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罗家德先生是在大陆的台湾学者，他谈到台湾的进步时认为，台湾近几十年发展，两方面的进步值得肯定：一是反腐，二是社会力量的成长。
　　社会力量作为参与、作用于社会发展的一种分散的或集合的力量虽非什么新鲜概念，但向来都是一个社会发展必须充分关注的重要话题。社会力量对社会进步和秩序或民众福祉来讲，可起到正面积极作用，也可能形成负面消极作用，因为个人诉求、小群体诉求以及整个社会诉求经过非常复杂的互动关系可能发生冲突、变异，甚至演化到一个时空的状态，个人的理性可能形成群体的非理性，局部的合理放在大环境下可能酿成整体的乱局，等等。
　　中国大陆正处于一个特别的转型时期。首先，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和发展，中国社会步入社会结构充分复杂、各阶层诉求高度矛盾、社会治理结构升级转型的关键时期。其次，全球金融危机诱发的世界局势的空前紧张、政治社会格局的重新调整、生活方式和社会形态的重塑正处于扑朔迷离的状态。第三，信息和通讯技术的革命性发展彻底改变了传统的社会治理结构，地球村、随时随地所有人、物的互联，使得真正的公民社会在技术上成为可能，也使得社会的自组织更加容易和廉价，同时也变得更加快捷和方便，但其非常复杂和快速的演化机理却使得这种演变更加难以驾驭。因此，从民众的参与和互动中产生的社会力量的能量难以估计，恰当利用和积极促进，将会成为一个成熟的社会的巨大发展动力源；但不当的激发、蔓延或驾驭则可能遗患无穷。
　　社会群体活动及其演化方式日益多样，特别是互联网催生了许多新模式，使得传统意义上完全不相干的个体会迅速形成社会群体和力量。有的在创造社会价值、推动社会进步，有的却处在一种很难短期说清后果或长远影响的状态，人类社会将被骚乱、恐怖、战争、各种“占领”等日益层出不穷、花样繁多的社会异动所困扰。可以说，世界的演化挑战着人类的智慧，特别是挑战着人类可否实现跨阶层、跨民族、跨文化、跨宗教、跨国界共生共荣的智慧。
　　在新形势下，社会力量因其产生和演化机制发生了根本改变，技术支撑基础得到了极大提升，其规模和影响也更大、更深远。无处不在的网络，被一网打尽的人群和组织，使得公众社会成为可能，也使草根思想、全民运动在这个互联互通、合作共生的时代更易诞生、传播和积聚，聚众、众筹、网络求助、网络召集等社会群体活动如雨后春笋般蓬勃涌现。从潜在的负面影响来说，确实值得警惕和研究，但实际上由于网络（在良好治理环境下）更容易全方位提供信息、多元化视角看待问题、包容不同观点和理念，反倒容易促进客观、建立诚信，从而抑制文革那种狂热的愚蠢。
　　社会力量是一种自组织，按照相互默契的某种规则，各尽其责而又协调地自动地形成有序结构。一个社会，如果自组织功能愈强，其保持和产生新功能的能力也就愈强。网络时代，更需要加强包括法制、技术、文化治理等在内的网络治理，来促进自组织健康发展，从而抑制社会力量的消极作用，放大其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