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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平等、公平、同等”，是因为存在“不平等，不公平、不同等”
十八大是历史上第三次提出对非公经济的态度，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十四大时的讲法，非公经济是“有益补充”，十五大是“重要组成部分”，十六大开始就是“毫不动摇”，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
这次“毫不动摇”有一个新提法，就是要毫不动摇的“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陈全生/文律保护。”之所以要强调“平等、公平、同等”，就是因为现在“不平等，不公平、不同等”。
一边是共和国的长子，执政党的执政基础，共产党的依靠力量；一边名义上虽然也是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实际上是“养子”，甚至可能被看成是异己力量的执政基础。一边是公司老总受到重用，可以调任省部级、厅局级等行政领导职务；一边是宣传媒体上的打黑对象、假冒伪劣制造者、拉领导干部下水的行贿者。一边是国家银行鼎力相助，轻松拿到大笔贷款，甚至转贷给民营企业吃“息差”；一边是融资难、贷款贵，不得不借高利贷，若资金链断裂，就不得不“跑路”。
一边是在企业盈利情况下，还可以享有国家大笔补贴（贴息、低息、石油补贴）；一边是市场竞争，优胜劣汰，咎由自取。一边是优先获得各种资源，甚至免费不花钱（油气田、频段）；一边是花大钱买不到，甚至不卖给你，市场就不准你进入。一边是国有企业继续办社会，现在国企还在办社会，其实质是在用全民资产为一个企业的员工谋利益；一边是倒闭破产，自生自灭，城镇居民还可以领失业救济金，农民工则是回乡种地。一边是国家层面国务院特设机构（国资委）重点支持、重点保护；一边是仅在一个工信部内设司级机构（中小司），无法行使管理全国中小企业的职能。如果说过去国家经贸委成立中小企业司是个进步，中小企业司由国家经贸委划到国家发改委也是个进步，但是由国家发改委转到一个工信部就是一个倒退。为什么？因为工信部的中小企业司，只能管工业和信息产业这两个领域的中小企业。服务业、旅游业，建筑业等等，它根本就管不了。
应该从经济民主、财富创造角度认识中小企业
对中小企业，我们非常迫切的需要再认识。
过去，我们从扩大就业，增加收入角度认识中小企业，认为其有利于繁荣城乡经济，增加财政收入；有利于扩大社会就业，改善人民生活；有利于优化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发展；对于建设小康社会、和谐社会，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那么现在，我们应该更多的从经济民主、从财富创造角度认识中小企业，因为其活力的源泉在于广大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的积极性、智慧和创造力；放手让一切劳动力、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
同时，换一个角度来说执政党巩固政权也需要依靠中产阶层。共产党干革命，要把无产者变成有产者。共产党要凝聚民心，稳定社会，才能巩固政权。而中产阶层最需要稳定，中产阶层的财产要安全，人身要安全，预期要安全，政治稳定就安全。同时，执政党巩固政权、安定社会、稳定人心，需要依靠中产阶层。中小企业主及其管理人员是中国中产阶层的主要来源。
中小企业的地位一点也不比大企业低，甚至还要高一些。中小企业是中国经济的脊梁，这个提法并不过分。在美国，《小企业法》指出：“只有振兴小企业，才能保障美国国家安全和经济繁荣。”日本的《中小企业宪章》认为，中小企业是“日本经济的牵引力和社会的主角。”而欧盟的《小企业宪章》则认为，中小企业是“欧盟经济的核心力量”，是确保“经济活力和竞争力的主体”。因此，我认为，只有解决了再认识问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对中小企业的轻视，才能真正做到“十八大”报告提出：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
说到底，国内对中小企业的歧视是一直以来都存在的，用一组数据可以说明这个问题，从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布的数据，2012 年经济类型主营业务收入与利润总额增速来看，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增长了3%，利润总额增速是负5.1%。而私营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增长了17.5%，利润总额增速则是正的20%。
这些差别从2011-2012 年工业规模以上国有及控股和私营企业利润增长、2011-2012年工业增加值月度增长、2011-2012 年央企和地方国企营业收入与利润增长等几组数据对比中，都能轻易的看出来。
还有一组数据是从2000 年到2011 年国有、私营业务收入占资产总额的比率对比。同样是100 元人民币的资产，私营企业能够创造193.6 元的业务收入，国有企业创造的业务收入只有81.3 元。还是这100 元的资产，私营企业能创造14.2 元的利润，国有企业只能创造5.8 元。100 元权益，私营企业能创造31.6元的利润，国有企业只能创造15.1 元。
如果把这组数字归纳出来，我们就能轻易发现两者之间的巨大差别。媒体上宣传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十年内资产增长了3.2 倍，收入增长了5.2 倍，利润增长了6.9 倍，权益增长了3.1 倍。但与此同时，私营企业十年间的资产增长了21.6 倍，收入增长了31 倍，利润增长了58.1 倍，权益增长了24.2 倍。但却鲜少有人去宣传。
中小企业解决的是中国最头疼的问题
我认为，中小企业解决的是中国最头疼的问题。中国最大的特色是人口多，最头疼的问题是劳动力就业。这既是中国最大的社会问题，也是最大的政治问题。工资问题是解决“拿多少”的问题，就业是解决“有没有”的问题。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小企业是执政党重要的执政基础。
而国有企业是市场经济中的特殊企业。国企目标不应该是单纯的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不应该单纯地在商言商。如果说政府的职能是服务，那么，政府投资设立的国企也应该是服务。市场经济体制下，能让市场解决的，就让市场解决，政府就不要插手干预，腾出手来多解决一些民生问题会更好。同理，市场经济体制下，能让民营企业干的，国有企业就不要再干，去干那些民营企业干不了、干不好也不愿意干，但又是发展国民经济必须干的事情。不是众多的中小民营企业为大型国企配套服务，而是倒过来，大型国企要为众多的中小民营企业提供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的普遍服务。
因此，我建议，首先国有企业应从竞争性领域退出。国有资本从何而来？国家实力不一定完全要由大型国有企业体现，大型民营企业也是国家实力之所在。其次，不仅要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的角度出发，考虑国有企业的角色定位，更要从搞好整个国民经济的角度出发，研究定位国有企业的职能。第三，众多的中小民营企业为大型民营企业配套生产，国有企业为所有“大、中、小”民营企业提供基础性、普遍性的服务，确保他们有效运行，就是确保整个国民经济的有效运行，就是确保新的翻两番目标能够实现，也就是确保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
现实是，中、小、微企业多，就业人数就多；就业情况好，老百姓收入就提高；老百姓收入多，市场就兴旺；市场好，反馈回企业，企业就扩大生产；企业扩大生产，就又会增加就业；就业情况好，就又回到上面的循环。这才是正循环，良性循环。
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人都是小业主，个个都是小老板，其实，不用人人、也不用个个，30% 的人是小业主、小老板，中国就建成全面小康了。这就是我想为中国的民营阶级鼓点劲、说点话。
十八大是历史上第三次提出对非公经济的态度，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十四大时的讲法，非公经济是“有益补充”，十五大是“重要组成部分”，十六大开始就是“毫不动摇”，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
这次“毫不动摇”有一个新提法，就是要毫不动摇的“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陈全生/文律保护。”之所以要强调“平等、公平、同等”，就是因为现在“不平等，不公平、不同等”。
一边是共和国的长子，执政党的执政基础，共产党的依靠力量；一边名义上虽然也是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实际上是“养子”，甚至可能被看成是异己力量的执政基础。一边是公司老总受到重用，可以调任省部级、厅局级等行政领导职务；一边是宣传媒体上的打黑对象、假冒伪劣制造者、拉领导干部下水的行贿者。一边是国家银行鼎力相助，轻松拿到大笔贷款，甚至转贷给民营企业吃“息差”；一边是融资难、贷款贵，不得不借高利贷，若资金链断裂，就不得不“跑路”。
一边是在企业盈利情况下，还可以享有国家大笔补贴（贴息、低息、石油补贴）；一边是市场竞争，优胜劣汰，咎由自取。一边是优先获得各种资源，甚至免费不花钱（油气田、频段）；一边是花大钱买不到，甚至不卖给你，市场就不准你进入。一边是国有企业继续办社会，现在国企还在办社会，其实质是在用全民资产为一个企业的员工谋利益；一边是倒闭破产，自生自灭，城镇居民还可以领失业救济金，农民工则是回乡种地。一边是国家层面国务院特设机构（国资委）重点支持、重点保护；一边是仅在一个工信部内设司级机构（中小司），无法行使管理全国中小企业的职能。如果说过去国家经贸委成立中小企业司是个进步，中小企业司由国家经贸委划到国家发改委也是个进步，但是由国家发改委转到一个工信部就是一个倒退。为什么？因为工信部的中小企业司，只能管工业和信息产业这两个领域的中小企业。服务业、旅游业，建筑业等等，它根本就管不了。
应该从经济民主、财富创造角度认识中小企业
对中小企业，我们非常迫切的需要再认识。
过去，我们从扩大就业，增加收入角度认识中小企业，认为其有利于繁荣城乡经济，增加财政收入；有利于扩大社会就业，改善人民生活；有利于优化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发展；对于建设小康社会、和谐社会，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那么现在，我们应该更多的从经济民主、从财富创造角度认识中小企业，因为其活力的源泉在于广大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的积极性、智慧和创造力；放手让一切劳动力、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
同时，换一个角度来说执政党巩固政权也需要依靠中产阶层。共产党干革命，要把无产者变成有产者。共产党要凝聚民心，稳定社会，才能巩固政权。而中产阶层最需要稳定，中产阶层的财产要安全，人身要安全，预期要安全，政治稳定就安全。同时，执政党巩固政权、安定社会、稳定人心，需要依靠中产阶层。中小企业主及其管理人员是中国中产阶层的主要来源。
中小企业的地位一点也不比大企业低，甚至还要高一些。中小企业是中国经济的脊梁，这个提法并不过分。在美国，《小企业法》指出：“只有振兴小企业，才能保障美国国家安全和经济繁荣。”日本的《中小企业宪章》认为，中小企业是“日本经济的牵引力和社会的主角。”而欧盟的《小企业宪章》则认为，中小企业是“欧盟经济的核心力量”，是确保“经济活力和竞争力的主体”。因此，我认为，只有解决了再认识问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对中小企业的轻视，才能真正做到“十八大”报告提出：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
说到底，国内对中小企业的歧视是一直以来都存在的，用一组数据可以说明这个问题，从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布的数据，2012 年经济类型主营业务收入与利润总额增速来看，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增长了3%，利润总额增速是负5.1%。而私营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增长了17.5%，利润总额增速则是正的20%。
这些差别从2011-2012 年工业规模以上国有及控股和私营企业利润增长、2011-2012年工业增加值月度增长、2011-2012 年央企和地方国企营业收入与利润增长等几组数据对比中，都能轻易的看出来。
还有一组数据是从2000 年到2011 年国有、私营业务收入占资产总额的比率对比。同样是100 元人民币的资产，私营企业能够创造193.6 元的业务收入，国有企业创造的业务收入只有81.3 元。还是这100 元的资产，私营企业能创造14.2 元的利润，国有企业只能创造5.8 元。100 元权益，私营企业能创造31.6元的利润，国有企业只能创造15.1 元。
如果把这组数字归纳出来，我们就能轻易发现两者之间的巨大差别。媒体上宣传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十年内资产增长了3.2 倍，收入增长了5.2 倍，利润增长了6.9 倍，权益增长了3.1 倍。但与此同时，私营企业十年间的资产增长了21.6 倍，收入增长了31 倍，利润增长了58.1 倍，权益增长了24.2 倍。但却鲜少有人去宣传。
中小企业解决的是中国最头疼的问题
我认为，中小企业解决的是中国最头疼的问题。中国最大的特色是人口多，最头疼的问题是劳动力就业。这既是中国最大的社会问题，也是最大的政治问题。工资问题是解决“拿多少”的问题，就业是解决“有没有”的问题。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小企业是执政党重要的执政基础。
而国有企业是市场经济中的特殊企业。国企目标不应该是单纯的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不应该单纯地在商言商。如果说政府的职能是服务，那么，政府投资设立的国企也应该是服务。市场经济体制下，能让市场解决的，就让市场解决，政府就不要插手干预，腾出手来多解决一些民生问题会更好。同理，市场经济体制下，能让民营企业干的，国有企业就不要再干，去干那些民营企业干不了、干不好也不愿意干，但又是发展国民经济必须干的事情。不是众多的中小民营企业为大型国企配套服务，而是倒过来，大型国企要为众多的中小民营企业提供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的普遍服务。
因此，我建议，首先国有企业应从竞争性领域退出。国有资本从何而来？国家实力不一定完全要由大型国有企业体现，大型民营企业也是国家实力之所在。其次，不仅要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的角度出发，考虑国有企业的角色定位，更要从搞好整个国民经济的角度出发，研究定位国有企业的职能。第三，众多的中小民营企业为大型民营企业配套生产，国有企业为所有“大、中、小”民营企业提供基础性、普遍性的服务，确保他们有效运行，就是确保整个国民经济的有效运行，就是确保新的翻两番目标能够实现，也就是确保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
现实是，中、小、微企业多，就业人数就多；就业情况好，老百姓收入就提高；老百姓收入多，市场就兴旺；市场好，反馈回企业，企业就扩大生产；企业扩大生产，就又会增加就业；就业情况好，就又回到上面的循环。这才是正循环，良性循环。
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人都是小业主，个个都是小老板，其实，不用人人、也不用个个，30% 的人是小业主、小老板，中国就建成全面小康了。这就是我想为中国的民营阶级鼓点劲、说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