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作为中华民族的重要象征，其不单单是一条大河，同时与黄土地、黄种人、黄帝及“几”字形“中国龙”形象构成了中华民族形象的表征。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黄河流域一直被认为是中华民族的摇篮，是中华文化的发源地。随着诸如长江流域文明等相关文明起源的考古发现，黄河流域作为中华文明起源的唯一地区的观念受到了极大冲击。即便如此，黄河流域在中华文明形成及早期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依旧是不可动摇的。从某种意义上讲，黄河流域文明是在旱地粟作农业基础上发展形成的。早在公元前6000年前，黄河流域便开始种植粟、黍等不需灌溉的作物，这是因为黄河河道不断变迁，难以实现正常灌溉。之后陆续出现了小麦、高粱、大豆等的培植，不过产量有限。一直到汉代之前，黄河流域都是以粟、黍为主要粮食作物。农业的形成发展为黄河流域社会生活产生了极大影响，基于此，黄河流域经济不断发展、技术不断进步、人口不断增多、文化生活也越来越丰富，这场影响深远的农业革命为之后中华民族走向文明社会打下了基础。由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编的《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一书，针对黄河流域文明展开了全面深入研究，集中体现黄河流域源远流长的文明。下面基于对该书的评述，对黄河流域文明的起源与发展进行探讨。
　　《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一书由五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专论，论述了中国大河流域开发与国家文明发育。第二部分经济与社会，论述了基于动态偏离-份额法的河南省高新技术产业竞争力，基于社会核算矩阵的产业发展分析与政策模拟——以河南省为例，贸易自由化、企业异质化与外向型经济等内容。第三部分地理与生态，介绍了黄河中下游地区低碳发展的空间差异，城市人均能源消费的影响因素分析等内容。第四部分比较与借鉴，介绍了新型城镇化建设路径探索——基于浦东、深圳、滨海新区的比较分析，苏州的经济发展历史及其对当代的借鉴意义。第五部分收录了丰富的学术信息，供读者阅读借鉴。该书内容涵盖面广，可为黄河治理、沿黄省市经济社会良性发展和生态环境建设等提供有益借鉴。
　　黄河流域包含洮湟区、中原区以及海岱区等历史文化区。其中，洮湟区对应的是黄河上游一带，且洮河、湟水流域为该区域的核心地带，这一历史文化区包含了大地湾文化、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马家窑文化以及齐家文化等文化类型。其中，大地湾文化作为仰韶文化的重要源头，分布于渭河流域，核心地带为甘肃东部地区，距今4 800～8 000年;仰韶文化廟底沟类型是仰韶文化的一种，存在于公元前4005年—公元前2780年，属于仰韶文化最繁盛的时期，凭借该时期人口的迅猛扩张，对周边地区产生了极大影响，并为夏商乃至秦汉以后的中国奠定了坚实基础;马家窑文化可分成马家窑、半山等类型，存在于公元前3300年—公元前2050年，是齐家文化的重要源头;齐家文化存在于公元前2000年—公元前1900年，作为以甘肃为中心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其同时已迈进铜石并用阶段。中原区对应的是黄河中下游一带，且主要包含陕西关中、晋南、冀南、豫等大部分地区，经历了由前仰韶文化到仰韶文化再到中原龙山文化的发展历程。其中，前仰韶文化是早期新石器时代文化，由磁山文化、裴李岗以及老官台文化构成，磁山文化分布于冀中南部，大约发生于公元前5400年—公元前5100年;裴李岗文化分布于河南省中部，大约发生于公元前5500年—公元前4900年;老官台文化分布于关中一带，年代与前两种文化相近。仰韶文化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最重要的考古文化，分布于黄河中下游，核心地带包括关中、晋南以及河南大部分地区，持续时间大约在公元前5000年—公元前3000年，这一文化是由华夏族先民所创造的，相关考古研究认为，“华夏”一词中的“华”与仰韶文化有着紧密联系。中原龙山文化分布于陕西、晋南、冀南、河南等地区，主要可分成王油坊、王湾、陶寺、三里桥等类型，大约发生于公元前2900年—公元前2000年。尽管龙山文化已迈入铜石并用时代，通常仍将其纳入新石器时代中。海岱区对应的是山东大部分地区及苏北一带，其经历了北辛文化到大汶口文化再到山东龙山文化的发展历程。其中，北辛文化分布于山东中南地区及淮北地区，大约发生于公元前5400年—公元前4400年。大汶口文化分布于山东中南部、山东丘陵地区以及苏北地区，大约发生于公元前4300年—公元前2500年。山东龙山文化也可称作“典型龙山文化”，其与中原龙山文化有着紧密联系，但又不同于中原龙山文化，分布于鲁中、鲁东、苏北等地区，大约发生于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2000年。在黄河流域文明发展历程中，因为各区域地理环境及其他相关因素不尽相同，以此衍生出各式各样的文化类型，各区域的考古学文化无不呈现出鲜明的风格，进而建立起复杂而独特的文化系统，为研究黄河流域文明的起源与发展提供了依据。
　　如前文所述，农业的诞生与文明的起源发展有着紧密联系。某种意义上讲，古代文明的发展离不开农耕文明的有力支持，黄河流域土地资源丰富，为古代农业生产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环境。因而，中华民族先民很早便在黄河流域繁衍生息、生产劳作，并积累了丰富的农业生产经验。比如，在黄河流域的前仰韶文化时期，农业生产便已发展至较高水平，不仅出现了诸如石刀、石斧、石铲、石磨盘等农业生产器械，还从一些遗址中提取出诸如油菜籽等农作物。研究人员将分布于黄淮平原西部边缘的裴李岗文化遗址与两河流域浅山丘陵一带的农业村落遗址开展对比分析，指出裴李岗文化的主要经济形态为农业。进入仰韶文化时期，黄河流域主要农作物依旧为粟，诸如西安半坡、宝鸡北首岭、邵县下孟村等地区都发掘有粟。农业作为古代世界至关重要的产业，农业发展水平高的地区，通常文化事业也可实现繁荣发展，究其原因在于唯有拥有富余的社会财富，方可推动阶级分化，促使一部分群体开展非生产性活动，推进科技、文艺方面的创新与创造。结合《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一书的成果，我国古代文化一定程度上是一个农业社会的文化，黄河流域文明起源发展与农业经济发展息息相关，其深深根植于农业文化土壤之中。
　　黄河流域文明的起源与发展如同一棵千年古树，盘根错节。在龙山文化时期，长江流域中下游出现了与黄河流域相近发展水平的文明，并且部分区域的发展水平甚至在黄河流域之上。比如，考古人员在浙江余杭地区发掘的良渚遗址中由夯土台基、贵族坟山、祭坛等构成的庞大复合体，便是黄河流域尚未发现的。良渚文化中极具代表性的云雷纹饰及琮、璧等玉器，均在后世的商周文化中得到广泛推广。进入夏商周时期，黄河中游的重要地位日益凸显，不过其周边仍存在大量邦国，并繁衍出各式各样的文化类型。这些文化类型通过与夏商周文明的融合发展，形成了一个十分繁杂的复合体。在这个复合体中，黄河流域的文明始终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为进一步推进黄河流域文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笔者结合《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一书，提出了以下几项策略：第一，加大生态治理力度，推进区域有序健康发展。黄河生态系统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应当全面考虑各区域的差异。黄河水主要源于上游，泥沙主要源于中游，灾害多发于下游，由此决定了黄河流域各区域生态保护重点各不相同。鉴于此，应考虑各区域的差异性，开展有针对性的治理工作。上游地区要注重实现水源涵养生态功能，应加强该区域各水源涵养区生态保护工程建设，保证其水源涵养能力，建立起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中游地区应开展好水土流失、水体污染等治理工作，不仅要加大淤地坝、旱作梯田等工程建设力度，以保持水土，还应加大对污染物排放的监管力度，推动农业合理施用化肥农药。下游地区作为经济活动的高强度区，生态保护形势严峻，应加强生态修复及重建，保障河流生态系统健康，提升生物多样性。黄河流域水资源匮乏，与水资源需求不断攀升及工农业用水效率偏低存在紧密联系，应推进黄河水资源的优化配置，对诸如生活用水、生产用水等予以科学调配，健全水权交易制度，提升水资源有效利用率。第二，明确区域分工，建立起上中下游区域的协调关系。由于黄河流域各区域地理环境各不相同，决定了各区域发展方向也不尽相同。上游地区水资源富集，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应遵循保护与发展协同原则，在保护生态环境、防范生态系统破坏的基础上，推进城镇与产业的科学规划，合理把控开发范围及强度，建立起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和谐共处关系。中游地区作为资源密集区，应当注重对各类资源的合理开发，在西安、太原等城市带动下，有序提升资源开发利用的能力，在合理开发的同时还应开展好生态破坏的防范治理工作，推動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下游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人口密集，应加快城镇化建设脚步，增强产业及人口集聚能力，推动该区域制造业的有序健康发展。第三，推动转型升级，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产业发展是实现现代城市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一方面，产业发展与城市各项功能实现有着互惠互利的关系;另一方面，产业发展可促进城市实现公共服务、人口集聚等功能。基于此，黄河流域各区域应有序推进转型升级，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上游地区应依托一系列园区载体，构建绿色生态产业体系，加强对各种新材料、新能源的开发应用，大力发展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中游地区应立足于能源化工基地，推动以石油、天然气、煤炭等为基础的能源化工产业与建材、冶金等传统优势产业的交互发展，提升能源产品有效利用率。下游地区应不断推进现代化农业及节水农业发展，提升农业综合生产水平;以各大城市为中心，构建先进制造业集群，聚合发展装备制造、食品加工、家电制造等产业，大力发展新型信息技术设备、现代农机装备等高端制造业。除此之外，黄河流域还应提高对现代服务业发展的重视程度，协同发展生产性与生活性服务业，有序构建第二、第三产业融合发展、相辅相成的产业发展格局。
　　作者简介：王清月（1988—），女，河南郑州人，河南农业职业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古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