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将以城镇化为着力点，更令人振奋的是，会议明确指出“城镇化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推进城镇化必须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出发，遵循规律，因势利导，使城镇化成为一个顺势而为、水到渠成的发展过程”。
　　从人类历史发展进程来看，城市化是经济繁荣的自然结果，也是进一步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纵观世界城市化的历史，这种“自然历史过程”的性质跃然纸上。古代农业社会时期的城市很大一部分是寄生在农村经济上的，当时的城市除了是农产品或手工业品的交易地之外，还是政治统治的权力中心。即使如此，在一些交通要冲，城市的规模与繁荣程度也颇为可观。公元前4世纪，希腊雅典因为附近的比雷埃夫斯港口而成为世界史中享有盛名的城市。当时著名的演说家伊索克拉底有颂词吟唱道：“这边的这个，那边的那个，在世界其他地方很难得到，但在雅典，所有这些都很容易买到。”容易买到的“这些”包括意大利谷物、英国的金属、埃及图书和来自更遥远产地的香料。
　　在历史的进程中，城市化的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罗马帝国的崩溃就对当时的欧洲城市带来毁灭性打击。即便如此，城市化“自然历史过程”仍然不屈不挠地顺着历史潮流向前涌动，只要符合了城市化的规律，城市化的进程就不可阻挡。德国的科隆，地理位置极为优越，居于欧洲东西交通要道和南北走向的莱茵河交叉口，内河港口至今仍是欧洲最重要的港口之一。在罗马时代，科隆城市的面积为239英亩，后来蛮族入侵，科隆一度衰败。但在11世纪初，一片废墟的科隆城外出现了小规模的商业集聚点，又过了100年，有三个设防的城郊区同罗马时期的城区连接起来，到1180年新旧居民区全部都用城墙围起来了，这时候的科隆城，规模已经远超当年罗马最辉煌的时期。
　　在英语中，City 是一个比较“高贵”的单词，很早以前被用来描述《圣经》中所记载的村落，也可以指一个理想的或重要的“定居地”，在经历过上千年的发展转变后，被用于描述大规模的都市。这种词义的转变反映的是社会经济生活中，城市重要性的逐步增强。
　　在中世纪1000年里，欧洲产生将近1000个城镇，每个城镇都有商业中心、税务关卡、谷仓、商店、酒吧、旅馆甚至造币厂。这些城镇极大地刺激了社会生活的商业化和货币化，为欧洲步入现代社会铺平了经济上的道路。后世英国的“工业革命”如果没有一个由无数城镇组成的商业网络沟通社会生活的需求与供给，那么这场“革命”可能也很难被催生出来。
　　城市对人有着相当大的吸引力，因为那里很可能存在着改变命运的机会。18世纪伯明翰富商赫顿一生的经历就是生动的说明。他18岁来到伯明翰，当过织袜工人，开办过书店，从事过书刊装订和造纸业，后来成为土地经纪人。经过20多年的时间，他积累了2000多英镑，在当时一年30英镑就能过得还不错的情况下，这是一笔丰厚的财产。一个出身社会底层的人能奋斗到如此高度，可以说是城市给予了他机会。而城市之所以能给予人们机会，道理其实很简单，就是大量人口的聚集和经济自由的结合而形成了规模经济效应。19世纪一个叫邦斯的人说过：“伯明翰极其光荣强大之源泉，人口增长经济昌盛之根由，即在于它是一个自由城市。城内没有任何来自个人或团体的阻碍。”
　　所以，在我们即将迎来的波澜壮阔的城镇化进程中，要清醒认识这个“自然历史过程”，以“人的城市化”为主线，推动城市化为经济增长与社会和谐做贡献。（支点杂志2014年2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