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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曾说，中国文论界由“京派”“海派”和“闽派”三分天下。这一说法让“闽派批评”备受瞩目，也成了“闽人好论”的一大佐证。“闽派批评”为什么被认为是福建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而“闽派”批评家们，又是如何在不同的年代，一次又一次引领和推动了新思潮？
建自两宋以来，文论之风兴盛，文论传统不断，文论名家辈出，其中尤以诗论成就最为突出，是中国诗话重镇之一。严羽、朱熹、刘克庄、杨载、王慎中、李贽、陈衍等文论名家，均有重要作品传世，在中国文论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作为中国文论界不可忽视的一个群体，“闽派”批评家在当代延续了前辈们的辉煌。
“闽派批评”的说法最早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当时谢冕、孙绍振等闽籍批评家为“朦胧诗”的辩护，在当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以此为起点，闽籍批评家队伍迅速发展壮大，在80年代中后期形成极大的规模和影响力。
这些学者们笔耕不辍，用行动告诉世人，无论在哪个时代，文艺批评不曾、也不会缺席。
网络时代，重启“闽派批评”
在福州三坊七巷长大的周星，是北京师范大学传媒艺术学院的教授。他对前阵子家乡上演的那场“闽剧比基尼”模特秀较为关注，再联系到学生看《雷雨》笑场、鲁迅文学奖评选争议乃至明星吸毒等热点事件，他认为文艺批评家这时该出来说话，在社会文化的关注点上和大众联系起来了。
在文化消费渐趋娱乐化的时代，文艺批评如何介入？
周星说，文艺批评的“变通”与“坚守”同样重要，可以鲜活又不乏理性思维，富有逻辑又不乏情感渗透，但不能为了显示“高雅”而与大众认识格格不入。在网络新媒体时代，埋头钻进纸质媒介摆弄术语，是不可取的。
“相较于纸质媒介上发表的评论，网上三言两语看的人更多。”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黄发有如此感言。关注这个话题的还有文艺理论界元老张炯，他曾发出过“网络文学呼唤文学批评”的声音。
新中国成立前参加过地下工作的张炯，耄耋之年还愿意聊聊玄幻小说。在将《西游记》《哈利·波特》和欧美科幻小说作比较后，他认为，目前网络的玄幻小说科幻成分是有益的，看点、写点科幻色彩的文学作品，对培养孩子的文字表达和想象力有好处，但有的也涉及色情、暴力等有害成分，家长和老师要注意合理引导。
从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闽派”批评家们始终引领和推动着新思潮。他们参与了“朦胧诗”论争与舒婷诗的讨论、文学研究新方法的实验与讨论、主体性问题的论争，并
在这三场重要的文学论争中，都扮演了主角，开拓了一个属于闽人的文艺批评时代。
都是舒婷惹的祸
1980年4月，“南宁诗会”召开。针对顾城发表在《星星》诗刊的“古怪诗”，与会专家产生了意见分歧，由此成了“朦胧诗”论争的一个关键性起点，“南宁诗会”也因此成为当代中国文坛的一个重要事件。
对于习惯颂歌与战歌的批评家说来，这些诗作古怪艰涩，主题朦胧——令人气闷的“朦胧”是当时的著名评语，也是“朦胧诗”之称的来源。
这次诗会是一次全国性的当代诗歌研讨会，虽然举办地点设在广西，但将诗会推向交锋状态的主导者，却是三位福建籍文学评论家，他们分别是来自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的张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谢冕和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孙绍振。
起初，这次会议并无波澜，但在会议临结束阶段，谢冕、孙绍振为“古怪诗”辩护的发言把整个会场炸开了。
而作为会议组织者和主持人，张炯对“古怪诗”“不笼统反对也不一味赞成”，是个“中间派”，但谢、孙的发言让他在原本显得过于沉闷的会议中看到了亮点，于是临时延长了会议的议程，让辩论充分展开。
这次诗会不仅在会议内部产生了激烈争论，而且在会外造成了持续的思潮震荡。会议结束后，《光明日报》约请与会专家撰文阐述自己的观点，但只有谢冕交了文章。《在新的崛起面前》由此产生，并引发了广泛的文艺大争鸣。紧随其后，《诗刊》又相继刊发了谢冕的《失去平静之后》和孙绍振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论争进一步扩大化。
如果说，谢冕的主旨是告诫人们沉住气，保持宽容，勇于接受挑战，并且历数文学史上成功的变革，那么，孙绍振力图阐发的是新诗背后的美学原则——“与其说是新人的崛起，不如说是一种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异于颂歌与战歌的传统，新诗追求的是“生活溶解在心灵中的秘密”。在孙绍振看来，这种美学原则的深刻根源是人的价值标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1980年代初乍暖还寒的政治气候中，谢、孙二人为“朦胧诗”辩护的批评立场掀起了接连不断的话语狂潮。
在当时，这些观点惊世骇俗，以至于谢冕、孙绍振不得不承受学术之外的巨大压力。
他们遭到狂风暴雨式的“围剿”，同时却也开启了一个划时代的新诗潮。
谢冕的《在新的崛起面前》，孙绍振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以及徐敬亚的《崛起的诗群》，成为在整个论争过程中沉淀下来的三篇最重要的历史文献，当代文学史将其并称为“三崛起”，而谢、孙、徐三人也被公认为“朦胧诗”的三大理论台柱。在这三人中，“闽派批评”三居其二。
时至今日，“朦胧诗”已经得到了文学史的认可，谢冕、孙绍振的“崛起”之说酿成了新的理论话题。王光明、陈仲义等闽籍批评家之所以能够对于新诗进行卓有成效的后续研究，他们的开疆拓土功不可没。
其实在新诗潮“崛起”的前期，福建本土已成为话语风暴中心之一。“朦胧诗”中坚之一的舒婷居于闽地，她的诗作被视为尖锐的挑战。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诗风？
1980年代初，《福建文艺》发表了舒婷的作品，并率先对其展开连续讨论。虽然批判者有之，但以魏世英、孙绍振等为代表的一批福建文艺评论家力挺舒婷，甚至占了上风。孙绍振为此还写了长达一万多字的《恢复新诗的根本艺术传统》一文，刊发在《福建文艺》1980年4月刊上。 这些讨论要比“南宁诗会”更早一些，由此不难看出，谢冕、孙绍振等人在“南宁诗会”上力挺“古怪诗”，并非一时心血来潮，而是在表达一种已经被自己的内心肯定了的精神立场。
“朦胧诗”论争是1980年代以来中国新诗潮的一个标志性起点。以“朦胧诗”为开端的新诗潮的合法性问题，实际上涉及如何处理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两种精神资源的问题。后来谢冕在一篇文章中总结道，新诗潮的发生，实则是对“五四”新文学启蒙主义传统的一次复兴。
正是在这种广阔的精神视野中，福建的文论家不仅推动了文学新思潮的发生，而且也让自己获得某种理论自觉，为“闽派批评”的崛起找到了精神制高点。“朦胧诗”思潮之后，谢冕力主“二十世纪文学”的整体性研究思路，孙绍振提出“真、善、美三维错位”的文艺美学理论，均与他们在“朦胧诗”论争中秉持的精神立场有着某种关联。
文学也讲起了“方法”
“朦胧诗”争论之后，众多闽籍批评家共同卷入的另一个理论事件是“文学批评方法论”的论争。
由于解放的叙事纵深扩展，思维方式的改变是迟早的事情。20世纪80年代，文学批评再度走到了前面。如何解读文学？是不是仅有社会历史批评的唯一视角？各种零星的尝试和实验之后，理论的总结势在必行——“全国文学评
论方法论讨论会”于1986年的春天在厦门召开。
当时，符号学、精神分析学或者接受美学等诸多西方批评学派尚未登陆，打动批评界的毋宁是以自然为范本的科学主义。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被奉为时髦，不少文学研究论文以列举图表、数据与数学公式来标榜科学精神。
厦门会议的论辩之中，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林兴宅抛出了一个大胆的命题：“诗与数学的统一”。
不过，过度的科学主义引起了另一些闽籍批评家的非议。在他们看来，科学方法仅仅提供各种描述真实的视角。如果无法确认文学批评力图阐述何种价值观念，批评家又怎么知道选择哪一种描述视角？因此，没有理由用貌似客观精确的科学话语覆盖人文情怀。
1985年因而被当代文学批评史称为“方法年”。“闽派批评”无疑在这个“方法年”中再次扮演了先锋角色。
值得注意的是，全国层面的文学批评观念的分歧，在这次会议中也被转化为“闽派批评”的内部交锋，例如，具有论辩雄风的孙绍振就在会上直言不能盲目跟从刘再复、林兴宅等闽籍文论家提出的“新方法”。
这种被内化的观念冲突，是“闽派批评”对正在发生变化的外部世界的敏感反应，也是“闽派批评”保持着内部张力和活力的一种话语形态。与此同时，一批年轻“黑马”在此闯入全国文论界的视野，他们包括陈思和、许子东，以及闽籍的南帆、朱大可、王光明等等。
几乎与文学批评方法论的讨论同时，以刘再复为代表的“闽派”批评家发动了一次“文学主体性”大论战，进一步将“闽派批评”推向全国制高点。“这个大论战也是我们文艺思想解放的一个大的烽火台。”孙绍振说。
“闽派批评”最大规模的一次集结
同样是在1986年，《当代文艺探索》于1月在福州出版创刊号。尽管这个刊物仅仅存在三年多的时间，但是，京、沪、闽三地众多闽籍批评家担任这个刊物的编委，刊物发表了“闽派批评”的许多重要论文。
这本杂志一诞生，便亮出了“闽派批评”的旗帜：其编委除了来自本省的许怀中、魏世英、孙绍振、刘登翰、林兴宅、杨健民、王光明、南帆等等，还囊括了在外省工作的大部分闽籍著名评论家，他们包括来自北京的张炯、谢冕、刘再复、何振邦、曾镇南、陈剑雨和陈骏涛，以及来自上海的潘旭澜和李子云。
这是“闽派批评”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集结，在此后近三十年，亦不曾重现过如此整齐、壮观的阵容。来自省内外的这些编委多数是中年以上的文学理论批评家，在各自领域已建树颇丰，因此他们的号召力自不待言。
这本杂志的另一个亮点是，一批刚崭露头角的青年评
论家也靡集在这面旗帜之下，构成最具活力的作者群和编务人员群体。他们是“闽派批评”的新生代，包括王光明、南帆、朱大可、陈晓明、林建法、张陵等等。其中不乏快速成长者，以此为出发点，在1980年代成名，或在1990年代成为中国文论界的中坚力量。
不枉过去，不薄未来，这是《当代文艺探索》在塑造“闽派批评”内部传统的过程中作出的良好示范。围绕在这本杂志的“闽派”文论家，虽然在写作风格和精神立场上各不相同，但多数是1980年代以来的文学新思潮的积极推动者，因此，求同存异是《当代文艺探索》的基本姿态，也是这本杂志能够在较短时间内推动“闽派批评”吹响“集结号”的一个重要因素。
整个20世纪80年代，文学新思潮虽异彩纷呈，但普遍共享着某种核心诉求：文学的独立自主。只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这种诉求更多地转化为一种自觉的理论探索意识。
“闽派批评”在这段探索性思潮中，也迎来了它的理论自觉时代。
后学兴起，老骥伏枥
20世纪90年代大部分时期，虽然文学正在退出社会的中心地带，也逐步失去了社会轰动效应，但在文艺界内部，有几次论辩性思潮还是相当重要的。它们包括：对198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先锋文学的批判与辩护，对1980年代后期中国文学进入一个新时期（即所谓“后新时期”）的判断与争辩，对“现实主义冲击波”的讨论，对后现代思潮现象的争论，以及“人文精神大讨论”等等。
“闽派批评”似乎从未缺席每一场重要的论辩，而且再一次成为新思潮的引领者和推动者。
1990年代以后，福建在当代中国文化版图中的突出位置逐渐消失。多少是出于这一点考虑，曾提出“临界状态”“后现代”“后新时期”等概念，并断言“1980年代后期中国文化貌似热闹繁荣，实则已进入一个衰败期”的陈晓明，感到了地域的局限，选择到北京开拓自己的话语阵地。
1990年代末王光明离开福建，也到了北京，情形大致相同。 但是在福建本土，南帆却创造了一种完全不同于陈晓明的现象。他始终偏安东南一隅，却代表着本土的“闽派批评”，在1990年代的全国文论界中占领着一处话语高地。
同时，一些闽籍批评家虽然年事已高，但仍然密切注视着文坛的动向，不时发表真知灼见。
更多的批评家精思不辍，开拓不已：谢冕对于诗歌一
往情深，他的主要工作始终聚焦于诗歌领域;王光明、陈仲义与谢冕相近，诗歌的信徒是他们从未放弃的身份;相对地说，孙绍振的学术战线辗转不定，他曾经涉入普遍的美学问题，继而转向了微观的文学写作、经典文本分析和中学语文教育;刘再复移居海外多年，置身于另一种文化环境沉思中国文化传统的种种重大课题。
如果言及闽籍批评家转身幅度之大，刘登翰或许是一个特殊的例证。他于上世纪90年代逐渐转向了海外华文研究，不仅成绩斐然，而且形成了学术梯队，其中佼佼者如刘小新、朱立立。
1990年代之后，“文化研究”的学术背景将性别研究推向前台，闽籍批评家林丹娅积极介入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至于陈晓明、朱大可、谢有顺俱已卓尔成家，他们广泛涉及当代文学及当代文化的各种问题，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由于学院造就的良好学术环境，许多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80年代的闽籍批评家迅速地成熟……相对闽籍批评家们20多年的工作状况，这些描述无疑挂一漏万。
“闽人好论”，要机遇更要实力
为什么闽籍批评家如此之多——如此旺盛的理论兴趣是否具有地域性的文化渊源？
朱熹、李贽、严复不仅是闽籍著名的思想家，同时，他们的文学观点与哲学思想、政治理念相互呼应。
闽地的历史上还出现了一些文学批评家，他们在诗论方面尤有建树，譬如严羽、魏庆之、刘克庄等等。严羽的《沧浪诗话》最负盛名，“以禅喻诗”之说在诗歌批评史上影响久远。至于辜鸿铭、林纾、林语堂、郑振铎均为文化大师，他们分别具有独到的文学理解、文学实践与文学评判。
历史上的闽籍思想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思想资源，以至于坊间有“闽人好论”的戏言。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无法考证，20世纪80年代集体崛起的闽籍批评家具体地受惠于哪些思想线索。
福建老作家许怀中认为，“闽派批评”不是一个单纯的省际概念，闽籍评论家的文艺观也各有差异，但开放性是一致的。地域性的文化渊源无非是一个遥远的背景，“闽派批评”的浮现更多地取决于特殊的历史机遇。
“闽派”批评家之所以引起注意，首先是因为历史的机缘。“闽派批评”赶上了中国一个非常重要的时代。当时整个国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很多旧的观念被打破。
而我们的“闽派”批评家们，像谢冕、张炯、孙绍振等，他们的壮年时期正好与这个时代相遇，知识的积累、思想的形成、创新的热情与“拨乱反正”的历史要求一拍即合，可谓是干柴烈火。
所谓“闽派批评”，不是闽地一地的声音，而是在外的闽籍批评家与本地批评家你呼我应的声音。
王光明在《与时代互动的知识分子》中写过：“福建也是一块神奇的土地，被屏风一样的武夷山隔开与保护，蝴蝶一样的版图，山和海奇妙的结缘。那蜿蜒曲折的河流和跌宕起伏的道路，除给人灵性与性情的滋润外，也在不知不觉间塑造着人的坚韧;而那目光不能穷尽的大海，又让它的子民回避了山地的狭隘，保持着生命的热情与浪漫。那些被山风海潮塑造的性格，显然更认同性情而不是事功，出的多是广义的诗人而非治国平天下的人才。”
说边缘有边缘的可能和意义，与安居一隅、与世隔绝毫不相干。相反，近代以来闽文化的特点和能够在全国产生影响，恰恰在于能够高瞻远瞩，领风气之先并与中心产生良好的互动。1980年代“闽派批评”的崛起就是边缘与中心互动的见证。
“闽派批评”不仅是福建场域出现的批评现象，它跟众多在京的福建籍批评家有关。
“朦胧诗”论争与舒婷诗的讨论、文学研究新方法的实验与讨论、主体性问题的论争，“闽派批评”在这三场大戏中出尽风头，哪个场次的演出不是边缘与中心遥相呼应？
因为边缘和中心有这样一种互动，福建的批评可以在与主流的互动中得到启发，而中心也可以从具体的个案里面得到动力。
当然，人不能两次踏进一条河流，现在交通条件和传播方式已经发生很大变化，许多地缘性的因素正在消失，边缘与中心对话已经呈现出新的方式和新的可能。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白烨曾说过，“闽派”批评家与其他批评家很不相同的一点，是福建出的批评家比较重视理论，有比较好的理论素养。重视理论和方法，文学批评才会有背景、有实力、有见解、有锐气。
王蒙曾在一篇文章中说，中国文论界由“京派”“海派”和“闽派”三分天下。就三地文论风格，按照林兴宅的概说：“京派批评”典雅正统，“海派批评”灵动多变，而地处边缘的福建并非文化中心，如果没有创新，不能独树一帜，则很难产生全国性影响。因此，他认为：文艺理论的真正价值是要为时代、为人民提供新的思想资源，社会多元化固然有可能使得文艺批评面临边缘化的尴尬，但只要作品能提供新的思想资源，就一定会被历史记住。
要怎么衡量“朦胧诗”对当时中国社会的影响？谢冕曾用“一个凝固的板块里打开了一个裂纹，光亮喷射而出”这句话来比喻。谢有顺因“关心文学的灵魂叙事对生存意义的揭示”而晋身为国内70后新锐批评人物，他说谢冕的文字充满了“激情与优美”，“这些前辈的文章具有勇于承担压力的思想锋芒，也具有叙述之美的典范意义”。
谢有顺认为，能具体分析一部小说一首诗歌好在哪里是很不容易的，而“闽派批评”提供了非常具有原创性、可操作性的艺术解释方法。这几点的统一构成了文学批评最重要的基石，也是“闽派批评”之所以辉煌的源流。
在杂然并存、共识稀缺的当下，李敬泽说：“我们需要充分的讨论和争辩，这不是为了制造撕裂与废墟，而是为了帮助社会和读者找到最大公约数，找到展开建设和创造的新起点。”因此，他认为“闽派批评”是福建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化自信”的一种体现。
然而，“闽派批评”虽已形成传统不断、代有人出的良好局面，但在进入新世纪以后也面临一些棘手问题，例如新人大有人在，但过于分散，缺乏必要的交流和互动机制，难以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形成话语集聚效应;网络文学等大众文化兴起，传统文学面临挑战……
“闽派批评”能否在新的形势下直面新的问题，给出新的答案？让我们拭目以待。
（本刊综合整理，部分内容摘自曾念长《“闽派批评”与新时期以来的文学思潮》、南帆《论“闽派批评”》）
建自两宋以来，文论之风兴盛，文论传统不断，文论名家辈出，其中尤以诗论成就最为突出，是中国诗话重镇之一。严羽、朱熹、刘克庄、杨载、王慎中、李贽、陈衍等文论名家，均有重要作品传世，在中国文论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作为中国文论界不可忽视的一个群体，“闽派”批评家在当代延续了前辈们的辉煌。
“闽派批评”的说法最早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当时谢冕、孙绍振等闽籍批评家为“朦胧诗”的辩护，在当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以此为起点，闽籍批评家队伍迅速发展壮大，在80年代中后期形成极大的规模和影响力。
这些学者们笔耕不辍，用行动告诉世人，无论在哪个时代，文艺批评不曾、也不会缺席。
网络时代，重启“闽派批评”
在福州三坊七巷长大的周星，是北京师范大学传媒艺术学院的教授。他对前阵子家乡上演的那场“闽剧比基尼”模特秀较为关注，再联系到学生看《雷雨》笑场、鲁迅文学奖评选争议乃至明星吸毒等热点事件，他认为文艺批评家这时该出来说话，在社会文化的关注点上和大众联系起来了。
在文化消费渐趋娱乐化的时代，文艺批评如何介入？
周星说，文艺批评的“变通”与“坚守”同样重要，可以鲜活又不乏理性思维，富有逻辑又不乏情感渗透，但不能为了显示“高雅”而与大众认识格格不入。在网络新媒体时代，埋头钻进纸质媒介摆弄术语，是不可取的。
“相较于纸质媒介上发表的评论，网上三言两语看的人更多。”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黄发有如此感言。关注这个话题的还有文艺理论界元老张炯，他曾发出过“网络文学呼唤文学批评”的声音。
新中国成立前参加过地下工作的张炯，耄耋之年还愿意聊聊玄幻小说。在将《西游记》《哈利·波特》和欧美科幻小说作比较后，他认为，目前网络的玄幻小说科幻成分是有益的，看点、写点科幻色彩的文学作品，对培养孩子的文字表达和想象力有好处，但有的也涉及色情、暴力等有害成分，家长和老师要注意合理引导。
从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闽派”批评家们始终引领和推动着新思潮。他们参与了“朦胧诗”论争与舒婷诗的讨论、文学研究新方法的实验与讨论、主体性问题的论争，并
在这三场重要的文学论争中，都扮演了主角，开拓了一个属于闽人的文艺批评时代。
都是舒婷惹的祸
1980年4月，“南宁诗会”召开。针对顾城发表在《星星》诗刊的“古怪诗”，与会专家产生了意见分歧，由此成了“朦胧诗”论争的一个关键性起点，“南宁诗会”也因此成为当代中国文坛的一个重要事件。
对于习惯颂歌与战歌的批评家说来，这些诗作古怪艰涩，主题朦胧——令人气闷的“朦胧”是当时的著名评语，也是“朦胧诗”之称的来源。
这次诗会是一次全国性的当代诗歌研讨会，虽然举办地点设在广西，但将诗会推向交锋状态的主导者，却是三位福建籍文学评论家，他们分别是来自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的张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谢冕和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孙绍振。
起初，这次会议并无波澜，但在会议临结束阶段，谢冕、孙绍振为“古怪诗”辩护的发言把整个会场炸开了。
而作为会议组织者和主持人，张炯对“古怪诗”“不笼统反对也不一味赞成”，是个“中间派”，但谢、孙的发言让他在原本显得过于沉闷的会议中看到了亮点，于是临时延长了会议的议程，让辩论充分展开。
这次诗会不仅在会议内部产生了激烈争论，而且在会外造成了持续的思潮震荡。会议结束后，《光明日报》约请与会专家撰文阐述自己的观点，但只有谢冕交了文章。《在新的崛起面前》由此产生，并引发了广泛的文艺大争鸣。紧随其后，《诗刊》又相继刊发了谢冕的《失去平静之后》和孙绍振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论争进一步扩大化。
如果说，谢冕的主旨是告诫人们沉住气，保持宽容，勇于接受挑战，并且历数文学史上成功的变革，那么，孙绍振力图阐发的是新诗背后的美学原则——“与其说是新人的崛起，不如说是一种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异于颂歌与战歌的传统，新诗追求的是“生活溶解在心灵中的秘密”。在孙绍振看来，这种美学原则的深刻根源是人的价值标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1980年代初乍暖还寒的政治气候中，谢、孙二人为“朦胧诗”辩护的批评立场掀起了接连不断的话语狂潮。
在当时，这些观点惊世骇俗，以至于谢冕、孙绍振不得不承受学术之外的巨大压力。
他们遭到狂风暴雨式的“围剿”，同时却也开启了一个划时代的新诗潮。
谢冕的《在新的崛起面前》，孙绍振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以及徐敬亚的《崛起的诗群》，成为在整个论争过程中沉淀下来的三篇最重要的历史文献，当代文学史将其并称为“三崛起”，而谢、孙、徐三人也被公认为“朦胧诗”的三大理论台柱。在这三人中，“闽派批评”三居其二。
时至今日，“朦胧诗”已经得到了文学史的认可，谢冕、孙绍振的“崛起”之说酿成了新的理论话题。王光明、陈仲义等闽籍批评家之所以能够对于新诗进行卓有成效的后续研究，他们的开疆拓土功不可没。
其实在新诗潮“崛起”的前期，福建本土已成为话语风暴中心之一。“朦胧诗”中坚之一的舒婷居于闽地，她的诗作被视为尖锐的挑战。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诗风？
1980年代初，《福建文艺》发表了舒婷的作品，并率先对其展开连续讨论。虽然批判者有之，但以魏世英、孙绍振等为代表的一批福建文艺评论家力挺舒婷，甚至占了上风。孙绍振为此还写了长达一万多字的《恢复新诗的根本艺术传统》一文，刊发在《福建文艺》1980年4月刊上。 这些讨论要比“南宁诗会”更早一些，由此不难看出，谢冕、孙绍振等人在“南宁诗会”上力挺“古怪诗”，并非一时心血来潮，而是在表达一种已经被自己的内心肯定了的精神立场。
“朦胧诗”论争是1980年代以来中国新诗潮的一个标志性起点。以“朦胧诗”为开端的新诗潮的合法性问题，实际上涉及如何处理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两种精神资源的问题。后来谢冕在一篇文章中总结道，新诗潮的发生，实则是对“五四”新文学启蒙主义传统的一次复兴。
正是在这种广阔的精神视野中，福建的文论家不仅推动了文学新思潮的发生，而且也让自己获得某种理论自觉，为“闽派批评”的崛起找到了精神制高点。“朦胧诗”思潮之后，谢冕力主“二十世纪文学”的整体性研究思路，孙绍振提出“真、善、美三维错位”的文艺美学理论，均与他们在“朦胧诗”论争中秉持的精神立场有着某种关联。
文学也讲起了“方法”
“朦胧诗”争论之后，众多闽籍批评家共同卷入的另一个理论事件是“文学批评方法论”的论争。
由于解放的叙事纵深扩展，思维方式的改变是迟早的事情。20世纪80年代，文学批评再度走到了前面。如何解读文学？是不是仅有社会历史批评的唯一视角？各种零星的尝试和实验之后，理论的总结势在必行——“全国文学评
论方法论讨论会”于1986年的春天在厦门召开。
当时，符号学、精神分析学或者接受美学等诸多西方批评学派尚未登陆，打动批评界的毋宁是以自然为范本的科学主义。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被奉为时髦，不少文学研究论文以列举图表、数据与数学公式来标榜科学精神。
厦门会议的论辩之中，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林兴宅抛出了一个大胆的命题：“诗与数学的统一”。
不过，过度的科学主义引起了另一些闽籍批评家的非议。在他们看来，科学方法仅仅提供各种描述真实的视角。如果无法确认文学批评力图阐述何种价值观念，批评家又怎么知道选择哪一种描述视角？因此，没有理由用貌似客观精确的科学话语覆盖人文情怀。
1985年因而被当代文学批评史称为“方法年”。“闽派批评”无疑在这个“方法年”中再次扮演了先锋角色。
值得注意的是，全国层面的文学批评观念的分歧，在这次会议中也被转化为“闽派批评”的内部交锋，例如，具有论辩雄风的孙绍振就在会上直言不能盲目跟从刘再复、林兴宅等闽籍文论家提出的“新方法”。
这种被内化的观念冲突，是“闽派批评”对正在发生变化的外部世界的敏感反应，也是“闽派批评”保持着内部张力和活力的一种话语形态。与此同时，一批年轻“黑马”在此闯入全国文论界的视野，他们包括陈思和、许子东，以及闽籍的南帆、朱大可、王光明等等。
几乎与文学批评方法论的讨论同时，以刘再复为代表的“闽派”批评家发动了一次“文学主体性”大论战，进一步将“闽派批评”推向全国制高点。“这个大论战也是我们文艺思想解放的一个大的烽火台。”孙绍振说。
“闽派批评”最大规模的一次集结
同样是在1986年，《当代文艺探索》于1月在福州出版创刊号。尽管这个刊物仅仅存在三年多的时间，但是，京、沪、闽三地众多闽籍批评家担任这个刊物的编委，刊物发表了“闽派批评”的许多重要论文。
这本杂志一诞生，便亮出了“闽派批评”的旗帜：其编委除了来自本省的许怀中、魏世英、孙绍振、刘登翰、林兴宅、杨健民、王光明、南帆等等，还囊括了在外省工作的大部分闽籍著名评论家，他们包括来自北京的张炯、谢冕、刘再复、何振邦、曾镇南、陈剑雨和陈骏涛，以及来自上海的潘旭澜和李子云。
这是“闽派批评”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集结，在此后近三十年，亦不曾重现过如此整齐、壮观的阵容。来自省内外的这些编委多数是中年以上的文学理论批评家，在各自领域已建树颇丰，因此他们的号召力自不待言。
这本杂志的另一个亮点是，一批刚崭露头角的青年评
论家也靡集在这面旗帜之下，构成最具活力的作者群和编务人员群体。他们是“闽派批评”的新生代，包括王光明、南帆、朱大可、陈晓明、林建法、张陵等等。其中不乏快速成长者，以此为出发点，在1980年代成名，或在1990年代成为中国文论界的中坚力量。
不枉过去，不薄未来，这是《当代文艺探索》在塑造“闽派批评”内部传统的过程中作出的良好示范。围绕在这本杂志的“闽派”文论家，虽然在写作风格和精神立场上各不相同，但多数是1980年代以来的文学新思潮的积极推动者，因此，求同存异是《当代文艺探索》的基本姿态，也是这本杂志能够在较短时间内推动“闽派批评”吹响“集结号”的一个重要因素。
整个20世纪80年代，文学新思潮虽异彩纷呈，但普遍共享着某种核心诉求：文学的独立自主。只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这种诉求更多地转化为一种自觉的理论探索意识。
“闽派批评”在这段探索性思潮中，也迎来了它的理论自觉时代。
后学兴起，老骥伏枥
20世纪90年代大部分时期，虽然文学正在退出社会的中心地带，也逐步失去了社会轰动效应，但在文艺界内部，有几次论辩性思潮还是相当重要的。它们包括：对198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先锋文学的批判与辩护，对1980年代后期中国文学进入一个新时期（即所谓“后新时期”）的判断与争辩，对“现实主义冲击波”的讨论，对后现代思潮现象的争论，以及“人文精神大讨论”等等。
“闽派批评”似乎从未缺席每一场重要的论辩，而且再一次成为新思潮的引领者和推动者。
1990年代以后，福建在当代中国文化版图中的突出位置逐渐消失。多少是出于这一点考虑，曾提出“临界状态”“后现代”“后新时期”等概念，并断言“1980年代后期中国文化貌似热闹繁荣，实则已进入一个衰败期”的陈晓明，感到了地域的局限，选择到北京开拓自己的话语阵地。
1990年代末王光明离开福建，也到了北京，情形大致相同。 但是在福建本土，南帆却创造了一种完全不同于陈晓明的现象。他始终偏安东南一隅，却代表着本土的“闽派批评”，在1990年代的全国文论界中占领着一处话语高地。
同时，一些闽籍批评家虽然年事已高，但仍然密切注视着文坛的动向，不时发表真知灼见。
更多的批评家精思不辍，开拓不已：谢冕对于诗歌一
往情深，他的主要工作始终聚焦于诗歌领域;王光明、陈仲义与谢冕相近，诗歌的信徒是他们从未放弃的身份;相对地说，孙绍振的学术战线辗转不定，他曾经涉入普遍的美学问题，继而转向了微观的文学写作、经典文本分析和中学语文教育;刘再复移居海外多年，置身于另一种文化环境沉思中国文化传统的种种重大课题。
如果言及闽籍批评家转身幅度之大，刘登翰或许是一个特殊的例证。他于上世纪90年代逐渐转向了海外华文研究，不仅成绩斐然，而且形成了学术梯队，其中佼佼者如刘小新、朱立立。
1990年代之后，“文化研究”的学术背景将性别研究推向前台，闽籍批评家林丹娅积极介入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至于陈晓明、朱大可、谢有顺俱已卓尔成家，他们广泛涉及当代文学及当代文化的各种问题，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由于学院造就的良好学术环境，许多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80年代的闽籍批评家迅速地成熟……相对闽籍批评家们20多年的工作状况，这些描述无疑挂一漏万。
“闽人好论”，要机遇更要实力
为什么闽籍批评家如此之多——如此旺盛的理论兴趣是否具有地域性的文化渊源？
朱熹、李贽、严复不仅是闽籍著名的思想家，同时，他们的文学观点与哲学思想、政治理念相互呼应。
闽地的历史上还出现了一些文学批评家，他们在诗论方面尤有建树，譬如严羽、魏庆之、刘克庄等等。严羽的《沧浪诗话》最负盛名，“以禅喻诗”之说在诗歌批评史上影响久远。至于辜鸿铭、林纾、林语堂、郑振铎均为文化大师，他们分别具有独到的文学理解、文学实践与文学评判。
历史上的闽籍思想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思想资源，以至于坊间有“闽人好论”的戏言。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无法考证，20世纪80年代集体崛起的闽籍批评家具体地受惠于哪些思想线索。
福建老作家许怀中认为，“闽派批评”不是一个单纯的省际概念，闽籍评论家的文艺观也各有差异，但开放性是一致的。地域性的文化渊源无非是一个遥远的背景，“闽派批评”的浮现更多地取决于特殊的历史机遇。
“闽派”批评家之所以引起注意，首先是因为历史的机缘。“闽派批评”赶上了中国一个非常重要的时代。当时整个国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很多旧的观念被打破。
而我们的“闽派”批评家们，像谢冕、张炯、孙绍振等，他们的壮年时期正好与这个时代相遇，知识的积累、思想的形成、创新的热情与“拨乱反正”的历史要求一拍即合，可谓是干柴烈火。
所谓“闽派批评”，不是闽地一地的声音，而是在外的闽籍批评家与本地批评家你呼我应的声音。
王光明在《与时代互动的知识分子》中写过：“福建也是一块神奇的土地，被屏风一样的武夷山隔开与保护，蝴蝶一样的版图，山和海奇妙的结缘。那蜿蜒曲折的河流和跌宕起伏的道路，除给人灵性与性情的滋润外，也在不知不觉间塑造着人的坚韧;而那目光不能穷尽的大海，又让它的子民回避了山地的狭隘，保持着生命的热情与浪漫。那些被山风海潮塑造的性格，显然更认同性情而不是事功，出的多是广义的诗人而非治国平天下的人才。”
说边缘有边缘的可能和意义，与安居一隅、与世隔绝毫不相干。相反，近代以来闽文化的特点和能够在全国产生影响，恰恰在于能够高瞻远瞩，领风气之先并与中心产生良好的互动。1980年代“闽派批评”的崛起就是边缘与中心互动的见证。
“闽派批评”不仅是福建场域出现的批评现象，它跟众多在京的福建籍批评家有关。
“朦胧诗”论争与舒婷诗的讨论、文学研究新方法的实验与讨论、主体性问题的论争，“闽派批评”在这三场大戏中出尽风头，哪个场次的演出不是边缘与中心遥相呼应？
因为边缘和中心有这样一种互动，福建的批评可以在与主流的互动中得到启发，而中心也可以从具体的个案里面得到动力。
当然，人不能两次踏进一条河流，现在交通条件和传播方式已经发生很大变化，许多地缘性的因素正在消失，边缘与中心对话已经呈现出新的方式和新的可能。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白烨曾说过，“闽派”批评家与其他批评家很不相同的一点，是福建出的批评家比较重视理论，有比较好的理论素养。重视理论和方法，文学批评才会有背景、有实力、有见解、有锐气。
王蒙曾在一篇文章中说，中国文论界由“京派”“海派”和“闽派”三分天下。就三地文论风格，按照林兴宅的概说：“京派批评”典雅正统，“海派批评”灵动多变，而地处边缘的福建并非文化中心，如果没有创新，不能独树一帜，则很难产生全国性影响。因此，他认为：文艺理论的真正价值是要为时代、为人民提供新的思想资源，社会多元化固然有可能使得文艺批评面临边缘化的尴尬，但只要作品能提供新的思想资源，就一定会被历史记住。
要怎么衡量“朦胧诗”对当时中国社会的影响？谢冕曾用“一个凝固的板块里打开了一个裂纹，光亮喷射而出”这句话来比喻。谢有顺因“关心文学的灵魂叙事对生存意义的揭示”而晋身为国内70后新锐批评人物，他说谢冕的文字充满了“激情与优美”，“这些前辈的文章具有勇于承担压力的思想锋芒，也具有叙述之美的典范意义”。
谢有顺认为，能具体分析一部小说一首诗歌好在哪里是很不容易的，而“闽派批评”提供了非常具有原创性、可操作性的艺术解释方法。这几点的统一构成了文学批评最重要的基石，也是“闽派批评”之所以辉煌的源流。
在杂然并存、共识稀缺的当下，李敬泽说：“我们需要充分的讨论和争辩，这不是为了制造撕裂与废墟，而是为了帮助社会和读者找到最大公约数，找到展开建设和创造的新起点。”因此，他认为“闽派批评”是福建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化自信”的一种体现。
然而，“闽派批评”虽已形成传统不断、代有人出的良好局面，但在进入新世纪以后也面临一些棘手问题，例如新人大有人在，但过于分散，缺乏必要的交流和互动机制，难以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形成话语集聚效应;网络文学等大众文化兴起，传统文学面临挑战……
“闽派批评”能否在新的形势下直面新的问题，给出新的答案？让我们拭目以待。
（本刊综合整理，部分内容摘自曾念长《“闽派批评”与新时期以来的文学思潮》、南帆《论“闽派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