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小炜，重庆云阳人，军旅诗人、作家，中国作协军事文学委员会委员，艺术学硕士，火箭军大校。著有诗集《不朽之旅》《漫过时间之水》，散文集《心灵的水声》《一路盛宴》，长篇纪实文学《在那遥远的亚丁湾》《一腔无声血》《江竹筠：一片丹心向阳开》等。曾获第六届冰心散文奖、第十届解放军文艺新作品奖、第三届海洋文学奖、第六届长征文艺奖。
　　我在傍晚时分抵达郴州，这是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从长沙过湘江、蒸水，一路南来。高铁时代，城市与城市的距离仿若一盏茶的工夫。
　　一条缓缓流淌的小河穿郴州城而过，两岸傍河而建的房子，在璀璨灯火照耀下，颇有湘西凤凰古城吊脚楼的味道，而那楼宇翘檐又呈現徽州马头墙风格，好一派江南风光。秋夜清凉，月色朦胧，两岸酒肆林立，三三两两的食客信步登楼，湘菜的浓郁气息氤氲弥漫，尚未举杯已有几分醉意。
　　河曰郴江河，夜幕下的河岸线十分舒缓，河边蹲坐三五个钓者，带夜光的浮漂在水中晃动。只见刚刚甩钩入河，闪着荧光的浮漂就动了起来，继而猛地一沉。钓鱼的人不慌不忙，扬竿与上钩的鱼儿周旋，不一会儿，一条半斤重的刁子鱼就握在了手里。鱼身闪耀着银光，远远看去，那白色的扇形背鳍还在使劲伸展，即使当个看客也能感受到鱼儿的鲜活和钓鱼人的畅快。
　　郴州友人盛情，点了不少当地美食，我坐在靠窗的位子上，边品尝盘中美味，边欣赏河边夜钓，不觉酒兴大增，习习凉风里竟有些飘飘然了。
　　恍惚之间，眼前的景致俨然成了唐朝的郴州，几位唐时故人正向我走来……
　　一
　　迎面来的这位，应该是柳河东柳宗元。
　　记得中学的语文课里，就有柳先生的《童区寄传》：
　　童区寄者，郴州荛牧儿也。行牧且荛，二豪贼劫持，反接，布囊其口，去逾四十里之虚所，卖之。寄伪儿啼，恐栗，为儿恒状。贼易之，对饮酒，醉。一人去为市;一人卧，植刃道上。童微伺其睡，以缚背刃，力上下，得绝;因取刃杀之。
　　逃未及远，市者还，得童，大骇，将杀童。遽曰：“为两郎僮，孰若为一郎僮耶？彼不我恩也;郎诚见完与恩，无所不可。”市者良久计曰：“与其杀是僮，孰若卖之？与其卖而分，孰若吾得专焉？幸而杀彼，甚善！”即藏其尸，持童抵主人所，愈束缚牢甚。夜半，童自转，以缚即炉火烧绝之，虽疮手勿惮;复取刃杀市者。因大号。一虚皆惊。童曰：“我区氏儿也，不当为僮。贼二人得我，我幸皆杀之矣。愿以闻于官。”
　　虚吏白州。州白大府。大府召视儿，幼愿耳。刺史颜证奇之，留为小吏，不肯。与衣裳，吏护还之乡。
　　乡之行劫缚者，侧目莫敢过其门，皆曰：“是儿少秦武阳二岁，而讨杀二豪，岂可近耶？”
　　用今天的话说，郴州儿童区寄使出了一记漂亮的“反杀”。他在山里正一边放牧一边打柴，两个强盗把他绑架了，捆到集市上去卖，但区寄凭着勇敢机智，手刃二盗，让十里八乡刮目相看。
　　友人初到郴州工作不久，我问此地民风何如，他哈哈一笑说，民风纯朴，却也义气彪悍。看来古风犹存。
　　柳宗元创作的这篇传记文学，寥寥数行，就刻画出一个机智勇敢的少年英雄。现在回想少时背读古文情景，脑际中对于区寄形象的勾勒渐渐复苏。
　　说起来，此时的柳宗元正逢人生不济。唐顺宗永贞元年（805年），王叔文集团倡导的“永贞革新”失败，王叔文贬为渝州司户，元和元年（806年）赐死，王叔文“朋友圈”里的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韩晔、凌准、程异及韦执谊等八人，先后贬为边远八州司马。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专门对王叔文“永贞革新”的兴起与覆灭作了较大篇幅阐述。王叔文是位有理想、有抱负的改革家，执掌政权后，积极改革不少弊政，诸如：罢翰林医工、相工、占星、射覆等冗官42人，节省财政支出;停盐铁使月进钱，盐铁使自玄宗时开始设置，是主管国家财务的机关，德宗规定盐铁使每月要送钱给皇帝，这是既不合法又不合理的事，叔文当政后，即禁止官吏私人进奉，下令停止盐铁使每月进奉金钱;释放后宫宫女300人及教坊女妓600人，不但减少了宫中怨女，也诏告了皇帝不重声色的态度;京兆尹李实乃朝廷宗室，但贪污虐民、残害百姓，又自恃受宠于德宗，对那些正直的官员进行谗言加害，王叔文将李实贬为通州长史……
　　总之，王叔文掌权后推行仁政，做了很多大快人心的好事。然其失败的原因不在于推行新政本身，而是推行新政的行事方式。他的有些措施，唐宪宗继位后也是极力推进的，比如削弱藩镇、整饬吏治、加强财政等，还一度出现了所谓的“元和中兴”，但王叔文在推行新政过程中广交私友，培植亲信，触动了皇室、宦官、藩镇、重臣的利益，冲击了唐代中央集权体系的政治根基，其圈子被整饬拆分、稀释瓦解亦是必然。
　　柳宗元作为王叔文圈子里的铁杆粉丝，肯定首当其冲遭贬。永贞元年九月，他先贬为邵州刺史，十一月在赴任途中再加贬永州司马，他在永州一直生活到元和十年（815年）。接着回京，但不久又被贬到柳州。岁月蹉跎，湖湘大地聊为所依。他毕竟是个文人，看到此方百姓疾苦，联想到自己的贬谪生涯，亲朋离散，精神苦痛，这篇《童区寄传》，表面是为穷孩子立传，实质是为底层人民呐喊。
　　邵州、永州、柳州、郴州，唐时故郡今犹在。未在郴州任过职的柳宗元先生，一定应惺惺相惜的朋友所邀，来此福地喝过几回闷酒，不然千年之后的我怎会在这里与先生神遇？
　　二
　　翌日晨，朋友延请我们至郴州一僻静小巷吃当地有名的“杀猪粉”，据说乃选用当日宰杀的新鲜猪肉烹煮而成，果然味极鲜美。
　　从小店鼓腹而出，但见路边有一棵几人才能合抱的大树，亭亭如盖，冠与楼齐，树前立有一石，上书“文星古樟”。
　　唐德宗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时任监察御史的韩愈因上表诉天旱人饥和宫市之弊，请减免灾民赋税而获罪，被贬作连州阳山（今广东清远）县令。公元805年，韩愈被赦北归，在郴州待命长达三个月，好在有刺史李伯康的热情款待，期间他在郴州手植此樟，人们传说韩文公乃文曲星下凡，故将这棵树誉为“文星古樟”。 　　这一年正赶上“永贞革新”失败，韩愈在郴州滞留而迟迟得不到朝廷新的任命就不足为奇了。首都乱成了一锅粥，长安到郴州又没有高铁，人们又没有手机，送信的人不走个三五月才怪，谁在乎他这个遭贬的区区县令？
　　晨雾缥缈间，我仿佛看到千年古樟下站着一位清癯的老人，手拄木杖，粗布长衫，须发尽白，这不正是韩文公么？
　　据说，为帮韩愈解闷，李刺史特邀请他去郴州北湖参观当地的叉鱼活动。韩愈是北方人，看见如此新奇有趣的南方水上活动，不由得诗兴大发，写下了诗作《叉鱼招张功曹》：
　　叉魚春岸阔，此兴在中宵。
　　大炬然如昼，长船缚似桥。
　　深窥沙可数，静搒水无摇。
　　刃下那能脱，波间或自跳。
　　中鳞怜锦碎，当目讶珠销。
　　迷火逃翻近，惊人去暂遥。
　　竞多心转细，得隽语时嚣。
　　潭罄知存寡，舷平觉获饶。
　　交头疑凑饵，骈首类同条。
　　濡沫情虽密，登门事已辽。
　　盈车欺故事，饲犬验今朝。
　　血浪凝犹沸，腥风远更飘。
　　盖江烟幂幂，拂棹影寥寥。
　　獭去愁无食，龙移惧见烧。
　　如棠名既误，钓渭日徒消。
　　文客惊先赋，篙工喜尽谣。
　　脍成思我友，观乐忆吾僚。
　　自可捐忧累，何须强问鸮。
　　这首诗写出了郴州人叉鱼之盛况。时值中宵，火光如昼，北湖水涨浪阔，叉鱼人手疾如梭，鱼在火光与水波间跳动，叉鱼人赛兴顿起，往来鱼儿与水影间，一旦叉得大鱼便嚎叫不止。这种情景，也许能让退之先生暂时忘却官场的得失，不再执意庙堂之高与江湖之远吧。心是一个人的翅膀，今人尝言，心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其实很多时候，限制人心的，不是周遭的环境，也不是他人的言行，而是一个人自身，能不能看开，能不能忘却，能不能放下。如果自我囚禁于灰暗的记忆，即便给你整个天空，也找不到自由的感觉。韩愈字退之，退一步就开阔了。因此，此时他虽行在贬谪之途，然面对此情此景，也不禁发出“自可捐忧累，何须强问鸮”的感慨来。
　　其实，韩愈一生不在诗名官名，使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大名的，是他倡导的古文运动。安史之乱后，唐朝国势衰落，藩镇割据，宦官弄权，其时韩愈和柳宗元提倡古文，反对骈文，在“复古”的口号下，开展了一场文风、文体、文学语言的革命，其功绩不亚于欧洲的文艺复兴。
　　他们崇尚先秦和汉朝质朴自由、以散行单句为主的散文，不受格式拘束，有利于反映现实生活，表达思想，而对六朝以来讲究排偶、辞藻、音律、典故的文体大加挞伐，批评那些形式僵化、内容空虚的文章，华而不实，不适于用。然，中唐古文运动，虽在当时文坛取得胜利，但骈文并未匿迹，晚唐以后仍继续流行，特别是五代到宋初，浮靡华丽的文风再度泛滥。
　　元和十四年，由于一件小事引来的祸端，韩愈再被贬潮州。他反对唐宪宗大肆兴建寺庙，仗着自己在唐朝文坛的地位，就给皇帝上了一封奏表，不想激怒了宪宗，一纸调令就让他再次南行，这时候他已是花甲之年。韩愈骑马从郴州的一个小山岭经过，此时好友李伯康已逝，韩愈追忆旧人，伤心不已，心神恍惚，竟至从马上滑下山坡。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我时常想，一部中国古代文学史，恰如一部中国贬官史。若没有那些迁客骚人，哪有《离骚》《琵琶行》《枫桥夜泊》《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岳阳楼记》《念奴娇·赤壁怀古》这些闪耀千古的名篇？若没有那些宦海沉浮，哪有屈原、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范仲淹这些文学大家横空出世？
　　他们往往在波诡云谲的政坛上命运多舛，成为献祭的羔羊，而不是高悬的神龛。他们正直耿介，清高傲岸，不屑谗佞，不肯与混浊世俗同流合污，其结果自然逃不出被贬和遭逐。还有，他们往往任侠使性，偏执顽固，意气用事，再加之多愁善感，“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仕途当然变得坎坷崎岖，深不可测。正如韩愈在《送孟东野序》中说：“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其跃也，或激之;其趋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无声，或击之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
　　三
　　吃罢“杀猪粉”，拜过千年古樟，好友安排我们取道临武、宜章，前往莽山国家森林公园一游。车上高速，一路南驰，畅通的出行让我又想起唐朝那些贬谪迁客，他们山一程水一程，不知要在这条官道上行走多久。
　　由于郴州在唐时的区位和交通的特殊性，此地成了朝廷贬谪地，或被贬官员的必经之地。然这些失意人在被贬郴州之后开始转运得福，因此郴州也成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贬官福留”之地。他们有的路过郴州直抒感慨，有的凭栏长亭惆怅送客，有的不胜唏嘘、你唱我和，有的瘦马老仆、策杖而行，那些渐行渐远的身影，为这块土地留下了诗篇和传说。
　　本是一次没有既定目的的旅行，却让千年之后的我在此感悟一番昔日贬官的愁绪，车窗外的山道上，我似乎看到另外一位唐朝大咖与我们同行……他叫刘禹锡。
　　盛唐诗星璀璨，中唐也诗人辈出。韩愈、柳宗元、白居易、元稹、张籍、刘禹锡、孟郊、贾岛，这些人个顶个诗坛圣手，但这些牛人里边最刺头儿、最口无遮拦、最不怕事的，就是刘禹锡。他出生的时候，据说是母亲梦见禹王，所以取名禹锡。果然他二十二岁就中进士，三十二岁任监察御史，人生就像中了大彩票，踩上了五彩祥云。但是，后来他从云端一路翻着跟斗跌了下去……
　　刘禹锡与柳宗元、韩愈一样，和郴州也有很多渊源。
　　“永贞革新”失败后，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刘禹锡被贬为朗州（今武陵）司马。“禹锡在朗州十年，唯以文章吟咏陶冶性情。蛮俗好巫，每淫词鼓舞，必歌俚辞。禹锡或从事于其间，乃依骚人之作，为新辞以教巫祝。故武陵溪洞间夷歌，率多禹锡之辞也。”元和十年，朝廷召禹锡自武陵还，但他放浪习性不改，又写了一首《游玄都观咏看花君子诗》，触怒了圣上，再次被贬为播州（今遵义）刺史，看来他是真的消受不起长安的十二时辰。诏书下达后，御史中丞裴度怜惜刘禹锡，向皇上求情：“禹锡母八十余，不能往，当与其子死诀，恐伤陛下孝治，请稍内迁。”好友柳宗元也上书皇帝，希望能以自己的柳州刺史一职和刘禹锡交换，以便刘禹锡奉养老母。最终，唐宪宗以“不欲伤其亲”为由，改贬刘禹锡为连州刺史。
　　在南岭山脉九嶷山与骑田岭之间，两千余年的秦汉古道从临武穿境而过，它是湘南古邑临武连接粤北古邑连州的必经之途。刘禹锡骑着一匹老马，正在这条路上向连州踽踽独行……
　　在连州期间，禹锡与被贬的杨侍郎成为好友，写下了《和杨侍郎初至郴州纪事书情题郡斋八韵》《和郴州杨侍郎玩郡斋紫薇花十四韵》《和南海马大夫闻杨侍郎出守郴州因有寄上之作》等诗作，看来他与郴州这个被贬的杨侍郎也不是一般的交情。刘禹锡在广东连州五年，改善当地民生，百姓爱戴有加。还研究医学，常与柳宗元通信，讨论文学、医学，他发明了《治霍乱盐汤方》《治脚气方》《治疔疮方》三个药方，抄给柳宗元做实验，果然有奇效。研究医药学的同时，他的思想也逐渐变得唯物主义，不信魑魅魍魉，在那个时代，这种思想已经十分超前了。
　　刘禹锡屡处逆境而不沮丧，频遇挫折而不萎靡，他坚信只有回不去的过往，没有到不了的明天，正如他在那首《秋词》诗里写的：“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谁说最好的季节已经过去？这才是“万类霜天竞自由”的时节。
　　此行郴州，无意间寻访了三位唐朝文学家的足迹，与他们神交，乃人生快事幸事也。
　　说起来，柳宗元、韩愈、刘禹锡三人曾同时供职于御史台，亦是文友诗友酒友，韩愈和刘禹锡是唇枪舌剑的辩友，刘禹锡和柳宗元是能穿一条裤子的兄弟，柳宗元和韩愈是志同道合的文坛搭档，他们简直就是中唐的“铁三角”，没承想这三人都在贬谪的烟波江上与郴州结缘。
　　元和十四年，一生波折的柳宗元病逝于柳州，享年四十七岁，刘禹锡用尽毕生心血整理了柳宗元的遗作，自己出钱刊印出版。韩愈怀着沉痛的心情为柳宗元撰写了《柳州罗池庙碑》，赞誉柳宗元在柳州为官期间的诸多功绩，并邀请著名书法家沈传师书丹。柳宗元去世五年后，韩愈也因病去世。刘禹锡写了一篇《祭韩吏部文》，其中回忆了当年跟韩愈以及柳宗元的友情，大意是说：韩愈擅长写文章，我擅长议论，我们两人一见面就争论不休，争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柳宗元就出来打圆场，这样的时光真令人怀念啊。
　　梦回唐朝，恍觉这世间，存在一种友情，那便叫作柳宗元、韩愈和刘禹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