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建海拉亚太控股有限公司派驻北京三立车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在方剑看来，他目前的工作最困难的地方就是解决外籍中层和基层中国员工文化差异引发的纠纷。目前在一家德、韩合资企业中充当德方资本代表人的方建说，在实际工作中你很难权衡这种问题，有时候做一个判断或者决定是很痛苦的。
　　在企业中，方剑的身份是副总经理，他上面有两个领导一个德国方面派驻中国的CEO，另一个则是他所在合资企业的韩方总经理，而对于基层的中国工人而言，他们只会看到来了的是一位中方副总。实际上，这家合资企业的中方股权早已被德方收购，因此从企业身份上说，方剑只代表着德方的资本的利益。“作为资本一方的代表我需要把企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作为一名中国人我觉得解决中国基层和韩国中层之间因为文化差异导致的矛盾是一个义无反顾的事情，而这种工作也正是在一个意义上完成我所代表的资本方赋予我的使命。”
　　有着6 年朝鲜留学、2 年哈佛大学的肯尼迪学院MPA（公共管理硕士学位）经历的方剑。对于文化差异在企业管理中的表现有着非常深刻的认识。从现在的合资企业中方建发现，“韩国的企业中家长式的作风非常明显，文化的阶级性非强，可以说‘官大一级压死人’。在韩国的企业中上级有时候对下级是比较粗鲁的。因为一些韩国的中层是第一次来中国工作，还不了解中国的文化，因此他们的一些做法让中国员工难以接受。”
　　其实在方剑眼中，同样是韩国企业，三星集团中国总部的韩国同事又是另外一个样子。方剑认为，三星是韩国最好的企业。在韩国，成为三星员工是一种价值的体现，会被视为社会精英。这些人大多在进入三星之前有着多文化背景的学习经历。与其他企业不同的是，三星的总部有一项非常特殊的制度，他们高层员工有一年的时间“闲住”在中国，只是适应环境和交朋友。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方式，方剑感觉他在和三星总部的那些韩籍同事之间很少有那种在文化层面上沟壑。
　　因为工作经历以及学业背景，2005年，方剑被猎头公司发现并且挖掘，去了现在的这个公司。方剑认为能够亲身地在基层参与企业管理是对他的一个挑战。而在这一过程中，方剑也慢慢地感觉到了身下的hot-chair 并不是那么稳固。在他看来，在外企中，地位越高的职位往往是越不稳定的。
　　“随着中外合资公司逐步变成了外商独资企业，在这个过程演变中，具有决策能力的中方管理层逐步地退出了。”取而代之的是外方的代表，或者与之具有同源文化背景的人士。这也是全球化的一个表现。其实这并不一定是中国的经理人没有能力成就企业，更重要的是一个沟通。“当你更重视企业业绩发展的时候往往就没有了精力与总部进行非常细致有效的沟通，这也就导致了另外一个渠道和总部之间的联系。” 往往这个另外的渠道致使不少中国的经理人失去了决策权力。或许这个问题是技术层面的，但在方建看来，也许源于同样文化背景的人更值得资方信任。
　　方剑看到他所在的那个德国公司正在逐步地把原来中方的具有决策权力的管理人员逐步地换掉。这是德方开始不信任中国人了。他进一步说，今天我们看到的合资企业大都是外商迫于国家政策并不情愿的合资，而当产业政策放开了之后，那些外商正在逐步地把合资企业变成了外商独资。在新的企业中中国人更不可能被赋予决策力。
　　方剑说和他一样在外企工作的那些人，身上的压力都是异常沉重，因为工作的不确定性，这些人往往都会在30 岁的时候开始策划自己退休后的事情。投资理财、买保险等等一切都是为了他们那个远未知晓的未来。
　　早知如此，难道方剑当初离开曾经供职6 年的经贸委是个错误的选择吗？方建不这么认为，相对他从美国回来的时候，虽然他的专业是公共关系，但他不愿意去国家机关，因为他是在经贸委的岗位上干了多年出去的；他也不愿意去国际组织——其实那样的组织是最适合他的专业的，只是在他看来国际组织和国家机关没有什么两样；他更不愿意去中国公司，因为当时的中国公司在人才选拔上带有太多的不透明因素。只是当他选择外企担当经理人的时候，当初的一个导师说过的关于“外企汉奸”的话题让他颇为思量了一阵子。
　　今天的方剑对此有了自己的一套看法：“首先你要知道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在什么地方。企业参与国际化也就是投身于国际化的竞争当中去。在一个国际化的社会中，外资企业进入中国，他们一定带来投资，那么就会带来就业市场。
　　外资企业带来了核心技术，当然这些技术未必能够转移给中国；外资企业带来的先进的管理经验，当然这种经验未必就适合中国。但是它们毕竟是把竞争引入了中国。如果在一个没有竞争的市场中，中国企业是不可能得到发展的，而企业竞争最终受益者一定是消费者。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决策层引入WTO绝对不是他们对形势缺乏判断。当初我在经贸委的时候，参与对加入WTO 是不是会摧毁中国的汽车制造业这样的研究。今天看来，加入了WTO 之后，催生出来的奇瑞这样的企业， 他们在管理上完全是国际化。引入一个新的制度思想来冲击并且催生出源于本土中国企业。”
　　至于说个人的追求，方剑设想：“我以后追求的一定是一个意义。比如自己做一个有开放性、穿透力文化的企业或者加入这样的一个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