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 构成中国当代音乐的文化形态主要有四种，即主导音乐、高雅音乐、大众音乐、民间音乐，本文将逐一分析这四种音乐的文化形态，提出这四大文化形态之间应该在相互尊重、优化组合、突出个性的原则下，走向多元共融的当代音乐发展之路。
关键词：中国当代音乐 主导音乐 高雅音乐 大众音乐 民间音乐 多元共融
中图分类号：J60 文献标识码：A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文化的变革和发展，使中国当代音乐文化表现出一种纷繁复杂，多元并蓄的复杂态势。在最有代表的四类音乐文化形态中，作为主导性的音乐文化一直存在，现如今它表现出的是一个多元融合的综合形态；而本土原生化的民间音乐体系，特别是以农民大众和民间音乐家为代表的传统社会“残留文化”仍在民间流传；然而，作为学院派专业音乐体系代表的高雅音乐形成了西方专业音乐和新民族音乐两个亚系统，它又是中国传统文人音乐和西方诸多艺术流派在技术和美学思想上借鉴与发展的混合物；除此之外，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又增加了源于西方的当代流行音乐体系。由此，便构成了四大体系并存的中国当代音乐文化新格局。其中，主导音乐文化注重社会向导和政治倾向；高雅音乐文化注重形式的探索、创新性及个性化追求；大众音乐文化具有娱乐性、流行性和商业化的特点；民间音乐文化则注重语言的通俗性，以传承模仿的形式，将其精髓保存下来。四种音乐文化形态同时共存并相互交融，形成了中国当代音乐文化多元共存的历史大格局。
一 主导音乐文化
主导音乐文化的思想内容主要是体现政府政策意识形态性，具有导向性质的音乐。中国长期的文化传承都是在政府政策主导下进行的：抗日战争时期表现为《义勇军进行曲》；文革中表现为八个样板戏和语录歌。在当代，主导音乐与以往有了很大变化，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民族通俗歌曲”。
此类歌曲的特点除了注重民族性以外，同时也比较注重通俗性。所以比起以往由说教性强的主导音乐，更具有艺术感染力和“寓教于乐”的特点。由于此类音乐注意吸收流行元素，此类歌曲的音乐形态也就表现的越来越丰富，近些年来又出现了一批优秀的作品，例如，《说句心里话》，《走进新时代》，《爱我中华》，《常回家看看》等。内容有的是赞扬党的领导，有的是赞扬军人为国效忠，有的是增进民族团结，有的是宣扬孝敬老人，而它们都体现了作为主导音乐文化政治方向的导向性这一特点。
我国古代音乐典籍《乐记》中曾说：“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这类主导性的“晚会音乐”的产生，表现出了社会对大众音乐文化、民间音乐文化和高雅音乐文化的一种综合需要。反过来看，具有政策导向性质的音乐文化，也有助于社会的稳定、团结、协调与和睦。这种流行音乐“主旋律”化的发展，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当今主导音乐文化，已呈现出一个多元并入的综合形态。
二 高雅音乐文化
高雅音乐文化是专业艺术、知识分子所代表的文化。在当代音乐体系中，是由学院派所继承，而这个大体系又包含两个亚系统：西方专业音乐体系和新民族音乐体系。
作为高雅音乐的两类代表，它们共同具有：形式创新，关心严肃的社会主题，个性化探索和注重民族性等特点。这也是以往辨别高雅音乐文化与其它形态音乐文化的条件。在当代，高雅音乐创作中具有代表性的音乐种类有三方面：严肃音乐，新潮音乐和新民族音乐。
在严肃音乐的创作中，代表性的作品有何占豪、陈刚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等。新潮音乐里最代表性的是各类探索性的音乐创作，出现了许多形式自由、技法新颖、风格多样的作品，例如，谭盾的《纸乐》、《水乐》等，这类作品显示出了当代中国作曲家的独特个性和探索精神。在新民族音乐的创作中，由专业作曲家和表演艺术家共同参与创作了一些新作品，例如：京剧《大唐贵妃》，京韵大鼓《重整河山待后生》等。民族器乐的创作至80年代后出现了一些趋于成熟的代表性作品，在民族乐队合奏作品中，彭修文民族管弦乐《秦·兵马俑》和刘文金的二胡协奏曲《长城随想》最具代表性。这类作品都不同程度的体现了民族性新的审美模式与写作方法的特点。
除此之外，在器乐作品的创作中，还出现了一些打破传统乐队形式的规则，编制灵活多变的一些室内乐、管弦乐作品。例如，赵季平的电视剧配乐《水浒传》、《大宅门》，是京胡、琵琶、唢呐与西方管弦乐队的组合。这些具有非常规、交叉性的新民族器乐配制的尝试，也从一个侧面表现出大体系内部多元互渗的趋势。
总的来说，中国高雅音乐文化在当代有了较大的转变。在文化市场中，高雅艺术音乐的演出逐渐增多；学院派中，一系列民族音乐的加工、改编、革新运动如火如荼，其严肃音乐的创作有比较了丰硕的成果；而新一代作曲家对于新潮音乐的探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三 大众音乐文化
大众音乐文化是社会各阶层都接受的通俗娱乐性、流行音乐文化。这种大众性音乐文化，是基于西方现代工业文明后的一种世俗文化现象，具有鲜明的商业属性。此类音乐通常不追求严肃、重大的社会主题，对艺术形式也没有较高层次的追求，它能够使人们摆脱快节奏的繁忙生活；舒缓激烈竞争带来的压力，从而达到休闲、消遣、放松的目的。
当今的大众流行音乐文化，方兴未艾，已然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流。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由于它的数量巨大，而这种巨大也体现出了它的创作和传播方式的多样；第二，音乐工业化和商业化运作使大众音乐文化如雨后春笋般迅猛崛起；第三，当代都市化发展带来的是人口的密集，生产和消费提速，也导致了城市公众，对大众化、多样化音乐的需求量增加；第四，满足都市公众的日常娱乐需求。因此也使大众流行音乐具有了流行性和音乐形态的模式化、类型化特点。例如，一首歌曲在开始流行时往往是具有新鲜感和典型性特点的，但是，它一旦流行开来，就会有不断的仿作、复制出现，也就形成了模式化，最后又走向僵化，这也迫使流行音乐又从事新的创造，不断演化下去。
由于数量巨大、城市化和商业化的这些特点，使得流行音乐在当今社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有评论曾这样评价道：“它对当代青少年的影响超乎于课堂和家庭的训诫之上；它反映社会心态虽然不会比社会学家深刻，却远比社会学家及时”。此外，大众音乐文化往往只对市场惟命是从，所以不可避免地带有一些媚俗、消极的东西，我们也应该辩证地来看待。
四 民间音乐文化
民间音乐文化是流行于城乡基层民众的社会、生活、民俗文化中的，以农民大众和民间音乐家为代表的边缘文化。
这种原生态的民间音乐文化与大众音乐文化有所不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不一定需要大众传播媒介。但它们之间也有相同的地方，例如：通俗性，受众的大量性。民间音乐文化大多并不在都市中传播，也较少利用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它更多的是在中国的城镇、乡村中流传，利用口头传播的途径，面对面地传送，相比远距离民众生活内容的大众音乐文化，民间音乐文化对他们更具有亲切感。它的流传与延续也是由人与人之间直接性的影响与交流导致的。所以，民间音乐文化在这里主要指在乡村民众中流行的原生态的民间音乐。它除了传承的口头性、流传的地域性和变异性这几个主要特征外，还具有通俗性、自发性、自娱性与日常性等特点。通俗性特点表现在它用的音调旋律、语词文本，都是普通公众易懂易明白的内容。若过于文雅，就失去了民间文化的活力和生命。同时它还具有自娱性，即满足普通公众的自我娱乐及日常生活和民俗的需要。而这些特点往往是在普通民众的自发性音乐活动中产生的。
但是随着社会关系和生活环境的变化，民歌已趋于消亡，民间器乐和民间歌舞音乐也已失去昔日的昌盛。戏曲、曲艺在民间考虑的多是如何“保存”传统，创作更多的成为了学院派的专利。而在当今音乐舞台及传播媒体中出现的 “民间音乐”，基本上都是经过学院派的加工、提炼，脱离了原生环境的“民间音乐作品”。而那些本来散见于城乡基层民众生活，以自发状态存在的民间音乐，从来就属于不受重视的边缘文化。虽然有部分民间音乐作品经过包装、加工后成为了“经典”，使得处于边缘地位的民间音乐进入了社会文化的主流，但这样的处境转换并非是民间音乐自身的文化机能，而是一种被动的转化现象。就民间文化本身的特性而言，原生性民间音乐本身也并不具备大众性，处于边缘地位是其在当今在多元化社会和大众传媒时代的历史宿命。
民间音乐文化在当代的发展过程中，一方面是用传承模仿的形式保存精髓；另一方面也产生了一些采用我国固有的音乐表演形式与形态特征，由非专业民间艺术家所创造，具有民间原生态文化属性的音乐。例如：学堂乐歌后产生的怀邦、二人转等一些剧种、曲种。这种创作特点，也是民间音乐与新民族音乐的主要区别。
五 多元化共融的音乐艺术
在我国的现实社会中，高雅音乐文化处于上层，民间音乐文化处于边缘，大众音乐文化代表主流，而头顶上还悬浮着主导音乐文化。这四类音乐文化在当代现实中，往往是彼此交织、多元共融在一起的，有时很难清晰的分开。这一属性，也显示了中国当代社会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时下流行的周杰伦等歌手演唱的“中国风”类歌曲，就是一种对传统音乐文化的“重新解构和共融”。这类作品使用具有中国文人诗情画意的歌词，配以西方流行歌曲程式化的创作骨架，同时在编配中也常常采用中国传统乐器，使得此类歌曲不仅具有时代感并具有独特民族韵味，相比其它流行歌曲更有一番中国风味。
此外，在学院派的诸多严肃音乐创作中也体现出了多元共融的特色，例如，作曲家谭盾创作的英文歌剧《秦始皇》，就是利用我国传统民族民间音乐及舞蹈素材，结合西洋歌剧形式描绘我国文化史上一个重要的时代人物，这对于中华文化的传播起到了推动意义，并对学院派音乐艺术的发展也具有一定的探索性。
中国当代音乐作品出现的“解构与共融”特色，也使众多新音乐作品能够广泛融入到当代所产生的多层次音乐文化类型当中，从而使传统音乐文化内涵获得新的发展、并在当代社会中得到最为广泛的传播。
这种文化间相互的交叉渗透可能是自发的，但并不一定是自觉的。而真正有活力、健康的多元共融，应该是自觉的、至少带有自觉的成分。多元的互渗走向一种自觉或积极主动的趋势就是多元共融。所以多元共融，首先应具有文化自觉。不是无意识的、被动的、随意的拼贴，那样并非具有真正的延续性。真正的多元共融，应该是多种文化元素形态按照这个文化形态自身应有的个性需求，有选择的优化组合起来，达到一种自洽的具有可持续的良性循环状态。
在当今“全球化”的社会中，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今天，仅依靠一元文化显然是不能实现这一目标的。也不符合我国当代音乐现实中的多样、多元的文化背景。但是如何走向一种民族音乐个性的生成？如何在全球音乐文化之林中凸显中国音乐文化的个性？首先，应当尊重当今现实社会多元共存的文化格局，不能只是以主流音乐的一元标准来否定其它，也不能用流行音乐的商业标准来排斥高雅音乐、民间音乐。应该形成“百家争鸣”的良性循环；其次，音乐家们还应该客观分析各音乐文化之间的不同特点和其多元互渗的可能性，然后进行优化组合并表现出其优点，把多元音乐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不同文化间相互共存相互优化的组合，并在此基础上彰显民族气派，在全球音乐文化之林中展现我们中国音乐文化的独特魅力。
参考文献：
[1] 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
[2] 虞友谦、陈刚：《当代中国文化走向》，河海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3] 汪毓和：《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人民音乐出版社，1994年版。
[4] 曾遂金：《中国大众音乐》，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
[5] 金兆钧：《光天化日下的流行》，人民音乐出版社，2002年版。
作者简介：晏意翔，男，1981—，陕西西安人，2009级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合唱指挥艺术及教学，工作单位：河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关键词：中国当代音乐 主导音乐 高雅音乐 大众音乐 民间音乐 多元共融
中图分类号：J60 文献标识码：A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文化的变革和发展，使中国当代音乐文化表现出一种纷繁复杂，多元并蓄的复杂态势。在最有代表的四类音乐文化形态中，作为主导性的音乐文化一直存在，现如今它表现出的是一个多元融合的综合形态；而本土原生化的民间音乐体系，特别是以农民大众和民间音乐家为代表的传统社会“残留文化”仍在民间流传；然而，作为学院派专业音乐体系代表的高雅音乐形成了西方专业音乐和新民族音乐两个亚系统，它又是中国传统文人音乐和西方诸多艺术流派在技术和美学思想上借鉴与发展的混合物；除此之外，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又增加了源于西方的当代流行音乐体系。由此，便构成了四大体系并存的中国当代音乐文化新格局。其中，主导音乐文化注重社会向导和政治倾向；高雅音乐文化注重形式的探索、创新性及个性化追求；大众音乐文化具有娱乐性、流行性和商业化的特点；民间音乐文化则注重语言的通俗性，以传承模仿的形式，将其精髓保存下来。四种音乐文化形态同时共存并相互交融，形成了中国当代音乐文化多元共存的历史大格局。
一 主导音乐文化
主导音乐文化的思想内容主要是体现政府政策意识形态性，具有导向性质的音乐。中国长期的文化传承都是在政府政策主导下进行的：抗日战争时期表现为《义勇军进行曲》；文革中表现为八个样板戏和语录歌。在当代，主导音乐与以往有了很大变化，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民族通俗歌曲”。
此类歌曲的特点除了注重民族性以外，同时也比较注重通俗性。所以比起以往由说教性强的主导音乐，更具有艺术感染力和“寓教于乐”的特点。由于此类音乐注意吸收流行元素，此类歌曲的音乐形态也就表现的越来越丰富，近些年来又出现了一批优秀的作品，例如，《说句心里话》，《走进新时代》，《爱我中华》，《常回家看看》等。内容有的是赞扬党的领导，有的是赞扬军人为国效忠，有的是增进民族团结，有的是宣扬孝敬老人，而它们都体现了作为主导音乐文化政治方向的导向性这一特点。
我国古代音乐典籍《乐记》中曾说：“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这类主导性的“晚会音乐”的产生，表现出了社会对大众音乐文化、民间音乐文化和高雅音乐文化的一种综合需要。反过来看，具有政策导向性质的音乐文化，也有助于社会的稳定、团结、协调与和睦。这种流行音乐“主旋律”化的发展，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当今主导音乐文化，已呈现出一个多元并入的综合形态。
二 高雅音乐文化
高雅音乐文化是专业艺术、知识分子所代表的文化。在当代音乐体系中，是由学院派所继承，而这个大体系又包含两个亚系统：西方专业音乐体系和新民族音乐体系。
作为高雅音乐的两类代表，它们共同具有：形式创新，关心严肃的社会主题，个性化探索和注重民族性等特点。这也是以往辨别高雅音乐文化与其它形态音乐文化的条件。在当代，高雅音乐创作中具有代表性的音乐种类有三方面：严肃音乐，新潮音乐和新民族音乐。
在严肃音乐的创作中，代表性的作品有何占豪、陈刚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等。新潮音乐里最代表性的是各类探索性的音乐创作，出现了许多形式自由、技法新颖、风格多样的作品，例如，谭盾的《纸乐》、《水乐》等，这类作品显示出了当代中国作曲家的独特个性和探索精神。在新民族音乐的创作中，由专业作曲家和表演艺术家共同参与创作了一些新作品，例如：京剧《大唐贵妃》，京韵大鼓《重整河山待后生》等。民族器乐的创作至80年代后出现了一些趋于成熟的代表性作品，在民族乐队合奏作品中，彭修文民族管弦乐《秦·兵马俑》和刘文金的二胡协奏曲《长城随想》最具代表性。这类作品都不同程度的体现了民族性新的审美模式与写作方法的特点。
除此之外，在器乐作品的创作中，还出现了一些打破传统乐队形式的规则，编制灵活多变的一些室内乐、管弦乐作品。例如，赵季平的电视剧配乐《水浒传》、《大宅门》，是京胡、琵琶、唢呐与西方管弦乐队的组合。这些具有非常规、交叉性的新民族器乐配制的尝试，也从一个侧面表现出大体系内部多元互渗的趋势。
总的来说，中国高雅音乐文化在当代有了较大的转变。在文化市场中，高雅艺术音乐的演出逐渐增多；学院派中，一系列民族音乐的加工、改编、革新运动如火如荼，其严肃音乐的创作有比较了丰硕的成果；而新一代作曲家对于新潮音乐的探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三 大众音乐文化
大众音乐文化是社会各阶层都接受的通俗娱乐性、流行音乐文化。这种大众性音乐文化，是基于西方现代工业文明后的一种世俗文化现象，具有鲜明的商业属性。此类音乐通常不追求严肃、重大的社会主题，对艺术形式也没有较高层次的追求，它能够使人们摆脱快节奏的繁忙生活；舒缓激烈竞争带来的压力，从而达到休闲、消遣、放松的目的。
当今的大众流行音乐文化，方兴未艾，已然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流。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由于它的数量巨大，而这种巨大也体现出了它的创作和传播方式的多样；第二，音乐工业化和商业化运作使大众音乐文化如雨后春笋般迅猛崛起；第三，当代都市化发展带来的是人口的密集，生产和消费提速，也导致了城市公众，对大众化、多样化音乐的需求量增加；第四，满足都市公众的日常娱乐需求。因此也使大众流行音乐具有了流行性和音乐形态的模式化、类型化特点。例如，一首歌曲在开始流行时往往是具有新鲜感和典型性特点的，但是，它一旦流行开来，就会有不断的仿作、复制出现，也就形成了模式化，最后又走向僵化，这也迫使流行音乐又从事新的创造，不断演化下去。
由于数量巨大、城市化和商业化的这些特点，使得流行音乐在当今社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有评论曾这样评价道：“它对当代青少年的影响超乎于课堂和家庭的训诫之上；它反映社会心态虽然不会比社会学家深刻，却远比社会学家及时”。此外，大众音乐文化往往只对市场惟命是从，所以不可避免地带有一些媚俗、消极的东西，我们也应该辩证地来看待。
四 民间音乐文化
民间音乐文化是流行于城乡基层民众的社会、生活、民俗文化中的，以农民大众和民间音乐家为代表的边缘文化。
这种原生态的民间音乐文化与大众音乐文化有所不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不一定需要大众传播媒介。但它们之间也有相同的地方，例如：通俗性，受众的大量性。民间音乐文化大多并不在都市中传播，也较少利用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它更多的是在中国的城镇、乡村中流传，利用口头传播的途径，面对面地传送，相比远距离民众生活内容的大众音乐文化，民间音乐文化对他们更具有亲切感。它的流传与延续也是由人与人之间直接性的影响与交流导致的。所以，民间音乐文化在这里主要指在乡村民众中流行的原生态的民间音乐。它除了传承的口头性、流传的地域性和变异性这几个主要特征外，还具有通俗性、自发性、自娱性与日常性等特点。通俗性特点表现在它用的音调旋律、语词文本，都是普通公众易懂易明白的内容。若过于文雅，就失去了民间文化的活力和生命。同时它还具有自娱性，即满足普通公众的自我娱乐及日常生活和民俗的需要。而这些特点往往是在普通民众的自发性音乐活动中产生的。
但是随着社会关系和生活环境的变化，民歌已趋于消亡，民间器乐和民间歌舞音乐也已失去昔日的昌盛。戏曲、曲艺在民间考虑的多是如何“保存”传统，创作更多的成为了学院派的专利。而在当今音乐舞台及传播媒体中出现的 “民间音乐”，基本上都是经过学院派的加工、提炼，脱离了原生环境的“民间音乐作品”。而那些本来散见于城乡基层民众生活，以自发状态存在的民间音乐，从来就属于不受重视的边缘文化。虽然有部分民间音乐作品经过包装、加工后成为了“经典”，使得处于边缘地位的民间音乐进入了社会文化的主流，但这样的处境转换并非是民间音乐自身的文化机能，而是一种被动的转化现象。就民间文化本身的特性而言，原生性民间音乐本身也并不具备大众性，处于边缘地位是其在当今在多元化社会和大众传媒时代的历史宿命。
民间音乐文化在当代的发展过程中，一方面是用传承模仿的形式保存精髓；另一方面也产生了一些采用我国固有的音乐表演形式与形态特征，由非专业民间艺术家所创造，具有民间原生态文化属性的音乐。例如：学堂乐歌后产生的怀邦、二人转等一些剧种、曲种。这种创作特点，也是民间音乐与新民族音乐的主要区别。
五 多元化共融的音乐艺术
在我国的现实社会中，高雅音乐文化处于上层，民间音乐文化处于边缘，大众音乐文化代表主流，而头顶上还悬浮着主导音乐文化。这四类音乐文化在当代现实中，往往是彼此交织、多元共融在一起的，有时很难清晰的分开。这一属性，也显示了中国当代社会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时下流行的周杰伦等歌手演唱的“中国风”类歌曲，就是一种对传统音乐文化的“重新解构和共融”。这类作品使用具有中国文人诗情画意的歌词，配以西方流行歌曲程式化的创作骨架，同时在编配中也常常采用中国传统乐器，使得此类歌曲不仅具有时代感并具有独特民族韵味，相比其它流行歌曲更有一番中国风味。
此外，在学院派的诸多严肃音乐创作中也体现出了多元共融的特色，例如，作曲家谭盾创作的英文歌剧《秦始皇》，就是利用我国传统民族民间音乐及舞蹈素材，结合西洋歌剧形式描绘我国文化史上一个重要的时代人物，这对于中华文化的传播起到了推动意义，并对学院派音乐艺术的发展也具有一定的探索性。
中国当代音乐作品出现的“解构与共融”特色，也使众多新音乐作品能够广泛融入到当代所产生的多层次音乐文化类型当中，从而使传统音乐文化内涵获得新的发展、并在当代社会中得到最为广泛的传播。
这种文化间相互的交叉渗透可能是自发的，但并不一定是自觉的。而真正有活力、健康的多元共融，应该是自觉的、至少带有自觉的成分。多元的互渗走向一种自觉或积极主动的趋势就是多元共融。所以多元共融，首先应具有文化自觉。不是无意识的、被动的、随意的拼贴，那样并非具有真正的延续性。真正的多元共融，应该是多种文化元素形态按照这个文化形态自身应有的个性需求，有选择的优化组合起来，达到一种自洽的具有可持续的良性循环状态。
在当今“全球化”的社会中，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今天，仅依靠一元文化显然是不能实现这一目标的。也不符合我国当代音乐现实中的多样、多元的文化背景。但是如何走向一种民族音乐个性的生成？如何在全球音乐文化之林中凸显中国音乐文化的个性？首先，应当尊重当今现实社会多元共存的文化格局，不能只是以主流音乐的一元标准来否定其它，也不能用流行音乐的商业标准来排斥高雅音乐、民间音乐。应该形成“百家争鸣”的良性循环；其次，音乐家们还应该客观分析各音乐文化之间的不同特点和其多元互渗的可能性，然后进行优化组合并表现出其优点，把多元音乐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不同文化间相互共存相互优化的组合，并在此基础上彰显民族气派，在全球音乐文化之林中展现我们中国音乐文化的独特魅力。
参考文献：
[1] 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
[2] 虞友谦、陈刚：《当代中国文化走向》，河海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3] 汪毓和：《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人民音乐出版社，1994年版。
[4] 曾遂金：《中国大众音乐》，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
[5] 金兆钧：《光天化日下的流行》，人民音乐出版社，2002年版。
作者简介：晏意翔，男，1981—，陕西西安人，2009级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合唱指挥艺术及教学，工作单位：河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