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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40年代尝试用新方法建立“新美学”的艰难“试验”到50年代“美学大讨论”中所遭遇的严峻“考验”，蔡仪总是陷入到历史的两难窘境中——不管是解放前作为理论“先知者”所面对的时代理论限制，还是新中国成立后作为美学“孤寂者”所面对的美学围攻，蔡仪美学总是在屡遭非议与批判中处于一种“被边缘化”和“被改造”的角色状态中生存。这种历史的苦涩所带来的学理艰难其症结关键在于三方面：一是蔡仪所破坏的是长期主流的西方美学体系，而其美学建构中可资借鉴的唯物论美学话语资源却十分有限；二是在破坏“旧美学”的入手处，他以“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