诏书第一个特点就是重视人才，选拔人才。汉武帝把发现、选拔人才提高到实施治国理政的高度，亲自掌控。他说：“朕嘉贤者，乐知其人；广宣厥道，士有特招。”他在位的五十四年间，始终独揽此权，在即位的元年，即要求群臣“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贤良方正之士有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主张。他们的经济思想即是重农抑商的思想。元封五年，汉武帝在位已34 年，在朝的文武大臣在知识、才能结构上已明显跟不上形势的发展，朝中不能只有武将卫青、霍去病，文臣不能只有赵、绾、司马相如、公孙弘、汲黯。常年的对外战争，多项国家工程，已使国库空虚，通货膨胀，财税已到寅吃卯粮、山穷水尽的地步，而朝廷的旧官们却找不出新型执政方针来应对危急。此时，汉武帝急需新型创新的人才，建功立业。他说的“非常之人”就包括了杰出的经济人才，他说的“非常之功”就包括了挽救朝廷的经济危机之功。汉武帝又发一“求贤诏”，是形势之必然，也是他敏锐的政治眼光所赐。其晚年又精心挑选霍光、金日磾、上官桀、桑弘羊共同辅佐皇太子弗陵顺利嗣位，避免了宫廷再次刀光剑影的内乱。
　　诏书的第二个特点，就是人才标准的改变。汉武帝之前，变黄老刑名之学是西汉的治国之道。他爷爷汉文帝在即位二年也要求群臣“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汉文帝指的贤良方正直言极谏者，是指以黄老刑名为其意识形态的人；汉武帝指的则是除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以外的贤良方正。这是他“独崇儒术”计划的开始。这是汉武帝突破朝廷人才标准的第一次改变。其实他并未放弃法家的核心思想，只是外儒内法，王霸杂用而已。这一时期他起用的战将、酷吏很难用贤良方正的标准去衡量。元封五年此诏又突破了外儒规则的束缚，竟然坚决任用了与贤良方正意识形态完全对立的重商奇才，异类人士，他们懂经济核算，熟会计，“言利事析秋毫”，大受朝野非议。这是第二次突破人才标准。汉武帝总结了三十多年的执政经验，他认为，那些“负俗之累”，“跅弛之士”只要能为人所不能，建功立业者，均可升为“将相及使绝国者”。
　　诏书的第三个特点，就是建立知行合一的人才选用制度。所谓知行合一，就是理论联系实际，有理论，但不尚空谈，不坐而论道。汉武帝的人才观念非常宽泛，在易风移俗，选拔能臣的公务中，他深信：“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并行，厥有我师。”这一观念，使他选用官员没有局限在贵族功臣子弟的范围内，他的目光也投向民间庶民。
　　兴举孝廉、茂才（也称秀才）的制度是汉武帝创立的。此制度希望把统治阶级内外的优秀人才都能发现，择优录用。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 年，“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六年以后，望其“庶几成风”，但令人失望，“今或至阖郡而不荐一人。”汉武帝最后定下制度：“今诏书昭先帝圣绪，令二千石举孝廉，……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至元封五年颁布求贤诏时，又加上选拔茂才（秀才）和异等人才的科目，并从诸侯国扩至全国郡县。形成了察举孝廉、秀才、异等人才的后备官员使用制度，扩大了统治阶级的执政基础。何谓“异等”？可以公开讲的就是在贤良方正、孝廉、秀才之外的工商业者。因为汉朝立国以来，就是贱商、重农的国策，他们是体制以外的人，如今也能登堂入室，位列三公九卿之位了。
　　后来的史学家评论汉武帝用人制度为“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汉武帝一代文臣武将、廉吏儒师、域外探险家，经济学家确如耀眼群星。他们固然都是骏马，甚至是泛驾之马，但对封建帝王来讲，他们都在帝王奖罚荣辱、生死予夺的操控之中，亦即“御之而已”。
　　汉武帝朝中的杰出人才很多，本文最后想谈谈汉朝当时的工商业发展和著名的经济大臣桑弘羊。
　　第一，西汉有极其发达的工商业。
　　中国从战国时期的封建领主经济制度已过渡到封建地主经济制度，到西汉年，地主经济制度已占据统治地位，不但农业，而且工商业也处在蓬勃的发展时期。为何工商业也能处在蓬勃的发展时期呢？首先，原来各诸侯国的封建领主把持的山野川泽施禁开放了，各种矿产，山林、盐铁、水产资源可由百姓开发利用了。因此私人工商业得到迅速发展的机会。其次，由于汉初执行了休养生息的国策，农民的赋税从秦时农作物收获量的十分之一，变为十五税一，一些年份又降为三十税一，农民的生活得到了不少改善，一些农业劳力可以从农业中分化出来，因此壮大了工商业者的队伍。第三，汉时就有这种舆论：各种生产部门比较“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商不如金融高利贷。汉朝高利贷的利息据司马迁计算为20%。平叛吴楚之乱，无盐氏给部分将士放高利贷200%。农受气候、环境影响大，谷贱伤农，谷贵亦伤农。工商生产周期相对较短，资金流动相对较快。这三方面的原因有重大的积极作用，同时又因土地可以自由买卖，而不可避免地加剧了土地兼并和大工商业者商业资本的出现。
　　第二，桑弘羊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
　　桑弘羊即是经济奇才，又是遭人歧视的言利不言义的商人之子。他虽然能在一段时间改变自己的命运，但要改变整个工商业者的命运进入农末皆本的社会，还无条件做到。晁盖所言：“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商人只可一时富贵，朝廷认为其“不佐国家之急”岂能长久。重农抑商的上层建筑起了十分有害的反作用。汉家法律有“七科”之说：一吏有罪，二亡命，三赘婿，四贾人，五故有市籍，六父母有市籍，七大父母有市籍。朝庭若有战事、戍边等危难之事，则首先征占他们服役。
　　桑弘羊作为洛阳大商人之子，十三岁即入宫任汉武帝侍中，这和汉律有抵触，为何他能接近天子，成为近臣，因为他有“言利”的才能。他后被任命为大农丞、搜粟都尉，事实上主管全国财政、经济、国营专卖企业最高长官大司农的职务。他七十三岁时，被诬以谋反之罪名被杀。桑弘羊是西汉工商业大发展时期的代表人物。西汉王朝既要抵抗凶悍的匈奴南侵，又要保障国家财力，桑弘羊开发了工商资源，出色完成了他所担负的任务，做到了“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在《平准书》中，多次指出远道运粮，发兵边疆，平抑物价，“皆仰大农”，即桑弘羊的衙门。司马迁曾公正指出：“事势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汉武帝任命他为搜粟都尉，本想让他在农本社会中多想谋利的办法，但他却搞出来一个工商部，盐铁官卖，把王侯、豪强经营盐铁的利益侵害了，可想而知，他是如何冒犯得罪了既得利益集团。 　　桑弘羊悲剧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它重商理论的目的，服务对象不是为民间工商的发展谋出路，而是为汉武帝的中央集权服务。汉武帝勇敢决断地抵御了外族入侵，同时他又是一个穷兵黩武者。为讨爱妃之欢，荒唐地屡派贰师将军领精锐之师出击匈奴，最终全军覆没。汉武帝注意兴边移民，兴修了一些必要的公共工程是有功的，但也穷奢极欲乱用民力不加控制地大规模向边疆移民，一次竟达七十二万五千口之多。他的皇家园林占地三百余里，一直动工不已。汉武帝和秦始皇一样，也想长生不老，所以去求仙，尊神，封蝉，修建高坛明堂等建筑，为此他还信任破格任用了不少奇人、方士、巫师如：宛若、李少君、少翁、栾大、魏睢、公孙卿，直到江充引发了巫蛊之祸，父子相残，国将不国之时，汉武帝才有所悔悟，借垦戍轮台一事下了《罪己诏》，改变了他晚年好大喜功、靡费百姓许多狂悖之事。
　　汉武帝的善举，离不开桑弘羊的经济政策，其恶行也离不开桑弘羊的理财措施。中世纪后，欧洲的国家保护重商主义，汉武帝时期只是实用主义地利用重商措施去救急。欧洲扮演重商主义的主角是城市中的自由市民；汉武帝时期制定重商政策的主角则是依附于集权政府下的大商巨贾，官府下的各色工匠还多是奴隶身份。真可谓招之即来，用后则弃。汉昭帝即位后不久，人主易位，在重农抑商的根本国策下，桑弘羊本人和他代表的经济思想，只能以悲剧结束。
　　第三，桑弘羊宝贵的重商政策。
　　桑弘羊掌管西汉王朝经济，财政近四十年。他的经济思想是重商理论，其内容是保护、发展末业——工商业，并对其进行管理、收税，以充实国家财力。而不完全同于西欧的重商主义。这体现在什么方面呢？
　　首先，桑弘羊认为山海川泽系国家所有。他说：“家人有宝器，尚函匣而藏之，况人主之山海乎？”山海资源，工商业者可以开发，但必须交税。必须重视工商，因为“末利可以起本”！用今天来讲，自然资源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可以分开，工商末业可对以农业为本的产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其次，法规必须分清垄断、专卖和市场的界限。什么需要垄断？铸币权需要国家垄断。西汉初期，中央、诸侯国、民间都可铸币。桑弘羊认为：“故统一，则民不二也；币由上，则下不疑也。”否则劣币即可驱除良币。桑弘羊是重商主义者，重商主义者都认为货币是财富，在桑弘羊手中，完成了货币铸造的垄断权。
　　什么需要专卖？桑弘羊实行了盐的专卖，盐民采盐，盐官统购统销；铁的专卖，从生产到流通，铁官全流程操控；酒的专卖，官家造酒，民商零售，实行若干年后，即行停止官家造酒。专卖既有抗击外患充实国库之需，无形中又限制了中小工商业者的自由发展如民间的酿酒业。专卖是个复杂问题，盐至今还是个专卖品吧！
　　什么需要市场运作？“均输”法是贡物向市场流动，优质产品向高价位地区流动。把封建贡品变为社会商品，官府赚钱交大农，这真是一大发明。“平准”法则不以赢利为目的，主要保证京师的物价平稳，贱买贵卖。
　　最后，桑弘羊认为社会生产不足时，应启动消费促进生产。正是这一观念，使他明白了外贸消费的道理。张骞开辟丝绸之路的货物交换曾达到地中海。考古资料说明，同一时期南方海上丝绸之路也已开通。在云南茶马古道的起点——保山市，汉武帝曾在此设不韦县。以中国历史上最大商人、政治家吕不韦的名字命名边疆新设之县。对此，桑弘羊说的“以末异其本，以虚荡其实”是讲可以用工商产品获取国外的农产品，可用货币收购国外的经济实业，值得今人回味。
　　《史记》中司马迁未给桑弘羊立传，但他写有“平准书”，书中反映了桑弘羊相当一部分经济思想，而他本人却是自由放任主义者。汉初，这两种经济思想并不是那么对立对抗的，真正与两者针锋相对、水火不容的思想意识形态和社会力量则是口不言利，道不计功，抑制工商发展，主张分土井田的保守力量。这对外儒内法，王霸兼用的汉武帝来说，桑弘羊就是一个治国理财的千里马，也是一匹伏辕可御之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