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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中组部作出了《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认为“丁玲同志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陈明回忆说，看完通知，耄耋之年的丁玲说，现在我可以死了。
丁玲(1904～1986)
著名作家、社会活动家，曾因《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荣获斯大林文学奖。
1928年，丁玲凭借《莎菲女士的日记》蜚声文坛，上世纪30年代初加入“左联”，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丁玲被秘密逮捕，被国民党特务软禁，这成了纠缠丁玲一生的政治阴影。
其实丁玲并未改变政治信仰，她于1936年逃离南京，并辗转抵达陕北。延安特地为她举行了欢迎会，毛泽东誉之为“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丁玲曾担任苏区“中国文艺协会”主任、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副主任等要职，还发表了有争议的《三八节有感》一文，针对延安存在的隐性歧视女性现象，提出了直率的批评。因为毛泽东的保护，丁玲才得以在延安“整风”中过关。
建国后，丁玲曾任《文艺报》主编、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等职、1955年起丁玲屡遭厄运，先被定为反党集团主要成员，1957年又被定为右派：毛泽东亲自批判了诸如《三八节有感》等一批在延安时期受过批评的作品。
1958年，丁玲被开除党籍，而后下放到北大荒劳改，“文革”期间又被关进秦城监狱达5年之久。
1979年平反后，丁玲重返文坛、晚年又被人批判为“左”，丁玲曾说：“我不管它左还是右，我也不晓得什么叫左和右，我只晓得现在骂我左的人，都是当年打我右的人!”
编者按：
1942年，38岁的丁玲与25岁的陈明结为夫妇。
2010年，陈明出版了由其口述的《我与丁玲五十年——陈明回忆录》，书中描述了他陪伴丁玲由“红”转“黑”、遭逢劫难，以及平反的过程，为这段起初“不相称”的爱情，呈上了一份刻骨铭心的纪念。
如今，业已93岁的陈明在北京木樨地的公寓里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的专访。
1975年5月，71岁的丁玲摆脱了牢狱生活，被送到山西农村劳动改造，见到了分别6年的丈夫陈明。她第一句话就说，“哎呀，这个地方好!”陈明接道，“两个人在一块儿就好!”
下放嶂头村
如今已年逾九旬的陈明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说，“上面”当时没有给他们夫妻俩安排什么具体的工作，每个月还有200多块钱的生活费，“生活是绰绰有余”。
初到嶂头村的丁玲夫妇，没打算长住。一年多后，两位老人看没有机会走，才在村里找了一处空置的老院子，修缮了一下，这才算在嶂头村有了属于自己的家。陈明还记得那是一所大宅院，“屋前是个很大的院子，种着几棵苹果树和核桃树。有五间屋，中间三间大屋，两间作为我们的活动室，用于平时吃饭、听广播、看电视或接待客人，另一间做卧室兼书房。”
刚到嶂头村时，丁玲除了老毛病腰疼外，还有关节炎、糖尿病。陈明回忆说，从1967年后，他们就很少见面，丁玲“在‘文革’中吃了很多苦，年岁也大了，身体越发不好了”。劫后重逢，陈明最大的想法就是“一定要把她的身体搞好”。
有一次，陈明听老乡说山药对治糖尿病有好处，就在院子里自己种。丁玲对养鸡有兴趣，陈明就用铁丝网在院子一角围了个鸡圈，养了十几只母鸡，这样鸡蛋也有了。随着生活条件的逐步改善，丁玲的健康状况也慢慢好起来。康复后的丁玲，首先想到的是继续中断了十几年的文学创作。
陈明回忆说，当时丁玲还想写完她的长篇小说《在严寒的日子里》。这篇小说的前一部分1956年已经在《人民文学》发表了。要继续写作，首先得把原作找来。长治市有个图书馆，陈明就跑去找，没想到还真找到了那一期的《人民文学》，“我真是高兴，立刻就借回来了，想要把它抄下来，抄了之后丁玲再接着写，接着改。”他说。
丁玲写作需要纸。嶂头村边上正好有个印刷厂，有很多印地图剩下的边角料。陈明就把这些纸攒起来，打眼，装订成本子。
丁玲是名人。很多来嶂头村的人得知她在这里，都很好奇，要跑来看看。最后人实在太多了，弄得丁玲没办法写文章，陈明只好把她反锁在家里。
找胡耀邦申诉
在嶂头村，丁玲为了了解外界的信息，订了《人民日报》和《山西日报》。陈明考虑到丁玲年纪大了，眼睛不好，文字的东西不能看得太多，又给她订了份《人民画报》。
1976年，丁玲在报纸上得知毛泽东去世的消息，很悲哀。陈明说，她总还在想，要把《在严寒的日子里》这本书写出来，将来如果有一天能够见到毛主席，能把这本书给毛主席看，证明自己还是个好党员，还是党的儿女。
身在农村的丁玲，了解的政治信息很少，无法准确判断中国未来的局势，但对自己的前途也不悲观。1978年春，当她得知中组部开始平反冤假错案后，就开始写申诉材料。陈明回忆说，材料写好后，丁玲首先想到了当时在中组部工作的胡耀邦，“因为过去和他接触过，比较熟悉，认为他这个人很正派，很公正”。
为此，陈明还特意跑了一趟北京，怕材料邮寄不知会落到什么人手里，会使事情更加复杂化。陈明记得，1957年丁玲被打成右派以后，他和丁玲很苦闷，有一次就在马路上碰到胡耀邦了。胡耀邦一看到丁玲和陈明，不是那种不屑于、不想见你的表情，而是很愕然，很意外，还跟丁玲夫妇握了手。
这次到了北京后，陈明不敢随便找人，打听到胡耀邦住处后，直接找到他家。但胡耀邦那天不在，没有见到人，陈明就把申诉材料留下了。过了几天，中组部一位同志约见陈明，告诉他。胡耀邦同志很忙，丁玲的材料收到了，他看了，他对丁玲向来关心，会好好处理的，你就放心吧。
陈明回到嶂头村不久，公社党委书记就来通知丁玲，说是根据中共中央11号文件的规定和山西省委的指示，决定给她摘掉右派分子帽子。村里还特意开了一个正式的会议，宣布这件事。丁玲在会上发了言，请求党“清理复查我这一生，特别是与我的政治生命有关的几个关键问题，并且作出相应的结论”。“她意思就是说，不是摘了帽子，我丁玲的问题就结束了，这只是解决問题的一个开始。”陈明说。
当时虽然“四人帮”垮台了，但是在丁玲平反这个问题上，还是有很大的阻力。一些文章在提到丁玲、冯雪峰时，仍沿袭旧说，说他们是右派反党集团。尤其是有一篇谈鲁迅《悼丁君》的文章说姚文元是丁玲的儿子。大队支书看了就来问丁玲，姚文元是你的儿子吗?丁玲说，姚文元如果真是我的儿子，我还能在你们村子里住着吗?人家是政治局的委员啊!
“在这个时候，写这样的文章，就是制造舆论啊!就是说，丁玲你就别妄想平反了。有人不希望我们回北京。”陈明说，丁玲有点不服气，为什么都能回北京，偏偏我就不能回?于是就向中组部提出申请，说她身体不好，要回北京看病。
那段日子，丁玲夫妇不停地给中组部 写信，给胡耀邦写信，给王震写信，但都没有回音。丁玲心情也受到些影响。那年中秋，村子里这家那家来请吃饭，她也不愿意去。几经努力，中组部终于同意了他们的请求，让丁玲回北京治病。
1979年1月12日，历经坎坷的丁玲终于回到了北京。
恢复名誉
丁玲在回到北京的第二天，就给中国作协党组写出了《我的请求》，请求尽快恢复她中断了20多年的党籍。然而让她失望的是，她写给作协的信，远没有她投寄的小说和散文那么容易引起重视。
丁玲平反的事，归中国作协“复查办公室”处理。陈明回忆说，他们告诉丁玲，你的事解决没有问题，只是对当年的几位领导人还要做点思想工作。每次他们来，丁玲都着急，催问复查结论怎么样了，他们总是说快了快了。
几个月后，作协“复查办公室”送来了《关于丁玲同志右派问题的复查结论》，仍然认为丁玲1933年被国民党逮捕后在南京有变节行为。丁玲自然不能接受，提出保留意见。
陈明猜测，大概就是因为丁玲对她的历史结论有意见，她恢复共产党员党籍的事也拖着，没有解决。
此后不久，丁玲被增选为全国政协委员，还让她去参加政协的共产党员会议。那天，她走进会议室，第一句话就说，“我没跑错地方吧?”因为当时作协还没有恢复她的组织生活。会议召集人周而复说：“你没有走错，就在这儿开会。”那是丁玲回北京后第一次参加党员会，她很激动，还写了散文《“七一”有感》，说：“党啊，母亲!我回来了，今天，我参加了政协党员会。整整21年了，我日日夜夜盼望着这一天。”
尽管恢复党籍问题暂时得不到解决，丁玲依然保持着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与向往。在一次接受访问时，她这样表示：“1958年我被开除了党籍，早已不是党员了，但我还是按照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我努力让自己照一个党员的样子去看问题，对待人和事，对待工作。”
直到1984年，中组部才作出《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
当天，丁玲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长信。信中说，“我写文章已经60年了，可是，到今天我才第一次感到我的文字是不够用的，我从脑子里找不到最合适的字眼来准确地、充分地表达现在的感情。这种感情如风驰云涌。如果不讲，不叫，我就无法平定我这种深沉而又激荡的心情。”
盖了面红旗
1985年春，丁玲最后一次外出，她去了延安。延安是丁玲多年来十分思念向往的地方，自1945年离开后，她一直没有回去过。回到延安，她重访了毛主席曾住过的窑洞，还去了当年参加土改的桑于河。陈明说，丁玲一直有个想法，想要住到那里去，写完她的长篇《在严寒的日子里》，可惜未能如愿。
从1985年开始，丁玲的身体情况越来越不好，住进了协和医院。1986年3月4日，丁玲走完了她82年的人生之路。
丁玲去世时，关于她的生平介绍引发了争论，陈明提出，应该写上“丁玲是继鲁、郭、茅之后又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作家”，有人不同意。陈明又表示丁玲的治丧委员会不希望周扬参加，结果有人说不搞治丧委员会，陈明同意了。
举行追悼会时，陈明向中组部提出，丁玲遗体要盖党旗，但没有被批准。陈明回忆，习仲勋说，丁玲同志的遗体盖党旗，是完全应该的，但是中央规定只能副总理以上才能盖，这样就不好办了。
最后，黑龙江农场总局的幾位同志，代表北大荒人给丁玲盖了面红旗，上面写上大字：“丁玲不死——北大荒人献”。陈明记得，当时由于一时找不到大的红旗，只好用两块红旗缝在一起，盖在丁玲的遗体上。
陈明回忆，作协印了很多讣告，据说寄了，但是遗体告别仪式结束那天晚上，邓颖超的秘书来电话告诉陈明说，对不起，没有收到讣告，所以没能参加告别仪式，是看了电视新闻才知道的。
丁玲(1904～1986)
著名作家、社会活动家，曾因《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荣获斯大林文学奖。
1928年，丁玲凭借《莎菲女士的日记》蜚声文坛，上世纪30年代初加入“左联”，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丁玲被秘密逮捕，被国民党特务软禁，这成了纠缠丁玲一生的政治阴影。
其实丁玲并未改变政治信仰，她于1936年逃离南京，并辗转抵达陕北。延安特地为她举行了欢迎会，毛泽东誉之为“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丁玲曾担任苏区“中国文艺协会”主任、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副主任等要职，还发表了有争议的《三八节有感》一文，针对延安存在的隐性歧视女性现象，提出了直率的批评。因为毛泽东的保护，丁玲才得以在延安“整风”中过关。
建国后，丁玲曾任《文艺报》主编、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等职、1955年起丁玲屡遭厄运，先被定为反党集团主要成员，1957年又被定为右派：毛泽东亲自批判了诸如《三八节有感》等一批在延安时期受过批评的作品。
1958年，丁玲被开除党籍，而后下放到北大荒劳改，“文革”期间又被关进秦城监狱达5年之久。
1979年平反后，丁玲重返文坛、晚年又被人批判为“左”，丁玲曾说：“我不管它左还是右，我也不晓得什么叫左和右，我只晓得现在骂我左的人，都是当年打我右的人!”
编者按：
1942年，38岁的丁玲与25岁的陈明结为夫妇。
2010年，陈明出版了由其口述的《我与丁玲五十年——陈明回忆录》，书中描述了他陪伴丁玲由“红”转“黑”、遭逢劫难，以及平反的过程，为这段起初“不相称”的爱情，呈上了一份刻骨铭心的纪念。
如今，业已93岁的陈明在北京木樨地的公寓里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的专访。
1975年5月，71岁的丁玲摆脱了牢狱生活，被送到山西农村劳动改造，见到了分别6年的丈夫陈明。她第一句话就说，“哎呀，这个地方好!”陈明接道，“两个人在一块儿就好!”
下放嶂头村
如今已年逾九旬的陈明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说，“上面”当时没有给他们夫妻俩安排什么具体的工作，每个月还有200多块钱的生活费，“生活是绰绰有余”。
初到嶂头村的丁玲夫妇，没打算长住。一年多后，两位老人看没有机会走，才在村里找了一处空置的老院子，修缮了一下，这才算在嶂头村有了属于自己的家。陈明还记得那是一所大宅院，“屋前是个很大的院子，种着几棵苹果树和核桃树。有五间屋，中间三间大屋，两间作为我们的活动室，用于平时吃饭、听广播、看电视或接待客人，另一间做卧室兼书房。”
刚到嶂头村时，丁玲除了老毛病腰疼外，还有关节炎、糖尿病。陈明回忆说，从1967年后，他们就很少见面，丁玲“在‘文革’中吃了很多苦，年岁也大了，身体越发不好了”。劫后重逢，陈明最大的想法就是“一定要把她的身体搞好”。
有一次，陈明听老乡说山药对治糖尿病有好处，就在院子里自己种。丁玲对养鸡有兴趣，陈明就用铁丝网在院子一角围了个鸡圈，养了十几只母鸡，这样鸡蛋也有了。随着生活条件的逐步改善，丁玲的健康状况也慢慢好起来。康复后的丁玲，首先想到的是继续中断了十几年的文学创作。
陈明回忆说，当时丁玲还想写完她的长篇小说《在严寒的日子里》。这篇小说的前一部分1956年已经在《人民文学》发表了。要继续写作，首先得把原作找来。长治市有个图书馆，陈明就跑去找，没想到还真找到了那一期的《人民文学》，“我真是高兴，立刻就借回来了，想要把它抄下来，抄了之后丁玲再接着写，接着改。”他说。
丁玲写作需要纸。嶂头村边上正好有个印刷厂，有很多印地图剩下的边角料。陈明就把这些纸攒起来，打眼，装订成本子。
丁玲是名人。很多来嶂头村的人得知她在这里，都很好奇，要跑来看看。最后人实在太多了，弄得丁玲没办法写文章，陈明只好把她反锁在家里。
找胡耀邦申诉
在嶂头村，丁玲为了了解外界的信息，订了《人民日报》和《山西日报》。陈明考虑到丁玲年纪大了，眼睛不好，文字的东西不能看得太多，又给她订了份《人民画报》。
1976年，丁玲在报纸上得知毛泽东去世的消息，很悲哀。陈明说，她总还在想，要把《在严寒的日子里》这本书写出来，将来如果有一天能够见到毛主席，能把这本书给毛主席看，证明自己还是个好党员，还是党的儿女。
身在农村的丁玲，了解的政治信息很少，无法准确判断中国未来的局势，但对自己的前途也不悲观。1978年春，当她得知中组部开始平反冤假错案后，就开始写申诉材料。陈明回忆说，材料写好后，丁玲首先想到了当时在中组部工作的胡耀邦，“因为过去和他接触过，比较熟悉，认为他这个人很正派，很公正”。
为此，陈明还特意跑了一趟北京，怕材料邮寄不知会落到什么人手里，会使事情更加复杂化。陈明记得，1957年丁玲被打成右派以后，他和丁玲很苦闷，有一次就在马路上碰到胡耀邦了。胡耀邦一看到丁玲和陈明，不是那种不屑于、不想见你的表情，而是很愕然，很意外，还跟丁玲夫妇握了手。
这次到了北京后，陈明不敢随便找人，打听到胡耀邦住处后，直接找到他家。但胡耀邦那天不在，没有见到人，陈明就把申诉材料留下了。过了几天，中组部一位同志约见陈明，告诉他。胡耀邦同志很忙，丁玲的材料收到了，他看了，他对丁玲向来关心，会好好处理的，你就放心吧。
陈明回到嶂头村不久，公社党委书记就来通知丁玲，说是根据中共中央11号文件的规定和山西省委的指示，决定给她摘掉右派分子帽子。村里还特意开了一个正式的会议，宣布这件事。丁玲在会上发了言，请求党“清理复查我这一生，特别是与我的政治生命有关的几个关键问题，并且作出相应的结论”。“她意思就是说，不是摘了帽子，我丁玲的问题就结束了，这只是解决問题的一个开始。”陈明说。
当时虽然“四人帮”垮台了，但是在丁玲平反这个问题上，还是有很大的阻力。一些文章在提到丁玲、冯雪峰时，仍沿袭旧说，说他们是右派反党集团。尤其是有一篇谈鲁迅《悼丁君》的文章说姚文元是丁玲的儿子。大队支书看了就来问丁玲，姚文元是你的儿子吗?丁玲说，姚文元如果真是我的儿子，我还能在你们村子里住着吗?人家是政治局的委员啊!
“在这个时候，写这样的文章，就是制造舆论啊!就是说，丁玲你就别妄想平反了。有人不希望我们回北京。”陈明说，丁玲有点不服气，为什么都能回北京，偏偏我就不能回?于是就向中组部提出申请，说她身体不好，要回北京看病。
那段日子，丁玲夫妇不停地给中组部 写信，给胡耀邦写信，给王震写信，但都没有回音。丁玲心情也受到些影响。那年中秋，村子里这家那家来请吃饭，她也不愿意去。几经努力，中组部终于同意了他们的请求，让丁玲回北京治病。
1979年1月12日，历经坎坷的丁玲终于回到了北京。
恢复名誉
丁玲在回到北京的第二天，就给中国作协党组写出了《我的请求》，请求尽快恢复她中断了20多年的党籍。然而让她失望的是，她写给作协的信，远没有她投寄的小说和散文那么容易引起重视。
丁玲平反的事，归中国作协“复查办公室”处理。陈明回忆说，他们告诉丁玲，你的事解决没有问题，只是对当年的几位领导人还要做点思想工作。每次他们来，丁玲都着急，催问复查结论怎么样了，他们总是说快了快了。
几个月后，作协“复查办公室”送来了《关于丁玲同志右派问题的复查结论》，仍然认为丁玲1933年被国民党逮捕后在南京有变节行为。丁玲自然不能接受，提出保留意见。
陈明猜测，大概就是因为丁玲对她的历史结论有意见，她恢复共产党员党籍的事也拖着，没有解决。
此后不久，丁玲被增选为全国政协委员，还让她去参加政协的共产党员会议。那天，她走进会议室，第一句话就说，“我没跑错地方吧?”因为当时作协还没有恢复她的组织生活。会议召集人周而复说：“你没有走错，就在这儿开会。”那是丁玲回北京后第一次参加党员会，她很激动，还写了散文《“七一”有感》，说：“党啊，母亲!我回来了，今天，我参加了政协党员会。整整21年了，我日日夜夜盼望着这一天。”
尽管恢复党籍问题暂时得不到解决，丁玲依然保持着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与向往。在一次接受访问时，她这样表示：“1958年我被开除了党籍，早已不是党员了，但我还是按照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我努力让自己照一个党员的样子去看问题，对待人和事，对待工作。”
直到1984年，中组部才作出《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
当天，丁玲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长信。信中说，“我写文章已经60年了，可是，到今天我才第一次感到我的文字是不够用的，我从脑子里找不到最合适的字眼来准确地、充分地表达现在的感情。这种感情如风驰云涌。如果不讲，不叫，我就无法平定我这种深沉而又激荡的心情。”
盖了面红旗
1985年春，丁玲最后一次外出，她去了延安。延安是丁玲多年来十分思念向往的地方，自1945年离开后，她一直没有回去过。回到延安，她重访了毛主席曾住过的窑洞，还去了当年参加土改的桑于河。陈明说，丁玲一直有个想法，想要住到那里去，写完她的长篇《在严寒的日子里》，可惜未能如愿。
从1985年开始，丁玲的身体情况越来越不好，住进了协和医院。1986年3月4日，丁玲走完了她82年的人生之路。
丁玲去世时，关于她的生平介绍引发了争论，陈明提出，应该写上“丁玲是继鲁、郭、茅之后又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作家”，有人不同意。陈明又表示丁玲的治丧委员会不希望周扬参加，结果有人说不搞治丧委员会，陈明同意了。
举行追悼会时，陈明向中组部提出，丁玲遗体要盖党旗，但没有被批准。陈明回忆，习仲勋说，丁玲同志的遗体盖党旗，是完全应该的，但是中央规定只能副总理以上才能盖，这样就不好办了。
最后，黑龙江农场总局的幾位同志，代表北大荒人给丁玲盖了面红旗，上面写上大字：“丁玲不死——北大荒人献”。陈明记得，当时由于一时找不到大的红旗，只好用两块红旗缝在一起，盖在丁玲的遗体上。
陈明回忆，作协印了很多讣告，据说寄了，但是遗体告别仪式结束那天晚上，邓颖超的秘书来电话告诉陈明说，对不起，没有收到讣告，所以没能参加告别仪式，是看了电视新闻才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