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之琳写过一首小诗：
　　 睡车，你载了一百个睡眠;
　　 你同时还载了三十个失眠——
　　 我就是一个，我开着眼睛。
　　 撇下了身体的三个同厢客，
　　 你们飞去了什么地方？
　　 喂，你杭州？你上海？你天津？
　　 我仿佛脱下了旅衣的老江湖
　　 此刻在这里做了店小二。
　　 这是他1937年4月写的，诗人躺在“睡车”上，夜不能寐，思绪万千。
　　 八十多年过去了，我们对诗人所描述的乘车体验却毫不陌生，敢问谁没有在夜行的火车里经历过几次失眠呢？
　　 1.用生命买票
　　 春运期间购票困难是众所周知的。殊不知，这种困难比之民国时期仅仅是小巫见大巫。
　　 虽然客流量无法与今日相比，但由于国人不排队、售票时间短、售票窗口少等原因，购得一张火车票极为困难，不仅要有财力，恐怕也要有充沛的体力才行。
　　 在民国买火车票的场景一般是这样的：
　　 低矮的售票窗口，售票口外围着一道木栅栏。栅栏外是焦急等待的旅客，一个个伸长着脖子盯着那个小孔。突然，小孔打开了，售票时间到了，大伙一拥而上，你推我挤，争着把钱往孔里塞，乱作一团。
　　 梁实秋便戏称自己是用生命在购票，“买票的时候，气力稍微虚弱一点的人，就许有性命之虞”。
　　 郁达夫则挑选了人少的窗口买票，正自鸣得意，结果发现居然错将三等票买成二等票，报销了旅途中的食宿费用，后悔不迭。
　　 2.占座为王
　　 叶圣陶在《记佩弦来沪》中记载了一件趣事。
　　 朱自清与众好友在火车站留恋不舍，依依惜别。这时，不知道谁说了一句“早点去占个座位吧”，朱自清听罢，“转身径去，头也不回”。
　　 让儒雅风度的朱自清头也不回的原因便是民国火车不对号入座，火车票票面上只有站点、票价和车厢等级等信息，没有座位号，旅客们只有自己上车找座。
　　 有人描述上车抢座的情形：“当你三次（指买票、检票、上车）从争先恐后的人群中杀出一条血路之后，一面喘着气，一面像老鹰抓小鸡一样目光炯炯地寻找车上的空位;看见那边有空，赶紧一屁股坐下。”
　　 这种先到先得的制度导致乘车秩序极为混乱，为了抢占到座位，旅客们争先恐后，你推我撞，苦不堪言。
　　 想来，像朱自清这样的文人在这种体力比拼中怕是没有半点胜算吧。
　　 3.挤到爆炸
　　 即使你渡过重重难关抢到座位，也不意味着你能开启一趟舒适的旅程，除非你能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告别三等车。民国时期，不同等级车厢票价差距悬殊，舒适度也是天壤之别。
　　 从票价来说，民国后期主要实行一二三制度为主，即头等车票价是三等车的三倍，二等车是三等车的两倍，头、二等车一般附带卧铺，买卧铺还要另外花钱。
　　 因此，买头、二等车是一种奢侈的享受，大部分知识分子、学生、务工人员只能乘坐三等车。
　　 从舒适度来说，头等车最舒服，设备华丽，座位宽大，还铺有地毯，化妆室、卫生间等一应俱全。二等车装饰设备略逊于头等车，但也是软垫椅，座位较为宽敞。三等车设备最简陋，车座是硬板，而且极为逼仄。到了晚上，灯暗、人多，没法看书报，也没法睡觉。对于民国人来说，晚上坐三等车简直就是旅行地狱。
　　 张恨水的小说《平沪通车》曾经对这三种车的舒适度进行过形象的描写：
　　 深夜的火车里，乘客都被摇晃着进入了梦乡，但是这梦的甜苦也分三等。头等卧车里有的单人睡着，有的成双睡着，热气管升到三十八九度，高过人的体温。睡榻上的弹簧软绵绵的，人躺在上面像驾着云一样。二等卧车里温度和头等一样，只是睡铺要窄小，弹簧也不大软，人只是睡觉，不像驾云。至于三等车里根本无所谓卧室，白天是坐在那椅子上，到晚上依然是坐在椅子上。
　　 對比之下，程瞻庐对三等车厢的描述就显得更加夸张和恐怖了：
　　 拥挤！拥挤！三等车变成五层楼了！最高一层的搭客，兵士居多，踞坐车顶;其次，高卧两旁搁板上，放行李杂物的搁板;其次，坐椅靠上，三等车间之靠背;其次，坐椅上;最下一层，坐地板上。
　　 因为拥挤的缘故，我左脚上的袜带脱了，使一个金鸡独立势，提起左脚，把袜带搭好了，然后踏下，却已失去了原有的立足地;原来我左脚的地盘已被他人占去了。踏在那儿，是人家的脚背;踏在这儿，又是人家的脚背。我懊悔爷娘给我多生了一只脚，以致没有摆处……
　　 4.脏到极致
　　 民国时期火车上的卫生总体来说并不理想，翻开时人的文章，在这方面吐槽的非常多。有人写过一首打油诗来描述民国三等车的卫生情况：
　　 痰在地上笑，
　　 残烟卷蚂蚱跳，
　　 一阵咳一阵叫。
　　 风伴着煤屑吹来，
　　 闯进鼻似酸醋，
　　 塞闷像在棺材。
　　 民国运行的机车大都是蒸汽机车，烧煤是必不可少的。煤炭为火车提供了动力，也衍生出了恼人的副产品——煤灰。在民国坐趟火车，经常会弄得满身煤灰，口鼻全黑。
　　 巴金的散文《三等车中》写自己坐火车时“对面一位乘客整夜开窗，风就对着我吹，煤灰堆满了我的脸”。
　　 除了煤灰，火车上的臭虫和老鼠也屡见不鲜。1934年，铁路当局对“沪平通车”餐车进行了一次卫生大消毒，在一节餐车里消灭的老鼠竟达25只之多。“沪平通车”已经是民国时期的模范列车，还有如此之多的老鼠，其他列车的卫生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
　　 如果说以上卫生问题都在可以忍受的范围之内，那么厕所一定是最让人崩溃的存在。
　　 民国时期大部分火车都有厕所。头、二等车厢的乘客可以使用抽水马桶，厕所里纸巾、毛巾、肥皂齐备，且有人及时清扫。
　　 在民国，能使用抽水马桶的都是高等人士，社会称他们为“抽水马桶阶级”，车厢也印证了他们的身份。
　　 而便宜的三等车厢厕所则极为简陋，“大都系在板上挖一圆洞，遗粪常沾其边缘，秽气外溢”，更有甚者，则是“便溺满地，殊碍卫生”。
　　 5.火车便当
　　 民国火车动辄运行几天几夜，因此“火车上吃什么”就显得十分重要。
　　 民国火车也有餐车，食品大都是西餐，如三文鱼、沙丁鱼、牛扒、猪排、咖喱鸡饭、番茄鸡丝饭等等;酒水也是西式的，如威土忌、白兰地、啤酒、苏打水、柠檬汁等。有的车上，连菜单都是纯英文的。
　　 1933年，铁道部意识到了西餐在中国“水土不服”，进行整改，中餐才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民国火车里。
　　 但是，对于三等车乘客来说，餐车里提供西餐或中餐跟他们关系都不大。民国铁路有规定，三等车乘客不能进餐车，而且餐车里的饭价钱昂贵，就算能去他们也大都吃不起。三等车乘客的火车食物大多是自带干粮，或者向沿途各站小贩买。
　　 早期的火车站月台没有栅栏，小贩可以自由进入月台兜售食品。
　　 周作人回忆自己1906年坐火车：
　　 在车窗口买到许多东西乱吃，如一个铜子一只大鸭梨，十五个铜子一只烧鸡之类。后来在什么站买到兔肉，同学有人说这实在是猫，大家便觉得恶心不能再吃，都摔到窗外去了。
　　 与周作人相比，冰心的描述则要温馨一些，她的《平绥铁路行记》记录了一次美食之旅：
　　 十六日午后过宣化，买葡萄一筐，过沙城又买青梅酒一瓶，过南口又买白桃一篓。
　　 回到家后，献酒分果，老少欢腾。看家人捧着塞外名产欢喜传观之状，心中只仿佛的如做了一场好梦！
　　 没有什么能比呼啸的火车，赐予我们一个更为实在的现代。
　　 转眼已经过去近百年，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如今的火车不论是售票方式、车票价格、座位舒适度以及餐饮都比民国时期进步了不少。
　　 但这过年回家不得不挤火车的宿命，似乎还是没多大差别。