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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儒学的发展是一个古代社会思想的主要脉搏，边疆儒学的发展同内地儒学的发展脉络基本一致，但又有不同。对边疆地区儒学的研究，是民族思想史和民族理论史的重要部分。滇东南儒学的研究就显的尤为重要。对滇东南在政府主导下儒学发展的梳理，并找出与内地儒学不同和特点的思考，是文章的主要部分。
关键词：滇东南；儒学；特点
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的发展具有确定性，从根本上讲，这是由生产力决定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与其相适应。但是，我们不能将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简单化、纯粹化。在人文社会科学中，任何简单地、纯粹地以一推出多，由简单推出复杂，都会走唯心主义的路子，都会在原地转圈，不能科学地得出对实际问题的看法，这也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史观的根本宗旨。
儒学迄于孔孟，经子思、荀子，至两汉成为官学，延迄至清，先后经历先秦诸子学、两汉官学、谶纬神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陆王心学、明清朴学纵向发展阶段。就其横向而言，儒学从汉朝武帝开始成为官学以来，就随着中央王朝疆域的开拓在其统治地域传播和发展，并大致将其分为两个层次，中央儒学和地方州、郡、县儒学，但是二者的关系不是绝对对立的，有其自成一体的互动关系在里面。儒学纵向和横向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儒学的横向发展为纵向发展提供坚实的实践基础，只有当儒学在现实意义上适应中央王朝开疆拓土的政治理念，并保证已统治地域文教悠然、社会稳定，才能为统治者所用。纵向发展为横向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只有在儒学经过两汉成为官学之后，不断开辟新的路径，在客观唯心助于和主观唯心主义中不断选择、从“主气说”到“主理说”，从“玄学”至“理学“”心学“”“朴学”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才不断适应统治的需要，为统治阶层提供理论导向。
所以，我们在把握地方儒学的特征的时候，不排除上述传统儒学传播的路径、层次的引导，但是也有一些新的特点需要我们注意。其一，儒学的传播与边疆地区的开拓和边疆地区移民及其移民比例是密切相关的。儒学的传播，归根到底，还是以人为主导、以政府倡导力为主要方式的传播，所以人的因素是第一位的，儒学在边疆地区的传播正是以人为承载力的传播。所以，边疆地区移民及其移民的时间、层次、比例对儒学的传播有重要影响。其二，就其传播内容而言，传统儒学先后经历的从先秦诸子学到清朝考据学几个阶段，在边疆地区是不明显的，甚至是找不到的。边疆地区儒学的作用虽然是教化风尚、维护统治、科举应试，但是更主要还是只吸收儒学的一些核心道德观念、摒弃传统儒学的一些细分的形式，形成当地的一些新的特征与特色。《史记·太史公》自序载：“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也尽见儒学繁琐和支离，到明清时期，儒学细分更加复杂，边疆地区儒学摒弃传统儒学的一些细分，仅就其儒家倡导的核心文化理念进行损益与传承，也正脱离了儒学繁琐、支离的桎梏。其三、儒学的传播受历史地理环境的影响。移民作为儒学在边疆地区传播的主要承载群体，不同层次的移民对地理环境的选择对儒学的传播的影响是不同的，就云南而言，当先属政治经济中心地带、平坝区域、明清卫所要害地方，其次才是边远山区。方国瑜先生总结元明清三代移民特发展路径说：“元代汉人主要居住在城市，明代主要居住在坝区，清代则山险荒僻之处多有汉人居住，且在边境莫不有汉人踪迹。”方先生的论断可谓一言以蔽之，儒学的传播也大致是以如此的路径与轨迹，由平坝区到山区，由经济发达区域到经济欠发达区域的传播。其四，儒学的传播是个渐进的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就云南而言，方国瑜先生认为云南儒学倡导之始在元，即是赛典赤·詹思丁父子和张立道“建孔子庙、明伦堂，购经史，授学田”开始，不仅昆明，大理、昭通、建水等其他地州也开始推崇儒学，到明清时期，汉族移民数量不断增多，相对而言，少数民族人口比例不断减少，扭转云南人口比例上“汉少夷多”局面，整个过程是与林超民先生《云南移民与云南统一》一文中云南统一和云南人形成的过程是一致的，儒学也在元朝开儒学之端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儒学的总体发展格局奠定和完善。整个过程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化的实现的过程、云南地区不断内地化的实现的过程、云南人对民族国家认同实现的过程是渐进的、统一的。正所谓林超民先生在为《新撰云南通志》卷首作的《新撰云南通志点校本眸言》所述龙云之言：“吾滇自庄蹻开疆，爨、蒙世传，南诏、大理相继建国，元、明、清设置行省，上下两千余年，恒与中原呼吸相同，有綦切之关系。民国而后，护国、靖国诸役，滇人所靖献于国家者，其勋烈尤度越乎前代。是知滇之史实，即国之史实也。”
综上所述，滇东南儒学的传播过程与特点是同云南儒学发展的整个特点相印证的，但是也有诸多不同。对于云南儒学而言，元朝时期建立儒学多在路，至州县较少，而滇东南儒学发展较好区域已经深入州县，如临安路的石平州、建水州。而在民族集中地域，和尼路和广西广南二路皆未有儒学建置，滇东南儒学发展及其不平衡。其二，由于元江将滇东南分为南北两区域，总体而言，元、明、清三超汉族移民多集中在元江以北，所以儒学在元江以北州县较元江以南州县发达。其三，滇东南儒学发展也是一个渐进完成的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其始在于元，其基本格局的奠定在于明，其最终发展完成在于清。
参考文献
[1] 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 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7.
[3] 宋濂.元史·赛典赤瞻思丁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6.
[4] 李春龙审定，刘景毛点校.新纂云南通志[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
作者简介：霍毅（1988- ），男，山西太原人，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民族史。
关键词：滇东南；儒学；特点
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的发展具有确定性，从根本上讲，这是由生产力决定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与其相适应。但是，我们不能将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简单化、纯粹化。在人文社会科学中，任何简单地、纯粹地以一推出多，由简单推出复杂，都会走唯心主义的路子，都会在原地转圈，不能科学地得出对实际问题的看法，这也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史观的根本宗旨。
儒学迄于孔孟，经子思、荀子，至两汉成为官学，延迄至清，先后经历先秦诸子学、两汉官学、谶纬神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陆王心学、明清朴学纵向发展阶段。就其横向而言，儒学从汉朝武帝开始成为官学以来，就随着中央王朝疆域的开拓在其统治地域传播和发展，并大致将其分为两个层次，中央儒学和地方州、郡、县儒学，但是二者的关系不是绝对对立的，有其自成一体的互动关系在里面。儒学纵向和横向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儒学的横向发展为纵向发展提供坚实的实践基础，只有当儒学在现实意义上适应中央王朝开疆拓土的政治理念，并保证已统治地域文教悠然、社会稳定，才能为统治者所用。纵向发展为横向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只有在儒学经过两汉成为官学之后，不断开辟新的路径，在客观唯心助于和主观唯心主义中不断选择、从“主气说”到“主理说”，从“玄学”至“理学“”心学“”“朴学”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才不断适应统治的需要，为统治阶层提供理论导向。
所以，我们在把握地方儒学的特征的时候，不排除上述传统儒学传播的路径、层次的引导，但是也有一些新的特点需要我们注意。其一，儒学的传播与边疆地区的开拓和边疆地区移民及其移民比例是密切相关的。儒学的传播，归根到底，还是以人为主导、以政府倡导力为主要方式的传播，所以人的因素是第一位的，儒学在边疆地区的传播正是以人为承载力的传播。所以，边疆地区移民及其移民的时间、层次、比例对儒学的传播有重要影响。其二，就其传播内容而言，传统儒学先后经历的从先秦诸子学到清朝考据学几个阶段，在边疆地区是不明显的，甚至是找不到的。边疆地区儒学的作用虽然是教化风尚、维护统治、科举应试，但是更主要还是只吸收儒学的一些核心道德观念、摒弃传统儒学的一些细分的形式，形成当地的一些新的特征与特色。《史记·太史公》自序载：“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也尽见儒学繁琐和支离，到明清时期，儒学细分更加复杂，边疆地区儒学摒弃传统儒学的一些细分，仅就其儒家倡导的核心文化理念进行损益与传承，也正脱离了儒学繁琐、支离的桎梏。其三、儒学的传播受历史地理环境的影响。移民作为儒学在边疆地区传播的主要承载群体，不同层次的移民对地理环境的选择对儒学的传播的影响是不同的，就云南而言，当先属政治经济中心地带、平坝区域、明清卫所要害地方，其次才是边远山区。方国瑜先生总结元明清三代移民特发展路径说：“元代汉人主要居住在城市，明代主要居住在坝区，清代则山险荒僻之处多有汉人居住，且在边境莫不有汉人踪迹。”方先生的论断可谓一言以蔽之，儒学的传播也大致是以如此的路径与轨迹，由平坝区到山区，由经济发达区域到经济欠发达区域的传播。其四，儒学的传播是个渐进的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就云南而言，方国瑜先生认为云南儒学倡导之始在元，即是赛典赤·詹思丁父子和张立道“建孔子庙、明伦堂，购经史，授学田”开始，不仅昆明，大理、昭通、建水等其他地州也开始推崇儒学，到明清时期，汉族移民数量不断增多，相对而言，少数民族人口比例不断减少，扭转云南人口比例上“汉少夷多”局面，整个过程是与林超民先生《云南移民与云南统一》一文中云南统一和云南人形成的过程是一致的，儒学也在元朝开儒学之端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儒学的总体发展格局奠定和完善。整个过程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化的实现的过程、云南地区不断内地化的实现的过程、云南人对民族国家认同实现的过程是渐进的、统一的。正所谓林超民先生在为《新撰云南通志》卷首作的《新撰云南通志点校本眸言》所述龙云之言：“吾滇自庄蹻开疆，爨、蒙世传，南诏、大理相继建国，元、明、清设置行省，上下两千余年，恒与中原呼吸相同，有綦切之关系。民国而后，护国、靖国诸役，滇人所靖献于国家者，其勋烈尤度越乎前代。是知滇之史实，即国之史实也。”
综上所述，滇东南儒学的传播过程与特点是同云南儒学发展的整个特点相印证的，但是也有诸多不同。对于云南儒学而言，元朝时期建立儒学多在路，至州县较少，而滇东南儒学发展较好区域已经深入州县，如临安路的石平州、建水州。而在民族集中地域，和尼路和广西广南二路皆未有儒学建置，滇东南儒学发展及其不平衡。其二，由于元江将滇东南分为南北两区域，总体而言，元、明、清三超汉族移民多集中在元江以北，所以儒学在元江以北州县较元江以南州县发达。其三，滇东南儒学发展也是一个渐进完成的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其始在于元，其基本格局的奠定在于明，其最终发展完成在于清。
参考文献
[1] 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 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7.
[3] 宋濂.元史·赛典赤瞻思丁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6.
[4] 李春龙审定，刘景毛点校.新纂云南通志[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
作者简介：霍毅（1988- ），男，山西太原人，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民族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