板。”1991年出生的谭洋洋说，做传菜员平时收入也不多，听金维平说卖血一次可以有几百元的收入，他自己也能从中收取好处费，同事中有几个人就被说心动了，跟着金维平去了血站。
“在血站等同事的時候，有一个中年男子问我是不是来卖血的。”谭洋洋说，当时他们相互讨价还价了一番，达成一致意见，即卖一次血700元，双方就互留了联系方式，谭洋洋说自己对中年男子说，自己考虑一下再联系对方。
“之后，那个中年人不停打电话给我，叫我去卖血。”谭洋洋说，当时自己手头比较紧，就答应了。
双方联系好之后，中年男子在血站门口的路边将一张“互助献血单”交给他，并教他说献血时，一定要和血站说明是要指定献给某一个人的。
“献”完血小板之后，二人在血站附近碰头，中年男子当场给了他600元。
经过辨认，谭洋洋嘴里的“中年男子”就是“血头”廖章森。
也并不是所有的同事去“献血”都成功，有的因为年龄太小，未满18周岁不能献血，有的因为到了血站临时改变了主意。
“买血实属无奈之举”
患者家属陈女士说，她丈夫得了白血病住院，今年元旦过后，丈夫因为化疗后血小板降低急需输血，她和医院反映了很久，但是医院没有给她丈夫输血。
陈女士一着急便向护工刘正碧打听买血的情况，听刘正碧说，1000元可买十个单位的血小板，她就同意了。
第二天，刘正碧就把献血证给了陈女士，陈女士和血站联系之后，血站马上就送血过来了，陈女士将1000元交给了刘正碧。
那些通过刘正碧成功“买血”的家属，内心还是对她充满着感激的。
血液非牟利商品
在此案判决宣判现场，来了很多刘正碧的家属。
刘正碧的辩护人认为，她的犯罪情节显著轻微，对血液管理制度和公共安全妨害是很小的，对血液的采取、供血并没有影响，均按照法定程序。她是应患者救命的要求，帮他们联系献血者，她的行为应当定性为救人。
公诉机关认为，国家把非法组织卖血定性为犯罪行为，是因为他们把血液当做商品组织出售，卖血者会因为牟利而隐瞒自己的疾病。这样取得的血液可能是害人的东西，危害国家的血液管理。
在法庭上，承办法官问廖章森还有什么要说的时候，他当即表示是自己法律意淡薄，非常后悔，希望法庭轻判。而刘正碧选择无话可说。
公诉人建议对廖章森在有期徒刑二年至四年之间量刑，对刘正碧在有期徒刑八个月至一年零八个月之间量刑。
旁听席上，刘正碧的家属们已经哭成了一团，在她们眼里，刘正碧是一个老实本分的人，有人不时在旁听席上叹气说：“她真的是在做好事啊！”
鹿城法院审理后认为，廖章森、刘正碧结伙非法组织他人出卖血液4人次，其行为均已构成非法组织卖血罪，应予惩处。鉴于二人有坦白情节，可依法从轻处罚。遂认定廖章森、刘正碧构成非法组织卖血罪，判处廖章森有期徒刑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判处刘正碧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元；追缴二人的违法所得1900元、400元，均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某男因卖血赚钱的经历搭上了浙江省温州市某医院血液内科的护工，护工替病人家属找“血头”买血，“血头”负责找人卖血，二人里应外合，非法组织他人卖血并从中牟利。
庭审时，他们口口声声称自己是“从善”，但是这变了味的“善”触犯了法律底线，逐利的真相终究被识破。
2015年6月11日，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一审认定二人构成非法组织卖血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六个月。目前，该判决已经生效。
“血头”嗅到铜钱味
2015年2月2日，距离农历春节只有半个月了。
在温州中心血站的桥边，一名矮个子男子准备带两个年轻人去血站“献血”，不料途中却被公安机关带走，矮个子男子手里还攥着一张“互助献血单”……
他叫廖章森，33岁，汉族，初中文化，老家在湖南绥宁，父母还有哥哥都在老家生活。
15岁就开始务农的廖章森，总觉得自己要出去看一看，赚点钱。
28岁那年，他离开了老家，到温州打工，并没有赚什么大钱。
偶然一次机会，他碰到一个病人家属到温州火车站附近招献血的，一直以为献血是“无偿”的他发现，原来血液是可以被用来“买卖”并赚钱的。
知道这个门路的廖章森此后便无心做别的工作，奔跑在温州各大医院，寻找需要买血的家属，一开始“路子”并没有铺开来，大多数情况下，他属于“瞎忙”，直到认识了护工刘正碧。
好心护工“刘阿姨”
刘正碧今年54岁，贵州遵义人，家里一共有4个子女，都在读书。
2006年，刘正碧到温州某医院做护工，一开始做的是扫地的工作，2012年开始转到该医院的血液内科。
做护工近8年的时间里，她看到医院太多因为得白血病“走”了的人，这些病人有的是小孩，有的是大人。
头发已经灰白的刘正碧虽然干的是扫地、铺床这些杂务工作，但是耳濡目染，深谙血液内科的常识。“血小板有止血的效果，红细胞那些都没有用。”
医院血液内科病区的病人家属都亲切地喊刘正碧为“刘阿姨”。
刘正碧说，因为血小板保存期限超过5天就不能用了，医院的血小板又供不应求，有些病人家属要么就是血小板检验不合格，要么就是献过一两次之后就不愿意再献了，所以血小板很缺。
一开始，经常有“血头”会在血液科里转来转去，问病人家属哪个要血液，他们可以弄到，慢慢地，刘正碧对这些“血头”就熟悉了。
也有一些病人家属经常问“刘阿姨”能不能帮他们找到献血的，“他们是真的没有办法了。”刘正碧说，自己动了恻隐之心，这个病区的病人有些即便能够及时获取血小板的，也活不了几年，家属几番求她，她就把事情放在了心里。
里应外合分工合作
2014年11月，毫无头绪的廖章森在刘正碧工作的医院血液内科转悠的时候，因为病人家属不经意的一句话，两人便认识了，
当时，刘正碧正在病房里铺床，隔壁病床的家属对她说，可以留下廖章森的联系方式，以后别的病人有需要找献血者的，可以找这个人。
就是那次，刘正碧留了廖章森的手机号码，她管他叫“小杨辉”，廖章森在手机里把刘正碧命名为“拉单”。
之后，病人家属有需求时，她就找廖章森牵线。
刘正碧说，也有“血头”主动找上她要求帮忙牵线，但是这些“血头”行踪不定，算上廖章森，她保持联系的“血头”只有四五个的样子。
“一般病人要血液了，家属就把医院打出来的患者家属献血申请单交给我，然后我就把单子交给‘血头’。”刘正碧说，自己只负责提供病人信息，至于物色献血者，就是“血头”的事了。
基本的流程是：医院出具患者家属献血单给家属——家属找护工买血——护工填写好病人需要血液的信息把单据交給“血头”——“血头”找人卖血，把单据交给卖血的人——卖血的人去血站献血并表明自己要献给特定的人——家属打电话给血站说有指定的“家属”去献血了——血站将血送至医院输给病人——家属交钱给护工——护工抽取部分款项——剩余的钱给“血头”——“血头”分钱给卖血的人。
护工只收取介绍费
经法院审理查明，2014年11月至2015年1月期间，被告人廖章森伙同被告人刘正碧，由刘正碧利用自己在医院血液内科做护工的便利，联系病人家属取得病患的献血申请单，再通过被告人廖章森寻找献血者，非法组织谭洋洋、刘海波、周乾金、郭长胜等人到温州市中心血站出售血液以牟利。
起初，十个单位的血小板出售价格为500元至600元，护工刘正碧收取50元；后来因为匹配的血小板比较难找到，价格也随之涨到了1000元至1100元，护工刘正碧收取100元，“血头”廖章森收取200元至300元，剩下的钱全部给献血者。
“有时候献血不成功的，我就没有收钱。”刘正碧说，过年的时候血小板涨价了，她自己也不好意思和病人家属开口。
每一次成功帮病人家属“买到”血液，刘正碧都觉得自己像是救了人命一样，有些病人家属都喊她“救命恩人”。
买卖血液牟利，大部分的收益都是“血头”和“献血者”取走，刘正碧说自己拿的钱很少。
经过法院审理查明，廖章森伙同刘正碧非法组织他人卖血共计4人次，廖从中获利1900元，刘从中获利仅400元。
酒店传菜员受蛊惑
今年30岁的云南耿马县小伙金维平在温州打工。
2014年9月的某一天，处于无业状态的金维平在温州火车站附近玩，遇到一名戴眼镜的青年主动“搭讪”。
“眼镜男”问他缺不缺钱，要钱的话可以带他去献血，然后给他钱，献一次血小板给300元。 没想到“献血”还能是“有偿”的。金维平心动了，跟着“眼镜男”去温州市区的中心血站，当时已经是下午1点左右了，有个自称是病人家属的老头早已等在血站的门口。
“眼镜男”在血站门口给金维平讲解献血的流程，并交给他一张单子，上面写着病人的名字，“眼镜男”交代他献血的时候不要说出自己的真实姓名，要照名单上的名字去献血。
“献”血小板的过程40分钟。献完后，“眼镜男”带着金维平去医院血液科找那个老头，拿到了300元钱。
第一次卖血小板让金维平尝到了甜头。
一个月后，他听说血站附近有很多“血头”，他就随便过去问一问，就是那次，他认识了矮个子廖章森。
当天，金维平由于血压太高，没能“献血”成功。但是廖章森告诉他，如果有朋友需要通过这个途径赚钱的，可以联系他，金维平可从中赚取介绍费100元。
2014年10月，金维平在温州某酒店找了一份传菜员的工作。
24岁的谭洋洋、26岁的刘海波、20岁的周乾金、28岁的郭长胜等人都是金维平的同事。
“大家平时闲聊的时候，他常常叫我们去卖血，并且是血小板。”1991年出生的谭洋洋说，做传菜员平时收入也不多，听金维平说卖血一次可以有几百元的收入，他自己也能从中收取好处费，同事中有几个人就被说心动了，跟着金维平去了血站。
“在血站等同事的時候，有一个中年男子问我是不是来卖血的。”谭洋洋说，当时他们相互讨价还价了一番，达成一致意见，即卖一次血700元，双方就互留了联系方式，谭洋洋说自己对中年男子说，自己考虑一下再联系对方。
“之后，那个中年人不停打电话给我，叫我去卖血。”谭洋洋说，当时自己手头比较紧，就答应了。
双方联系好之后，中年男子在血站门口的路边将一张“互助献血单”交给他，并教他说献血时，一定要和血站说明是要指定献给某一个人的。
“献”完血小板之后，二人在血站附近碰头，中年男子当场给了他600元。
经过辨认，谭洋洋嘴里的“中年男子”就是“血头”廖章森。
也并不是所有的同事去“献血”都成功，有的因为年龄太小，未满18周岁不能献血，有的因为到了血站临时改变了主意。
“买血实属无奈之举”
患者家属陈女士说，她丈夫得了白血病住院，今年元旦过后，丈夫因为化疗后血小板降低急需输血，她和医院反映了很久，但是医院没有给她丈夫输血。
陈女士一着急便向护工刘正碧打听买血的情况，听刘正碧说，1000元可买十个单位的血小板，她就同意了。
第二天，刘正碧就把献血证给了陈女士，陈女士和血站联系之后，血站马上就送血过来了，陈女士将1000元交给了刘正碧。
那些通过刘正碧成功“买血”的家属，内心还是对她充满着感激的。
血液非牟利商品
在此案判决宣判现场，来了很多刘正碧的家属。
刘正碧的辩护人认为，她的犯罪情节显著轻微，对血液管理制度和公共安全妨害是很小的，对血液的采取、供血并没有影响，均按照法定程序。她是应患者救命的要求，帮他们联系献血者，她的行为应当定性为救人。
公诉机关认为，国家把非法组织卖血定性为犯罪行为，是因为他们把血液当做商品组织出售，卖血者会因为牟利而隐瞒自己的疾病。这样取得的血液可能是害人的东西，危害国家的血液管理。
在法庭上，承办法官问廖章森还有什么要说的时候，他当即表示是自己法律意淡薄，非常后悔，希望法庭轻判。而刘正碧选择无话可说。
公诉人建议对廖章森在有期徒刑二年至四年之间量刑，对刘正碧在有期徒刑八个月至一年零八个月之间量刑。
旁听席上，刘正碧的家属们已经哭成了一团，在她们眼里，刘正碧是一个老实本分的人，有人不时在旁听席上叹气说：“她真的是在做好事啊！”
鹿城法院审理后认为，廖章森、刘正碧结伙非法组织他人出卖血液4人次，其行为均已构成非法组织卖血罪，应予惩处。鉴于二人有坦白情节，可依法从轻处罚。遂认定廖章森、刘正碧构成非法组织卖血罪，判处廖章森有期徒刑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判处刘正碧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元；追缴二人的违法所得1900元、400元，均予以没收，上缴国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