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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世界国际货币战争频发，而清王朝统治的中国在其中一再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使中国利益遭到巨大流失。参与这类“国际货币战争”的并不仅仅是人们通常认为的白银，黄金、鸦片以及清末破旧的货币制度都是“搅局者”。
白银换黄金——跨洲大套汇
16世纪后叶和17世纪，伴随着贸易的发展，大量白银流入中国。许多历史学家“把中国描写成吸引全世界白银的唧筒”。实际上，伴随着白银内流，同时中国还有大量黄金外流，而内流的白银也并不都是用来买丝茶等中国土产，也有很多是用来换中国黄金的。
明清时期，中国是富藏黄金的大国。全汉升先生曾经指出：“经过长期的累积，到了明代，中国民间的存金，可能已经达到一个庞大的数字。举例来说，在正德五年（1510） ，刘瑾籍没家产中，共有黄金12057800两。这个数字究竟有多大？……在十六、七世纪，西班牙自美洲输入黄金的总额，约只等于刘瑾私有黄金的百分之三十九。事实上，除刘瑾以外，明代还有不少富人蓄藏黄金。如果再加上这许多人藏金的数字，民间存金的数额当然更大”。至清代，虽然中国已有大量黄金外流，但是嘉庆三年（1798），仅权臣和籍没家产中就有黄金10650万两（折银），约占和家货币资产（金+银+钱+洋圆）的85%。
相比于同时代的其他国家，中国黄金因富有而价低。在16世纪初，中国的金与银比价是1：6，而欧洲为1：12，波斯为1：10，印度为1：8。到16世纪末，广东的金与银比价为1：5.5或1：7，而西班牙为1：12.5或1：14，“这表明中国白银的价格是西班牙的两倍。”因为相对便宜，白银换取中国黄金再运往国外成了有利可图的行当，明清时期中国黄金因此而大量流出。
1609年，一位曾在菲律宾、澳门等处担任财政、行政工作的西班牙人，曾向新西班牙政府建议，准许白银自由运往菲律宾，其条件为以其中一半购买中国货物，一半购买中国黄金。他根据多年经验认为“以白银交换中国黄金，运往新西班牙或西班牙出售，可获利百分之七十五以上，或百分之八十”。
至18世纪，西方经济学之父亚当 "斯密曾指出，在中国及印度市场上，“纯银与纯金的比率仅为十比一，最多是十二比一，而在欧洲则是十四或十五比一”，到中国以银换金运至欧洲大有赚头；因此“开往印度大部分的欧洲船只所装载的货物中，白银一般是最有价值的物品之一”。英国东印度公司对18世纪初来华的“伊顿号”船员私人贸易有这样的规定：投资款中4/7必须用白银“在中国购入黄金运返”。 雍正十年（1732）英国商船“康普顿号”总购中国货价值共82850两银，各类货品依次为黄金（44889两银）、白铜（23027两银）、白糖（4773两银），还有冰糖、樟脑等，黄金占总值一半以上；乾隆二年（1737）“诺曼顿号”总购中国货价值共121152两银，各类货品依次为茶叶（76989两银）、黄金（25561两银）、瓷器（8097两银）、布（3790两银），还有西米和各种织物等。1729年“林恩号”船长在广州私人贸易价值共计3744镑，其中黄金为2500镑，茶叶等货物1244镑。购买中国黄金，成为英国东印度公司公司贸易及职员私人贸易的重要内容。
当时跨洋贸易的帆船航海时底舱需要有比重大又不怕水渍的压舱货（没有则需要用很多石块），来华贸易的西方帆船压舱货多为白银，返程时压舱货则是黄金和瓷器，西方制瓷业发展后则多为黄金。至近世后期，金与银比价高达1：35，中国黄金继续大量外流，据笔者计算，自1895年至1936年这42年中国黄金累计外流量约合银6.43亿关两。
欧洲人用白银换中国黄金的行为，究竟对中国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历史证明，自从英国于1816年率先实行金本位制以后，以黄金为本位币的货币制度约盛行了一百年，黄金最终成为了世界霸主，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由此兴起。
西方货币史学家把西方主要国家确立金本位制的一个主要原因归结于1849年加利福利亚金矿的发现。但是英国早在1816年就已确立金本位制，当时并没有大金矿的发现，可以说正是来自东方的黄金帮助英国改行金本位制，从而英国在世界货币战争中进一步占据制高点，而这正是建立在中国等东方国家黄金净损失基础上的。
黄金大量流出中国，从长远来讲是中国利益的巨大损失。清代中国虽然富藏黄金，却丧失了占据世界货币战争制高点的机遇。
鸦片换白银——货币战争的新形式
18世纪20年代以后，饮茶之风在欧洲大盛，茶叶很快取代丝绸成为中国输欧的主要商品。18世纪欧洲各国对华海上贸易中茶叶约占75～80%，而他们购买茶叶主要以白银支付。此期间，中国对欧洲贸易顺差约白银1.2～1.3亿两，绝大部分是欧洲诸国购茶之用。
19世纪初，中国紫花土布（外商称作“南京布”）在南洋、英、美、法等国十分流行，成为仅次于茶丝的重要出口商品，而英商自认为是王牌货物的毛织品在中国却“非常难卖”，常常被迫忍痛亏本抛售（当时英国运来中国的商品以棉花和毛织品为大宗）。英商曾经多次将本国的棉纺织品运到中国来试销，但是都因成本太高，售价太贵，卖不出去。在正当的中英贸易方面，中国一直处于有利的出超地位，英国每年要支付数以百万两银计的贸易差额。这种贸易上的不平衡，违背了英国扩大海外市场进行殖民掠夺的初衷。
因此，在英国政府支持下，英国东印度公司采取了三角贸易的方式，在英国殖民地印度大量生产鸦片，用英国的棉毛纺织品等运往印度，换取鸦片，然后再运往中国，从中国进口茶叶和丝绸。鸦片贸易很快扭转了英国的贸易差额。数据显示，1750年到1839年，鸦片在中国的销售量直线上升。18世纪60年代以前，每年不过 200箱（每箱 100斤），1786年已超过2000箱，1790年又突破4000箱。19世纪20年代以后，鸦片在中国的年销量恶性膨胀，到了鸦片战争前夕，已达 35000多箱，价值近2000万元，大大超过了当时中国丝茶的出口总值。 英国通过贩卖鸦片从中国所得白银，不仅抵偿了它进口大量中国茶叶丝绸等所造成的贸易差额，而且还使中国白银大量流往印度和英国。根据英属印度海关的统计，中国对印度的白银出超在1814～1815年度已达 130万两左右，而到了1833～1834至1838～1839这几年年均出超达428万两，1838～39年度则超过600万两。加上中国对欧美或亚洲其他地区的白银出超，鸦片战争前夕中国每年的白银流出量估计有1000万两左右。
罪恶的鸦片贸易摧残了中国人的身心，而白银外流则导致了更严重的后果。白银大量外流所产生的灾难则波及中国社会各阶级。约占当时社会白银货币量20～25%的白银流往国外，加剧了中国的银贵钱贱程度。这就使得“劳作收入皆以钱计，交纳赋税皆以银计”的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成为直接受害者；那些卖货收钱，纳税缴银的中小商人和地主等也深受其害。大量白银外流也使得清政府国库存银日渐减少，财政危机日重。
银元和纸币——点向破旧币制的“一阳指”
清代的货币制度中最大的问题就是清政府对铜钱的铸造有严格的规定，制钱的规格有法定标准，而白银用作政府的收支和商业上的大宗交易的通货，却没有按照货币管理的原则来管理。
清政府对银锭、银块的铸造采取放任态度，银的成色和单位重量可以随时随地而异。实际流通的“宝银”种类繁多，银两的称量标准及成色，换算更为复杂。称银两的标准秤叫作“平”，但是这种作为标准的“平”本身却是五光十色：清政府征收各项租税用的叫“库平”，征收漕粮折银用的是“漕平”，海关征收进出口税用的是“关平”，对外贸易用“广平”（又称司马平），市场交易用“公砝平”（或公法平），各地的库平、漕平、“公砝平”（或公法平）等亦各不相同，全国各种“平”有上百种之多，令人头晕目眩。
这些平色繁杂的银两，折算起来非常麻烦，这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却为官吏敲诈百姓提供了一种借口，为钱商盘剥客户提供了一种手段。因银两平色不同，各地均设有专营铸造宝银的银炉（或称炉房，清代有官营和民营之分），设有专门鉴定宝银成色和重量的公估局。每个地方的银炉要将外地流通进来的宝银回炉重铸成当地的宝银，经当地公估局批定后才能在当地流通。经过银炉的铸造和公估局的批定，使得在当地市场交易时白银可按锭数授受，不必每次都经过秤量和成色鉴定，为地方市场的交易提供了一定的便利。但是这些宝银如果流到其它地方去，又得回炉重铸，这样仍然给较大范围内商品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不便。
因为各地银两平色繁杂，即使是专门从事银钱业者，也需花很大功夫去记忆和辨别它们，所以银钱业流传着一些平码歌和口诀等。例如，过去山西票号就有这样一首口诀：
天津化宝松江京，纹银出在广朝城，上海豆规诚别致，公估纹银西安行，
票色重贵足纹厚，云南票锭莫忘情，川白锭出成都省，荆沙老银沙市倾，
二四估宝属武汉，桂梧化银记分明，常纹周在湘潭县，长沙用项银出名，……
银钱业者只有牢记这些口诀等，才能在金融界混口饭。
相比中国所铸元宝等形状不一，成色和平砝千差万别，外国银元重量和成色都有一定标准，制作也精美，使用方便，因此它们很快受到人们的欢迎。随着清代对外贸易的发展，流入中国的外国银元也逐渐增多。它们的种类先后有几十种，其中重要者有西班牙本洋、墨西哥鹰洋、香港英属银元和日本龙洋等。
银元虽然成色较低，都要含较大份量的铅，但它们对白银的作价却被越抬越高。有人计算，中国白银兑换外国银元要吃亏11%以上。洋商本来是用银元来买中国的茶叶、丝绸和瓷器等等，后来见到银元价格被抬高，就运来大量低成色的银元用以来“买”中国白银，运回去铸成更多的银元再行运到中国，辗转往复，获利丰厚。日本商人则干脆把铸造银元的炉子、模具和铅放到船上，开到中国沿海，就近铸造银元换中国宝银，再铸再换，利润非常大。
早在道光、咸丰年间，林则徐等就曾经一再向清政府提议自铸银元，但都遭到当权的守旧势力反对，被拒而不用。中国因清政府货币制度的落后又白白损失了数以亿万两计的铸币利润。笔者曾经请教过清代金融史专家张国辉先生，为什么清政府在初期不把铸造铜钱的制度推广到铸造银钱或银元上来？老先生沉思良久，最后说只能用“守旧”来解释。
由于外国银元的流通越来越广，对中国金融的损害越来越大，清政府不能再漠视了，终于在1887年批准两广总督张之洞的提议，在广东设造币厂用机器铸造银元。广东造的银元每枚重七钱二分，与当时在中国广泛流通的墨西哥银元相仿，因其背面铸有蟠龙纹，俗称“龙洋”。清政府下令所有捐税钱粮的征收等均得使用这种银币。民间交易也将其与墨西哥银元同样看待，所以它的流通较为顺利。它是中国正式铸造新式银币的开端。
不过，这时候英商麦加利银行、汇丰银行、德商德华银行、法商东方汇理银行等已经纷纷把在华发行纸币作为它们吸收中国资金、扩张金融势力的一个新手段，外钞在中国流通量不断增大。到19世纪80年代时，仅汇丰银行在厦门一地发行的钞票就有六、七十万，正如近代一洋务官僚所感叹的那样：外国银行“以数寸花纹之券，抵盈千累万之金”。随着中外贸易网的扩大，外钞不仅广泛流通于中国沿海口岸市场上，而且已经深入到汉口等内地城市，到19世纪90年代，外钞已成为中国通货种类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清代外国银元和外商银行纸币可谓点向清政府破旧币制的“一阳指”，它们的广泛发行，加重了外国资本对中国人民财富的掠夺程度，也暴露了清政府币制的破漏及守旧。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与中国洋务运动的失败，其原因学者们已作了多种探讨，现在我们还可以从两国近代货币制度比较研究方面寻找新的说服力强的解释。
白银换黄金——跨洲大套汇
16世纪后叶和17世纪，伴随着贸易的发展，大量白银流入中国。许多历史学家“把中国描写成吸引全世界白银的唧筒”。实际上，伴随着白银内流，同时中国还有大量黄金外流，而内流的白银也并不都是用来买丝茶等中国土产，也有很多是用来换中国黄金的。
明清时期，中国是富藏黄金的大国。全汉升先生曾经指出：“经过长期的累积，到了明代，中国民间的存金，可能已经达到一个庞大的数字。举例来说，在正德五年（1510） ，刘瑾籍没家产中，共有黄金12057800两。这个数字究竟有多大？……在十六、七世纪，西班牙自美洲输入黄金的总额，约只等于刘瑾私有黄金的百分之三十九。事实上，除刘瑾以外，明代还有不少富人蓄藏黄金。如果再加上这许多人藏金的数字，民间存金的数额当然更大”。至清代，虽然中国已有大量黄金外流，但是嘉庆三年（1798），仅权臣和籍没家产中就有黄金10650万两（折银），约占和家货币资产（金+银+钱+洋圆）的85%。
相比于同时代的其他国家，中国黄金因富有而价低。在16世纪初，中国的金与银比价是1：6，而欧洲为1：12，波斯为1：10，印度为1：8。到16世纪末，广东的金与银比价为1：5.5或1：7，而西班牙为1：12.5或1：14，“这表明中国白银的价格是西班牙的两倍。”因为相对便宜，白银换取中国黄金再运往国外成了有利可图的行当，明清时期中国黄金因此而大量流出。
1609年，一位曾在菲律宾、澳门等处担任财政、行政工作的西班牙人，曾向新西班牙政府建议，准许白银自由运往菲律宾，其条件为以其中一半购买中国货物，一半购买中国黄金。他根据多年经验认为“以白银交换中国黄金，运往新西班牙或西班牙出售，可获利百分之七十五以上，或百分之八十”。
至18世纪，西方经济学之父亚当 "斯密曾指出，在中国及印度市场上，“纯银与纯金的比率仅为十比一，最多是十二比一，而在欧洲则是十四或十五比一”，到中国以银换金运至欧洲大有赚头；因此“开往印度大部分的欧洲船只所装载的货物中，白银一般是最有价值的物品之一”。英国东印度公司对18世纪初来华的“伊顿号”船员私人贸易有这样的规定：投资款中4/7必须用白银“在中国购入黄金运返”。 雍正十年（1732）英国商船“康普顿号”总购中国货价值共82850两银，各类货品依次为黄金（44889两银）、白铜（23027两银）、白糖（4773两银），还有冰糖、樟脑等，黄金占总值一半以上；乾隆二年（1737）“诺曼顿号”总购中国货价值共121152两银，各类货品依次为茶叶（76989两银）、黄金（25561两银）、瓷器（8097两银）、布（3790两银），还有西米和各种织物等。1729年“林恩号”船长在广州私人贸易价值共计3744镑，其中黄金为2500镑，茶叶等货物1244镑。购买中国黄金，成为英国东印度公司公司贸易及职员私人贸易的重要内容。
当时跨洋贸易的帆船航海时底舱需要有比重大又不怕水渍的压舱货（没有则需要用很多石块），来华贸易的西方帆船压舱货多为白银，返程时压舱货则是黄金和瓷器，西方制瓷业发展后则多为黄金。至近世后期，金与银比价高达1：35，中国黄金继续大量外流，据笔者计算，自1895年至1936年这42年中国黄金累计外流量约合银6.43亿关两。
欧洲人用白银换中国黄金的行为，究竟对中国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历史证明，自从英国于1816年率先实行金本位制以后，以黄金为本位币的货币制度约盛行了一百年，黄金最终成为了世界霸主，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由此兴起。
西方货币史学家把西方主要国家确立金本位制的一个主要原因归结于1849年加利福利亚金矿的发现。但是英国早在1816年就已确立金本位制，当时并没有大金矿的发现，可以说正是来自东方的黄金帮助英国改行金本位制，从而英国在世界货币战争中进一步占据制高点，而这正是建立在中国等东方国家黄金净损失基础上的。
黄金大量流出中国，从长远来讲是中国利益的巨大损失。清代中国虽然富藏黄金，却丧失了占据世界货币战争制高点的机遇。
鸦片换白银——货币战争的新形式
18世纪20年代以后，饮茶之风在欧洲大盛，茶叶很快取代丝绸成为中国输欧的主要商品。18世纪欧洲各国对华海上贸易中茶叶约占75～80%，而他们购买茶叶主要以白银支付。此期间，中国对欧洲贸易顺差约白银1.2～1.3亿两，绝大部分是欧洲诸国购茶之用。
19世纪初，中国紫花土布（外商称作“南京布”）在南洋、英、美、法等国十分流行，成为仅次于茶丝的重要出口商品，而英商自认为是王牌货物的毛织品在中国却“非常难卖”，常常被迫忍痛亏本抛售（当时英国运来中国的商品以棉花和毛织品为大宗）。英商曾经多次将本国的棉纺织品运到中国来试销，但是都因成本太高，售价太贵，卖不出去。在正当的中英贸易方面，中国一直处于有利的出超地位，英国每年要支付数以百万两银计的贸易差额。这种贸易上的不平衡，违背了英国扩大海外市场进行殖民掠夺的初衷。
因此，在英国政府支持下，英国东印度公司采取了三角贸易的方式，在英国殖民地印度大量生产鸦片，用英国的棉毛纺织品等运往印度，换取鸦片，然后再运往中国，从中国进口茶叶和丝绸。鸦片贸易很快扭转了英国的贸易差额。数据显示，1750年到1839年，鸦片在中国的销售量直线上升。18世纪60年代以前，每年不过 200箱（每箱 100斤），1786年已超过2000箱，1790年又突破4000箱。19世纪20年代以后，鸦片在中国的年销量恶性膨胀，到了鸦片战争前夕，已达 35000多箱，价值近2000万元，大大超过了当时中国丝茶的出口总值。 英国通过贩卖鸦片从中国所得白银，不仅抵偿了它进口大量中国茶叶丝绸等所造成的贸易差额，而且还使中国白银大量流往印度和英国。根据英属印度海关的统计，中国对印度的白银出超在1814～1815年度已达 130万两左右，而到了1833～1834至1838～1839这几年年均出超达428万两，1838～39年度则超过600万两。加上中国对欧美或亚洲其他地区的白银出超，鸦片战争前夕中国每年的白银流出量估计有1000万两左右。
罪恶的鸦片贸易摧残了中国人的身心，而白银外流则导致了更严重的后果。白银大量外流所产生的灾难则波及中国社会各阶级。约占当时社会白银货币量20～25%的白银流往国外，加剧了中国的银贵钱贱程度。这就使得“劳作收入皆以钱计，交纳赋税皆以银计”的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成为直接受害者；那些卖货收钱，纳税缴银的中小商人和地主等也深受其害。大量白银外流也使得清政府国库存银日渐减少，财政危机日重。
银元和纸币——点向破旧币制的“一阳指”
清代的货币制度中最大的问题就是清政府对铜钱的铸造有严格的规定，制钱的规格有法定标准，而白银用作政府的收支和商业上的大宗交易的通货，却没有按照货币管理的原则来管理。
清政府对银锭、银块的铸造采取放任态度，银的成色和单位重量可以随时随地而异。实际流通的“宝银”种类繁多，银两的称量标准及成色，换算更为复杂。称银两的标准秤叫作“平”，但是这种作为标准的“平”本身却是五光十色：清政府征收各项租税用的叫“库平”，征收漕粮折银用的是“漕平”，海关征收进出口税用的是“关平”，对外贸易用“广平”（又称司马平），市场交易用“公砝平”（或公法平），各地的库平、漕平、“公砝平”（或公法平）等亦各不相同，全国各种“平”有上百种之多，令人头晕目眩。
这些平色繁杂的银两，折算起来非常麻烦，这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却为官吏敲诈百姓提供了一种借口，为钱商盘剥客户提供了一种手段。因银两平色不同，各地均设有专营铸造宝银的银炉（或称炉房，清代有官营和民营之分），设有专门鉴定宝银成色和重量的公估局。每个地方的银炉要将外地流通进来的宝银回炉重铸成当地的宝银，经当地公估局批定后才能在当地流通。经过银炉的铸造和公估局的批定，使得在当地市场交易时白银可按锭数授受，不必每次都经过秤量和成色鉴定，为地方市场的交易提供了一定的便利。但是这些宝银如果流到其它地方去，又得回炉重铸，这样仍然给较大范围内商品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不便。
因为各地银两平色繁杂，即使是专门从事银钱业者，也需花很大功夫去记忆和辨别它们，所以银钱业流传着一些平码歌和口诀等。例如，过去山西票号就有这样一首口诀：
天津化宝松江京，纹银出在广朝城，上海豆规诚别致，公估纹银西安行，
票色重贵足纹厚，云南票锭莫忘情，川白锭出成都省，荆沙老银沙市倾，
二四估宝属武汉，桂梧化银记分明，常纹周在湘潭县，长沙用项银出名，……
银钱业者只有牢记这些口诀等，才能在金融界混口饭。
相比中国所铸元宝等形状不一，成色和平砝千差万别，外国银元重量和成色都有一定标准，制作也精美，使用方便，因此它们很快受到人们的欢迎。随着清代对外贸易的发展，流入中国的外国银元也逐渐增多。它们的种类先后有几十种，其中重要者有西班牙本洋、墨西哥鹰洋、香港英属银元和日本龙洋等。
银元虽然成色较低，都要含较大份量的铅，但它们对白银的作价却被越抬越高。有人计算，中国白银兑换外国银元要吃亏11%以上。洋商本来是用银元来买中国的茶叶、丝绸和瓷器等等，后来见到银元价格被抬高，就运来大量低成色的银元用以来“买”中国白银，运回去铸成更多的银元再行运到中国，辗转往复，获利丰厚。日本商人则干脆把铸造银元的炉子、模具和铅放到船上，开到中国沿海，就近铸造银元换中国宝银，再铸再换，利润非常大。
早在道光、咸丰年间，林则徐等就曾经一再向清政府提议自铸银元，但都遭到当权的守旧势力反对，被拒而不用。中国因清政府货币制度的落后又白白损失了数以亿万两计的铸币利润。笔者曾经请教过清代金融史专家张国辉先生，为什么清政府在初期不把铸造铜钱的制度推广到铸造银钱或银元上来？老先生沉思良久，最后说只能用“守旧”来解释。
由于外国银元的流通越来越广，对中国金融的损害越来越大，清政府不能再漠视了，终于在1887年批准两广总督张之洞的提议，在广东设造币厂用机器铸造银元。广东造的银元每枚重七钱二分，与当时在中国广泛流通的墨西哥银元相仿，因其背面铸有蟠龙纹，俗称“龙洋”。清政府下令所有捐税钱粮的征收等均得使用这种银币。民间交易也将其与墨西哥银元同样看待，所以它的流通较为顺利。它是中国正式铸造新式银币的开端。
不过，这时候英商麦加利银行、汇丰银行、德商德华银行、法商东方汇理银行等已经纷纷把在华发行纸币作为它们吸收中国资金、扩张金融势力的一个新手段，外钞在中国流通量不断增大。到19世纪80年代时，仅汇丰银行在厦门一地发行的钞票就有六、七十万，正如近代一洋务官僚所感叹的那样：外国银行“以数寸花纹之券，抵盈千累万之金”。随着中外贸易网的扩大，外钞不仅广泛流通于中国沿海口岸市场上，而且已经深入到汉口等内地城市，到19世纪90年代，外钞已成为中国通货种类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清代外国银元和外商银行纸币可谓点向清政府破旧币制的“一阳指”，它们的广泛发行，加重了外国资本对中国人民财富的掠夺程度，也暴露了清政府币制的破漏及守旧。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与中国洋务运动的失败，其原因学者们已作了多种探讨，现在我们还可以从两国近代货币制度比较研究方面寻找新的说服力强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