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间，发现豆腐花成了时下的热词。
　　我有些不解。我早上还在楼下的路边早餐摊花一块钱吃了一碗豆腐花，不，是豆腐脑。豆腐花才是江南故乡的称呼，把北京路边摊上的豆腐脑错认为豆腐花，那是辱没了儿时的美味。
　　虽然我经常会在北京路边的早餐摊，要碗豆腐脑，但这豆腐脑的味道，却没有豆腐味了。据说现在北派的豆腐脑都是用什么冲出来的，高产，自然味道就差了不知几何。只能用浓汤咸汁，掩盖本味之不足。
　　别怪我埋汰北京的豆腐脑，那是因为儿时的味蕾记忆太重了。记忆太深，是因为美味培养的味蕾，顽固地埋藏在舌尖上、心幽处、脑海里。
　　其实，在我的记忆中，小时候吃豆腐花的次数也是屈指可数的。虽是生在鱼米之乡，故乡的黄豆青豆至今都是上好品质，但在当年，却是吃不起啊。我吃豆腐花最多的时候，是在冬天，尤其是临近年关的时候。
　　按照故乡旧俗，每年过年，家家户户都要浸泡黄豆，然后挑到做豆腐人家去磨豆腐，豆腐可是过年时的当家菜啊，要吃一个春节的。磨豆腐用的是石磨，不是每个村都有的，我们村就有一副，是我堂爷爷家的，是我爷爷的表兄家。
　　在石磨转动的吱嘎声中，浸泡透了的黄豆变成了白乎乎的豆浆。而同时，灶膛里的柴火正旺，灶台上的大铁锅开锅了。把豆浆倒进大铁锅里，加水，开锅后，把豆浆舀进做豆腐用的纱布兜里。
　　通常，纱布兜系在一个十字木棍上，吊在一口洗干净的水缸上，豆浆入纱布兜是为过滤，纱布眼细小，豆浆水流淌不畅，通常要把纱布兜转圈拧把，把兜里的浆水都挤压进水缸里。此时水缸里的浆水，便是豆浆了。
　　往水缸里的热豆浆中加石膏搅拌。这与北方不同，北方用的是卤水，南方讲究用石膏。石膏加多少，有讲究的，做豆腐师傅水平高低，主要靠石膏用量。加进石膏后，用铜勺搅拌匀，然后盖上锅盖。渐渐地，豆浆在缸里成糊状了，这便是豆腐花。
　　豆腐花做好后，做豆腐的师傅就会拿把铜勺，给在场的每个人手中的小碗里，加一勺，见者有份。通常早有人准备好了青蒜，剁成了碎末，每人用手拈一些青蒜末，加进豆腐花中，然后倒进酱油。条件好的人家，还会偷偷地放点糖。
　　青蒜末的青绿，豆腐花的白嫩，酱油的棕红，一青二白三红，虽然色泽鲜艳，层次分明，但已经无暇欣赏了，赶紧用汤匙一搅拌，成了红白青混搭，然后用汤匙盛起一勺，送到嘴边，一边吹着气，一边迫不及待地送进嘴里。几汤匙戳下，碗便见底了。
　　小时候过年前，我常和弟弟跑到爷爷家，或磨豆腐时帮着加豆，或帮着在灶膛烧火当下手，其实只是为了骗一碗热气腾腾的新鲜美味的豆腐花，或者一块新豆腐。那个时候，每晚上睡觉前吃碗豆腐花，真是神仙般的生活啊。
　　我少年时生活在乡下，离前黄镇大约6华里。所以，镇里的豆腐花早点，是到了上中学帮父亲看管芹菜摊时，才偶尔吃到。
　　那个时候，街上买的豆腐花通常装在木桶里，买一碗盛一碗，里边除了酱油，还有晒干的糠虾（可不是海虾米）。没有青蒜的季节，放些切碎的韭菜末，再早一些，是放切碎的胡葱末。
　　如今，故乡的豆腐花，我几乎吃不到了。2009年前黄中学70年校庆，我和同学从北京赶回常州，一早下火车，同学带我去常州一家有名的小吃店吃豆腐花，但已不是我渴望吃到的了。机械化规模化作业的时代，味道都是一个模子刻出的了。
　　我好想念那一青二白三红，夹杂着淡淡蒜香味、豆味和酱油味的豆腐花啊。那才是童年的味道，过去的味道。
　　（鸭梨摘自《北京青年报》2013年5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