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许多地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都是一个人见人恨的机构。按照这些人的说法，IMF对穷人、妇女、经济稳定和环境不利。因获得诺贝尔奖而拥有巨大影响力的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指责IMF引起并恶化了人们本指望它解决的经济危机。据说IMF这样做，是为了拯救资本家和银行家而不是普通群众。尽管这并非事实，但这一观点确实给IMF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也制约了IMF做好事的能力。
　　首先，我们来看看世界是如何应对叙利亚等国家的难民危机和金融危机的。顾名思义，“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委员”是个人而非机构，他领导一个“办公室”，而非完善的组织。这一弱点迫使德国总理默克尔威逼其欧盟伙伴采取更加团结的措施，应对寻求庇护者的持续涌入。
　　相反，防止和解决金融危机的体系是以一个完善的机构为基础的，这个机构就是IMF。它也许并不完美，但是，与难民、人权或环境等领域相比，它已经领先了好几光年。
　　很容易误解IMF是干什么的。它的大部分努力是为了防止危机。富兰克林·罗斯福在IMF和世界银行宣布成立的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上说，“经济病很容易传染。因此，每个国家的经济健康都应该得到其远近邻邦的恰当的关注。”
　　正因如此，当时与会的44国以及如今加入IMF的188国都同意要“就影响彼此的国际货币变化进行磋商和取得一致……并且各国应该互相帮助以克服短期汇兑困难。”在操作层面，这一点被写入了所谓的“第四条磋商”。IMF与成员国政府之间的正式政策讨论都被记录在案，由IMF理事会（代表所有188国政府）审核并在线发布，供所有人浏览。这是解决其他问题的组织都应该效仿的集体监督和透明度标准。
　　IMF一直是开发各国可用于测量、评估和改善当前宏观经济状况的工具的重镇，包括财政和货币政策以及金融和物价稳定。IMF帮助各国寻找更好的方法实施所有这些领域的措施，并试图从许多国家的经验中认识广泛的教训，提供对各国可能有用的选择。
　　通过对话、研究、建议、技术支持和培训，IMF帮助构建了一个全球实践社群。如今，当央行行长或财政部长比当卫生部长或司法部长要容易得多。这不是因为他们面临的挑战更小，而是因为以IMF为首的国际实践界提供了其他领域所没有的支持水平。
　　IMF最有争议的活动发生在对危机的管理和解决期间。各国在陷入麻烦、失去或害怕失去在国际市场上借贷的能力时就会要求IMF给予金融援助。IMF能够动员数千亿成员国资金，为借款国赢得时间，重新自力更生。其所拥有的资源比国际社会在其他问题上所能动员的总和还要多得多，因为它的钱是贷出去的，并假设可以获得偿付。
　　作为金融支持的交换，IMF通常要求各国解决失衡问题，这样它们不仅能够偿还IMF贷款，对其自身也有好处——它们可以重新获得信誉，从而得以进入资本市场。
　　诚然，IMF难免会犯错，这部分是因为它必须解决的问题和状况总是在变化，因此它永远不知道现有思维是否足以应对新挑战。但IMF足够开放，它能够也必须对其批评做出反应。
　　现在我们来看看替代方案。没有IMF的世界看上去就像今天的委内瑞拉。查韦斯是IMF批评者的最爱，斯蒂格利茨就是如此，具体可参见他2004年对“第四条磋商”的质疑。结果，委内瑞拉无法获得它有义务通过IMF与世界共享的基本经济信息。这一断层阻止了国际社会在委内瑞拉采取真正不负责任政策时的声音。
　　2012年，委内瑞拉花钱之大方好像油价仍在每桶197美元，而非107美元。此后，随着石油价格的崩盘，委内瑞拉经济也陷入了混乱：GDP以创纪录的速度缩水，通货膨胀率超过200%，货币价值暴跌超过90%，各种短缺层出不穷。
　　悲剧的是，大部分委内瑞拉人以及其他国家的许多公民认为，IMF做的坏事比好事多。结果，他们在经济危机期间回避国际社会能够提供的缓解痛苦、加快复苏的大量资源和智慧。这给他们带来了更大的痛苦，而IMF的批评者是不会承认这一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