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拍出通俗与艺术兼顾的电影，永远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在《儿子的大玩偶》中以《苹果的滋味》和侯孝贤等人开启新电影时代的万仁，曾在上世纪90年代以《超级市民》、《超级大国民》、《超级公民》等片奠定其不可动摇的影坛地位，其中又以带着浓烈悲情的《超级大国民》获得最高的艺术成就。在暌违大银幕十余年后，万仁终于推出了最新作品《车拼》。《车拼》叙述一段跨越海峡两岸的婚事所带出的“红绿之争”。北京的老实暖男赵中（李宗峄饰）和台湾女孩心怡（王乐妍饰）为了完成终身大事，先是尽力表现诚意获得心怡本土意识强烈的“深绿”父亲（阿西饰）首肯，没想到接下来男方“深红”意识强烈的父亲（海波饰）也带着祖父来到台湾，和心怡父亲展开一场“谈判”。而曾经打过“徐蚌会战”的双方祖父，则在台湾再度对垒，没想到这段插曲却揭开心怡阿公心中一段尘封半世纪的往事。
　　导演回忆，在去年金马影展放映的版本太着迷于处理历史问题，“如果你有看过，你就会知道阿公那一部分一直是我很想要拍的，都已经可以拍成《超级大国民》第二集了。”对于台湾历史极感兴趣的万仁如此说道。甚至，大部分喜欢电影的观众，当时都希望他可以那样拍。“但是我觉得时代已经不一样，已经不用陷入那样的悲情了，第二，我也不想再走入纯艺术的形式了，我应该再回到《油麻菜籽》那个很通俗、阿公阿嬷都看得懂的形式。”万仁说。因此，他又重新修改版本，将关于历史的多余部分拿掉，将影片的叙事方式做了很大的调整，把节奏调快，回归到嬉笑怒骂的讽刺喜剧路线。这样的安排，也让导演很讶异地发现，原本比较隐晦的政治主题，轮廓也变得更清晰了。终于，在上映的最后一刻完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版本。这个版本节奏更流畅，而主题也更清晰。完成了最后的版本后，他也终于厘清自己所想要的叙事方向，于是也将片名改为《车拼》，这个名字听起来不但更有本土气息，从听万仁叙述中间的心路历程看来，更有一种台湾人不认输，正面挑战困难的硬颈精神。
　　透过《车拼》确立通俗创作取向
　　直到最后的版本完成后，万仁导演深深体会“原来，要走在中间的路线是如此之难，要雅俗共赏更难！”在路线选择两个极端之间，拍商业电影的人可能比较没有艺术包袱，而拍艺术电影的人也可以义无反顾地探索更高境界，但要两者兼顾却是很难的。在整理完这几个版本之后，万仁自己才恍然大悟，原来拍出一部易懂好消化，却又不过度夸大与简化的通俗故事，“这才是我真正的风格。”他解释商业电影对于议题有太多取舍，以简化角色形象与立场，拿他自己的电影为例，他大可安排心怡的父母在历经千辛万苦后，在结局来一记漂亮的反击，这样的电影一定会很好看，但是这绝对不是他所想要做的，因而他选择如实地用两个家庭反映台海政治情势。同时，他也非常自觉地不夸大、不丑化男方大陆亲友的角色，他解释这就像是当年拍摄《苹果的滋味》时，自己不刻意丑化美国军官的角色一样，他不用简化角色这样的廉价手法，来消费影片中的角色，和赚取观众的感情。
　　荒谬写实剧情结合深刻角色情感
　　万仁导演的通俗是透过容易亲近的喜剧形式来达成，但是他仍然希望在嬉笑怒骂的背后，带出他所想凸显的核心问题，“剧本的底层永远最重要。”导演如此强调。因此，就算剧中双方人马唇枪舌战，对双方孰优孰劣争得不可开交，但对万仁导演更重要的是，他绝对要在剧本中将阿公那一代的历史故事放进来。他认为当前的台湾社会太过着眼于当下，比较少探讨历史，因而，尽管历史议题一向不讨喜，他仍坚持应该在影片中放入阿公的故事，作为电影的总结。 　　同时，虽然本片以喜剧作为主要形式，剧中放入诙谐荒谬的对白，但是万仁仍选择以写实的风格作为叙事基调。“电影是可以很闹剧的，可以到一个闹剧去凸显政治的荒谬。”但他无意做到那样，认为写实仍旧可以呈现荒谬的情境，对于导演的决定，演员们一开始也觉得很奇怪，本来以为好笑一定要演得夸张一点，但是每个人都很正经在演，“这是一种写实的喜剧，但是一样达到反讽的效果，至于能否看出这样的企图，就端看观众的反应。”导演说道。而选择写实的手法，也是因为他希望兼顾阿公所带出的历史与情感面。万仁解释，倘若使用真的十分荒谬的闹剧，整部戏的氛围和阿公的情感之间，反差便会过大，反而使情感的描绘流于刻意。
　　而谈到写实主义的力量，万仁回想经过三十年，他不禁讶异台湾新电影的写实主义对台湾片产生那么大的影响。写实主义能有这样深远的影响力，也是万仁最喜欢意大利新写实主义电影的原因。他以意大利新写实主义大将迪西嘉的经典《单车失窃记》为例，对他而言，这就是一部最写实的电影，这样的风格让电影得以承载丰沛的情感。正因为万仁对于情感元素的偏爱，让他在创作上常常选择将反讽喜剧与浪漫主义式的情感元素结合。“你看像《油麻菜籽》是关于母女情感单纯的melodrama（家庭伦理剧），象征社会的改变，我都还是要放一些喜剧的东西。”
　　而《超级大国民》原本也希望拍成一部《超级市民》喜剧的延伸，但后来却发展为一部悲情的故事的原因，是出于导演对内容的考虑，因为其背后情感的重要性远胜于喜剧的形式，便舍弃了荒谬性的元素。但是《超级大国民》对于导演来讲，“是在对的时间拍对的事情”，在上世纪90年代正好配合了社会氛围，那时大家对于二二八事件还是非常敏感。换到今日来看，《车拼》的推出也正在一个合适的时间点，而这个时间点对于万仁而言如此合适、甚至有点急迫的原因，也正是心怡阿公那一辈的人，正随着岁月凋零，因而更应该尽快为他们诉说、也让他们看到属于他们的历史与故事。
　　从“蓝绿对立”到“红绿之争”
　　这次在《车拼》中对上的，是一个深绿的台湾本土家庭与一个深红的中国大陆富商———而台湾政治吵吵闹闹的文化从来没有缺席的“深蓝”族群，反而在这次的电影中消失，导演解释这是在创作过程中产生的抉择。原来，故事的发想最初还是始于“蓝绿对决”，因为在每天的政论节目里，我们不难发现台湾的两大党与其死忠支持者，似乎永远无法好好坐下来说上几句话，因此，导演便先从一段深蓝和深绿家族间的婚事开始发想剧本。在编剧的过程中，万仁发现两岸的关系开始变得越来越紧密，尽管蓝绿之间在本土的认同上一定有同与异，但是这个问题绝对没有两岸关系来得重要，在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自由行、贸易来往越来越频繁时，台湾在两岸关系中的地位在未来一定是非常重要的课题，冲突可能日渐增温。因此，他便将本片的两大对立势力，改为两岸关系之间处于两极的“深绿”、“深红”两个族群，凸显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的文化与政治冲突。
　　随着阿公的身世之谜揭晓，我们看到的是台湾人在历史分分合合之中的身不由己与迷惘，对照到当下，台湾社会的自我认同转型仍因为许多复杂的政治因素，游移摇摆不定，原地踏步了十多年，这样的现状回过头去呼应《车拼》中阿公坎坷的身世，更是让人感慨。谈到台湾的自我认同与其电影间的关系，对于导演而言，这份对于土地的认同，正是他选择“通俗”的一个关键因素。万仁导演则将历史拉回到1983年的《儿子的大玩偶》，在当时，台湾的乡土文学之争已经进行了许多年，文坛对于台湾文学的定位一直争论不休，没想到在新电影出现之时，反而促成了本土电影的崛起，《儿子的大玩偶》和《苹果的滋味》剧情的关键之处都是使用闽南语，而《苹果的滋味》更是当时少见“语言归位”的写实作品，剧中角色依其背景使用不同的语言。但随后因为台湾电影在奖励制度上对语种的限制，也造成了万仁的第一部长片《油麻菜籽》现今出现闽南语版与普通话版在外界流通———当时为了报名旨在“奖励普通话影片”的金马奖，《油麻菜籽》在以闽南语版上映后，重新配制了普通话版，也才有了当年陈秋燕“最佳女配角奖”以及侯孝贤、廖辉英两人“最佳编剧奖”的成绩。但是万仁导演仍然对于当年院线上映的是闽南语版感到自豪，“很庆幸如此一来一些老一辈的不会听普通话的亲戚朋友都可以听得很懂，这就是我的用意。”
　　原来，导演始终都把这些人放在他的心中。《苹果的滋味》里听不懂普通话的妈妈，以及他身边老一辈的亲朋好友，一直都是他想与之同在、分享故事的重要对象。“我认为你去拍一个都市的边缘人，或是很低阶层受教育不多的人的故事，竟然用他们不能理解的语言形式去呈现，这是很奇怪的。”这就是万仁所想达到的通俗———虽然他一度走出一条艺术电影的方向，包括当初在美国留学时他也非常喜爱荷索、博格曼等人的作品，但是他知道这不是他的本性。万仁打趣地说，“就像是我不想变成李白，我想变白居易。”写出一首首连街坊老妇都看得懂的好诗，拍出一部部市井小民都看得懂的好电影。
　　未来望拍摄童年回忆
　　走过三十多年的电影路，万仁终于找到了自己最想走的路，而现在的万仁还想再多拍几部电影。其中一个可能的题材是他的童年。讲到这里，万仁导演不禁大大感慨时光飞逝，他说1985年侯孝贤导演推出《童年往事》的时候，他虽然也想尝试，但是当时心想：“我的童年有太多精彩以及隐喻的事情是现在不想谈的，等三十年后六十几岁的时候再看看吧！”没想到三十年转眼即至，不过现在来看，倒也少了几分冲动。但或许，万仁会转而将他的童年往事，放进另一个构思的题材之中———二二八事件。导演自认自己有下过研究苦功、有企图与感触想要重新诉说台湾的这段历史创伤，但由于格局庞大，尽管剧本构思已久，万仁直到现在才敢开始思考是否可以推动这一部的企划。而这次《车拼》經过这么多版本的修改，让他知道这种拍法是可以让台湾多数族群都能够认同的，他似乎已经掌握到了拿捏的分寸，拍摄二二八事件很需要一个如此精准、立场中立的人来掌握大局，否则流于政治控诉，或是成为一种时局下的必然事件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